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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发展50年，一路风雨坎坷，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信息”与“情报”之争，更是把情报学推入进退维谷之地，有人甚至提出情报学的建立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因而否认情报学的存在，围绕情报学去留问题，情报学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也就是情报学的“世纪之争”。经过10来年的大辩论，这场争论渐渐趋于沉静，目前日渐明朗的是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子学科，在网络化、知识化的浪潮中，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随着情报的社会功能的扩张而作出变革。因而，对情报学如何发展、定位问题成为本学科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谓意见纷呈，百家争鸣。而文庭孝、罗贤春二位同志发表于《情报资料工作》2005年第3期的《竞争情报与情报学的发展》一文，另辟蹊径，从情报的竞争属性出发，认为竞争情报是高层次的信息活动，因而，竞争情报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发展方向，可谓见解独特、分析透彻。笔者认为，如其说竞争属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还不如智能性更能准确表达情报的本质，竞争情报作为高层次的信息活动，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与发展方向，不是因为竞争情报的竞争性，而是因为竞争情报的情报二字所蕴含的智能性。
1 情报的智能属性
1.1 从情报的词源看情报的智能属性
情报在汉语中是外来语，它来源于日本[1]。1876年酒井忠恕在翻译一部法国步兵操典时，就把法语的Rensignement译成日语的“情报”[2]，从而创造了“情报”二字。英语intelligence含有智能、智力、智谋之意，在日本情报一词第一次作为intelligence的译文出现在1902年版的《英和军用词典》上，而对应于英语information的翻译则比intelligence相对较晚，直到1921年出版的《大英和词典》才首次把information与情报对应起来[3]。可见，情报一词虽然起源于军事领域，与军事、战争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但一开始就注入了智能属性，是搜集、利用军事信息为军事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在我国，较早出现情报一词的是《辞海》，在1915年版的《辞海》中，对情报的解释为“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1939年版《辞海》对情报的解释几乎没有改变：“战时关于敌情之后告，曰情报”。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的解释为“对敌情和其他有关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亦泛指一切新的情况报道，如科技情报”。1979年版《辞海》对情报的解释为：“(1)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2)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如：科技情报”。1989年版描述为：“获得他方有关情况以及对其分析研究的成果。按内容和性质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军事情报和科技情报等。军事情报与政治、经济、科技等情报是紧密联系的”[4]。从《辞海》对情报释义的演变可以看出，我国对情报的词意理解从一开始就重视情报的智能性，“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即在搜集军事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人的智慧，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与研究，“而报于上官”，以支持“上官”决策。在1965年版、1979年版、1989年版《辞海》中对情报的定义都不是仅仅对信息的搜集，而是在信息搜集的基础上强调情报的分析研究，从历年情报概念的演进看，我国一直就注重情报的智能属性。
1.2 从情报学理论的演进看情报的智能属性
在构筑情报学的理论大厦中，由于情报本身的抽象性与复杂性，情报学界从不同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范围出发，来阐释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和原理、原则，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在这众多的理论流派中，“客观知识”学派、决策功能学派、智能过程学派对情报的智能属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布鲁克斯的“知识”学派。布鲁克斯是国际图书情报界公认的现代情报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致力于情报学理论的研究，他在哲学家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研究世界2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的科学”[5]，为了表述世界2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方程式：
K[S]+△I→K[S+△S]
在这个方程式里，表明原有的知识结构K[S]（客观知识）通过情报△I的激活，被认知主体吸收后，经过匹配、整合、重构，就成为认知主体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或产生新知识K[S+△S]，这一新知识外化于社会，经激活后，又变成情报，往复循环，促使知识不断进化。在情报作用的过程中，注入人的智力，经过人的分析与研究，显示了情报的智能性。此外，布鲁克斯认为情报学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体外大脑——知识库，编制智能地图，按人类思索的方式，分析文献中的逻辑内容，提出知识之间的连接点与相互联系，像地图一样，将其直观地标示出来，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构筑智能地图的过程也是充分展示情报智能性的过程。
(2)决策功能学派。决策功能学派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维茨为代表，他们对情报流动与情报分析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对人类决策过程的分析，建立起以情报处理为核心的通用决策模型，并用定量的方法对一系列与决策过程有关的变量和参数进行处理，描述情报流在决策过程中的动态过程，揭示相互之间的定量关系，以情报量、情报价值、情报效益、决策者效能、决策者能绩等概念和关系量来揭示情报的决策功能[6]。其核心在于情报的本质功能是通过情报分析与研究，为决策提供支持。
(3)智能过程学派。智能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程肖夫斯基、马萨、戴彭斯、法拉丹等人。他们认为情报既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某种东西的物质属性，也不是具有固定效能和价值的共同商品。它是一种瞬时过程，是发生在人脑中的智能过程[7]。其情报理论概括如下：①发生在人脑中的，因而是智能的；②是一种过程；③无客观性，即其存在和价值因人、因时、因地而异；④参与人的智能活动，起着帮助认识世界、实行决策的作用。
虽然知识学派、决策功能学派、智能过程学派的哲学基础以及他们的情报学原则不同，但是他们对情报智能性的认识是共同的，如果说布鲁克斯只是侧面地描述了情报的智能性的话，决策过程学派则指明情报就是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从而为情报学从科技情报转向社会情报、经济情报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智能过程学派则把情报的智能性推向顶峰，直接指出情报是一种激活信息的智力过程。他们三派对情报的智能认识是逐级深入的。
在我国，学界对情报的智能属性也为一些学者所珍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情报学复苏之际，杨沛霆就提出情报是意志、决策、部署、规划、行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8]。而钱学森以其自身对情报工作的体会，提出“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精神财富”、“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9]。两者对情报定义的表述说明了情报是作用于知识、激活知识而产生新知识的智力过程。如果说杨沛霆、钱学森对情报的智能属性的描述是依附于信息、知识的，情报属于信息、知识的下位概念，迈出了我国情报学界探讨情报智能属性的第一步，那么对于信息、情报之间理不清、剪还乱的关系，情报与信息之争，造成了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界限的含混与模糊，以至情报学出现了种种危机，我国部分情报学者目光敏锐，直接提出：“情报是人的大脑思维的产物及对信息的反映”[10]、“情报是为满足竞争决策需要而搜集信息并经情报分析所产生的一种产品”[11]，因而“情报”属于哲学上的意识范畴，“信息”属于哲学上物质的范畴[12]，这种把情报归属于认知科学，而把信息归属于自然科学，并认为情报是大脑思维的产物而具有智能特征，划清的情报与信息的界限，直接阐明了情报的智能属性。
1.3 智能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
无论是从情报的辞源还是从情报学理论来看，智能性都是情报的基本属性，长期以来为一些情报学者所珍视。情报的智能性意味着情报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产品，作为一种过程，情报是激活信息、为科学决策服务的智力活动，而情报学是探索激活信息规律的一门科学；作为一种产品，情报是面向问题的解决，经过人的思索，对数据、信息、知识等进行分析、评价、预测，而提炼出的智力成果。情报的智能性突出地表现为情报人员对所搜集的数据、信息、知识进行开发、解析、重构、预测而提炼出对问题解决有用的知识，此种知识不是如传统的信息服务那样仅仅提供以文献为单元的信息指引，而是能直接解决问题的知识内容，为科学决策服务，因而情报活动是一种信息深加工的智力过程，情报分析与研究是情报活动的核心与灵魂，决定了情报活动的质量与情报服务的效率。智能性情报具有这样几个特征：①有特定的利用者与利用目的及运行环境；②有特定的用途及具体目标；③对数据、信息、知识等进行分析、综合、解释、评价、预测；④着眼于未来，从分析现状出发找出未来的发展趋势；⑤经过分析加工的情报产品具有高附加值。
2 竞争情报与情报学的发展
2.1 情报学危机
1992年9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同时，国家科委的“科技情报司”改名为“科技信息司”，“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这无异于在图书情报界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以此为依据，许多图书情报学院／系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系，社会上“科技情报所”也纷纷改旗易帜，称为“科技信息所”，更加剧了情报学领域的混乱。在理论界，以信息为核心的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网络、信息经济成为图书情报界研究的焦点与主流，而有人认为“情报就是信息、信息就是情报”，主张用“信息”来替代“情报”[13]，其中也不乏部分“情报”改为“信息”的折中论调[14][15]。在“情报”、“信息”的大辩论过程中，关于情报学的变革的探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有人认为情报学应更名为信息学[16]，或者情报学作为信息管理学的子学科[17]，马费成先生也认为应该将“情报学”归宗“信息科学”[18]，甚至连情报学是否存在也处于探讨之中。在信息的滚滚浪潮冲击下，情报学这叶小舟风雨飘摇，遭遇到自上世纪中叶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2.2 竞争情报与情报学“突破危机”
尽管情报学危机表现种种，其症结就在于混淆了情报与信息的界限，将“信息科学”与“情报科学”相混淆形成死结。这样，又回到了情报、信息关系定位的老问题上。对于信息的概念，笔者认为我国信息学家钟信义表述得最为准确，即信息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与运动状态，信息作为事物的存在方式与运动状态，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情报既作为一种过程，又作为一种产品，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人类的认知行为，属于思维科学范畴，钱学森在《关于思维科学》一文中也指出“情报学和科学方法论属于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阶层”。情报与信息本质区别在于情报具有智能性，情报是智力活动过程，而信息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只有通过情报的激活才能转化为知识。情报就是情报，信息就是信息，信息不能代替情报，我们理清了情报与信息的关系后，“情报就是信息”、“信息就是情报”的论点就没有了依据，而所谓把情报学更名为信息学、信息管理学以及否认情报学的存在的论点更是不攻自破。
以往，对情报属性的表述，在静态概念上强调其信息性、知识性，“情报是为特定目的，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传递给用户所需的社会信息”[19]，“情报就是竞争知识”[20]；在动态上强调其传递性、运动性，“情报是传播着的知识”[21]，在价值上强调其效益与所需；“凡在一定时间为一定目的所需要的（或传递的）有使用价值的信息就是情报”[22]，而对情报的智能性不够重视。根植于对情报这一理解的情报学研究长期也停留在“通报”、“汇报”较低层次上，而没有整体着眼于“预报”这一高级层次，正如文、罗二位所说的“……在其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文献信息的管理上，着重于对文献表征、信息系统设计和信息检索技术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文献中所含内容，即信息和知识的分析与研究”[23]。坚持了情报就是情报，信息不能代替情报、情报学不能变更为信息学后，情报学的出路又在何方？如果仍然坚持情报学发展的老路，无限制地扩大情报学研究的边界而忽视情报学内涵的深化，情报学势必会走上不归路。早在1996年，马费成就提出深化情报学研究的问题[24]，马费成提出的问题解决办法也即是通过情报分析与综合，提炼出对用户有用的知识，为用户的科学决策服务，把情报活动上升为一种高层次的智能活动，注重情报的智能性。深化情报学研究，加强情报学内涵与理论内核研究，坚持情报的智能性，也就成了情报学突破目前危机的出路，也就是说：
(1)情报学要以情报为研究对象，反对以信息、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论点。情报是情报学的元概念，决定着情报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与理论体系，情报学就是以情报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舍此而无它。那种认为情报学以信息或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观点，混淆了情报与信息的界限，忽视了情报学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基本目标，把情报学的研究重心导向信息学，因而我国情报科学在种信息科学的“地”的同时，几十年来却荒了自家的“田”[25]，这也是造成目前情报学危机的根本原因。以情报为研究对象，但并不是说只研究情报，事实、数据，信息、知识等是情报的原料，离开了信息、知识，情报也就没有了激活的对象，则情报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但是，情报学对信息、知识的研究，只能紧紧围绕情报，以情报为中心，而不能舍本（情报）逐末（信息、知识），对信息、知识的研究只能服务于情报的研究。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策略的信息与研究，是情报学融入经济的切合点，它以企业为服务主体，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与情报保障，坚持以经济情报为研究对象，体现了情报学的“情报”特色与优势。在这个以经济为主线的社会生活中，经济情报利用与需求的矛盾最为突出，人们对经济情报的需求最为集中，需求决定供给，为社会生活的重心——经济生活提供智力支持的竞争情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
(2)智能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坚持走深化情报内涵之路。在情报的智能化发展道路上，我国已经存在两种论点，霍忠文认为情报是infotelligence，情报学既要以information为研究对象，又要以intelligence为研究对象，因而“不妨可以把指导我们这个行当的学科叫做‘Infotelligence Science’”，“至于把‘Infotelligence’和‘Infotelligence Science’译成什么为好，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26]。这种观点根植于情报学研究重广度、轻深度的现状，呼吁学界把注意力集中到加强情报学内涵研究上来，令人耳目一新，为情报学研究回归正途发出了一声呐喊。但是用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创造一个新词infotelligence，用一个连汉语都无法表达的infotelligence science来代替日渐成熟、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情报学，笔者不敢苟同。而姬鹏宏认为，情报学的内涵可以说就是上面提到的“信息的选择传递”和“决策方案的研究提供”两个方面，并对霍忠文的infotelligence作出翻译，为“智能信息学”[27]。姬鹏宏没有注意到情报本身所蕴含的智能性，而又把情报与信息挂上钩，用“智能信息”来取代“情报”，把情报学改为“智能信息学”。如果情报学真的改为“智能信息学”的话，改名之日也就是情报学的不归之时。“名称只是一种形式，关键是看它研究的实质性内容”、“一门学科是否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自立于学科之林，主要看其对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对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28]，情报学不仅作为一种专业教育进入了高等院校，而且和档案学、图书馆学一起、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理科一级学科类目；在1992年11月1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62)也确立了情报学的二级学科(870.30)地位。这说明，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得到国家、社会、学界广泛认可的，只是情报学目前出现的危机，我们要对症下药，而不是干脆下一副猛药（情报学改名或否认情报学的存在），把情报学推向不归路。我们情报学的“症”就是无限制地扩大情报学研究的外延而忽视了情报学内涵的研究，以至造成情报学子学科的枝繁叶茂而主干部位的薄弱，出现了情报学研究表面热闹非凡而实际上外强中干的非正常局面。我们情报学的“药”就是加强情报学理论内核研究，深化情报学内涵。竞争情报的核心概念是情报，其成为一种高层次的智力活动，就是因为它把情报的分析与研究作为其工作的重心而赋予自身高智能性。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之后，竞争情报迅速崛起，成为情报学研究的重心。
3 结论：竞争情报是情报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智能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情报与信息的本质区别在于情报的智能性。情报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产品，作为一种过程，情报是激活信息、为科学决策服务的智力活动；作为一种产品，情报是面向问题的解决，经过人的分析、评价、预测，而提炼出的智力成果。情报学既不是信息学、信息管理学，又不是infotelligence science、智能信息学，情报学就是情报学，它以情报为研究对象，是探索信息激活规律的一门科学。情报学要坚持以情报为研究对象，深化情报学内涵的研究，走智能情报化发展之路，把情报工作提升为一种高层次的智力活动，这也是情报学突破目前危机的根本出路。竞争情报以企业为主体，以经济情报为研究对象，坚持了以情报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之路。再者，竞争情报以其本身所蕴含的智能性与情报学发展的方向不谋而合。最后，需求决定供给，竞争情报为社会生活的重心——经济生活服务，解决了社会中情报量需求最大的情报利用的矛盾，因而，竞争情报代表着情报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领域。
收稿日期：2006-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