论魏晋诗歌中的“比目鱼”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目鱼论文,魏晋论文,意象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4)03-0086-06 魏晋诗人郭遐周《赠嵇康诗》开篇四句云:“离别自古有,人非比目鱼。君子不怀土。岂更得安居。”①其中“比目鱼”这一意象尤为特别。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发现在唐代以前的诗歌中,涉及“比目鱼”意象的仅有五首,皆出现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时期。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首次将“意象”两字合为一词用于中国古典诗歌文学批评。②闻一多先生撰文《说鱼》,以隐语的形式开起了意象研究的先河。闻一多在文中探讨了《诗经》中“鱼”这一隐语的意义,指出先秦两汉以来的文学作品中,“鱼”形象都有象征生殖繁衍与家庭爱情的含义。③这是先秦诗歌起兴的表现手法中的典型意象,而“比目鱼”这一形象在魏晋时期的诗歌创作中独具特色。 一、诗经中的“鱼”、“鸟”意象研究 据孙作云考证,《诗经》共305篇,记载的动物共109种,其中有鸟类35种、鱼类15种。④鱼和鸟种类丰富的意象在《诗经》中的广泛出现,与当时以渔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鱼与鸟都属于渔猎生产中的重要劳动对象。 闻一多在《说鱼》中指出“鱼”为隐语。“隐”是远古文学描写中的一种手段,是借另一量多的事物作为隐藏工具,将量少的被隐藏的事物更加凸出。“隐”在“六经”中,相当于《周易》的“象”和《诗经》的“兴”。预言需要有神秘性,而《诗经》尤其是《诗经·国风》是讽刺社会政治的讽喻诗,需要伪装形象,所以“象”与“兴”都是隐语。隐语的使用不仅可以激发诗歌创作的魅力,而且有其广泛的社会公用,两者是一回事,即后世批评家将《诗经》中的“兴”称为“兴象”,而“兴象”在西方与意象、象征是同类的东西。闻一多也指出在《诗经》创作的时代,种族繁衍是被重视的,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动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意为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对方为“鱼”,那就等于承认互为佳偶。⑤由此足见《诗经》的作品创作与《周易》的卦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闻一多也曾指出,“鱼”是匹偶的隐语,打鱼和钓鱼是求偶的隐语。在他探讨打鱼的隐语时,可以发现“鱼”与“鸟”两个意象是同时存在的,如《邶风·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 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又如《豳风·九罭》: 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於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於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 据《毛诗序》可知“鱼”喻太子,“鸿”喻公,“鸿”与“公”谐声,“鸿”为双关语。这两首诗歌都为美刺类型的政治讽喻诗歌,前者讽喻卫宣公强抢太子之妇,后者赞扬周公的功德。可以看出《诗经》中“鱼”与“鸟”的意象经常是以“鱼鸟对举”的形式出现,最初是比喻美好爱情的求偶之意,但也具有政治美刺的寓意。闻一多指出在当时的观念中,君臣关系对应夫妻关系。所以象征两性的隐语,扩大而象征君臣,刘备得到诸葛亮,自称“如鱼得水”便是鲜明的例子。⑥ 之后,孙作云的《〈诗经〉恋歌发微》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鱼”意象的隐语内涵。他指出:“因为古代男女在春天聚会、在水边祓禊唱歌,即景生情,因物见志,所以在诗中往往用钓鱼来象征求爱、食鱼来象征娶妻,于是鱼成为一种专门性的隐语。”⑦在探讨《豳风·九罭》一诗中,他进一步指出“鸿”是下水捕鱼的鱼鸟,但是它在诗中却只在路上飞,更显其求偶之意。⑧他还提出:“一种风俗、典礼成为诗歌中专门用于探讨恋爱、结婚的套词,可见这种民俗的广播与源远流长。”⑨足见,无论是在文学批评和民俗研究中,“鱼”意象与恋爱结婚的母题都有密切的关系。 赵沛霖在《兴的源起:历史沉淀与诗歌艺术》一书中对《诗经》中的意象进行分类,以鸟、鱼、虚拟动物和树木四大类研究意象的生成原因。他指出:“上古诗歌中,用以起兴的物象多种多样,但能充当原始兴象的物象都是那些基源物象,如某些动物、植物和那些具有神话意义的物象。《诗经》中,凡是以鸟类为‘他物’起兴的其‘所咏之词’多为怀念祖先和父母;以鱼类为‘他物’起兴的其‘所咏之词’多为爱情和婚姻。以虚拟动物为‘他物’起兴的其‘所咏之词’多具有原始宗教内涵,需要单独研究。”⑩而他在分析“鱼”意象的发生学原因时指出,由于历史时代、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婚姻中生殖繁衍的目的越来越淡泊,使得“鱼”意象的原生含义逐渐消失,但是这一形象完成了艺术独立形式的演化,其喜庆快乐的爱情内涵得以凸出。(11) 二、先秦两汉文献中“鱼鸟对举”意象的塑造 在《诗经》中出现“鱼鸟对举”意象的诗歌还有《小雅·鹤鸣》、《小雅·四月》、《大雅·旱麓》和《大雅·灵台》四篇,其中所涉诗句有: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小雅·鹤鸣》)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小雅·四月》)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大雅·旱麓》)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大雅·灵台》) 在《小雅·鹤鸣》、《小雅·四月》和《大雅·旱麓》中,均反映出“鱼潜于渊”的意象。而《中庸》对《大雅·旱麓》的“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一句有所阐释: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哉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东汉经学家郑玄对这段内容笺注时指出:“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12)由此说明圣人深邃的德性的表现形式即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以君子之道,来源于夫妇之道,并由此拓展到君臣之道乃至圣人王者之道等意象之中。 据前人研究所知,“鱼”意象的内在含义与《周易》中的卦象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周易》卦象爻位的释义中,王者一般属于“九五之尊”,王者居第五爻而处“尊位”,居第六爻而物极必反,君子若仍想保有王者之德,需要幽隐至尊位,王者之德才得以展现。傅道彬认为,对中国文化而言,“《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对原型最古老的理论概括。兴象系统那些富于联系、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而“兴象正是依据简洁的形式概括最丰富生动的上古人类文化史”。(13)因此“鱼鸟对举”这一组意象,是先秦文献中用文学艺术手法在政治哲学层面彰显君王之德的一种表达。 与《中庸》同时期的哲学著作《庄子》中,对“鱼鸟对举”也有多处诠释,如: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逍遥游》) 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 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庄子·大宗师》) 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庄子·庚桑楚》)(14) 《庄子·齐物论》中所言及的“鱼深入”、“鸟高飞”和“鹿决骤”与《大雅·灵台》中的“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均是对鱼、鸟、鹿三者意象同时出现的例证。在《庄子·庚桑楚》中,庄子也指出虽然鸟不厌高,鱼不厌深,但是要保全其身,全而生形,需要君子藏身,鱼、鸟又作为仁义之端,可以见得其思想境界。虽然庄子的思想属于道家崇尚自由无为的思想体系,但无论是《庄子》还是代表儒家思想的《中庸》都表达了“鱼鸟对举”意象在政治思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哲学意味,只是不同的哲学流派从不同层面彰显出君子之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庄子·逍遥游》中,庄子认为:“北冥有鱼,其名为鲍。鲍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说明“鱼”与“鸟”可以相互转化,张开巨大翅膀的鹏可谓是鸟的最高层次的表现。而在《吕氏春秋》中发现这种“鱼”、“鸟”相和的转化含义,如《吕氏春秋·遇合篇》:“七曰: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15)在《尔雅》中有对比目鱼和比翼鸟的详细解释: 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岠虚比,为邛邛岠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蹷;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16) 《尔雅》中把“比目鱼”、“比翼鸟”、“比肩兽”和“比肩民”并列为中国四方的最庞大奇异之物,其中比翼鸟与《庄子》中的大鹏相似,也是有着很大翅膀的鸟类。据《吕氏春秋》解释,比目鱼与比翼鸟是相伴而行的、相互结合的,这一点即出自《诗经》以来“鱼鸟对举”意象的共性。《尔雅》中“比目鱼,不比不行,比翼鸟,不比不飞”的含义彰显了“比翼鸟”与“比目鱼”二者对举之中男女双方美好爱情永不分离的基本含义。众所周知,“比目鱼”、“比翼鸟”、“比肩兽”和“比肩民”四者之中,只有比目鱼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而其余三者都是古人虚拟的意象,具有深层次的原始图腾崇拜的意味。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比目鱼”意象有进一步的解释,《史记·封禅书》载: 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注引《集解》韦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鲽。”《索隐》鲽音答。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细鳞,紫黑色,只一眼,两片合乃得行,今江东呼为王余,亦曰版鱼。”(17) 又据《史记·司马相如传》中的《上林赋》载: “鰅鳙鰬魠,禺禺鱋魶。”注引《集解》徐广曰:“禺禺,鱼牛也。鱋,一作‘魼’,音榻。魶音纳,一作‘鳎’。”骃案:《汉书音义》曰“魼,比目鱼也。魶,鳀鱼”。(18) 因为“鱼鸟对举”的意象本身就有君臣之道的寓意,在齐桓公举行政治祭祀的过程中,比目鱼与比翼鸟同时作为封禅过程中的图腾神兽被齐桓公所召唤,即鱼鸟中的“圣人”比目鱼和比翼鸟都能感受到齐桓公的征召,其他的动物至少有一半归于齐桓公的王者之德的保护之下。虽然文中比翼鸟所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原因暂不得而知,但是郭璞也指出:“比目鱼”又叫“版鱼”,今江东呼为“王余”,左思的《吴都赋》中载:“双则比目,片则王余。”(19)虽然古人对比目鱼的行动方式有所误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比目鱼”和“比翼鸟”用来比喻圣人级别的人才隐语模式得以确立。 在东汉时期的文献记载中,“比目鱼”意象也有所拓展。如班超的《两都赋》载: 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鹇,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20) 上文又是一组“鱼鸟对举”的排比对举。“双鹄”是两只鸟,在古人眼中比目鱼也必须是两条鱼同时出现才能行进,因此是两两相对。又如《后汉书·边让传》载: 于是音气发于丝竹兮,飞响轶于云中。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呜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21) 文中“比目”指比目鱼,“孤雌”指孤单的雌鸟。此处较《两都赋》,物象的对举更加精炼。“比目”与“孤雌”不仅是鱼鸟对举,更是“双”与“单”的对比。“孤雌鸣雄”相对“比目双跃”甚为凄凉,凸显“比目”是雌雄合体,更显比目鱼作为爱情中“永世不分离”的美好意象特征存在。又如《后汉书·孝安帝纪》: “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注引《汉官典职》曰:“作九宾乐。舍利之兽从西方来,戏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鱼,嗽水作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曼延者,兽名也。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曼延。”音以战反。(22) 《汉官典职》全称《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是东汉蔡质所书官制史籍,张衡和蔡质的说法可以作为东汉时人对比目鱼的印象,此时比目鱼以为“鱼龙”的形象而存在。自古以来,“龙”的形象都是王者至尊的代表,那么“鱼龙”的称呼与前代“鱼王”的称呼并无二致。而“舍利之兽从西方来”与齐桓公招四方神兽来朝拜的王者之德的文学表达模式大同小异。另外据《宋书·符瑞志》中载:“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由此明确指出了“比目鱼”是作为王者德行的实施的高端意象而体现。 三、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比目鱼”意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社会大动荡时期,政权的不断更迭、社会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生离死别的情景几乎天天上演。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在这个历史时期更显珍贵。据笔者目前查阅的资料发现,共有五首诗歌提及“比目鱼”这一意象,且这些诗歌皆来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 思君见巾栉,以益我劳勤。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 诚心亮不遂,搔首立悁悁。何言一不见,复会无因缘。 故如比目鱼,今隔如参辰。(徐干《室思诗》之五) 离别自古有,人非比目鱼。君子不怀土,岂更得安居。 四海皆兄弟,何患无彼姝。严穴隐传说,空谷纳白驹。 方各以类聚,物亦以群殊。所在有智贤,何忧不此如。 所贵身名存,功烈在简书。岁时易过历,日月忽其除。 勖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躯。(郭遐周《赠嵇康诗三首》之三) 我所思兮在瀛州,愿为双鹄戏中流。牵牛织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无由,愍余不遘婴殷忧。佳人贻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鱼。海广无舟怅劳劬,寄言飞龙天马驹。风起云披飞龙逝,惊波滔天马不厉,何为多念心忧世。(傅玄《拟四愁诗》之一) 我所思兮在珠崖,愿为比翼浮清池。刚柔合德配二仪,形影一绝长别离,愍余不遘情如携。佳人贻我兰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鸟。火热水深忧盈抱,申以琬琰夜光宝。卞和既没玉不察,存若流光忽电灭,何为多念独郁结。(傅玄《拟四愁诗》之二) 虎啸谷风起,龙跃景云浮。同声好相应,同气自相求。 我情与子亲,譬如影追躯。食共并根穗,饮共连理杯。 衣用双丝绢,寝共无缝裯。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 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齐彼同心鸟,譬此比目鱼。 情至断金石,胶漆未为牢。但愿长无别,合形作一躯。 生为并身物,死为同棺灰。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俦。(杨方《合欢诗五首》之一) 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南朝民歌《三洲歌》之二) 在杨方和傅玄的诗歌中,“比目鱼”与“同心鸟”对比,虽然仍旧是鱼鸟对举,但是与“比目鱼”相对的不是“比翼鸟”而变成“同心鸟”。后者主要强调的是“同心”,因为“同心”一般与“离愁”相对比,进而说明在动荡时代“比目鱼”所代表的情感聚合意象更加难能可贵。故杨方提出“齐彼同心鸟,譬此比目鱼”,运用双重比喻来加重感情,表现出对家庭团聚的向往、对中原故土的归依之情。而傅玄两首诗互相对应,以比目鱼与同心鸟并立,更是说明了无论是家庭团聚,还是完成君臣之道的尽忠本分,都反映了上层文人内心的基本诉求与情感表达。 郭遐周的《赠嵇康诗》是一首老友赠别的诗歌,“离别自古有,人非比目鱼”。郭遐周早年与嵇康一起过着隐居生活,后者因形势所迫出仕为官,这首诗是他在与嵇康告别时所作诗歌,郭遐周选取“比目鱼”意象来隐喻他对友情分离的愁怨,表达了对当年和嵇康一起隐居的怀念之情,由于嵇康是前朝曹魏的皇亲贵戚,郭遐周又不能太过直白地表达出对前朝幸福生活的思念,在此或许也有隐喻对前朝政权的效忠之意。 徐干的《室思诗》更是用“比目鱼”为意象将离愁意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何言一不见。复会无因缘。故如比目鱼,今隔如参辰”既表达情侣之间的感情,也隐喻了感叹东汉灭亡、自己与其“复会无因缘”的故国哀思之情。但他不能把这种感情过于明确地表达,故而使用“比目鱼”这一意象以友情为喻来流露出内心的感受。 另外,分析郭遐周、徐干、傅玄和杨方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可以发现以下几处共同点: 其一,考证徐干、傅玄、杨方三人的经历,发现他们对大海、河流都有着很深的感触。徐干是北海郡人,北海郡临近东海,《尔雅》中提到“东海有比目之鱼”,说明北海郡地区很容易见到比目鱼。傅玄以治水旱灾闻名的文章“五条政见”而闻名于世,说明他对江淮一带的河流湖泊有很深的了解。杨方曾被封为东安太守,东安郡位于今浙江省富阳县一带,且东安郡只是东吴和东晋曾经出现的郡,靠近吴郡。据《新唐书·地理志五》载: 苏州吴郡,雄。土贡: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布,白角簟,草席、鞋,大小香粳、柑、橘、藕、鲻皮、、、鸭胞、肚鱼、鱼子、白石脂、蛇粟。(23) 此种“”即为“版鱼”,也就是“比目鱼”,可见比目鱼在江南一带是常见物种。杨方和傅玄都有可能在人生经历中见识过比目鱼。 其二,四首诗的作者都是生活在两个朝代交替时期的上层文人。徐干为建安七子之一。郭遐周是魏末晋初的人,虽然生卒年份不详,但是作为嵇康的好友,文学修养水平自然不低。傅玄出身北地世族,生于公元217年,死于公元278年,公元263年晋魏禅让,说明了他的人生跨越了两个朝代。同时他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至今留下诗歌上百首,文赋数十首。杨方,虽然生卒不详,但是史载东晋开国功勋王导邀请他去担任东安郡的太守,他并没有应征,说明他也是两晋交替时人。另外东晋初期名士贺循谓之曰:“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国所推”(24),更能说明他的文学造诣很高。 其三,四位作者都是生活在这百余年历史进程中汉魏、魏晋、两晋三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时期,社会变乱与政权短命导致亲友之间的生离死别成为社会主题,“离愁”之思成为社会大背景下文人创作的共同母题。在大量的魏晋诗歌中均涉及“离愁之苦”。“比目鱼”这一意象正好有代表着“遇合”的本意。它既具备表达希望爱情团聚的基本含义,同时在深层中有名臣希望归顺正统政权的政治诉求之意。故而“比目鱼”这一意象不仅以“鱼鸟对举”的形态出现,而且还以“离愁哀伤”相对比的形象,独存于这些身处在朝代更迭的上层文人的诗歌作品之中。故而南朝民歌《三洲歌》中“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所表达出对家庭团聚、家国归属感的向往之情,也反应出这是当时全社会人群的共同心愿。 四、余论 “比目鱼”和“比翼鸟”最早作为一组“鱼鸟对举”的意象同时出现,但是如今只有“比翼双飞”的“比翼鸟”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得以传承下来,而“比目鱼”却几乎不被文学所使用了。笔者以为,这也是“比目鱼”与“比翼鸟”两者相融相生的一种转换。由于比目鱼在四方异气的神兽中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它属于长江下游以及东海一带的特产,在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期,运用“比目鱼”这一意象创作的诗人多在长江和东海附近生活,故而倾向于创作运用他们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比目鱼。而后随着历史演进,政权相对稳定,文化的中心也从东部、江南重新回到了中原。对于中原人而言,鸟比鱼更常见,由于“比翼鸟”或者说由它幻化出来的“同心鸟”被塑造成世人向往家庭团聚、爱情美满的象征物,会被赋予更多的内涵。而“比目鱼”虽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因为几乎无人所见而渐渐失宠了。 在后世清代戏曲作家李渔创作《笠翁十种曲》的时候,其中一曲叫作《比目鱼》(25),讲述的也是一个蕴含离愁别恨的爱情故事,“比目鱼”这一意象得以在历史舞台中再次呈现。但是李渔是江苏如皋人,如皋今属江苏南通市,正是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东海边,此地是比目鱼的聚居地。如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吴郡所管辖之地,故而李渔用这种传统的“比目鱼”意象去创作亦不足为奇。 注释: 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5页。 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3页。 ③⑤闻一多:《闻一多全集·诗经编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 ④孙作云:《诗经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⑥闻一多:《闻一多全集·诗经编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⑦⑧⑨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16、319、320页。 ⑩(11)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沉淀与诗歌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36页。 (12)朱熹集注、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6页。 (13)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批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13页。 (1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5)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22页。 (16)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17)(1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1、3017页。 (1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92页。 (20)(21)(22)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48、2643、205页。 (2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5页。 (2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92页。 (25)李渔:《李渔全集(第五卷):笠翁传奇十种(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5页。标签:比目鱼论文; 诗歌论文; 比翼鸟论文; 大雅·灵台论文; 魏晋风流论文; 文化论文; 魏晋论文; 读书论文; 尔雅论文; 小雅·鹤鸣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中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