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建设的启示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德育论文,启示论文,国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06）06—0129—04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进入突飞猛进发展时期，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而道德教育在经济发达的时代，与科技教育相比却显得苍白无力。人们注意的焦点过分集中于技术教育、业务能力培训和实用性上，人的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却受到极大的轻视，甚至遭到冷落。同时，学校的道德教育逐渐让位于学术和技能的训练，造成道德教育的课程形同虚设、道德教育实践疲软、道德教育思想和理论贫乏等现象。道德教育的淡化与削弱以及普遍严重的道德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加剧了人们对道德约束功能和人类品格弱化的担忧。
一、国外道德教育现状
道德的巨大力量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不可忽视。在美国道德教育发展史上，围绕德育的目的、功能，如何开展德育、为开展德育提供什么样的环境等问题曾有过不少争论。我们可以试图循着美国德育发展的足迹，来了解其教育工作者以及美国社会对德育的有益探索。
在20世纪以前，美国处于殖民地时期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教育及社会主流文化思想等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非常重视以“拯救灵魂和培养良好行为”为目的的宗教教育，并把它看作美国的道德教育、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由于各教派分解，从而削弱了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也使美国的道德教育一蹶不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道德教育的重要转型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德育与教育改革的重要基础。在清醒认识新与旧的冲突与对立，以及培养人的教育活动基础上，杜威指出：“人类占优势的职业就是生活——就是智力的和道德的生长。”他认为职业是人的活动所应遵循的方向，是人与环境相统一的手段，作好职业准备正是应付社会动荡、发展的重要方法。在美国现代教育开始跨越传统教育、走向社会的大背景下，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对于现代教育和德育以至于当代德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说这是人类道德教育的一大进步。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于1988年10月强调：“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教会孩子区别正确与错误”，摒弃“价值自由观念”。他在《重视优等教育》一文中指出：“智力加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在教育的方法上，采取了全方位、多层次、深入细致的教育方法，甚至也借鉴中国的传统经验。爱因斯坦指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在孔子诞辰2543周年之际，布什的贺词指出：“孔子所树立的道德规范，为世界各地所肯定及奉行。在我国一些最迫切的问题源于家庭生活及家庭价值崩溃的此时，我们应该实践这位伟大哲学家对个人荣誉和家庭责任的教诲。”美国德育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从而把培养“人”的活动放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
除了美国，其它各国无不重视研究、改进德育途径和方法，调整、充实德育内容，以求德育的最佳效果。纵观国外学校德育工作的现状，它们所施行的德育方法，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课堂讲授是传授道德知识的主要方法。虽然现代化的发展涌入了一定的教学空间，但是，课堂集体授课这种集体性教学形式仍为基本形式。虽然课堂气氛不如东方严肃，但基本上采用的仍是“灌输”的教学方法。这种课堂也是师授道德知识和道德判断、推理的、群体“传道、授业、解惑”的方法，在今天的世界仍有普遍性。从课程设置来说，当今欧美主要德育课程设置理论有3种，即威尔逊（J.Wilson）的道德教育理论、麦克费尔（P.Wephail ）的生活指导理论和劳伦斯·斯腾豪斯（L.Stenhose）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教育课程理论。在开设课程方面， 一般开设有公民课、道德价值课、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世界观方面的教育课等。它们基本都是教育者根据道德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教育规律和本国教育政策、教育目的，从本国和本地区实际、按照学校教学方案和认识水平出发，选择教育对象所能接受的教育形式与方法进行课堂讲授，以灌输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为主要教育活动。
（二）课外、校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国外学校的德育目标，是在主张采用课程教学组织形式进行渗透的同时，围绕社会需要的人才规格来广泛开展课外活动，以期取得德育的最佳效果。
（三）劳动活动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一体化可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学生的生活与职业指导是通过和借助劳动教育进行的。在大学里，它们认为让学生参加劳动，有利于培养学生今后具备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献身精神。
（四）充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国外学校通过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公园等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热爱领袖、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等教育。英国的海德公园，那里有马克思塑像，人们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发表演说。世界著名军事学府“西点军校”，为了对学生进行纪律和传统教育，培养品学兼优人才，不仅确定学术和道德标准，实行严格的理论和实验训练，坚持每天阅兵式，而且清晨和傍晚在战斗纪念碑附近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
（五）严明纪律、务实管理。一般来说，一些国外学校不仅重视道德理论知识的课堂传授等，而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道德行为导向管理，并把学校德育提到了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相关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目前我国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德育的一个重大进步是所谓从“天国”到“人间”的转变。这种不断世俗化或现实化的德育趋势至今仍然意犹未尽。然而没有“天国”的“人间德育”非但没有取得许多人原先预想的“实效”，反而令人焦虑的是：失去方向感的德育或价值无根的德育危机四伏。这一危机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德育目标定位上的失效性。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德育实践和理论着眼于对极“左”时期德育状况的拨乱反正，提出了反对“高大全”、“齐步走”。这本来是极具现实性的呼吁，然而近20年来这一呼吁的方向已经走向了矫枉过正的程度。近年来，社会上一再出现所谓“忌语”、“承诺”及与此相类似的“公约”、“手册”之类。学校德育中也出现了所谓“教学忌语”及一系列的规范、守则等，“德育量化”之类的改革也是以一些琐碎的规范遵守、行为训练为计量考核的标准。这样一来，节节后退的德育目标已经退到了教育目标的最低极限了，因为再没有比规定“不讲脏话、粗话”之类更低的德育目标要求了。
这里并没有否定“忌语”、“承诺”或“德育量化”本身积极意义的一面。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容易使人流于物欲，同时也使人走向“实惠”、讲究“兑现”而忽视人性中人的价值关怀的文化运动。中国在建立自己模式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混乱的出现已使国人意识到最起码的规范建立的必要性。这正是这些琐碎低调的德育目标确定的现实性。
实际上，虽然不能把将来的水准要求在今天就要实现，但是将来的水准和今天的标准又绝不可以割裂地看，将来是今天的方向。没有今天就无明天，但没有明天的今天也只是死的概念。可问题在于：每个人其实都有“先进”、“优秀”的一面，又有“普遍要求”的一面，我们如何区别学生群体中何为先进、优秀者，何为“普遍要求”的对象？应当说，这些矛盾在提出以上命题的同时已为人们所思考，故当时的结论为：德育目标应该是多层次多规格的，既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性，又体现共产主义的方向性，是现实性与方向性的统一。现在的问题在于：多层次、多规格中人们注意到的重点或全部乃是最低的要求；“现实性和方向性的统一”中人们更多地只选择了“现实性”这一极。故近年来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道德教育：一种超越”的新呼吁。所谓道德教育的超越性，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道德规范的遵守使人从物质利害的冲突中超越出来做一个合乎道德的人；二是使人从一般的道德规范的遵守中超越出来做一个富有精神内涵的人，或者，做一个有真实人性（而非片面的生物性）的人。
（二）德育内容上终极关怀的缺失。20世纪70年代末，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苏醒过来的国人表现出对于真善美的原初的精神饥渴（“精神饥渴Ⅰ”）， 这一精神饥渴所要求于德育乃是恢复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和文明习惯、规范。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潮已使人们普遍感到价值失范、精神危机，大声疾呼“穷得只有钞票”时（是所谓“精神饥渴Ⅱ”），人们仍然仅仅执著于德育如何“适应”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现实的命题。当全面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产生与世界“接轨”的精神危机，当无价值感在中国土地上大肆滋长的时候（“精神饥渴Ⅲ”），人们仍然停滞在对于“精神饥渴Ⅰ”的简单回应这样一个低水平上。实际上目前的精神危机已呈“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为深刻也最为广泛的复合状态，亦即：三种精神饥渴并存，而后两种精神饥渴日益突出和严重。而现在，我们的德育由于德育目标的节节后退而没有对目前的以信仰危机为内核的精神危机引起足够的重视，其重要表现就在于重视“规范”而忽视“关怀”。
美国心理学家吉利根曾通过对以往伦理规范的归纳得出结论，认为伦理学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公正取向和关怀取向的两类伦理系统，但是伦理学、教育学界往往一直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这表现在：一是对整个“关怀”取向的否定；二是对关怀取向的内核即“终极关怀”的漠视。关于前者，我国学者赵汀阳就曾说过：“仁慈也许是一种美德却不是一个伦理学的公理。”可是他又同时承认，根据公正原则，人们的伦理生活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所谓“不可兼得”的遗憾，这就是他所言的“价值损失”和“结果的遗憾”。这一悖论本身实际上就已证明：“仁慈”或“关怀”实际上是与“公正”互补的一项基本伦理公理。于是许多人选择了庸庸碌碌、麻木不仁的生活；一部分人在价值失落中倍感苦恼而无所着落。而另一个极端则是丧失价值目标后的无所顾忌的恶性犯罪行为。在今天，人们在德育目标的设定上往往对关怀和终极关怀缺乏理直气壮的规定，而在德育内容的实际安排中则往往完全回避了这一领域。
（三）德育实效上的实质性低迷。所谓“实质性低迷”，不仅指人们一直指责的所谓“德育实效低下”，而且指目前这一德育实效低下所隐含的更深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会使德育的失误延伸到远远超过道德规范授受的全部价值教育领域。实际上，人的终极关怀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中国的传统儒学以入世倾向著称，但儒家的道德理论和德育实践却都在强调日常应对之上设计终极价值目标。
哲学家康德曾把理性认识世界时所遇到的一些矛盾称作“二律背反”，用来说明理性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比如奴隶制既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又是一种“可耻的现象”。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带给人类以巨大的影响，不仅大大丰富和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自然、社会、人本身等方面造成了环境污染、战争危机、文化贫困、道德沦丧、个体人格趋于分裂等技术异化现象。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道德的沦丧构成了他律与自律的对立和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对新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的客观现象早已为先哲们所认识到：中国的老子和庄子就认为技术的进步、知识的增长必然要带来道德的败坏；卢梭也说，科学的进步是以道德的退步换来的，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道德的堕落和恶的产生。
笔者以为，科技进步与道德退步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善与恶的冲突。善的东西只能在恶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我们甚至不可能设想没有善恶对立的历史。同时，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善恶对立并非是绝对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起推动作用，比如正是人类卑劣的贪欲成为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也就是说，道德上的恶有时对于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可以从反面起催化剂作用，这时它就成为善，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社会历史有时就是在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冲突中前进的。必须强调的是，道德的恶终究是社会应当抛弃的阴暗面，尽管它是历史长河中的必然物，但不能在历史的颂歌中放弃道德批判的武器，相反，必须抑恶扬善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和面对这种二律背反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还要拿起道德批判的武器，加强道德建设，正确地运用科学技术。对于那种认为道德颓废既然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代价，就应该放弃技术或取消道德教育的观点，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三、国外道德教育对我国开展德育建设的启示
重视德育的国际化趋势提醒我们，务必要把德育提高到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相关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来认识。在重庆大学举行的国际交流会议上，国际教育基金会总裁（IET ）石峻吴博士曾中肯地指出：“在你们追求更高的学术与科技教育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青年人的人格教育。否则，你们将会重复西方的严重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西方得到的是犯罪、道德败坏、家庭的崩溃与其他种种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科技的失败，而是最基本的教育的失败。”借鉴西方国家中成功的德育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训，无疑将会对搞好我国的德育工作提供又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借鉴别国经验，从思想上重视道德教育。我们必须懂得：中国现代化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了将近100年。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重演别人的悲剧， 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倍关注社会的道德建设，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基础条件。
（二）更新德育观念，丰富德育内容。当今的道德教育已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弘扬人性”，它从全球的角度，从“人与自然共生”的角度，从人类由竞争走向合作的发展趋势中，着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如人类与自然和谐、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人类潜能开发、个体精神满足等带有全球性、开放性、发展性、精神性的问题；更注重德育道德对象“道德力”的提高。面对这一现实，必须尽快更新观念。
（三）将学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德育的价值取向观念到形成道德行为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培养道德实践能力，才能保证受教育者自我道德素质的形成。
（四）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民主与法制”教育，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要求将法制建设摆到突出位置，大力加强对社会成员的法制意识、法制观念和法制约束等的教育。当前针对高校学生，加强对学生的法制观念的教育，培养学生在法制约束下的文明行为习惯，对于形成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提高学生的文明素质、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加强法制教育，也是通过“强制”手段培养学生道德他律意识的过程，是道德他律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由道德他律转为道德自律的重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