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在伊拉克的中国专家——记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员郁建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论文,联合国论文,中国论文,对伊论文,牺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郁建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员，有“和平卫士”之称。1964年9月出生于江苏靖江，1980年9月考入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1984年毕业后，直接入本院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1989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生前是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三系主任、教授，上校军衔。
2003年3月19日中午，郁建兴魂归祖国。首都机场阴云低垂，风儿放慢了速度，飞机的轰鸣声也悄然放低了声音。佩戴着白花和黑纱的二百多人肃立着，肃穆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机场。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运送灵柩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首都机场时，一场小雨突如其来，雨水伴着泪水从人们的面颊上滚落。扑在丈夫的灵柩上，徐新艺放声恸哭：“建兴，你怎么这样回来了……”
永远的“JJ”
3月13日，这是一个令世界所有关心和热爱和平的人们为之惋惜和心痛的日子。这一天，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郁建兴，永久地镌刻在了人类维护和平事业的历史丰碑上。
这天下午伊拉克时间2时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驾驶四辆“通用”越野车前往巴格达南郊一个可疑地点执行核查任务。在他们完成任务返回巴格达的途中，郁建兴乘坐由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核查人员斯特凡驾驶的车辆。该车不幸撞到前面行驶的一辆伊拉克人驾驶的大卡车尾部，随后坠入公路旁的水塘中。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郁建兴头部撞上了前挡风玻璃，造成鼻、耳和嘴等部位出血，伤势严重。驾驶员斯特凡受轻伤。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紧急派遣联合国直升机赶到现场，并把他们送到位于巴格达的拉希德军事医院抢救。郁建兴在半小时后不治身亡。
当天下午5时许，正坐在办公室内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接到联合国驻巴格达武器核查小组的电话：“大使阁下，来自中国的武器核查员郁建兴今天在完成核查任务返回巴格达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遇难。我们马上派人到使馆接你们到运河饭店，（由我们）向使馆通报有关情况。”
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令张维秋和使馆其他人员悲痛万分。因为，郁建兴与核查小组签订的三个月合同下周就要到期，届时他就可以平安回家休假。
没有再等核查小组派来的车辆，张维秋立即委派赵广龄、马忠平武官等赶到设在巴格达东郊运河饭店内的武器核查小组总部，了解事故原因以及联合国的善后处理事宜。张大使本人留在使馆，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通报发生在伊拉克的不幸事件。
3月16日，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上空挂着几缕阴云。萧瑟的晨风中，六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轻轻地将郁建兴的灵柩抬上联合国专机，仿佛生怕惊醒了沉睡中的中国同事。
“JJ，你听到了吗？我是三十一号。我们的核查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不能走啊！JJ，让我们再来一次吧，现在就出发！”对伊武器核查化学组成员、波兰人查理斯痛苦地望着灵柩内的郁建兴，手握着核查时使用的步话机，大声呼唤。由于郁建兴的中文名字十分难念，他的外国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JJ”。查理斯近乎声嘶力竭的呐喊在停机坪上空回荡。
泪水，流淌在每一位不同国籍的核查人员脸上。郁建兴再也听不到外国同事的呼唤了。此刻，三十八岁的他正静静地躺在覆盖着蔚蓝色联合国旗帜的灵柩内，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人类和平事业。
在机场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悲痛地说：“郁建兴的牺牲，不仅是中国人的损失，也是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的损失。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所做出的任何努力。”
“郁是联合国监核会最优秀的武器核查员之一。”3月18日，专程从纽约赶到塞浦路斯参加郁建兴遗体交接仪式的联合国活动评议官庞森，高度称赞这位中国专家为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就在郁建兴的灵柩启程返回祖国之际，联合国监核会决定：今后每次化学武器核查报告上，都将签上郁建兴的名字，以此纪念自1991年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以来第一位因公殉职的优秀核查员。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失去一位优秀的核查专家而悲痛。他在给郁建兴的妻子徐新艺的唁函中写道：“您的丈夫是在伊拉克殉职的联合国核查人员。他是监核会一位忠于职守、深受赞誉的成员。无论我和联合国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都无法挽回您失去的丈夫。您的丈夫积极参与了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活动，他是在执行和平使命时牺牲的，愿您能由此得到一些安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都对您的家庭为崇高的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深表敬意。”
最大的享受就是吃方便面
1998年，郁建兴作为联合国特派专家参加对伊核查，并任核查组长，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同行的赞誉。2000年，在参加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第二轮培训时，一位跟他共过事的澳大利亚核查员见到他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参加培训啊，你都可以当我们的老师了。”2002年12月，联合国核查小组重返伊拉克，郁建兴再次被任命为核查组组长。
自恢复对伊武器核查以来，工作在伊拉克的核查人员就成了焦点人物。几乎每天，当核查人员的车子驶出运河饭店的时候，各个媒体的车子都会紧随其后，上演一番追车游戏。核查恢复的第一天，就有两辆记者的车子相互撞上了，所幸无大碍。那个时候，郁建兴无疑也是众多媒体追逐的目标之一。
核查人员的工作相当紧张，每天都得6点多起床，出发前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去哪里，有可能自己开车，有可能坐直升机进入危险的禁飞区。那些可疑的核查地点，可能在巴格达闹市区；可能在几百公里以外没有人烟的沙漠之中；可能是萨达姆的总统府；也可能是制造生化武器的工厂。他们既受到伊拉克秘密警察随时随地的监视，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压力。
“伊拉克时间3月13日上午，郁建兴去工地核查，这天我将离开巴格达回国。郁建兴和我告别，说两个星期后北京见……”参加联合国核查工作的另一名中国专家罗永锋说。他没想到的是，在归国途中，竟从媒体上获知郁建兴遇难的消息。
罗永锋说，联合国对郁建兴非常看重。今年2月，对VS和芥子气两种毒剂的讨论非常激烈。制造这两种毒气的那么多原料一下子消失了，而伊拉克未拿出合理的解释。联合国为此召集化学武器方面的顶尖专家进行讨论，郁建兴是被邀专家之一，“这足以说明他在联合国的地位”。
回忆和郁建兴一起在伊拉克忘我工作的情景，罗永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化武核查涉及大大小小许多设施。一个设施核查完，通常要一天。经常是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回来，还要接着完成当天的核查报告。一份报告中就要核实几十页的数据，工作量很大。1月中旬，他的腰病又犯了，我劝他请假，但他考虑到核查已进入关键时期，硬是坚持着。痛得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便趴在床上写。”睡的是沙发床，他想换一个硬板床，但这个要求一直没能满足。他从来不把腰疼的事告诉领导。郁建兴非常敬业，非常严谨，始终主张用事实说话，凡事要有依据，不带任何偏见。
伊拉克所有需要核查的地方没有明显标志，全靠地图，很难找到。核查时需要现场快速判断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郁建兴工作经验很丰富，联合国对他很看重。郁建兴作为视察组长，需要负责各个方面的工作，每天还要准备视察报告。在伊拉克核查非常危险，出门要带很多防毒面具。每次，郁建兴都走在前面。化学武器核查任务很重，涉及化工厂、水泥厂、食品厂等多处设施。特别是化工厂，有害气体很多，必须穿气密性很强的防护服。进入2月份，当地气温高达三十多摄氏度，一个设施核查完，通常要一天，非常累。
有一次郁建兴去矿山，沙尘暴很大，扬尘很多，必须戴防尘设备。野外温度高达三十多摄氏度，完成任务就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两小时，晚上9点多才回来。回来后，反胃、恶心不已，但他要接着写核查报告。巴格达时间和纽约时差五个小时，写完后必须等纽约总部上班后再发，要等到总部核实准确后才能休息。
在伊拉克生活十分艰苦，最大的享受就是吃国内带去的几十包方便面，不但是因为吃着觉得香，而且因是国内带去的，觉得很亲切。到5月初时，方便面快吃完了，郁建兴只好和罗永锋每次合吃一包。“晚上执行完核查任务后，能吃一包方便面，感觉就像过年了。”回忆至此，罗永锋语声哽咽。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环境下，武器核查工作所受压力很大，三个月共核查了四五百个设施。郁建兴干活很麻利，其他人写报告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他很快，而且质量很高。化学武器核查组的领导非常器重他，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伊拉克工作。从2002年12月再次赴伊拉克参加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工作，到今年3月13日不幸遇难的三个月时间内，郁建兴行程十万公里，进行了几十次设施检查，撰写了几十份核查报告，为联合国核监会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数据。
今年以来，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许多国家的核查员怕有危险，陆续撤离回国。郁建兴没有走。他深知，自己如果怕危险也回国，那么对伊拉克的核查情况就不能做到深入了解，也会使我国政府在对伊问题上的表态依据受到影响。郁建兴的努力得到了联合国的充分肯定。联合国监核会主席布利克斯说：“郁建兴是位优秀的核查专家。我们感谢中国人为伊拉克问题和平解决所做的贡献。”
“国际考试”考个满分
郁建兴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父亲过早离世，家庭生活的困难迫使他一天只能上两节课，其他时间帮母亲做农活。他珍惜一切学习机会。由于他应用题解答很准，老师和同学们送他一个外号——“郁正确”。以他的成绩，本来可以报考清华、北大等名校，但他毅然选择了解放军防化工程指挥学院，决心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这一年，他十六岁。
刚刚进入军校的时候，不少同学一下子难以适应军训，有的还打起了退堂鼓。可是年纪最小的郁建兴却从没叫过苦，反而总是快乐的。每当大家一天军训完累得趴在床上不说话时，郁建兴就会讲几个笑话，一下子就把大家给逗乐了。这种幽默乐观和随和的性格，令十六岁的郁建兴很快就成了大家眼中的“开心果”。其实，这种开朗随和的个性一直伴随着郁建兴此后的人生岁月。即使在他成为化学专家和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后，他也不失这种平易近人的个性。
四年本科学习期间，他的刻苦钻研精神是出了名的。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人对英语还不够重视，而他为了学习更广范围的前沿知识，晚睡早起苦练英语基本功。
198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防化学院工程系兵器化学与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军第一代防化专家赵国辉教授。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获得了一致好评，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获得全军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9年，他又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药物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攻博的三年，他给同学们留下了“实验小快手”的印象。
早在读书的时候，郁建兴就表现出自己的勇敢。在一次实验中，不小心仪器着火了，郁建兴不顾火焰的烧灼，迅速徒手把仪器接好，防止火焰的蔓延，避免了可能引起的爆炸。为此，郁建兴的手被烫得起了一层水泡。老师看见后心疼地让他去治疗，他却笑着说“没关系”，戴上手套又埋头做起了实验。
从江苏靖江老家到京郊的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再到伊拉克巴格达，郁建兴短暂的人生旅途是一段艰难跋涉的和平之旅。学士、硕士、博士……学业上的每一次飞跃，都进一步地把这位农家子弟的生命与人类和平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取得博士学位后，郁建兴又回到防化学院任教。1997年4月29日，《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可以建立一个防护性的化学品合成实验室。“千钧重担落在了郁建兴的肩上”。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政委何承阳清楚地记得，征求郁建兴的意见时，他当场承诺：“这是一场国际考试，我们一定要考个满分！”出色的工作使郁建兴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钦佩，年纪轻轻的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学院防化三系的系主任。
“郁建兴短暂的一生，充满了开创性：他第一个完成军事化学专业研究方向的题目；他主持建立了我国10KG合成实验室，并先后四次圆满通过国际核查……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核查员，更是防化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专家。”我国著名防化专家钟玉征教授为失去这位年轻的同行悲痛不已：“十多年来，他紧盯国际核生化研究领域的前沿，在高起点上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他申报了多项科研课题，完成两项国家标准课题，参与编写和翻译多部防化书籍近百万字，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本来他苦心孤诣埋头钻研了十年的化学防护试剂研究已近完成，我们都期待着他回来后为他的成功庆祝，没想到竟再也等不到这一天……”
郁建兴在伊不幸遇难的噩耗传来，正在昆明进行研究工作的郁建兴的大学老师王教授（原任解放军防化工程指挥学院教授）悲痛万分。王教授说：“在我的心目中，郁建兴无疑是一名异常优秀、天资聪颖的学生。十六岁时就考入解放军防化工程指挥学院，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留院攻读研究生。三年后，又被学院派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郁建兴胸怀大志，一门心思都是教学改革、技术开发、教材修改的事，几乎成了‘工作狂’了。”
郁建兴到达伊拉克后还曾给王教授打来问候电话，并告知自己一切都好，估计3月底完成核查任务回京与妻子团聚。王教授在电话里邀约郁建兴到时来昆明赏樱花，二人便达成一个“樱花之约”。说到这里，王教授含着泪沉痛地说：“当听到他遇难的消息，我便觉得头‘嗡’的一声似乎裂开了，简直不敢想这是真的，想不到白发送青丝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一个‘樱花之约’是永不能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百三十万人遭受化学武器的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为化学武器的直接受害国。直到今天，还不断有日军当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被挖掘出来……”从郁建兴遗留下来的一卷卷手稿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位把所有精力用于防化研究的科学家的人生追求。
在从事着紧张的武器核查工作的同时，郁建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教学工作。2月16日，他从巴格达给同事们发回一份邮件，这是他教学工作的最后一个记录。他在邮件里这样说：“今年肯定又是忙碌的一年，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开发工作，都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现在申博、申硕工作进展得如何了，另外还有什么情况都来信告诉我，我很惦记系里的。”3月9日，是他最后一次给学生发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嘱咐“隋少卉的课题报告要争取在4月初完成”，还询问“李健的工作不知道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魔鬼已经被人类从瓶中放出来了，我们从事防化研究，就是要降伏这个危险的魔鬼。”研究生隋少卉、李健对导师郁建兴的这句话印象最深。降伏化学武器这个“魔鬼”是有风险的。李健说，在实验室里，郁老师常常要面对那些瞬间就会致人死命或给人留下永久性创伤的药剂，他身上到处都有各种化学药剂留下的伤疤。
学院的同事说，建兴是个对化学痴迷的人，常常连续几天工作，很少回家，累了就躺在办公室的小床上休息。同事说，他做什么事都有股痴迷劲儿。一次，郁建兴一天没吃饭了。去吃晚饭，结果吃饭的点过了。他往回走的路上，被同事拉去下围棋。下着下着，后来一看表，竟是第二天下午2点了！他才想起是两天没吃饭了！
通过和郁建兴的同事攀谈，记者了解到，郁建兴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待人接物很稳重。他平时说话不多，经常处于思考当中。“他干得多，说得少。平时很少与人闲谈，总是把功夫用在研究和学习上。然而，一旦有人与他谈起专业的话题，他总是兴致勃勃。特别是遇到在专业研究方面的知音时，话语就滔滔不绝，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由于他处事稳重、随和，专业水准过人，人们都很尊重他。所以，虽然他很年轻，但熟悉他的人都称呼他“老郁”。
郁建兴对待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生活上很随意。记者见到，郁建兴的办公室在学生集体宿舍一层，是一间很普通的房间。然而，按照郁建兴目前的职务和所取得的成就，他是可以享受师职待遇的高级专家。他俭朴的生活作风，也令同事和学生们敬佩。
回来却是永诀
3月19日12时20分，一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南机坪平稳降落。郁建兴的长兄郁建涛手捧弟弟的遗像缓缓走下舷梯，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每一个台阶迈下来似乎都很艰难。
四名接灵礼兵护送着郁建兴的灵柩走出机舱。灵柩上覆盖着联合国国旗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灵柩的一端镶着蔚蓝色的联合国徽章，白色的橄榄枝和地球标志格外显眼。郁建兴的妻子徐新艺泪流满面，忍不住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将花圈放在灵柩上。花圈上写着令人揪心的六个字——“夫建兴到家了”。郁建兴的儿子郁聪捧着爸爸的遗像，跟着走向运灵车——照片上身着上校军装的郁建兴依然笑容满面，然而人们却再也听不见他爽朗的笑声。在场的所有军人都摘下了军帽，向郁建兴致敬。
面对还沉浸在悲痛中的郁建兴烈士的妻子，笔者实在不忍心让她回忆那些引发其痛楚的往事。“他是我的丈夫，但他属于人类的和平事业。”泪水中，徐新艺，这位坚强的女性，向笔者回忆了俩人相识、相知和十六年短暂相伴的人生旅程。
婚后的十六年，两地分居了十五年。但是，徐新艺知道丈夫对自己的疼爱：“哪怕为我做一顿饭，办一件很小的事，他都会拿出自己全部的热情。”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他临走前买了十多条鱼，在院子里用井水冲洗，鱼冻得硬邦邦的，他的手被划破了，鲜血直流，但他一直没吭声，洗干净煮好后放在罐子里，说，我明天走了，这些你们可以吃一阵子。
“我刚到北京来时，建兴经常带我在防化学院花园里的那条小路上去散步，并告诉我那是一条‘情人路’。12日那天，他还在电话里说，等我回来，到时候我们到‘情人路’上去散步。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生命中永远等不来的约会。现在再去散步，情人路上已少了一个懂情的人。”
郁建兴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时候，徐新艺说，最近形势不是很紧，你回来吧。他告诉徐新艺，不要孩子气，能代表国家为世界和平事业做点事，对他来说是一种破格的荣誉。这次，伊拉克形势越来越紧张，3月12日，徐新艺给他打电话，盼望他早点回来。郁建兴说，现在工作非常紧张，联合国要挽留他。他还跟徐新艺说：“我是代表中国参加化学武器核查，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工作，也关系国家的形象。”
就在遇难前一天，郁建兴电话告诉妻子，过几天就回国。“建兴在电话中让我同他一起赶在清明节前回老家探望母亲和寄养在那里的孩子，为他父亲扫墓。没想到，这次电话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结婚以来，他们还没有在一起度过假。徐新艺说：“我们一家都在等着他平安回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度一次假。”说到此，徐新艺失声而哭。
“3月12日晚，我们通电话时间特别长，有四五十分钟吧。那天我很奇怪，他怎么也不肯挂电话，他问我的身体，问儿子的学习，还突然问我：老婆，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说，两地分居折腾十几年了，我都没有离开你，还需要怎么证实？他说这几天是化学方面最关键的时候，过了这几天他要请半个月的假回来，他让我帮他订好机票……”按照丈夫的吩咐，徐新艺给郁建兴订了机票，“但他却用不上了……”
当时在电话里，妻子让他和儿子说说话，他说“太晚了，儿子早该睡着了，不聊了”。没想到，儿子就这样失去了最后一次与爸爸通话的机会。按照与丈夫的约定，徐新艺第二天晚上继续等电话。11点过了，12点、1点、2点，徐新艺昏昏睡下。
“第二天一早，7点多，有人来敲门，是他的司机，说领导要来看我，但没说什么事，我一下觉得不妙，赶紧打开电视，新闻节目已完了。弟弟电话里说，店里来了好多领导……我一下觉得完了！但还是心存侥幸，以为是受伤什么的……”语至此，徐新艺终于忍不住大声而哭。
“当噩耗从巴格达传来的时候，我不相信这是真的。3月19日，当覆盖着联合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灵柩轻轻地从机舱移至地面，灵柩头端蔚蓝色的联合国徽章，白色的橄榄枝和地球标志映入我眼帘时，我突然间强烈地意识到，建兴，他终于回来了，但他是回来和我永诀的！”面对他永远不会再睁开的眼睛，面对他永远不会再绽出笑脸的面容，徐新艺才不得不相信，他真的走了！抛下她，抛下七十八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匆匆地走了。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不只属于我，也属于他所热爱的事业，属于培养了他的军队和养育了他的祖国，属于他为之献身的人类和平。过去我曾经有过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我懂了，因为，他用他的全部生命向我诠释了‘和平’这个神圣词语的含义。”
徐新艺说，我为自己失去了最亲爱的人而悲痛难已。但是，我最亲爱的人，已经在最崇高的事业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同时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心中的爱永存
丈夫一直是徐新艺的骄傲。“十六岁那年，我父母就跟我说起过同乡的一个男孩。他家里很穷，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身体还不好。但这个男孩非常勤奋，十六岁就考取了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后来，我跟郁建兴结婚了，他跟我说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我才知道，那个男孩就是他。”
徐新艺和郁建兴是在1987年结婚的。当时，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但郁建兴很乐观，说：“除了一点——我们的相貌不能改变外，知识、命运、生活……都能改变。”
但是，他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又从助教升为教授，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郁建兴跟妻子结婚后长期两地分居，在那段时间他们只能通过书信，表达彼此的思念之情。徐新艺说，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漫步在学院里，看到一棵棵的柳树，仿佛看到你的身影，柳树的婀娜像你的身姿，低垂的柳叶像你的秀发。他是多么有情趣的人。
他在学院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孩子小，妻子的身体又不好，这些难处他都知道。当徐新艺问他能不能调到离家近一些的部队院校时，他总是说：“说句实在话，我是太喜欢我这个专业，我离不开这个学院。防化武器的研究很重要，它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它也能给我带来聿福。”
为此，徐新艺和他之间发生过争执，但最终是徐新艺向他的坚决妥协了。2002年，徐新艺辞了工作，到北京开了一家餐馆，实现了夫妻团聚这个两人十五年来的梦想。没想到各自繁忙的生活仍然令他们聚少离多。短暂的快乐时光给徐新艺留下了永远的回忆：“我的胃不好，不管我多晚回家，他都会爬起来问我：‘饿不饿，想吃点什么？’”“我随军后才知道，郁建兴是这样地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他的腰椎病非常严重，坐都坐不下，晚上睡觉都要我帮他翻身。有时，痛得厉害了，甚至离家几百米都难以回去。”徐新艺，这位坚强的女性谈起自己和丈夫的往事，禁不住泪水涟涟。当时，腰椎病已很严重的郁建兴不仅没有回家养病，反而在办公室放了一张小床，实在回不了家时，就住在办公室。“我好不容易把他拉到医院，医生说他至少要住四十天医院才能起床，他竟然开了点药就回来了。”徐新艺含泪回忆着。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知道什么是完美吗？我深有体会，因为他就是完美。他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他很幽默，跟他在一起，你每隔几分钟就会爆笑一次；他也很懂得浪漫，每次一回家，进门后先抱着我转一圈……”回忆起丈夫往日的温情，徐新艺泣不成声。
郁建兴的儿子郁聪今年十六岁，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父子俩总会一起玩游戏、聊天，小屋里充满欢声笑语。郁建兴深爱自己的儿子，也相信儿子的潜力。他曾“诱导”儿子选择自己从事的专业。他说：“老子都这样，儿子一定会干得更好啊！”
郁聪一直在老家江苏靖江读书。父亲遇难后，郁聪在3月17日被接往北京。对于父亲的死，他的脸上没有母亲那种彻骨的痛，而是显得较为沉默。他说，母亲已经崩溃了，他要再哭会让母亲更伤心，所以“要哭也得偷偷地”。他说自己无法想象以后没有父亲的日子怎么过。
“学校正在考试，一月一次的那种。3月16日早上，我们很多同学突然问我：你爸是不是叫郁建兴？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就不再说话。我想，肯定是爸爸上电视了呗。到中午回舅舅家，我赶紧看新闻，突然就听到了爸爸的事，脑袋嗡的一下，全身冰凉，两脚发软……”舅舅一家人看到瞒不住了，就抱着郁聪一起哭。在傻了几分钟后，郁聪嚎啕大哭，哭了一下午。“后来我在网上看到爸爸的那张照片，忍不住又哭了，这是他所有照片当中最慈祥的一张。”
这些天，郁聪总对妈妈说：“就当爸爸一直在联合国工作，没时间回来……”他说，父亲是个乐观豁达的人，“他很幽默，我们有时候通过互联网通信，有一次他说：我们家那头‘猪’还是那么能睡觉吗？我和我妈都乐得不行”。郁聪说的时候笑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父亲的遗像，脸上的笑容便淡了下去。父亲的遗像摆在桌上，是微笑的。
郁聪上高二了，学理科，按爸爸的要求，他上了“生化班”。据徐新艺说，郁聪最喜欢计算机，想学计算机工程，但爸爸给他选择了生化，所以他不太高兴。爸爸牺牲后，郁聪跟妈妈说，他要学好生化，将来还要去为联合国工作。郁聪说，爸爸一直都是他的骄傲，在同学面前昂首挺胸的骄傲。
郁建兴出身贫寒，少年丧父。他深知母亲拉扯大六个孩子不易，对母亲格外孝顺。上大学时，每月有六元津贴，他舍不得用，一年下来，硬是攒了三十元寄给母亲。徐新艺回忆说：“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为母亲洗脚、剪指甲。他怕老母亲一个人睡掉到地上，就睡在母亲身边。每天中午，他会跑回来帮母亲做饭，再赶回去工作。”
郁建兴的一位邻居得知郁建兴在参加联合国对伊拉克核查工作时殉职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惊讶。这位邻居向记者介绍：“老郁可是个真正的孝子！”前两年，郁建兴将母亲接到学校，与他一起生活。母亲搬来之后，郁建兴才经常回家。去年末，郁建兴为了母亲，才将家搬到学院早已分配给他的新房。
有一次，郁建兴的母亲到学院的集体浴室去洗澡，回来时将家门钥匙丢失了。母亲怕影响儿子的工作，就呆在楼道里等候儿子回来。邻居见到老人在楼梯里等郁建兴，便将她请到家中，并给郁建兴打了电话。当时，郁建兴正在从学校（坐落于京西昌平区阳坊镇）前往北京市区的路上，都已经快到北京市了。得知母亲被关在门外，郁建兴赶紧就掉头回来，给母亲开门。“其实，郁建兴有专职的司机，只要派司机将钥匙送回来就可以了。然而，郁建兴怕母亲洗过澡之后在楼道里着凉，赶紧亲自跑回来。看到老郁对待他母亲的那种关切的样子，真是叫人替他母亲感到欣慰！”
3月14日，郁建兴同志悼念大会在北京总参兵种部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部首长、郁建兴生前所在单位官兵和亲朋好友等一千余人，对郁建兴致以无限哀思和惋惜。
追悼会上，笔者见到了郁建兴生前的好友。这些天，他们一直轮流陪护着郁建兴的家人。他的一个朋友说，郁建兴是个“让你跟他成了朋友，就不可能分开的那种人”。“因为他太有诱惑力了！他知识面广，什么都能跟你谈。他还非常幽默，你跟他一起就等着乐。所以他的朋友都想黏着他，就可惜他没时间。”另一个朋友说，郁建兴是个典型的乐天派：“他能力强，什么都不愁，所以他很达观，任何时候都不发愁。”
“他是少有的那种人，脑子聪明，什么都懂，幽默、豁达。”郁建兴的朋友说。没有了他，他们的圈子里少了一个让大家快乐、让生活充满阳光的人。徐新艺说：“他虽然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和孩子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