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年至1937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外论文,民国时期论文,人士论文,中心论文,年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20余年，是中外教育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由政府和民间共同促成的一些中外教育考察活动，经历的时间有长有短、参与人员的层次有高有低，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却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世界教育改革的新潮流，传递着世界教育改革的新信息，如涓涓细流冲刷着旧的教育观念、旧的教育思想和旧的教育体制，成为推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概况
民国初年较早派员出国进行教育考察的是江苏省教育会。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全国各省区的教育会社组织中，江苏省教育会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民间教育组织之一。早在1909年春，江苏省教育会就派出上海龙门师范附属小学主持人杨保恒、教员周维城、俞子夷、胡宝书等4人赴日本考察小学教学法。杨保恒一行的赴日考察及归国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清末民初小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推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后，江苏省教育会又率先向欧美派出教育考察人员。这次的代表团由三人组成，俞子夷任团长，另外两位是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江苏籍留美学生，一位是陈容，另一位是后来作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俞子夷是1913年10月转道日本赴美的。在美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一方面充分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如饥似渴地研读杜威(John Dewey)、帕克(S.C.Parker)、麦克默里兄弟(C.A.Memurry F.W.Memurry)等人的最新教育著作，与代表团的另外两位成员陈容、郭秉文以及在该校研读教育的留美中国学生蒋梦麟、刘廷芳、吴卓生、许士昭等人讨论请教；另一方面，他到美国南北各地的小学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特别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两所附属小学下了很大功夫，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各科课程都随堂听课，研究他们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深深感到，“新教法的重点，在儿童的自发活动。”（注：董远骞、施毓英编：《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考察团原定计划是一年，1914年夏到欧洲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在伦敦及近郊参观了几所学校，就取道西伯利亚回国。这次考察虽因战事影响任务只完成了一半，但是，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特别是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国后俞子夷纠集志同道合的教育界人士，先在苏州、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开展小学教育改革试验，将他们在美考察所获得的新观念、新方法用之于实践，试行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不几年时间，全国各地到“南高附小参观人络绎不绝。杭州女师附小教师分批轮流，住在校内，作长期参观，后成惯例。”（注：董远骞、施毓英编：《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于我国教育界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以及如火如荼的各种改革实验活动的兴起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而俞子夷一行的赴美教育考察及回国后的活动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民国初年江苏省教育会欧美教育考察团的派遣，其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国内对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视和教育实验活动的蓬勃开展；更重要的是重新开启了由于政体更迭和战乱而暂时中断了的中外教育交流；而且，它把考察重点放在欧美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教育面临重新选择“效法”榜样的历史转换时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由江苏省教育会开的这个头，很快得到全国各省区、各民间教育组织社团的回应；另一方面，尽管战乱频繁、主政者屡易其人，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从总体上说，也能予以积极支持。下面是1912年至1937年期间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较重要的教育考察人员的有关情况统计。
二、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活动分析
根据上面并不完全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对1912年至1937年期间出访的教育考察人员的特点、考察内容和实际影响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表1 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举概（1912年～1937年）
资料来源：《教育公报》、《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董远赛、施毓英编：《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国立编译馆1934年。
第一，考察的国家以欧美国家为主，美国成为首选。在上述20批（次）出访人员中，有12批（次）是赴欧美各国考察，其中赴美国的有9批（次），而赴日本的仅5批（次）。这种状况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和民间大量教育考察人员涌向东邻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出国教育考察人员的出访重点由日本而转向欧美、特别是美国，与这一时期留学生潮流的嬗变一样，既受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所制约，也由中国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所规定。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看，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形象与美国形象发生了重大的“转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前的十五、六年间，中国人曾经忍辱负重向邻国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的成功得力于教育，中国学习日本最大的好处是两国“政教相同，习俗相近”。日本方面，甲午战争之后虽然攫取了巨额赔款，但还未能马上转化为巨大的国力，面对欧美国家的联合反对，还不敢也不能贸然单独霸占中国。所以有“清国保全论”之提出，高唱“中日合作”，派遣教习，吸引留学生，声称要帮助中国实现近代化。中国人向日本学习了十几年，但是，“先生”从未停止对“学生”的侵略。辛亥革命后，这种侵略野心日益暴露，直至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所有这些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心理上的仇恨。同时，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实现了国体的变更，尽管中间经历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一般知识分子心里。原来所谓的“政教相同”中的“国体”相同，已不复存在；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使“政教相同”中的尊奉孔子一条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另一方面，美国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已经从19世纪只能追随英、法之后的小角色地位，转变为实力上领先的大国。特别是美国从一个建国历史很短暂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事实，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人们探究、追溯其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的原因，向往其民主自由的政体。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美、法等国的胜利，更给人一种“公理战胜强权”的深刻印象。
从美国方面讲，与其它国家相比，长期以来更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扩张。是美国最早注意到日本在中日战争之后大批吸引中国留学生和大批派遣本国的教习到中国的实际影响；是美国最早提出要“退还”一部分“庚款”用以帮助中国培养留学生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些举措，都迎合了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近代以来，中国人屡受外国的欺凌，总有一种要向外国学习以改变自己国家地位的强烈愿望，心目中总需要一个学习的“偶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很自然地代替了日本，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先生”。
从中国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清政府在20世纪初年建立起来的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一套近代教育制度，应该说，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实际上《癸卯学制》的颁布与科举取士制度的被废除至少在形式上标志着封建教育的崩溃。但是，这个建立了中国第一套近代教育制度的清政府本身在5年之后就土崩瓦解、被推翻了。政治框架的倒塌，使它建立起来的以日本为模式的一套近代教育制度也失去了光泽。正如洋务运动之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遭到人们的谴责而波及到对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改革的批判一样，清政府的垮台也导致了人们对以日本为模式而建立来的《癸卯学制》的批判与反思。而这种批判与反思正是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潜在动力。
另一方面，清末建立的近代学制，从其理论渊源上考察，是以从日本输入的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说为基础的。这个学派的教育理论不仅强调“我们可以将教育惟一的任务和全部的任务概括为这样一个概念：道德。”又说：“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因此也就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注：《赫尔巴特文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即强调道德的培养形成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而且，在管理、教学和训育中也非常突出严格的纪律、强调外在的约束、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如果不紧紧而灵巧地抓住管理的缰绳，那么任何课都是无法进行的。”（注：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讲授纲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很显然，如果说这些主要倾向与中国传统教育以伦理道德的培养为主旨、以压抑个性发展为代价的基本特点有某些相通之处的话，那么，与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批判封建礼教、张扬个性、强调个人价值、个人意志的思想潮流则是难以相容的。而当时风靡世界各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欧美各国如火如荼开展的“新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无疑为正在寻求出路的中国教育界展现出新的曙光，这也正是导致教育考察人员将出访的目的地由日本转向美国的重要原因。
第二，考察的内容集中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华侨教育等领域，而重点在于教育观念的更新，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内教育改革的主题。20批（次）出访人员中，有5批（次）把重点放在职业教育，有6批（次）把重点放在高等教育，有4批（次）是华侨教育。其余的是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小学教学方法、设备、规制、管理、训练等方面。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短期内得到长足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动呼唤着教育体制的变革。以黄炎培为首的一批教育界人士多次到美国、日本、菲律宾专程考察职业教育，为的是给国内教育改革寻找：“药方”。结合考察所见所闻，黄炎培反复强调：“美国教育之发达，较之中国实不可以道里计，而其尤注重者为职业教育，此盖美国办教育者研究之结果也。”“大概美国教育自种种方面看来，可一言以蔽之曰：求其有益于实用生计而已。”（注：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79页。）事实上，正是多次国外考察的所见所闻，坚定了他们提倡、研究、实验、推广职业教育的决心。1915年以后兴起的职业教育思潮、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以及此后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职业教育运动，直至在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职业教育获得制度上的承认，从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中外教育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
以蔡元培、张伯苓、严修、范源濂、郭秉文、陈宝泉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界人士出国考察更关注的是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蔡元培两次出国均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从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0年11月出访欧美，经过4年的努力，蔡元培已经把一个被时论称之为“官吏养成所”的腐败的北大，初步改造成一所新型的现代大学。他的出访，是为北京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求理念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出国前夕与北大学生的话别会上，蔡元培谈到此行的目的：“我出去的意思有好几层：本校自民国元年到现在，可算是在试验时代中。近几年校里都有些改革了。就是大战之后，各国大学也有一番改革，大都将少数人所受的高等教育，求它普及，如平民大学、劳动大学等。其余专讲‘国家主义’的守旧的大学校，也不能不改革了。我很愿意知道他们改革的状况。……德国大战之后，教育很有改革，我要再去一回。英、美我尚未到过，这次回来时候，必定从英、美经过。”“这几年，国内学术界觉得人才不足，是无可讳言的。我这次要实在的去考查专门学问用功研究的留学生，想法帮助他们，预约他们深造，留做将来校中聘请。一面也想请外国的教习。”本校仪器尚未完备，……我这次亲自去采办，也觉好些。”“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所以我想在回来时，一到英属、荷属……各处去看看，顺便募点捐款。”此外，蔡元培还打算趁出国考察的机会与欧美各国商谈有关退还庚子赔款的问题，去法国、比利时商谈联合办学的问题。（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210页。）蔡元培这次考察前后共9个月，上述目的基本上全部实现。张伯苓、严修的赴美是为了筹办南开大学而研究借鉴美国大学的办学经验。曾任晚清学部侍郎的严修此时已是59岁。张伯苓先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研习考察，严修等抵美后，在各地考察参观的同时，“每晚听张伯苓先生讲教育（张每日往大学听讲两次，晚为先生述大意），……李广钊为先生讲各种知识，先生亦常至大学听讲教育学课。”（注：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92页。）张、严考察归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25日正式开学。1919年3月郭秉文、陶履恭的赴欧美考察是受全国高等以上专门各学校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公推，郭、陶二人当时分别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郭秉文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即参与了南高师的筹备工作，从1919年3月开始主持校政，同年9月，被正式任命为校长。赴欧美考察归国后，吸取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郭秉文大张旗鼓地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改革，使学校很快成为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驾齐驱的国内著名的教育科学重镇，并为日后升格为东南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9年11月由教育部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12名成员中，有4名是在任大学校长，他们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奉天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孙其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杨若堃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金曾澄。1年的行程中，先后考察了欧美11个国家的教育状况，高等教育自然是这些校长们关注的重心。
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统计，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中国自办的大学仅有在校学生749人，虽然当时也有一批高等学堂和专门学堂，但这些学校一般仅具有中等程度。而到1918年，我国公、私立各类高等学校在读学生已达17265人，仅北京大学一校在1918年就有学生1980人，其中研究生已达148人（注：萧超然等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一些日后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影响的著名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是在此一时期创办的，此外还有如民国大学、中华大学、明德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朝阳大学等私立大学也都先后创办于此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长，而且体现在办学理念的转变。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陈宝泉主持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主持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以及成立不久即声誉鹊起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校，各以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引领着时代的风骚，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发展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脊梁。这些学校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它们的主持校政者多次赴欧美考察，吸收了欧美各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视世界各国趋势，以定教育方针”，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如果说赴欧美教育考察团的出访更多地是促进了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兴起和普通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以黄炎培为首的一批教育家的南洋教育考察，则对我国华侨教育在海外和国内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多地体现出教育交流的互动特点。在1917年至1921年的4年间，黄炎培受教育部委托，三下南洋，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半岛、吉隆坡、槟榔屿、苏门答腊、爪哇、曼谷、西贡、仰光等地，调查学校逾百所，召开各种谈话会、座谈会、发表演说上百次，对当地华侨教育提出了切中时弊的意见和建议。回国后，又联络各界，奔走于政府和民间，为专门培养海外华侨子弟入学的暨南学校的规复和发展呕心沥血。考察活动既促进了南洋华侨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也推动了国内华侨教育的恢复和开展。近代华侨教育的兴起同样可以看作是中外教育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三，考察人员构成分析。与清末以赴日教育考察为主的出访人员的构成相比较，民国时期的教育考察人员从总体上看，具有更强的专业性、更高的学术地位、社会地位和国际学术视野，从而使考察活动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上述20批（次）出访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蔡元培、范源濂、袁观澜（希涛）、严修。蔡元培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曾三次出任教育总长，袁观澜作过教育部次长，而年届60、作过晚清学部侍郎的严修，从19世纪90年代维新运动以来一直站在历次教育改革的前列；上述4人都有长期主持全国教育行政的经历，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蔡、范二人在此之前就有长期留学国外的体验。属于第二层次的陈宝泉、郭秉文、张伯苓、孙其昌、杨若堃、金曾澄等与前面提及的蔡元培、范源濂都是当时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其中多数人也有出国留学的经历。1927年以特派员身份赴欧洲考察教育的雷沛鸿是辞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一职出国的，在此之前他先后在英国、美国研习教育并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而多次往来于南洋各埠、美国、菲律宾、日本的黄炎培，他的头衔虽然只是江苏省教育会的副会长、会长，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却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教育家，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实际影响。属于第三层次的是一批在国内各中等学校和教育部、各省教育行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人员，如邹辑（江苏省视学兼省立第一女子学校校长）、任诚（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章钦亮（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长）、王任之（甘肃省公署第三科科长）、水楚琴（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孙子文（直隶水产学校校长），以及教育部的程其保、杭立武、杨廉等。这批人在当时虽然职务并不显赫，但却掌握着一些有影响的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实权，能将自己的考察所得在办学实践和政策制定中予以贯彻。
这样一批考察人员，他们的经历、地位和学术素养既有利于在国内宣传、介绍、推广他们在国外获得的新理念、新经验、新方法；更有利于在国外的考察中接触最新的学术思想、了解教育发展的最新态势、与考察国高层人物进行直接的对话。如蔡元培在欧美各国考察期间，曾与居里夫人(Marie Curie)、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名哲学家倭铿(Rudole Christoph Edcken)等讨论学术问题；与德国柏林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比利时工艺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奥地利维也那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进行交谈；更受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最高教育行政当局负责人的接见。法国里昂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蔡元培荣誉博士学位。黄炎培在赴美考察期间，专程拜访了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特别要提及的是蔡元培、郭秉文等人还在考察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参加了一些世界性的教育会议，并在会议上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情况。如蔡元培在1925年7月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在国际论坛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关注。这些交流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是晚清众多的官方和民间教育考察人员所难以达到的。
三、外国来华教育人士概述
1912年至1937年期间来华的外国教育家、教育专业人员，按其来华的目的划分，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受国内教育团体、高等学校等机构的邀请、委托，来华讲学或进行某些专业教育活动的指导；同时也进行一些教育考察参观之类的活动。另一类是受某些组织、机构的委托或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带有明确的教育考察目的，了解中国教育状况，收集研究资料；同时，也在考察期间随时发表自己的一些观感，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和意见。两类人员都对促进中外教育交流、从而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外国来华教育人士活动分析
表2是关于1912年至1937年期间来华的外国教育家、教育专业人员的一个初步统计，虽然并不全面，但重要的来华人员大致是包括了。根据表中所录材料，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来华的外国教育家、教育专业人员的基本情况，来华活动的主要内容、特点作一些分析。
表2 外国来华教育人士举概
资料来源：《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申报》、《晨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国立编译馆1934年。
(10)孟禄在1913年5月至1937年6月期间先后来华11次，本表仅列其与教育考察有关系者。
(11)柏克赫斯特1937年5月再度来华，关注中国的初等教育，表中从略。
第一，美国教育家和教育专业人员构成来华外国人士的主体。15批（次）外国人士中，有12批（次）是美国教育家或教育专业人员，其余的3批（次），分别是英国的罗素、菲律宾华侨教育界代表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成规模、有影响的来自日本教育界的团体或人士几乎没有。与甲午战争之后至辛亥革命前大批日本教育界人士来华，或任教、或考察的热闹场面同样形成鲜明对比。菲律宾华侨教育界代表团回国考察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一时期国内教育界人士多次到南洋、菲律宾等地进行教育考察的一种回应。他们回国考察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华侨中进行国语教学，以及了解在“五四”运动后国内教育界兴起的学生自治、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况，以便推动当地的华侨教育。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这一时期赴国外教育考察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大多以欧美、特别是美国为目的地，并分析了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事实上，这一时期欧美教育界人士联袂到中国开展包括教育考察在内的各项教育活动，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应中国有关教育机构的邀请而成行的，比如说，杜威、孟禄、罗素的中国之行就是由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尚志学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等学校和团体或单独或联合而发出邀请的。中国教育界渴望与域外交流以获得世界教育发展的最新信息，他们把目光集中在欧美，或远涉重洋、不避艰辛，实地考察，寻求“药方”；或不惜重金、礼聘名家，谦恭请教，热情有加。而欧美教育家的应邀来华或主动成行，也决不仅仅是有感于中国教育界的盛情难却，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更加频繁，而分别兴起于欧洲和美国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可以说是新旧世纪之交引领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潮流的旗帜。在欧洲，19世纪8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新教育”，逐步扩展到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而成为一种席卷全欧洲的教育革新运动。在美洲，兴起于19世纪末并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进步教育”是美国的一种教育革新思潮，亦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来源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欧洲思想家，而基于对美国现实社会和教育实践的深刻认识，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家们“一方面强调教育改革应与社会改革相协调，并成为社会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始终坚持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哲学。”（注：张斌贤著：《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适应了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制约和规定了20世纪前半叶美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即“重视儿童的需要和个性差异、强调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鼓励探究和创造性的发展、对儿童权利的尊重。”（注：张斌贤著：《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而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从教育交流的角度看，使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成为影响世界各国教育的一个强大的幅射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由于聚集了一大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大家、巨擘而成为世界各国有志于教育革新的青年学子和教育界人士的“朝圣”之地；同样，一批著名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家，出于宣传自己的理论，试验、推广自己学说的需要，也纷纷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讲学或考察，这几乎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据统计，从1919年至1929年的10年间，杜威、克伯屈（基尔帕特里克）、帕克赫斯特等人先后访问了四大洲近20个国家，包括日本、土耳其、墨西哥、苏联、荷兰、捷克、奥地利、埃及、印度、锡兰、朝鲜、英国、德国、波兰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古老的文明、有着数千年教育的历史而又正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中国，对于这些领导世界教育革新运动潮流的西方教育家而言，不仅是神秘的，而且充满了诱惑力。一方面是主人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是客人向往在东方文明古国宣传、实践自己理论学说的强烈冲动，二者的不期而遇，构成了促使欧美教育家联袂来华的持久动因。
第二，讲学、考察、指导、建言，相互交织的活动特点。我们在前面曾将这一时期来华的外国教育家按其来华的划分为讲学、指导为主和考察、提出改革建议为主两种类型。事实上，在具体的活动中，往往是集讲学、考察、指导和建言为一体。杜威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他的访华是应北京大学等单位的邀请来讲学的，目的非常明确。两年间先后在中国各地发表演讲200多次，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演讲的内容当然主要是系统地阐述他的哲学观点，他对政治问题、对社会改革的理想，特别是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但是，杜威的活动又不仅仅限于讲学，他时时留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教育界的动向，时时关心着中国时局的发展。杜威的许多演讲，既反映了他自己对中国教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认知与理解，又蕴含着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改革的期待与希望。如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大学任务之性质”、在南开学校发表的“教授科学的方法”、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学生自治”，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的“职业教育之精义”等等，都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禄是第二种类型的代表。1921年9月孟禄来华是应实际教育调查社的邀请成行的。事实上，1912年8月，由黄炎培、范源濂、严修、袁希涛、张謇、梁启超、陈宝泉、张伯苓等教育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的实际教育调查社，就是为了使孟禄的中国教育调查取得圆满成功而成立的一个办事机构。中国教育界希望这位著名的美国教育家能为中国的教育“诊断”、“把脉”，找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孟禄也不负中国教育界的厚望，在中国的3个多月时间里，足所至，遍及上海、北京及江苏、直隶、山西、河南、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奉天等省、市，考察各类教育机构150余处。一部《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留下了这位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思考与建议。另一方面，虽然考察任务繁重，但在匆匆行程中，孟禄仍多次在各地发表演讲，宣传介绍欧美最新教育理论、教育改革动向，如在江苏省教育会所作的讲演“共和与教育”、“教育与实业之关系”，在保定所作的“影响教育问题的新势力分析”，在第七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上所作的“‘德谟克拉西’的教育”，以及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大学之职务”等等，既有一定的针对性，又没有就事论事，具有较强的学理色彩，在考察的同时，为中国教育界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如果说杜威、孟禄分别抱着宣传理论和实地考察的目的来到中国，在实际活动中重点突出而又使二者获得有机结合的话，那么，象推士、麦柯尔等人则是在应邀进行科学教育调查和指导心理教育测验的同时，在具体工作中把调查、指导、讲学和推广结合在一起。推士在中国的两年间，在10个省24个城市的190所学校进行调查，发表过176次讲演，广泛传播美国盛行的研究科学教育之方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忽视科学教育的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还主持了旨在训练科学教员的东南大学暑期研究会，草拟了“考查及改进中国自然科学教学之计划”。曾有论者认为，在诸多的应邀来华的外国名人学者中，对中国教育实际的贡献以推士为最。（注：舒新城：《英文中国之科学与教育》，《中华教育界》1926年4月，第15卷第10期。）麦柯尔的来华是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担任该社心理教育测验研究主任。在中国逗留期间，他在东南大学教育科开设“测验之编造与应用”课程，应邀在北京等地多次发表学术讲演，在他的指导下，中外学者30余人合作编制各种测验40余种。尽管来华的时间不长，目的也比较单一，但是，由于麦柯尔把测验方法的介绍、专业人才的培养训练和新观念的传播结合在一起，当然，更由于中国现实的需要，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心理教育测验这一西方兴起的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在中国的教育界获得了认同，并培育了一批专门人才。梁启超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实行教育测验以后，把从前主观的教授法改变了，实在是为教育界开一个新纪元。”（注：《新教育》第7卷，第2、3期合刊。）
讲学、考察、指导、建言相结合的活动特点，再加上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教育家和教育专业人员，从层次和地位上讲，与晚清时期来华的、专注于某一门课程的讲授或某一种教材编写的一般意义上的“洋教习”大不相同，其中不乏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大家”、“思想领袖”，如杜威、罗素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从理论到实践到处都留下了美国教育的深深印记，欧美教育家的中国之行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特定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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