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动态地考察广州——评《广州城市发展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发展史论文,动态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些书，是为国计民生操劳的人非读不可的；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又能饶有兴味地去读的；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后人又不得不参考的，那么，这种书的选题就非常成功了。《广州城市发展史》（陈代光教授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就是这样的一种著作。
要将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大都市，是广州市民的热门话题。但她是具有什么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呢？凭什么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呢？能够达到吗？又怎样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呢？这就需要为广州的“国”计民生操劳的人去理解广州的潜质和个性了。到哪里去理解呢？《广州城市发展史》对两千多年的广州的各个要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为国计民生操劳的人并不都是“决策者”，相当部分是“执行者”。后者除可精读该书以理解决策者的决策依据和意图之外，还可以将它放在案头，作为工具书之用。因为该书采用分类纵述的体例，用起来相当方便。例如您是专管交通业的，大可以从此书的交通这一章里参阅到广州二千多年来的有关材料，借鉴书中所论述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交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我们戏称，这是竖看此书。
例如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广州近代的情况，这时则将此书各章（即城市的各个要素）中的近代部分精读，也就可以了。这是横看此书。
目前所见论及广州历史地理的专著有两种。一种是曾昭璇教授的《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种就是《广州城市发展史》。前者主要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用力，论述到历史人文地理只是广州城部分。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从“城”和“市”两个侧面来论述广州方方面面的演变，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可以说这两种著作都是这个论题的阶段性成果。
著作者的思路非常清晰，读起来顺理成章。一个城市的历史是由这个城市的地理环境特征，和她所处的更大的历史地理单元的历史所决定的。例如洛阳的历史就是封建古都的历史，而不是近现代都城的历史，也不是外贸城市的历史。这是洛阳的地理环境和中国的历史所决定了的。那么广州发展史的个性呢？要解答它，首先要理解广州的地理环境。而且，广州处在沧海桑田的珠江三角洲上面，更要动态地去理解她的地理环境。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书的第一章在这方面作了基本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深刻了解广州建置沿革、城的形成和发展、人口发展、交通发展、对外贸易业发展、手工业发展、旅游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情况（书的第二至第九章）。之后，只要对上述情况略加思考，就会自然而然地为广州构思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方方面面了。书的最后一章勾勒了这张蓝图。
上述第一至第九章的内容，是构成城市的各个要素，必须面面俱到。但作者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抓住最能反映广州个性的、又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城廓演变、交通、对外贸易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细考证，详加论述，而其它章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同时可以看出作者始终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
历史地理学是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的，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的变迁情况的。研究城市发展史，更严格点说应该利用历史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此书的第五章（广州交通发展）中，我们可以了解这种方法论及其优点。
著作者深知：“历史时期岭南地区这个特殊的地理单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广州交通运输发展的特征”。因此，作者不但从宏观上观察到岭南地区“宛如一个向南开口的大盆地”，而且还从微观上分析了东西、南北走向的山脉。此外还注意到“广州集珠江水系之总汇，有利于发展水运交通；但其封闭性特征，又制约了广州水运交通的发展。”
著作者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确认了广州位于岭南中部滨海与河川的交叉点上，又考察了古代岭南与内地的四条通道（越城道、桂岭道、骑田道、大庚道）均为越过“五岭”之后便走水路。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假如岭南地区需要产生一个中心聚落的话，非广州莫属。更进一步，什么时候需要这样一个中心聚落呢？那就是中国这个更大的地理单元需要统一的时候，需要向海外扩张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人们需要而且能够翻越“五岭”，需要而且能够远洋航海的时候，广州就将形成为中国重要的“边缘聚落”，同时也是岭南的中心聚落了。
著作者还敏锐地注意到，上述四条通道的重要性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变化的。秦汉时代，西面的越城道和桂岭道最为重要。之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东移，骑田道和大庚道的地位就逐渐提高了。阐明了这些，要去归纳广州市的交通特征等其它问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精华所在。也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一个地区的历史和人文地理的演变，必须将这个地区放进更大空间范围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中，动态地去考察。说些题外话，当人们注意到现在中国这个公鸡状的版图，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中又分布着若干个次级地理单元；而且人们要逾越次级地理单元的阻隔，远比逾越地理单元容易得多；而且中国历史成就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这样雄才大略的“统一者”，这就不难理解华厦文化为什么源远流长，为什么多元一体，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强的凝聚力了。这也是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的实例。这种方法论在《广州城市发展史》中贯穿始终。
通观全书，章与章之间组成有机的联系，然而每一章（甚至有些小节）几乎都是可以单独发展的论文，没有看到为了自圆全书之说而妄加推论的地方。书从远古论述到现代，参考原始文献近百种，今人论著也近百种。我在拜读该书的过程中，对前、后者各随机抽样了二十条材料加以核实，无一差错。作者有时先罗列史料后归纳结论，有时以史实来扶持立论，文字活泼准确，一气呵成，不见斧凿痕迹。这不但要积数十年之智慧，还要有对得起读者对得起社会的负责态度。对此，我们肃然起敬。
单独一人在短期内纵论一个大都市数千年的沧桑，难免没有遗憾的地方。冒昧提两点， 一是著作者运用考古资料还不太娴熟。 例如在第71页（第三章）论述广州城的变化时说到，岭南使用铁器是在秦统一岭南之后的事情。实际上，广东出土战国时期的铁器资料并不少见；特别是96年底发掘的博罗县银岗遗址，更是出土了多量战国中晚期的铁器。又如，在论述古代人口的分布时，若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就会更详尽。因为广东汉至唐的遗址和墓葬群的材料颇为丰富；二是一本40多万字的历史地理学著作，竟然没有一张图。如果能够将书中所列表格的数据又转换成柱状图或曲线图，结论就会更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