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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世纪之交，世界正处于向新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发展呈现三个趋势：(1)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2)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3)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世界范围的大战不致发生，但是地区不稳定因素时有起伏。正因为天下并不太平，国际安全问题依然是国际社会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一、冷战格局与国际安全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冷战格局延续数十年。
冷战期间，国际关系中对“安全”的概念一般比较狭隘，人们所注重的更多的是“战略安全”；国际“安全关系”内容比较单一，“国家安全”；时常与武力和军事抗衡相提并论；实现“安全”的手段也比较简单，“安全防范”往往同抵御武力的威胁相联系。冷战时期，西方主流国际安全观实际上受到国际关系“政治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从摩根索到沃尔茨，虽然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但该理论的基本依据就是世界的“无政府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必须通过“实力”抗衡才能在国际格局中达成均势。
在两极格局体制下，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分歧，军事部署对立。当时比较有代表性安全战略思想就是建立“联盟”式的“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机制。按照“集体安全”的战略构想，一些国家将以联合自卫的方式来维护自己或己方国家集团的安全。这种安全联盟，具有明显的军事同盟性质。其战略部署以对抗和对峙为特征。其战略行动，一般以对立面集团的活动为参数。此种安全机制的目标一般比较单一，这就是：改变敌我的力量对比，使已方的实力较对方在战略上具有压倒优势。而实现此目标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一是设法增强己方的实力；二是设法削弱对方的实力。
国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优化其国际资源配置，获得有利的国际安全和发展环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但以何为准处理国际关系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以“利益观”为基点协调国际关系，国家之间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就是可能的；而如果以“价值观”为依据在国际关系中“划线”，国际社会中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分道扬镳就是难以避免的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负面影响，再加之国际间敌对军事集团剑拔弩张的对峙，冷战时期的安全观一般认为：来自外部的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是长期的。维护“安全”首当其冲的含义就是“抵御外部干涉、颠覆和侵略”。由于“不安全”的概念往往是指一个国家“生存”所受到的威胁，因此，保证国家“安全”的任务，自然是压倒一切的。由于“安全”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敌对国家之间在此方面协调或妥协的余地就十分有限。
总之，冷战期间国际安全关系的特点包括：(1)安全的“排他性”。即将安全视为一国的单边行动，或某一国家集团的集体行动。(2)维护安全行动之间的竞争性。即以“零和”的思维方式看待己方与对方的得失。(3)安全概念的狭隘性。即将安全关系多理解为军事竞争与对抗或国力之抗衡。(4)安全的相对性。即认为只有占据压倒对方的优势，才能使己方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
二、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之机遇与挑战
冷战结束之后，以美苏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两极格局随之解体。国际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出现了“一超多极”的局面。各种因素的交织与变化，使得“地球村”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突出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国际关系呈现的特点包括：
（一）冷战后，“国际安全”的概念和界限均发生巨大的变化。就国际安全环境而言，“敌友”阵营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泾渭分明。用国际关系学的术语来表述，亦可将之称为阵线的“边际模糊”。这是因为此次国际格局转换的过程，没有世界性的硝烟，没有重大的旨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国际协议，没有出现“法定”的重新安排国际秩序的战胜国，也没有产生必须俯首称臣的战败国。尽管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寻求“单极”和主导世界潮流的种种努力，受到多极化的牵制和掣肘。世界主要国家和联盟都在不同程度地利用历史的机遇增强国力，目的是为在21世纪新格局中抢占有利的战略坐标。冷战时，国际关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而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社会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寻求合作的兴趣增大：一要保持稳定的安全环境；二要促进经济贸易发展。正因如此，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在斗争中求妥协，在竞争中谋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寻找彼此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是当前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大国关系框架保持相对稳定，有助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缓和，也有利于世界继续向多极化发展。在国际区域关系中，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迹象：欧亚腹地一度形成了从巴尔干经高加索到中亚的“新地震带”，但随着局部战争硝烟的熄灭，地区局势趋向稳定；非洲一度出现的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在亚太地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了历史性的首脑会晤；印巴冲突虽仍具爆炸性，但局势并未失控。在局部动荡中，不同的安全观和安全机制之间虽然存在着复杂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但就总体而言，争取以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或防止冲突升级，仍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此外，值得肯定的是：中俄哈吉搭五国以“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就发展新型区域合作和新型安全观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就世界总体而言，国际安全环境有所改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单极”与“多极”的斗争仍将持续，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尖锐和激烈，国际安全中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发展。此外，国家安全利益间的种种矛盾亦难以完全调和。(1)按照保罗·肯尼迪的分析：“已经到位”(status quo)的帝国，其特有的“排他”心态，对可能向其地位提出挑战的任何强国的崛起必然持有戒心。综合国力的领先可以导致霸权心态膨胀和“天赋命运论”的再起。(2)作为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追求建立单极世界，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问题十分敏感。它加紧发展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的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反对。因为，战后50多年来，全球战略格局中，主要大国之间虽然战略利益磨擦不断、相互关系起伏跌宕，但一直相互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战略平衡。这是世界和平之所以能得以维持、世界大战能得以避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美国的计划违反《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可能破坏国际关系中业已存在的战略平衡与稳定，并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从而给新世纪的和平曙光带来一丝阴影。(3)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对抗性和军事性的联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其内涵、存在的目的和所针对的目标，均面临挑战。美国在欧洲继续维持其原有的联盟联系，并致力于扩大联盟的职能范围。北约随着吸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为新成员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东扩，继而通过新的《联盟战略概念》。在亚太地区，美国冷战后亚太战略的核心就是加强其与亚太地区盟国之间的关系，继续维持美日、美韩及美澳条约，并将美日联盟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4)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复存在，对国际安全可能带来挑战的“局部”问题就相对凸现出来。如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南亚次大陆的核军备竞赛问题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科索沃战争使大国之间的信任度减少，不稳定性增加，对国际安全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一些国家的内政问题，也很有可能成为国际势力干涉的对象。如一些国际势力在亚太地区热衷实施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计划，并企图将中国领土台湾涵盖其中。
（二）经济成分在国际安全领域中比重增大。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起世界性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世界性的生产关系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的调整，世界经济总体进入新一轮发展“长周期”。在世界经济中，产品、资金、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全球范围流动，以获得最大的增值配置。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进一步向高技术、知识型转化。国际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全球市场化和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生产等三大领域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全球贸易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2-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金融市场在规模和结构上均急剧膨胀；跨国公司发展更为迅猛，近6万家跨国公司及其50万子公司产销、经营和研发活动已遍布全球，总产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世界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强和全球直接投资的90%。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从前国家间单一的经济利益，也往往为相关的和共同的利益所代替。由于各国利益的融会点增多、交织点密布，“相互依存”的情况愈加突出。“零和”的价值观念，既“彼方之所得，必为己方之所失”的观念，逐渐让位于“共同繁荣”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发展概念。例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周边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制止金融危机蔓延的努力就是一例。
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安全”成为各国关心的重要问题。(1)冷战后的国际经济形态的变化又引起了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变化，这就是国际经济作用的政治化。例如，一方面，国家对外政策更趋向于获取经济利益，增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用经济作诱饵或施压的手段达到政治和战略目的，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亦是屡见不鲜。(2)全球化亦具有两重性。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本能地结束原有国际经济中的不合理成分，相反，西方可能借机巩固基已经拥有的优势，强化由其主导和制定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就有可能导致出现发达国家或国际财团控制某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命脉的后果。取得WTO入场券或获准加入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之前，发展中国家所必须满足西方发达国家所提出的某些苛刻条件，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3)全球化固然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机遇，为其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创造了机会，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高技术产业尚处于初始阶段或虽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规模效益，其国民经济主要成分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全球化过程还可能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其中，最不发达国家甚至地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中可能被“边缘化”。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的进程，甚至还可能弱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其他应有的经济权益。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仍是一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三）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广义“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增大，冷战时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降低。从世界总体来看，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发展经济、创新科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解决问题的趋势在发展。对一度敏感的“人权与国际关系”等问题，国际社会也出现了对话的实例。尽管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恐怖主义等“突发”性的问题给一些地区带来不安定，但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自然有夸大其辞之嫌，但在冷战后和平与缓和的大背景下，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渐发”性的影响可能会增大。国际安全关系中不仅继续存在“硬国力”的较量，“软国力”之间的竞争更可能呈上升趋势。这种“软国力”(soft power)的概念，由西文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家率先提出，又由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所进一步发展。国力之间的竞争，可以通过“威慑”迫使人就范；也可以通过精神“感召”吸引人上钩。因此，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将继续存在，有时甚至还可能十分激烈。
冷战后的国际安全领域里，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准则构成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冷战思维”的残余，使得强势者致力于在世界范围里继续捕捉新的敌人，以便为其强大的军事机器和高额的军费开支提供依据；另一个就是冷战后凸起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直接挑战的对象就是国际社会已经公认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因此成了“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新干涉主义”是某种国际势力为谋求在未来世纪格局的有利坐标，攫取更大的战略利益，强行使用政治施压、军事打击、文化渗透、经济制裁等手段处理国际事务，以干涉和影响别国内政的政策和行径。其表现形式包括：公开藐视国际准则，与联合国分庭抗礼，使维和行动出现功能变异。其在选择干涉对象之时，奉行双重标准，亲疏分明，偏袒“民主国家”和亲西方势力。“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在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危害极大：因为其给“新干涉主义”赋予“道义”的光环、“维和”的招牌、“人权”的外衣和“民主”的旗号。因此，冷战后国际斗争的目标，不仅局限在争夺实力的阵地，更体现在争夺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
（四）从前不存在，或从前就存在、但被冷战时期战略安全问题所掩盖其重要性，而不曾被视为“安全”问题的一些问题，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也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环境保护问题，土地沙化问题，气候变暖问题，人口过剩问题、疾病传播问题。另外还有诸如制止非法移民、打击走私、稽查毒品、偿还经济债务、对付“洗钱”一类国际经济投机和犯罪等，也对国际双边安全关系、区域安全关系甚至全球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某种意义而言，“地球村”成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可能性在上升。国际社会总结经验、探讨有关国家与社区安全的话题更加丰富，领域愈加宽广。为了保障稳定，国际社会探讨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可以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改革金融和贸易体制、确立发展模式、增加对外援助、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与免缓国际债务等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且已为诸多政府确定为与国家长治久安息息相关的国策而得以实施。
（五）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已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在信息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是按照著名的“摩尔定律”的速度发展的，即计算机芯片的容量和处理器(CPU)的运算速度大约每十余月就增长一倍。信息产业现已成为全球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正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网络的发展更是可以使生产率以几何倍数增长，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甚至可成为战略资源的一部分。在未来的社会中，高技术对国际关系影响的表现将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一旦成熟和应用之时。但就当前国际战略安全而言，隐型技术、全球定位、激光指导、导弹拦截等新型技术已为世人瞩目。而随着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的爆炸性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远距离网络干扰系统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武器”。就国际经济发展而言，信息和网络技术直接关系着世界经济命脉的起伏；就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而言，空间技术的应用和计算机网络的扩展，给国际关系中传统的主权、领空、领土等概念带来新的挑战。另外，利用高科技手段对他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影响，给国际关系中增添新的安全防范问题。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工业化进程尚且未完成，将面临着健全传统工业体制和实现高科技革命的双重任务。在其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差距可能拉大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
三、国际新秩序与国际安全
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冷战后世界格局中，“国际安全”、“区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着安全领域扩大，“安全”的内涵几乎涉及国际关系各个层面和方面，它不仅包括军事，而且涵盖政治、经济、环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各成员相互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增强，普遍安全、综合安全等问题，更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和需借助“合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正是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安全观念也应随之发生转变。新安全观的特点包括：(1)安全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国际安全问题涉及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家安全的内涵固然是主权国家所必须和必然先考虑和保障的对象，但其外延又不仅仅限于一国内部，而是与周边地区甚至国际社会有种种关联。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将自身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依靠单边的实力谋取所谓“绝对安全优势”。(2)安全的互利、互惠性。冷战时对立集团的安全关系无疑具有对抗性，但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安全关系可以是非对抗性的，因为和平与稳定必然有利于经济的繁荣。随着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也就具有很大的交融性。既然和平是国际区域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财富，安全保障问题就应该是可以通过合作而得以维护的。(3)安全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国际安全具有相互依存性、相互渗透性与相互关联性，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安全问题不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4)安全保障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制度建设实现。如相互信任措施，而不仅仅依靠实力的对比。“维护安全”不应成为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更不应成为少数国家优化军备、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以至破坏国际安全平衡的手段。
总之，按照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概括，新安全观的核心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通过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所考虑和接受的建议。按新安全观建立的新型合作机制的可称为“共同安全机制”，该机制可包括以下特点：(1)合作型的普遍安全机制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成员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各主权国家为基本的行为主体。在本体制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以维护，在此其础上促进国际社会成员中在安全问题上的良性互动。(2)该安全机制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就是：必须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行事。(3)该安全机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性的战略安全关系，而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安全问题紧密相联的。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将为维护和平提供经济保障。(4)该安全机制强调相互信任措施(CBMs)，即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信任。各国必须明确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即保证其参与者“分担责任、共亨权益”。(5)该安全机制是非联盟性的、非排他性的、非对抗性的，而是合作的和开放性的。合作伙伴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这种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甚至“战略伙伴关系”，是不针对特定的敌对一方或敌对的第三国的。
当然，尽管通过合作达到“普遍安全”是维持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该种模式的实施决非易事。如：(1)从人们的概念上讲，通过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并不能完全排除现存的不信任感和“冷战思维”的残余，也不能保障避免未来的争执和怀疑，并有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或“共同回避”等现象。(2)从机制上看，通过合作达到普遍安全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较为松散的机制在应付突发事件时可能难以确保效率。因此，国际社会的安全制衡还是必不可少的。(3)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强势一方要求合作各方在防务等问题上的高度“透明度”。这种貌似公允的做法实际上包含着深层意义上的不公平。因为，对强者而言，展示实力的“透明度”越充分，对弱势一方的威慑程度就越高。而弱者在防务问题上的不透明，本身就包含者某种反威慑的成分，和寻求有限的战略平衡的效果。但无论如何，强调对话总是优于对抗，提倡合作总是强于冲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无疑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有鉴于此，国际社会确有必要共同共努力探索增加“信任措施”和维护国际普遍安全的途径。
展望未来，希望与危机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然而，21世纪的国际社会还是有望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国际新秩序可涵盖如下内容：(1)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互不为敌，建立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2)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家关系准则；(3)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4)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排斥性，促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5)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
只有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使世界持久和平与国际普遍安全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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