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文化视角下的中印边界问题①
邱永辉
摘要： 从宗教文化视角研究中印边界问题，不失为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边界与跨边界的宗教文化研究、人文和文化交流、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以及宗教与安全等方面，致力于建构一个宗教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的学术框架。第二部分以“神山圣湖”为中心开展研究，通过介绍“神山圣湖”作为多宗教的圣地和印度教大神湿婆的道场，分析中国政府为印度香客开放朝圣“天路”以及中印合作的“圣水外交”，说明恢复中印之间的“神圣联系”对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协调对于印度的特殊意义。以“神山圣湖”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交流，不仅对于边境地区的安宁、经贸发展和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启发双方就维护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安全进行更有效的合作。通过综合考察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未来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可以用中印文明的智慧和经验在世界屋脊打造一个文化的软边界。
关键词： 边界纠纷；宗教文化；神山圣湖；中印边界；软边界
在当代中印关系的研究中，中印边界纠纷一直是一个焦点、热点和难点。“神山圣湖”，即冈底斯山脉的冈仁波齐峰（印度人称之为盖拉瑟山，Kailash）和玛旁雍错湖（Manasarovar），是苯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多宗教的信仰中心或圣地。本文的写作宗旨，一是尝试在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中引入宗教文化视角，并探讨这一视角的主要关注面；二是通过聚焦跨境的、多宗教的“神山圣湖”崇拜传统，以及中国政府近期向印度香客开放的“天路”朝圣和中印合作的“对水外交”，总结其对中印关系的意义和影响；最后尝试从宗教交流与对话、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宗教与安全、文明互鉴等方面，提出笔者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文化理解和解决途径。
一、中国边界问题的宗教文化视角
（一）在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中引入宗教文化视角
本文是在中印边界纠纷的研究中引入宗教文化视角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的缘起，一是基于笔者对中印边界纠纷的现状本身的评估，二是基于对中印边界纠纷的研究现状的评估。
第一，自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边界纠纷一直是发展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近期则是建立中印战略互信的潜在威胁。
在中印双方的学术界和政界，已经有很多关于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纠纷的研究成果。按照邓小平先生的理解，中印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一个边界问题”。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两份民意调查报告，即2017年7月发布的《美国仍旧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和2016年9月发布的《印度与莫迪：仍旧处在蜜月之中》，在印度担忧中国的诸多问题中，领土边界的争议仍然是印度对华担忧的首要因素。
第二，从目前的局势观察，中印边界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双方认可的、足够的“早期收获”；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印边界纠纷也很难得到完全的和彻底的解决。
耆那教：冈仁波齐也是印度以苦修闻名的耆那教的重要圣地。耆那教与冈仁波齐之密切关系的最经典传说，是该教创始人大雄，就是在冈仁波齐的佛座岩修炼得道，从而创立了教派；其长子巴热达曾率领19个兄弟一起出家，在冈仁波齐修行；而耆那教的第20任教主穆尼索热那塔，也曾带领信徒万余，在冈仁波齐苦修得道。因此，耆那教信仰者普遍坚信，耆那教正是起源于冈仁波齐。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中印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加之印度自身的变化，中印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日渐削弱。……传统争议问题的管控机制也面临新挑战。”① 林民旺：《中印战略合作基础的弱化与重构》，《外交评论》，2019年第1期。 据中方研究者的观察， 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在武汉举行的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是在洞朗对峙之后，在变化的国际形势（特别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对华霸凌政策）压力之下，在新的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之下，中印重新寻求新的互动模式和重构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的高层引领。但是，印方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虽然“在武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但中印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最近有关中国继续加强其在洞朗地区建设的报道凸显了印度面临的边境挑战。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担忧依然是其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原因。”这即是说，中印边界问题随时回到“原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不断被双方政府（特别是国防和外交部门）反复强调的工作目标，并不是解决边界问题，而仅仅是“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和“管控分岐”，为解决纠纷创造良好的氛围和必要的条件。② 2019年4月初，莫迪总理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印度不会放任中印分岐演变成冲突：“尽管印度和中国存在边境争端，但两国也存在着政治联系，我们应该相互尊重。两国关系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参见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on-relations-with-china-pmmodi-says-won-t-let-differences-become-disputes/story-NLCezZU9TM1lgqaXP8jJ4H.html.
第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解决历时长久的中印边界纠纷，至少是突破长期止步不前的困境，需要全新的视角和全方位的思维，与此相对应的是，需要对此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时至今日，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都是从历史演变、军事战略、传统安全、政治外交（双边谈判）、国际法等方面来开展的，缺乏对宗教和文化的研究，更缺乏宗教文化视角的研究。
长期以来，在许多关注战略、安全及国际关系的人士眼里，讨论与现实问题和现实危机关系不大的文化、制度等深层次问题，实在是有些虚悬迂远。根据邓红英的《国内中印边界争端研究综述》，在至今为止的中国学者、新闻报道者和政论人士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报道和评论中，仅有极少的中国学者注意到“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印度民族逐渐养成了极强的民族韧性。……中国人对印度教文化、印度民族特点甚至尼赫鲁个人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③ 邓红英：《国内中印边界争端研究综述》，《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
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许多学者对其实施的研究证明，了解和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宗教文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不仅是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的基础，更是“道路畅通”“道路安全”甚至“一带一路”各地工程建设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① 邱永辉：《“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笔者深信，对于中印边界纠纷中的宗教文化因素的探讨，从宗教文化的视角考察中印边界问题，可能不是避实就虚，而是直击焦点和根本。
（二）作为学术研究内容和分析视角的宗教和宗教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宗教学所定义的“宗教”，包括四个要素，即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宗教的行为或活动（仪式）、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其中，前两项为宗教内部（个人信仰和个人情感）的要素，后两项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内部（个人或集体的）和外部（社会影响）相结合的要素。② 吕大吉编著：《宗教学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认为，从宗教可能的正功能和负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的角度，我们可以探讨宗教对于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即研究各种宗教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以及功能转变（避免负功能，或将正功能作为显功能，将负功能作为潜功能等）问题。③ 邱永辉：《研究当代宗教，建构“中国话语”》，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首先，作为学术研究内容的宗教文化，要求一个广大的、超越“边界”的研究范围。
从宗教信仰的格局看，在漫长的中印边界沿线的两边，居住和生活着信仰佛教、苯教、道教、印度教、基督教等各宗教的信徒，也有原始的自然崇拜的民众，以及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这种宗教的存在状况所提出的学术要求，一是对中印边界沿线两边的多元宗教格局进行整理，二是对不同宗教团体的民众的宗教思想和观念进行考察，进而考察它们对边界问题的影响。
从宗教文化的影响方面看，探讨“边界问题”的宗教文化视角，要求适度抛弃对地理上的“边界”“边境”甚至“边疆”的执着。具体到中印边界的广阔地带，宗教文化的中心是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的“神山圣湖”，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复杂的历史演变，在中印两国文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正是本文选择“神山圣湖”为中心研究内容的原因。
第二，以宗教文化为研究内容，要求一个“文化”和“文明”的分析角度和框架。
研究中印边界纠纷的宗教文化视角，不仅要将地理上的中印边界的三条线，即传统习惯线、麦克马洪线和实际控制线均纳入历史地理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要将三条线及其代表的文化意义和长期影响，纳入考察范围。笔者从文化的视角，将中印之间的三条线归纳为三条“文化线”：一是“传统文化线”，即历史悠久的、农牧时期逐渐形成的、在人们心中充满想象和浪漫色彩的传统习惯线；二是“殖民主义文化线”，即英殖民者为了大英帝国的统治而人为制造、人工描画的麦克马洪线；三是经过和平与战争而演变至今但仍然充满争议和纠纷的实际控制线。① 邱永辉：《从亚洲世纪至全球治理：文化视角下的中印关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5期（下）。 实际上，印度在心理上一直有一条“绝对安全线”。由于印度的“无辜受害者”心理和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特别是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殖民主义文化遗产的问题上缺乏共识，如何正确看待这三条线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还将长期困扰着印度。
一般而论，人文科学对于现实政治经济的影响，都是较远距离的辐射，而非近距离的介入。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现实政治经济的影响，又是深刻而长远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中国的儒释道构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色，而印度教则是印度的主体信仰和生活方式，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中印边界地带和“神山圣湖”地带，甚至超过了全中国和全印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不局限于对单一宗教或多个宗教的关注，而是以宗教文化为内容的研究，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建构一个“文化”和“文明”的分析角度和理论框架。通过研究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宗教文化及其世界观、文化交流伦理和文化交往规则等内容，分析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互鉴”的话语建构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② 邱永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与宗教文化》，《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以及在对“综合安全观”的关照方面，文化安全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③ 邱永辉：《“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
第三，作为学术研究内容的宗教文化，与作为学术分析视角的宗教文化与文明，要求处理好“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早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湿婆禅定图——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这枚最重要的印章，以类似湿婆形象的瑜伽坐姿像及其所围绕的雪山动物，昭示了湿婆在喜马拉雅修习的场境。
宗教是印度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其民族文化的各个门类都体现了宗教精神。印度宗教与印度文化的密切联系，使印度的宗教文化成为其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而印度民众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宗教情感，塑造了崇教敬神、柔韧从容、以悟道和解脱为人生目标的民族性，也造就了以宗教文化自豪、力求得到世界认可和尊敬的民族心理。这一方面决定了印度政治家和广大民众在其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不仅受其宗教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且充满了高度的宗教情结，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政府的任何政治决策和经济政策，都必须以“遵从神的旨意”为名，不能伤害民众的宗教情感，不能影响民众的宗教实践（行为和活动），也不能损害民众的宗教资源。
因此，当中国方面指出中印边界东段的达旺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6年）的出生地，对西藏民众具有重要的意义时，印度便有人提出“神山圣湖”对印度教、耆那教信众也有重要意义，进而提出中印边界问题的“宗教解决方案”，即中国以“神山圣湖”换取达旺。这一提议的荒唐性一目了然，因此也从未进入中印边界问题谈判的议程，但印方以“宗教圣地”为考量的思路，却是值得中方注意的。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认为，印度最大的难题是“在一个宗教的社会建设一个世俗的国家”。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包括有一部被称为“世界上最进步的”世俗宪法，并建立了三权分离、民主选举等政治制度，但多数研究者，甚至印度领导人却认定印度仍然是一个“宗教社会”。因此，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高度统一，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可以预测的是，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印度政府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策，也逃脱不了这一社会现实。
表面复合离子处理是将两种或多种表面技术加以组合来制备复合涂层、膜层、复合改性涂层的表面处理工艺。包含离子注入与镀膜技术复合、激光或电子束与气相沉积技术复合、等离子喷涂与激光技术复合等。在离子束辅助沉积过程中，离子轰击提高了薄膜的致密度，消除或减轻了膜层的本征应力，改善了膜层的性能，通过离子轰击可得到较宽的膜原子与基体原子的界面过渡区，这对提高膜/基结合力极为有利，图2为几种离子束辅助沉积合成硬质薄膜性能。
第四，作为学术研究内容的宗教与文化，与作为学术分析的文化视角，要求重视“多元宗教与文化安全”的研究。
当下的中国和印度，均被社会学家称为“转型社会”。近几十年来，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宗教和文化发展的新生态、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对中国当代宗教进行研究时，笔者曾提出建议：“充分尊重国情，找准其中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和而不同’和‘各美其美’的新思维，勇于探索一套更加开放、务实、有效的对应之策，以减少宗教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确保社会稳定，实现中国宗教文化的健康发展。国家应该将“宗教安全”纳入中长远期的“国家文化安全”规划中，特别是将宗教软实力的有效展示和提升，纳入到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体系当中，从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确保国家的战略安全。”① 金泽、邱永辉：《不平凡之年的中国宗教》，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形势的巨变，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改变传统的安全观念，树立一种全新的安全观。在国际社会建立新安全观的过程中，“非军事因素”（Non-Military Sources）对安全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些因素之中，“宗教”及其与之相关的（打着宗教旗号的）消极方面，如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极端组织相关联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无疑必须受到高度关注。在影响南亚地区安全和各国安全的非军事因素中，宗教问题是最复杂、影响最大、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
具体到中印边境地区，宗教安全和文化安全的首要任务，是要警惕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以及宗教的、教派的冲突。毕竟，和平与安宁是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管控的首要目标。
其次，研究边境地区与宗教、宗教团体、宗教组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特定宗教团体的贫困、教育缺失、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非法移民、毒品和小型武器走私，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联的政治治理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环境不一样，校内托管模式也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如南京市实行弹性离校，广州实行延迟放学，青岛实行家委会主导、学校参与配合的托管模式等。其中，武汉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14年6月发布的《武汉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小学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全市有托管条件的小学，按照“学生自愿，家长委托，规范管理，安全第一，成本收费”的原则，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提供托管服务。参加托管服务的学生收费标准为每月80元（每天托管4小时）、每月60元（每天托管3小时）。
最后，中印边境地区的文化安全，必须坚守生态文明和环境安全的“底线”，这是中国政府、社会和普通人最为重视的，也是“国际社会”（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心态）最为关注的。由于中印两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冈仁波齐作为壮观秀美的山岳，早已被赋予了“神圣性”。中国政府出于对神山的保护，长期禁止任何人攀登冈仁波齐，因此该峰是迄今为止没有被登山者征服的山峰。同样，玛旁雍错湖的轻柔波浪和白色水泡，不仅关系着宗教信仰者是否可以沉醉在它呢喃的涛声里，而且关系着人们早已建立的一种宗教文化上的关联，即将玛旁雍错纯净的湖水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源头的水系、恒河的水源联系了起来。正如印度香客认识到的：“西藏是亚洲许多河流的发源地，对印度等国的自然环境有着直接影响，保护好这里的自然环境，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亚洲各国人民。”① 吴强：《印度联邦议会议员谈西藏朝圣之旅》，http://xz.people.com.cn/n/2015/0831/c138901-26186405.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警惕和防止任何有损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的生态环境的活动，无论是宗教性质的还是商业旅游性质的，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神圣责任和义务。
2.“湿婆的道场”，宇宙的中心
综上所述，作为学术研究内容和分析视角的宗教和宗教文化，不仅涉及到狭义的宗教和宗教文化，也关涉到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是综合性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是一个多元的研究范围，更需要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在对于国家安全的一种更全面、更细化、更精密的研究中，宗教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系统中，在当下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追求中，宗教和宗教文化的研究更是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笔者相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印边界问题的宗教文化视角，应当是一个有意义且意义深远的研究尝试。本文下述文字，以“神山圣湖”为中心的研究，是将宗教文化引入中印边界纠纷的研究的一种尝试。
本文假设节点i对节点j发起信任评估,称节点i为评估节点,节点j为被评估节点。节点i将对节点j的直接信任与间接信任进行计算与融合,最后得到节点j的综合信任。通过信任因素计算直接信任,而开关攻击节点会周期性地执行攻击行为从而使得自身信任值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为了降低开关攻击节点的信任值,通过设置控制因子来控制其信任值的值域。在计算间接信任时,会先进行偏离度分析,过滤掉虚假的推荐信任,并根据偏离度分配推荐信任的权重。在融合直接信任、间接信任时,为了防止信任值的上升速度过快,本模型对信任更新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自适应历史信任权重。图1 描述的是DTSA模型的关键步骤。
二、以“神山圣湖”为中心的研究
（一）神山圣湖——多教圣地与“湿婆道场”
1. 多教神山，多教圣湖
印度教徒对湿婆大神的崇拜，多结合于许多种生殖力崇拜（如林伽，即湿婆的男性生殖器和公牛南迪），并且还与许多性力、生育力女神联系在一起。湿婆派信徒认为，高耸入云的冈仁波齐峰常年被冰雪覆盖，显得尤为宁静空灵，十分契合湿婆神苦修者的身份，而湿婆所拥有的生殖力，正是神山修行的结果。
施药后7、15 d观察各处理的小麦生长情况，1%甲基二磺隆·双氟磺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各剂量对小麦安全性好，无明显药害症状；药剂 30 g/L 甲基二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50 g/L双氟磺草胺悬浮剂对小麦也无药害症状。收获时测产结果表明，各药剂处理小区产量要低于人工除草处理，与空白对照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作用，增产率为7.84%～11.46%(表4)。
在全人类的神山崇拜之中，冈底斯山及其冈仁波齐峰，是地位最崇高、影响最广泛的神山。关于冈仁波齐的传说，不胜枚举。据西藏史籍《冈底斯山海志》的记载推测，人们对冈仁波齐神山的崇拜，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
原始的神山崇拜：作为一座多教神山，冈底斯山首先是原始的神山崇拜所在地。神山崇拜作为藏、汉等民族的民间信仰，体现着先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虔诚，源远流长。古人认为，山能出风云，导雨水，滋润大地，生长万物，养有群生，河流是水源流动的通道，水是地球上的任何生物、生命体的必需物质。所以，在古人看来，峻极雄奇、神秘莫测的山岳河流，必有神灵主宰。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人们产生了对山岳河流的崇拜，以祈求风调雨顺。古人还认定，峻极于天的高山是沟通天上与人间的道路，是天帝在地上的城郭。
苯教：冈底斯山是苯教的起源地，是传说中苯教360位神灵的居所。
如上所述，印度教徒朝拜“神山圣湖”，即是朝拜印度教大神湿婆和他的妻子雪山女神。因此，印度香客赴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由于藏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地貌，印度朝圣香客的数量都是很少的。
道教：冈底斯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圣地。从圣山的崇拜，到洞天福地的选址布局维护，无不透着道教独特的生态智慧。冈仁波齐以其秀美和灵动，成为道教圣地，而山下不远处的圣湖，则被视为西王母（王母娘娘）的沐浴处。因此，当诗人李白将杨贵妃比作美丽的西王母时，便有《清平调》里的诗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玉山就是神山冈仁波齐，瑶池就是圣湖玛旁雍错。
佛教：冈仁波齐是佛教最重要的圣地之一，佛教经典中的须弥山。藏传佛教吸收了印度教关于冈仁波齐是“世界中心”的说法，不仅将冈仁波齐视为佛教经典中的须弥山，胜乐佛的圣地，还吸纳了苯教中的“卍”字，作为对冈仁波齐山体上沟槽的解读，并且与苯教争夺神山。从古至今，有大量的佛教高僧来到此修行。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印边界争端中，中印两国对中印边界的具体走向存在着较大分歧。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积怨对两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直到1981年才产生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政治性文件——《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这让双方都产生了乐观情绪，印方高层曾认为“找到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共同点”（印度国家安全顾问M.K.纳拉亚南），“剩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长久以来，中方主张的“搁置难题，优先发展”，似乎已经成为中印之间的共识，但是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仍受困于漫长的但悬而未决的边界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流亡藏人问题、中巴关系问题，近年又加上了水资源问题、中印不（丹）三国边界问题（如2017年的洞朗对峙）等，因此，大大小小的边界争端几乎是周期性地出现，并多次引发边界局势的紧张。
冈底斯山亦被视为“万水之源”。它是亚洲河流的发源地，与印度的河水系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⑦地方政府确保投入。地方各级政府要将水土保持治理经费列入当年年度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好转逐步增加水土保持工作经费。根据规划，每年市和县级财政应当安排治理水土流失生态修复投资1 000万元以上，确保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冈仁波齐拥有“4河发育之地”的美誉。在冈仁波齐周边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发育出了4条河流。人们用4种天国神物，即马、狮、象、孔雀，来命名这四条河流。北面的象泉河，是阿里地区的母亲河，古格王国以及更早的象雄文明都在此孕育；东面的马泉河，是西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的源头，流入印度境内便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西面的象泉河，其下游被称为萨特莱杰河，是印度河的支流（印度河是现今巴基斯坦的主要河流，也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址所在流域）；南面的孔雀河，则是印度教圣河——恒河的上游源头之一。
更夸张地也更直白地说，马泉河为雅鲁藏布江之源，孔雀河是恒河之源，象泉河、狮泉河是印度河之源。冈底斯山是亚洲三条伟大河流的源头，而冈仁波齐峰山脚下则坐落着玛旁雍错湖。
多教圣湖玛旁雍错湖，是狮泉河的上源，被称为“永恒的碧玉湖泊”。湖泊面积330平方公里，湖面海拔44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山圣湖及其周边地带所存在的所有宗教信仰之中，印度教给予神山冈仁波齐的地位是最崇高的——“世界中心”“宇宙中心”和“世界轴心（Axis mundi）”。同样也是印度教徒赋予了圣湖玛旁雍错最多的宗教意义和情怀。在梵语中，玛旁雍错意为“心灵之湖”，湖面一望无际，令人心神平静。相传佛陀曾经在湖边静坐修行，因此也是佛教信徒心目中的圣湖。印度著名诗人迦梨陀娑曾经写道：玛旁雍错湖水像明亮的“珍珠”，喝下湖水可以洗清“百世的罪恶”。
“神山圣湖”对印度教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印度教最重要的主神——湿婆（Shiva）大神所涉的山水，是湿婆大神的道场。
谈及“你如何看待专业技术的作用？”时，许多被访者都认为，目前我国殡仪馆硬件设施建设都有很大的提高，亟待加强的是信息化、科技化、人文化的软件技术及服务理念。但在增强专业技术和管理服务的同时，殡葬行业前辈的职业经验是新一代殡葬从业人员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因为，某些逝者家属会提出某些个人理想化的要求，当出现家属要求与专业实现度不统一的情况时，具有丰富职业经验的前辈会凭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处理好此类问题。这往往是新一代殡仪馆从业人员要通过个人多年实践才能获得的宝贵财富。
不同菌株的孢子悬浮液接种4～5龄马尾松毛虫幼虫后，其累积死亡率变化见图1。从图1可知，马尾松毛虫幼虫接种不同菌株后的累积死亡率差异较大。接种白僵菌BbAX-02、BbAX-04菌株的累积死亡率较高，死亡速度也快，接种12 d后，马尾松幼虫累积死亡率分别达到100%、90%，远比其他菌株高。接种20 d后，除白僵菌BbAX-02、BbAX-04菌株外，其他菌株的累积死亡率最高为66.7%(白僵菌BbTA-01)，最低仅为15%(绿僵菌MaMXTR-01)。
湿婆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另二位大神，一是创造之神梵天，二是维护世界之神毗湿奴），常被称为破坏（毁灭）之神和苦行之神。在佛教文献里被称为“大自在天”。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 ）和《往世书》（Purans ）的记载，自远古时代起，神山圣湖就因为湿婆大神与印度产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栖冈底斯山者”——湿婆大神的名号之一。
在《梨俱吠陀》中，湿婆还是土著的、非雅利安的神祇之一。作为风暴之神和死神，湿婆一直保持着自然属性。湿婆所代表的主要是崇尚自然、苦行弃绝的精神，游离于主流文明之外。他住在坟场里，身体涂尸灰，只穿一张兽皮，在林中随意漫游，乞食为生，习惯拿颅骨做碗。他的饰品是颅骨冠和颅骨项链，有一群被吠陀宗教视为不洁的狗，常伴其左右。当迫于土著民间宗教的压力，雅利安人不得不让步时，湿婆才首次与雅利安创造神达刹—生主（Dak
-Prajāpati）的女儿萨蒂（Satī）结合，以此寻求社会与宗教迥异的两个种族的融合。然而，这种融合并非一帆风顺，萨蒂愤而自杀，转世为喜马拉雅山神的女儿，后来以雪山女神（Parvati，中文常译为“波哩婆提”或“乌玛”）之名再次成为湿婆的妻子。至此，湿婆才算完成了雅利安化，取得了与毗湿奴同等的地位。
根据印度传说，混沌初开之时，为了拯救世间百姓，大自在神吞下了一个毒瓶，痛楚难忍，只好栖身凉爽的冈仁波齐雪山，于是自在神便有了“栖冈底斯山者”这一名号。① 才让太：《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湿婆大神的妻子雪山女神、弟子楞伽王、神猴哈努曼塔等，都把冈仁波齐当成寓所。因此，在印度宗教文化中，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信仰认为，湿婆大神身上糅合了印度土著文化与雅利安文明的两种痕迹，而这一结合是通过湿婆在喜马拉雅的修行而实现的。
第二，“湿婆禅定图”——湿婆大神在神山修习瑜伽。
西藏第一神山冈底斯山，是一座跨宗教、跨文化、跨种族的藏地神山。无论中国的汉人和藏人，还是蒙古人、印度人、尼泊尔人，无论是雍仲苯教徒、佛教徒、道教徒，还是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都将冈仁波齐视为圣地，加以祭祀和崇拜。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海拔6656米，如莲花绽放。冈仁波齐是《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之一。冠顶冰雪覆盖，晶莹洁白、质地坚硬的水平纹理岩层，构成金字塔式阶梯。
乡村振兴，路先行。为彻底改变过去“下雨泥水一路淌，婚嫁车子进不了庄，稀泥糊子腿肚子深，十天八天难出村”的境况，该村积极开展“道路革命”，着力抓好道路提升工作，按照“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和“不走泥路、不走黑路、不走急路”的“四好三不”道路建设要求，实施道路硬化、树木绿化、路灯亮化、长效机制净化、标识标牌标线规范化“五化”建设，达到让群众方便出行、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美丽出行的“四行”目标。目前，该村共修建水泥路4438米，改善了全村交通落后面貌，使广大群众走上了“致富路”。
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文化，包括其公民在三个层次上的取向：政治系统、政治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策的输出和结果”④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顾肃等译：《当今比较政治学：世界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居于系统层次的考察，则包括人们怎样看待构成政治系统的价值观和组织，研究焦点是国家认同、政府合法性和民族自豪。印度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从立法、（民主）选举、公民角色（政治参与）等方面考察，其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因此“政治文化”十分发达。时至今日，印度各个宗教（特别是印度教）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具有重大影响。在印度独立前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圣雄甘地高举的是印度教大旗；在当下失业率高企，经济低迷，却又不失大国抱负的印度社会，极具印度教色彩的爱国主义又成为最强大的黏合剂。一个典型的实例是，2014年大选期间，印度人民党（BJP）将候选人莫迪“空降”到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正是看中了瓦拉纳西浓郁的印度教氛围——它与印人党所推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印度教意识’（Hindutva）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① 朱诺：《直击圣城瓦拉纳西：印度大选的压轴大戏》，《凤凰周刊》，2015年10月第688期，https://mp.weixin.qq.com/s/aZrjFuk-pJ9Js9rFt5299g. 。
后来的“作为瑜伽之主的湿婆”（Yoga-Daksina-Murti）图像中，湿婆的形象是“坐着沉思入定，向内思维，眼睛盯住鼻端。除了作为标志的蛇以外，他不戴任何饰品，发辩编成苦行者的发髻。”① 施勒伯格（E. Schleberger）著，范晶晶译：《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73页。
目前有源与无源定位技术的主要方法包括干涉仪测向、时差、频差及其组合方式等方法，定位常用的参数主要包括到达时间、到达时间差、到达角度等因素[6-7]。不管是采用哪种体制的定位技术，其接收机的性能好坏对其系统的定位精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接收机的指标中，其幅度平坦度与波动以及时延波动是影响系统定位精度的重要因素与指标。比如：采用时差定位系统时，需要测量信号通过不同路径到达主站的时延差，这就对接收机时延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因为接收机自身的时延波动直接代入系统的定位误差，从而最终影响系统的定位精度。
第三，“持恒河者（Ga
gādhara）”——湿婆将圣水带入人间（印度）。
湿婆的另一大伟绩，是承接恒河降落人间。在印度神话中，恒河原是天上的圣河。婆吉罗陀的祖先因犯下过错而被仙人变成灰烬，无法往生天堂。他为了拯救祖先的灵魂而励修苦行，请求恒河降落人间，以涤除祖先的罪过、净化他们的灵魂。一千年后，印度教大神梵天现身提点他：假如恒河水直接从天上流下，其产生的巨大势能会让大地无法承受，只有湿婆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婆吉罗陀又苦修了一千年，等到湿婆现身。“坐在盖拉瑟山上的湿婆以头发承受了激流，然后让平缓的河水流向大地”。② 施勒伯格（E. Schleberger）著，范晶晶译：《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81页。 因为这个故事，湿婆得名“持恒河者”。在湿婆的画像中，多有一股激流从他高耸的发髻中流下。
综上所述，作为印度教中法力最大的大神湿婆的道场——湿婆的居所、湿婆修习瑜伽之地以及湿婆从神山之巅将恒河带入印度，冈底斯山便成为印度教的“宇宙中心”或“世界轴心”。于是，印度教徒以冈仁波齐为轴，分割出神和人、天和地的两个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印度教徒确信“神山圣湖”朝圣对于人生圆满的必要性，一生至少一次的朝圣便成为印度教徒的宗教义务和人生渴望。对于佛教徒和耆那教徒而言，朝拜“神山圣湖”亦是人生最大的善行。
（二）“天路”朝圣和圣水外交：中印重建神圣联系
1.“神山圣湖”朝拜与天通“天路”
印度香客对“神山圣湖”朝拜，始于远古时代。虽然站立在印度平原之上，是看不见冈底斯山脉的，但因为藏地苯教的神山信仰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脉，并沿孔雀河谷，经过今天的阿里地区传播到下游，从而启发了居住在印度河谷、恒河流域的居民追溯大河之源。这种持续溯源的结果，不仅确立了“神山圣湖”的神圣地位，也使与这片广袤土地相连的山山水水，成为“被神圣化”的物质资源。
公式（2）的R值是0到1间的随机值，R0表达为概率选择因子，如果R≤R0，蚂蚁即可以依据相邻节点转移概率最大的搜寻；如果R＞R0，依据轮盘决定随机节点。伪随机概率既可以满足传统算法的多变性，同时实现了可靠的收敛性，改进了算法的收敛效率，使得算法更加的智能化。
1954年，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规定“双方香客按惯例在双方指定的朝圣地朝拜”，正式开启朝圣事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印度香客朝圣受到了影响。冈仁波齐具有人间不可企及的神圣和高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纷至沓来，围绕着神山行走、顶礼膜拜。为了满足印度信众的需求，中国方面从1982年起就接受印度官方香客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朝拜，最初每批香客仅有十几人。1990年中印双方商定，每年印度官方香客固定为16批，每批规模为40～50人，入境时间集中在每年6～9月。
至2015年前，所有的印度香客的朝圣路线，都是通过中尼边境上的樟木口岸，或经印度北阿坎德邦，从中国西藏塔克拉噶口岸入境的。“从印中西段边界关口和尼泊尔前往那里，路上要走好几个星期，且大部分是步行，对于年龄较大或者体力较差、难以适应高原气候的香客来说，走这样的路线很难实现他们一生中前往圣地朝圣的愿望。”① 《“快乐之旅 开辟之旅”——印度联邦议会议员谈西藏朝圣之旅》，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31/c_1116421290.htm.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他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宣布：为了方便印度香客前往中国西藏的冈仁波齐峰和玛旁雍错湖朝圣，中国准备向印度香客开放“天路”，即通过乃堆拉山口前往冈仁波齐神山的口岸。2015年6月22日，中国向印度朝觐者正式开放了这个途经与印度锡金邦交界的乃堆拉山口的第二条朝圣路线。
新的朝圣“天路”指的是“喜拉堂—康马—拉孜—仲巴—塔钦—屈姑”的线路，全程约为1650公里，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与以往的线路相比，距离大为缩短；朝圣者可搭乘快速巴士往返，不仅可以节约大量时间，路途也远没有以前那般艰苦。
天路，Sky Road，因其沿途海拔极高，仿佛可以与天相接而得名。在中国乃至世界公路史上，都堪称“不凡之路”。自古以来，从汉地通向西藏的道路总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1930年《西藏始末纪要》）。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地质复杂，注定了天路的修建困难重重。截至2017年底，中国公路里程达到477.35万千米，几乎能绕赤道120圈，其中西藏公路里程已达到89343千米，但能被称为天路的，仅限于大部分处于青藏高原之上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和“新藏公路”① 康藏公路被称为“入藏第一路”；修建时间4年，道路长2255千米；东起雅安、西至拉萨，即一头是海拔几百米的人间天府，一头是高4000米的仙界高原。青藏公路，青海格尔木（向东可到达西宁）至西藏拉萨，沿程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三大山脉，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如果说川藏公路如同上天入地，那么青藏公路则是名副其实的“修在天上的道路”。新藏公路，在昆仑山脉翻越10个雪山达坂（蒙古语，山口），海拔4000米以上的路段915千米，超过5000米的路段也达到130千米，堪称“天路中的天路”。2013年完成柏油路面，全线贯通。 。这些“修在天上”的道路，不仅让西藏彻底告别了人背畜驮的时代，将藏区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而且由于开放朝圣，天路成为印度香客的首选之路。
乃堆拉山口历史上曾是印中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通道，但现代史上却长期是中印军事对峙的前沿。如今，为满足印度香客一生中一定要到“神山圣湖”朝圣一次的善功，中国方面怀着极大的善意开通“天路”。中方深信“这条跨越喜马拉雅的神奇天路，必将作为两国人文交流的又一座里程碑而载入中印友好的史册。”② 乐玉成：《跨越喜马拉雅的神奇“天路”——乃堆拉山口新朝圣路线开通纪行》，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sgxw/t1276424.htm. “天路”开通之时，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先生亲临现场见证，并写作有“我为印度香客打前站”一文。中方相信，朝圣时间有限，信仰超越时空。朝圣不只关乎印度民众的信仰，也是中印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纽带，是夯实中印关系民意基础的重要平台。
他们也是生活中的人，与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光鲜亮丽、觥筹交错、侃侃而谈的背后，也许有更多的鲜为人知的委屈、隐忍、妥协，有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无奈。
经乃堆拉山口的道路，一直是重要的贸易通道。现在，这一贸易通道开辟出“新的联通功能”，即宗教朝圣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使得香客更好地完成“转山善行”。这一贸易通道同时也是中印边境最重要的生态旅游线路之一，游客不仅可以由此深入到沿线充满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地区游览，观赏有“亚洲水塔”之称的壮丽冰川群，而且可以体验边境社区的文化生态。重开乃堆拉山口这一举措，让印中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重新相互交融，让亚洲文明重新交汇发展。③ Mahendra P Lama，Newer and Wider Interdependent Dynamics. https://mp.weixin.qq.com/s/OfnRg3B6cQjXZnurNePT3A.
参加首次“天路”朝圣的印度联邦议会议员塔伦·维贾伊，对于“西藏令人赞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方面为朝圣提供的优质服务，印象深刻”。他说：“作为首批从乃堆拉山口前往西藏朝圣的一名印度公民，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我与我的妻子都在这次朝圣之旅中取得了极大的收获，这是一次难忘的心灵体验。”“这是一次快乐之旅，开辟之旅！”① 《“快乐之旅 开辟之旅”——印度联邦议会议员谈西藏朝圣之旅》，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31/c_1116421290.htm. 。
2019年4月2日，正在印度访问的西藏自治区外办主任白曼央宗一行在新德里与印神山圣湖朝圣香客座谈交流。据介绍，印度朝圣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每年几百人增加到2018年2万余人。② 《白曼央宗主任与印香客座谈交流》，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sgxw/t1651182.htm.
其中，经过乃堆拉朝圣新路线的印度香客人数是：2015年，共5批240名官方香客；2016年，官方香客7批共350人（增加强拉山口批次及人数至每年18批共1080人）；2017年，印官方香客10批共500人；2018年，印官方香客10批共500人。2019年，预计10批共500名印官方香客将于6月起经乃堆拉山口赴神山圣湖朝圣。③ 《驻印度使馆在印主流媒体刊登西藏专版“乃堆拉：心与心连接的友谊通道”》，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sgxw/t1669508.htm.
2.“圣水外交”与中印文化交汇
2005年，根据四川省内外家政市场的需要和四川省劳务开发创品牌、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的要求，四川省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决定在省立“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项目中，首先打造“川妹子”家政服务员品牌。据不完全统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省、市（州）、县（市、区）三级财政投入“川妹子”品牌家政服务员培训补助资金约7000万元（其中，省级财政投入3000万元），培训并投放市场的品牌“川妹子”家政服务员达10万人。“川妹子”家政服务员已成为全国知名地方性劳务品牌。
中国政府开通“天路”的决定，有利于加深中印两国文化的亲缘关系，印度智库顺势而为，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 “圣水外交”（Holy Water Diplomacy）。据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领导人S. 库尔卡尼④ S 库尔卡尼（Sudheendra Kulkarni），印度知名政治、社会评论家，曾任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的助理。他还是新南亚论坛的创始人，该论坛聚焦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 （Sudhendra Kulkarni）所著《“圣水”浸润中印关系》一文的介绍，“圣水外交”的概念于2015年初由时任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郑曦原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共同提出，旨在加强中印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圣水外交”是基于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即玛湖之水从中国西藏引入印度。⑤ Sudheendra Kulkarni，High Road to India-China Partnership，https://mp.weixin.qq.com/s/jQGPpadlDsdMmrtuY2STxA.
式中，Is为饱和电流，q为单位电荷，V为外加电压，n为理想因子，kB为玻尔兹曼常数，T为开尔文温度.图5(b)插图为加正向电压时，实验所得I-V特性曲线的拟合，其很好地拟合于
2015年9月，由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共同商议，组建了一个有观察家基金会成员和印度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取水代表团⑥ 取水代表团，成员包括Vijay Bhatkar博士（印度著名计算机专家）、Anjali Bhagwat（2002年世界气步枪射击冠军）、Anjali Bhagwat（世界知名农村扶贫活动家）、Anand Bang博士（惠民平价医疗先锋）以及Ramesh Haralkar（现代印度佛教兴倡导人B.R.Ambedkar博士的追随者和致力于为孟买清洁工谋福利的社会活动家）。 。在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领导人库尔卡尼的带领下，取水团克服西藏的高原反应，来到圣湖，并在当地人、西藏自治区政府代表以及总领事等人的见证下，举行了祈祷仪式，随后用铜钵从玛旁雍错湖采集了圣水并带回印度。
“大壶节”（Kumbh Mela）是印度教最为盛大的节日。通常有500～1000万印度教徒参加，可谓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活动。以12年为一轮，大壶节在印度教4个圣城分别举行一次。2015年7～9月，大壶节（Kumbh）正好在素有“南恒河”之称的戈达瓦里（Godavari）河畔的纳西克（Nashik）举行。
当年的大壶节上最盛大的仪式，是“圣水注入”，亦称“圣水融合”，即把来自玛旁雍错湖的圣水注入圣河戈达瓦里。仪式进行的时候，马哈拉斯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与中国驻孟买领事馆的领事并肩站立，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主席库尔卡尼博士说：“这对印度人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该仪式激发了数百万印度民众的美好想象，也激发了印度人民对中国友好的情感。这一仪式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山圣湖的圣水汇入大壶”（Kailash Mansarovar-Kumbh Pavitra Jal Sangam Yatra）。
仪式举行前后，也正值印度教的另一重要节日——湿婆神节。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曾孙、印度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在当天的社交媒体上发贴，表达了他向湿婆神的祈愿。他所配的图片便是位于中国西藏的圣山冈仁波齐峰。“圣水外交”活动也得到了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的高度赞扬。取水仪式结束后，活动主办方专门致信斯瓦拉杰外长，斯瓦拉杰在回信中说：“我非常欣赏这一富有创意的活动，通过将来自玛旁雍错湖的圣水汇入戈达瓦里河，增进了印中这两大古老文明的友谊和了解。”① Sudheendra Kulkarni，High Road to India-China Partnership，https://mp.weixin.qq.com/s/jQGPpadlDsdMmrtuY2STxA.
“圣水外交”活动的宗旨是“进一步增进中印两国相互了解和合作。印方深信，发展与中方的友好关系应成为当下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不可否认，在当下双方仍存在一定的‘信任赤字’。发展经贸合作尽管非常重要，但仍不足以弥合中印之间的信任赤字，更为重要的是重塑和加强两国文明交流和人文纽带。”② Iibd. 可以说，“圣水外交”的理念，正是中印两国人民应该重建双方共同的“神圣”联系，因此它象征着三个层面的“交汇”（Triveni Sangam）：首先是玛旁雍错湖的“圣湖水”与戈达瓦里河“圣河水”的交汇；其次是佛教、印度教等多宗教的“交汇”；最后是中印两国宗教文化和文明传统的“交汇”。
三、结语：共建中印文化软边界
包括笔者在内的大数多数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持极其悲观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对中印关系的长期发展持较为乐观的看法。究其原因，后者是基于历史和传统友好的文化关系，即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所说的中印关系在历史上99%的时间都是好的，以及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印文化交流是世界上文化交流的典范”。而前者则是基于现阶段中印两国对彼此缺乏了解，特别是相互之间文化理解和认同的严重缺失。
综合以“神山圣湖”为中心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思考。
（一）当下的中印宗教文化交流，可以重塑两国的文化联系，加强人文纽带
地处中国与南亚地区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一带，在地理上占据人类生活的蓝色星球的至高点，颇具不可及性；从文化上看，该地带也具有举世无双的独特性，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化交往，跨越古今。这充分说明了自人类跨入文明门槛至今，文明交往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但是，文明交往的形态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传统文明交往”的一大特征是，地缘性交往的频繁，使血缘性交往日渐淡化，交往的主体随之强化，以国家、民族、地区为单位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交往过程中膨胀起来。因此，文明交往有时也伴随着野蛮和残暴，但交往的总趋势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
美国近期发布的《战略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摘要》两份报告，形容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大国”。一名美国官员最近就把中美博弈形容为“迥然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认为：“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宗教作为中美人文交流载体的空间和有效性正在缩小，而宗教作为两国关系冲突点的可能性正在加大。”① 徐以骅：《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宗教与中美关系》， https://mp.weixin.qq.com/s/mCcuudGAF0SMBKBKI3A-A. 相比较而言，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因素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恢复传统的中印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特别的意义。
（二）着眼文化交流的“天路”朝圣，有助于重新发现“东方”价值，重塑文化理解，打破殖民者强加给西藏的东方主义幻影和“冷战”文化阴影
中印边界纠纷与所谓的“西藏问题”密切相关，而影响西方人的西藏观的因素：一是“东方主义”的幻影，二是冷战文化政治。在东方主义的幻影下，西藏是基督教的另一个故乡，藏传佛教是以“撒旦的狡猾”创造了与“天主教明显相似的宗教”。② 汪晖主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9页。 这些困扰中印关系的幻影，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又以“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竞争”等形式再现，一方面使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方面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③ 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汪晖主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再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以中国政府为印度香客开放“天路”朝圣为亮点的近期政策，由于契合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高度统一的印度特色，得到印度官方和民间的高度赞赏。4年来的天路朝圣的顺利进展，可望推动中印边界从领土纠纷到宗教朝圣和文化交流的转变，有助于为中印两国“搁置争议”创造和谐氛围，从而使中印关系保持和平与发展。在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在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形势下，中印之间的宗教文化亲和，注定是意义深远的。
（三）中印边界冲突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为实现中印边界纠纷可管控，不影响两国贸易往来，并可支撑文化交流，中印双方都应以大局为重，加强在宗教文化交流和世界屋脊保护方面的全方位合作
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在印度中低层民众中声望极高，但它脱胎于一个印度教组织，主张以印度教为国家意识和社会共识。在全球经济中心逐渐回归亚洲的形势下，拥有良好的人口基数、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基础的印度，让世界感受到“第二个东方大国的崛起”。为实现大国抱负，印度政府将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加强印度的制度建设，维护其宪法精神，保护其内部凝聚力。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执政的背景下，印度教徒强烈的宗教文化心理和宗教情感的非理性、执着甚至极端，如果以争夺“宇宙中心”结合起来，则可能导致中印边界纠纷的持续。幸运的是，天路朝圣和圣水外交加强了中印人民之间心与心的沟通，通过代表共同宗教信仰的“神山圣湖”，中印文化有机会进行交流互鉴。
更为重要的是，开通天路和“圣水外交”，不仅有助于调动中印两国的各种友好资源，进行务实合作，而且也预示着中印人文和民间交流中出现的新趋势——从上至下的、各个阶层参与的、深得广大人民欢迎的务实交流。① 该评价来自2015年10月笔者参与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代表团与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在孟买联合举办的“软实力交流与中印丝绸之路重塑“（India & China: Rediscovering the Silk Road through Soft P ower Exchanges）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将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除乃堆拉山口的边境贸易外，在宗教文化交流和环境保护方面，中印也有大量的共享资源，以及大量的合作空间。
另外，综合考察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笔者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未来，将通过中印文明的智慧和经验交流互鉴，在世界屋脊打造一个文化软边界。
中印同为文明古国，现在又同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印两国政府对于边界问题所涉及的领土主张，几乎没有变化。① 在中印边界东段，中国主张的边界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而印度主张的边界则是沿喜马拉雅山山脊的“麦克马洪线”，此处涉及到的领土分歧多达9万平方公里。在中印边界中段,中印两国都主张边界沿喜马拉雅山山脊，但对其间的部分地区的归属存在分歧，此处涉及到的领土分歧约2000平方公里。在中印边界西段的西半部分，中国主张的边界在喀喇昆仑山，而印度主张的边界则在北面的昆仑山上。中印边界西段的东半部分位于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双方对这一部分边界的主张也有出入。在中印边界西段，涉及到的领土分歧多达3.3万平方公里，但绝大部分在拉达克和新疆边境地区的阿克赛钦。 这即是说，对于中国来说，从新疆一直到西藏、云南，对于印度来说，从克什米尔到东北部地区，涉及范围如此广大的、整个漫长的中印边界线，是一个横亘在两国之间的沉重的、争议不断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中印边界的最终划定，将由中印之间的政治生态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文化理解来决定。在“神山圣湖”所影响的广大地域，中印传统宗教文化和谐共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和平安宁的文化软边界，可能是中印两国唯一的选择。
（一）从国际政治的发展视角，中印双方都应当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流动、各国实质性互动和互助的增加，以及某种程度上“世界共同体化”的趋势，使国际的“社会性”进一步提高，从而降低了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国际体系的演化方向，是一种“以规则制约国家行为体、建立在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为特点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模式”② 尚会鹏：《和平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化》，《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2期。 。如今，美国政府以发起“贸易战”、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等方式，表明现存国际体系已经走到尽头，而中国则认为现存国际体系还有不断完善以适应变化的巨大空间，因此，中国无论如何应当避免类似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那种“战争”，同时也应避免“冷战”思维，代之以“树立文明典范”的思路。
（二）从国际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视角，汇聚“边贸与朝圣两大暖流”的中印边境口岸，可望为一个文化软边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乃堆拉山口是古代丝绸之路南线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中印最为便捷的陆路通道。2006年双方恢复乃堆拉边贸，有力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锡金邦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所作的贡献，愿同中方加强贸易、农业、科技、旅游、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为印中关系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锡金邦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合作热情高，期待改善和提升乃堆拉的边贸合作。双方可探讨将乃堆拉升级为陆路口岸，建立乃堆拉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取消边贸商品清单、延长交易时间、建立地方沟通机制等方面继续努力，让乃堆拉成为名副其实的“微笑的边界”。③ 驻印度使馆在印主流媒体刊登西藏专版《乃堆拉：心与心连接的友谊通道》，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sgxw/t1669508.htm. 据中方统计，2015年，乃堆拉边贸额创下1.83亿元人民币新高，2018年达1.1亿元。① 驻印度使馆在印主流媒体刊登西藏专版《乃堆拉：心与心连接的友谊通道》，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sgxw/t1669508.htm.
如今，“乃堆拉因边贸和朝圣两大暖流，逐渐融化成为两国人民增进互信、心与心连接的友谊通道，也成为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象征”② 同上。 。未来可期的是，边界地带的物质交往提高人们的富裕文明生活，精神交往升华人们的思想文明境界，生态文明交往增进中印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中印两国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永保世界屋脊的持久和平和纯洁美好，中印边界则可以是一个促进经贸、确保安全的文化软边界。
（三）从中印文明发展的历史和文明互鉴的视角，今天中印两国（也包括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地带的国家）所要做的，是努力创建一种敬畏神山、尊重自然、交往有序、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新文化，将中印边界打造成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的文化软边界。
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文化全球化失去平衡，呈现出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状态。这种文化全球化交往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于是许多国家兴起了扶持本土文化的运动，但其中又不乏民粹主义的沉渣。为避免历史交往中出现从文明到野蛮的倒退，政治全球化需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文化全球化也同样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交往秩序。中华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而佛教也因为传入中国而得以延续光大。中印文化研究专家谭中先生认为：当下，一个中印巴团结打造喜马拉雅文明圈绿洲的前景已经呈现，机会难得，机不可失。“从喜马拉雅文明圈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和印度（南亚）文明都是在喜马拉雅文明圈的摇篮里诞生的，两者有共生关系。南亚面临文明危机，中国有责任解救。”③ 谭中：《印巴冲突，中国劝和，团结打造喜马拉雅文明圈》，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LWS422g.
回顾历史，中国从黄河长江流域伸延到太平洋西海岸，印度从恒河、印度河流域伸延到印度半岛，都是从地理共同体转变为文明共同体的进化过程。展望未来，在那喜马拉雅生命禁区，与其可悲地大量浪费物力财力甚至生命，去划出一条精确的边界线，不如划出一个睦邻友好的和平地带，两国共同开发边境交通、运输和贸易口岸，协作修建天文台和水电站，共同开发登山运动和其他冬季运动，建设具有中印文化特色的探险旅游和避暑休闲设施，合作促进喜马拉雅山麓的安宁和繁荣，并以此地带作为“一带一路”的枢纽，积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造福全人类。
中图分类号： D82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4—0001—19
收稿日期： 2019-06-19
作者简介： 邱永辉（1961～），女， 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培育智库）研究员，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印度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南亚非传统安全。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印度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4AZJ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中印边界习惯上被分为三段。东段指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中段指尼泊尔和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中印边界，西段指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与中国西藏和新疆的边界。中印边界问题或纠纷，泛指中印两国对于上述各段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对于东段所涉大约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所涉大约3.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属问题的针锋相对的意见，以及为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在商讨进程、划界方法、解决途径等方面所产生的纠纷和冲突。
[责任编辑：孙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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