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年群体政治参与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钟厚涛 傅强
近年来，台湾青年作为台湾政坛“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政治参与热情持续高涨，相继主导了2013年“白衫军运动”、2014年“太阳花运动”、2015年“反课纲运动”等多场岛内政治运动，在2016年台湾大选、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给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都投下巨大变数。未来祖国大陆宜密切关注岛内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走向，顺势引导，促其成为两岸各项交流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台湾青年政治参与主要动向
根据台湾内务部门、“中选会”等数据统计，目前台湾20-30岁左右青年选民约320万人，其中“首投族”(首次具有选举权的青年)约130万人左右。这一群体参政热情的不断高涨，既凸显了青年群体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岛内政治生态走向，迫使各政党必须创新策略，将营销重心往青年选民身上倾斜。台湾青年群体政治参与主要特点与动向有：
(一)参与态度上由“政治冷漠”转向“政治热情”。台湾“民主转型”初期，选举设计基本上是有钱人的游戏，台湾俚语称“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当时选举制度对参选人员门槛设置较高，如需交纳高额保证金、支付巨额竞选经费、面临激烈的候选人提名程序等，这些制度设计基本将年轻人拒之门外。当时台湾青年大多政治敏感性不高，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自己的意见并不被重视，政治参与度不高，选举投票率较低，渐渐产生政治冷漠与政治厌倦。根据岛内数据显示，在2014年以前的台湾历次重要选举中，台湾青年群体投票率仅30%左右，“首投族”更是存在严重的“窝票现象”。但近年来随着“青年世代”的政治觉醒，“沉默的群体不再沉默”，青年群体政治热情开始显著活跃，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根据台湾智库民调显示，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20-29岁群体投票率74%，30-39岁群体投票率78%，均远高于平均投票率(60%左右)，这也使得这场选举成为“台湾年轻世代参与程度、自主动员程度最高的一场选举”。在2016年大选中，20-29岁年轻群体投票率约74.5%，也远高于当时的总投票率(66.3%)。
(二)参与动力上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青年群体对政治多“无感”或“冷感”，政治参与上容易受到家庭因素、政党动员、整体氛围等因素影响，多属于“消极参与”或“被动参与”，受外界因素波动影响较大。但90年代以来，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态度发生转变，相继发起主导了“野百合运动”“白衫军运动”“反服贸运动”等多场政治运动，参与态度上也开始由“被动”走向“主动”，在“太阳花运动”等政治运动中，有意与政党切割，刻意凸显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不愿以某一政党的“随扈从属”或“尾巴党”形象出现。政治参与过程中，青年群体也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影响力，因而以更加自信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意图以政治参与来达到“出头天”的目的。在青年群体的加持下，柯文哲以“白色力量”形像在2014年县市长选举中脱颖而出，2018年选举面临蓝绿夹杀形势下依然惊险连任。目前柯文哲正酝酿参加2020年大选，背后的核心支撑力量即为青年群体及中间选民。此外，以青年为主体的党派团体如“时代力量”等，也已成为台湾政坛新生力量，为打破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格局、促进第三势力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2.1.2 抑郁症组 选取我院同期收治的抑郁症住院患者作为抑郁症组。纳入标准：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精神障碍分类）》[15]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20分[16]。排除标准：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具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或者由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者；严重心、肝、肾等实质性脏器损害者；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患者；语言听力功能障碍者。该组共纳入抑郁症患者85例。
(三)参与模式上由“非制度参与”转向“制度参与”。台湾青年在“白衫军运动”“太阳花运动”“反课纲运动”等政治运动中，政治参与主要是通过静坐、游行、示威等非制度参与的多元化方式向行政当局施压，逼迫其调整相关政策。如“太阳花运动”期间霸占立法机构长达近一个月，直接导致各项政治议程被迫中断。这种参与在形式上相对感性，容易滑向激进，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冲击政治体制和政策的稳定性，甚至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经常受到外界诟病，也会被质疑是“少数人绑架多数人利益”，但以2014年“九合一”选举为分水岭，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模式明显由“非制度参与”方式向“制度参与”方式转变。
采用卷尺测量南北、东西树冠宽度，求平均数即为冠幅，冠幅的一半即为树冠半径，单株树冠体积=2.0944r2h，r为树冠半径，h为冠高；若r＞（株距+行距）/4,则 r以（株距+行距）/4 计。
二、台湾青年政治参与主要特点
一是民进党重点培养。民进党长期注重对青年群体的经营，竭力通过各种训练营、培训班、基金会等方式强化与青年群体接触，如林义雄的“慈林青年营”、陈水扁的“凯达格兰学校青年营”、谢长廷的“新文化研习营”、蔡英文的“小英基金会”等。至于民进党内组织最为严密的“新潮流系”，更是准备了一整套培养青年的方案，对青年人员的选拔、培养、任用乃至海外留学等，都给与了详细的全程规划和全程支持。岛内有舆论称，“新潮流”提供了任何政治工作者都梦寐以求的“从出生到坟墓”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和平台。为拉拢青年群体，民进党还将势力范围向校园渗透，在全台48所大专院校指派“驻校代表”，在200多所院校设立“台湾青年志工队伍”，促其成为民进党强化对青年群体工作的重要管道。2016年大选期间，民进党以“世代正义”为名，专门召开“青年会议”，主题为“召唤新世代，把未来扛起来”，聚焦“新世代”关心的教育、就业、房价等社会议题，得到台湾青年普遍认可和热情参与。在民进党的吸引下，2014年“九合一”选举期间，大部分青年群体选票都投给了民进党，为民进党胜选起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2016年大选期间，“首投族”参与投票率超过75%，其中约7成票源都流向了蔡英文，为蔡英文高票当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踊跃投票。青年群体开始积极投票，希望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政治走向，通过体制内的参与来改变既有的政治结构模式，促其向更加有利于青年群体的方向转变。二是积极参选。青年群体不仅积极行使投票权，还大力谋求争取自己的被选举权，通过竞选跻身于权力中心。2014年以来，台湾政坛屡屡爆出年轻世代的新面孔或政治素人，如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高雄市议员候选人、年仅23岁郑安秝顺利当选，成为全台湾最年轻的市议员。这些青年政治人物虽然在历练上不及老一代完整，但在对民意的感知和时代脉搏的把握上却更加精准、更加接地气，也更容易得到选民的认可。
一是网络化。随着网络的蔓延特别是新媒体的产生，台湾青年不再通过宣传海报、个人展板、电台广播等传统方式参与政治，而是通过社交网络、虚拟社区、手机终端等现代方式，以线上线下互动模式，更加多元地进行政治参与。根据《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报告》等数据显示，台湾青年群体常用的“现代媒体”主要有脸书 (Facebook)、Line、推特(Twitter)、Youtube，等等。这些新兴传播手段的兴起，为台湾青年更加便捷地了解相关政治资讯提供了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其“在阳光下”监督政党行动，更有利于青年群体以新媒体为舞台，直接参与到政治中来。新媒介通过网络的宣传和传播，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即时性强，一方面打破了“政治冷漠”，降低了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成本，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青年政治参与的组织水平，提高了青年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新媒体一改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单一性，增加了网民与网民、网民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实现信息沟通的共享，也进一步强化了青年群体对于政治的主导性和影响力。青年群体普遍倾向于在网络开辟战场，利用“批踢踢(PTT)”等公共论坛、Line等即时通讯工具、脸书等社交网站，有组织地、大规模地散布相关信息，并接力论述主题，发起政治动员，直至形成现实社会影响力。在青年群体带领下，岛内各大政党及其候选人也都纷纷开通脸书、line等账号，拉近与青年的距离，增加亲和力，累积选举人气和能量。
在模型预测直接功率控制中,V0和V7对功率的变化有着相同的作用效果,但是在降频控制策略中,V0和V7代表着不同的开关状态,对最优开关动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两矢量需分开考虑,以求得到最优的开关动作。综上所述,定系数降频控制策略可以在满足功率跟踪的同时,降低开关频率。
二是盲目化。青年群体本来就处于身心发展叛逆期，经常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并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现行制度，所以他们虽然有活力，有激情，但也容易冲动，容易盲从，容易受到网络时代“意见领袖”的示范引导。而一些网络推手以所谓专家身份刻意放大某一政治观点的负面效应误导大众，再加上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成为青年群体被动接收的主要信息源。互联网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的虚拟性使得很多信息真假难辨，海量的网络信息经常使人无所适从，也进一步弱化了接受者的理性选择能力。再加上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操控，经常导致学生只能盲目参与，而来不及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
二是国民党长期经营。国民党2002年就提出青年项目专案，2006年发起成立青年团，规划以网络手段亲近青年群体，实现与青年群体线上线下双轨互动，旨在赢得台湾更多青年的认同。国民党相关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国民党大佬政治、官僚作风、派系横行、贪污腐败、政绩不佳等问题，对青年吸引力有限。特别是，国民党重点培养和支持的青年大多为“官二代”或“富二代”，平民子弟难以望其项背，整体社会观感较差，不符合青年群体的政治期待。2014年“九合一”选举和2016年大选期间，青年群体仅有少数票源投给国民党，直接导致国民党全面溃败。但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在“韩流”(韩国瑜现象)带动下，青年群体对于国民党的支持度有所回升。
(一)青年群体成为岛内蓝绿政党争相争取的重点对象。在多年的政治参与中，台湾青年展现了丰沛的政治热情、累积了丰富的参与经验、形成了逐渐成熟的政治理念，对于台湾政治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强，青年群体的投票倾向可以直接引领岛内选举格局的变动，成为岛内各政党为争取选举胜利所极力争取的重要对象，甚至出现“得年轻人者得‘天下’”的舆论氛围。
三、台湾青年政治参与主要影响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青年翻转政治”，为台湾政局打乱重组注入了新的动力，但其也是“双刃剑”，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的非理性化、极群化和民粹化等特点，也给岛内政局带来变数。
四是低龄化。虽然依据台湾现行相关规定，台湾首次参与政治选举的年龄为20周岁，但近年来越来越多未满20周岁的青年群体包括中学生群体也开始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态势。2015年8月由台湾高中生发起的“反课纲运动”即为典型案例。岛内政治势力也开始积极迎合这一趋势，如“时代力量”就明确主张降低投票年龄，将实现“十八岁公民权”作为其主要政见，并将入党年龄门槛降低至15岁，以吸引更多青年群体支持。
青年群体普遍倾向于将网络作为反映观点、表达利益诉求和发泄各种社会情绪的最重要渠道，普遍认为“政治要讲高科技，选举要用互联网”。青年群体利用网络进行整治参与，具有与传统政治参与迥然相异的特点，包括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信息获取，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散播和网络动员，利用网络渠道表达政治诉求等。青年群体还由线上走向线下，利用网络的自发性、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扩散性等特点，由网络政治参与走向现实政治参与，从而开启了台湾政治转型以来令人瞩目的社会运动新形态。这些众声喧哗的表达形式一方面有利于青年群体各抒己见，更好地将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但也呈现出很多盲目化、极群化和民粹化等非理性特质。
就语言符号来说，前者指音响形象，后者指概念。索绪尔建议用施指(即能指)和所指分别代替音响形象和概念。这里要澄清一种常见的误解：施指是物质性的声音，所指是实物性的存在。……关于施指和所指的关系，……何谓任意性？一般说来，任意性指一个词汇单位的形式与其所指代的事物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联系[7]539。
三是极群化。台湾青年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为排除打压异己，经常制造“网络暴力”，以言论、图片或视频等形式在网络上故意抹黑、频繁骚扰或是攻击他人，进行“网络霸凌”。如在最近几年的青年政治运动中，都会兴起一股“朋友圈肃清潮”，凡立场不同、观点有异、甚至只是话不投机者，都会因为“一言不合”就将好友直接从列表上删除。更有极端者，则以集体狂欢的形式进行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发动身边朋友或网友在网络上对与自己观点不合者进行网络围攻，以极端化语言攻击对方甚至对其“人肉搜索”或“网络恐吓”，以制造压力，彻底将对方污名化，迫使对方在群体中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不允许对方有任何个性化的存在，只能主动表态，主动与所谓的“网络主流民意”保持一致，否则就有可能因为被视为“异类”而被“网络围剿”。
依靠网络进行“互联网+教育”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写作教学，一方面让教师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对于英语写作理论的讲解，可以将精力放在学生个体写作风格的训练上。针对写作水平低的学生，可以给予在线精心指导，至于写作功底深厚学生，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写作技巧在线分享。这种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可以帮助展现写作的整体效果。
(二)岛内政治版图加速重组。一是助推民进党重返执政。2016年大选期间，青年群体对民进党给与了高度支持，其中129万“首投族”中70%的票源都投给了蔡英文，支持朱立伦的仅占一成左右，呈现出明显的“一边倒”态势。这也直接助推民进党在行政、立法和地方县市同步占据绝对主导权，达到民进党创党以来的权力最高峰。但青年群体具有天然的反权贵、反体制诉求，特别是民进党2016年重返执政后无意兑现竞选期间对于青年群体的承诺，这也让台湾青年对民进党和蔡英文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对其支持率呈现雪崩式下滑态势。2018年5月蔡英文执政两周年之际，台湾TVBS等民调显示，此前最支持蔡英文的20-29岁青年群体中，对其不满意度高达70%。
二是“韩流”带动国民党迎来新的契机。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国民党籍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以“货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口号，在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中刮起一股旋风式“韩流”，并引领发挥了“一人救全党”的政治效应，带领国民党气势强势回温。
三是“第三势力”异军突起。整体观察，受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台独”教育等因素影响，很多台湾青年或多或少都有较强的“台湾主体意识”，蔡英文甚至直接将其标签化为“天然独”。在这种情势下，绿营的相关政策论述往往比蓝营的论述更能吸引青年群体，但出于反体制、反蓝绿二元结构等目的，青年群体也并非全部都支持民进党，而开始寻求“超越蓝绿”，在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外另外筹组政党，“时代力量”即为典型。“时代力量”本就脱胎于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青年群体，2015年正式组党后，始终以青年选民为首要争取目标，注重对青年群体的培养，激发青年政治参与的热情和主动性，利用现代网络媒体、各大社交平台推送政党理念，拉拢青年选票。“时代力量”在2016年立法机构选举中赢得6%政党选票，取得5席民意代表席次，一跃成为台湾第三大政党，对台湾传统的由国民党和民进党主导的两党政治格局产生了较大冲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联党”在李登辉支持下虽然一度活跃于台湾政坛，但因为支持群体年龄偏老、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等因素，目前正面临泡沫化危机。此外，台湾青年还参与各种学运社团，如“太阳花学运”中以学生为主体成立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
(三)公共政策成为岛内舆论关注的核心焦点。近年来，台湾青年群体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一是薪资水平停滞不前。据台湾“主计总处”资料显示，台湾未满30岁的年青人年均所得为44.08万元新台币，倒退至2000年左右的水平；30-39岁的年均所得为63万元新台币，更倒退至2000年以前的水平。整体社会氛围的发展样态，也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群体的不安全感和忧虑感。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台湾整体失业率在3.7%左右，在各年龄阶层中，失业率以20-24岁人群为最高，过去10年间由10.3%增加至12.6%，是整体失业率的3倍，25-29岁失业率也高达6.61%。台湾青年平均每年失业人数超过20万，占整体失业人数的45%左右，“毕业=失业”经常成为青年群体无力的自嘲。三是债务压力沉重不堪。台湾青年长期保受“23K(2.3万元新台币)”低薪魔咒困扰，根据台湾yes123求职网调查，1/3青年劳工是“月光族”“青贫族”，且有46%青年劳工背负沉重债务，包括学贷、信贷、车贷，等等。曾经被誉为“千禧一代”、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人，最终沦落为“穷忙世代”或是“厌世代”。台湾青年政治热情持续高涨的主要诉求，是通过政治参与为自身谋取政策福利，关心社会高失业率、低薪和贫困化、购房压力，在公共事务参与渠道不完善等方面提出相关社会议题，主张“世代正义”和“分配正义”，存在着一定的“反全球化”甚至是“反商”情绪，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积极为自己争取政策导向。相较于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争、统“独”之争，公共政策和经济民生议题在台湾政治活动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与青年群体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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