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繁荣论文,时期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至今二十多年是现代中国档案学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其间我国档案学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企及的。在此过程中，当代中国档案学者们无论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档案学又完成了一次新的飞跃。较之于前，近二十年来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理论与学科体系更加健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科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档案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因此，认真地总结这一段时间我国档案学的发展经验及其特点，对于今后我国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具体来说，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有着以下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在研究范围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难以比拟的。这一时期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从档案到档案工作直至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档案宣传出版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各种专门档案工作，从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到声像、录音、电子等特种载体档案管理，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就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而言，“文革”前的档案学者只对档案的定义、作用、本质与价值；档案与资料的区别；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与发展规律；档案工作各环节的关系；档案馆工作与档案室工作的关系；档案学的学科性质等少数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而对其他绝大多数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则未进行研究，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尚处于空白状态。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者除了对上述基础理论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以外，还对档案学的体系结构；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档案学的研究系统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档案的起源；档案的价值及实现档案价值的规律性；全宗理论；档案鉴定理论；档案术语；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文件）档案形成（运动）规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书、档案工作一体化；图书、情报、档案工作一体化；档案的文化功能；档案法规体系与档案法制建设；档案学术评论；中外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理论的异同点；中外档案事业史等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就档案学的应用理论研究而言，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者已不再局限于对文书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和少数专门档案管理原则与方法进行研究，而将研究视角延伸到所有门类的档案管理领域；而且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已经相当细化，档案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档案工作六个环节的框架性研究，而是将档案工作环节进行了分解，对档案工作的每一个具体的工作程序、步骤（包括新出现的档案工作步骤，如档案著录、档案标引等）的基本原理、操作技术与方法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一些档案学者甚至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新的分支学科，如档案分类学、档案目录学等。就档案学的应用技术研究而言，这一时期的档案学者在对传统的档案管理、保管和保护技术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对现代科技在档案管理、保管和保护中的应用也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在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档案、运用胶片（卷）与光盘存储档案和机械化修裱档案等应用技术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由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和深化，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开始呈现出渗透和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科学背景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的一些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希望借此提高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使之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例如，不少学者运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横断学科的有关原理，研究档案的信息属性；档案术语体系；档案事业构成；档案学科体系及其结构；档案学研究系统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文件（档案）运动规律；文书、档案工作一体化；图书、情报、档案管理一体化；档案开发利用的反馈控制等问题。有些学者则根据法学的基本原理，对档案法规的本质、产生与发展规律；档案法规的类型、体系结构及其功能；档案法规的创制、实施；以及档案法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完整的考释和论述，等等。事实证明，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与渗透，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活跃了档案学术气氛，而且更新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观念，开阔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它对当代中国档案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直接推动了一批分支学科的创建，档案哲学、档案法学、档案目录学、档案社会学、档案行政管理学等都是在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点上逐步建立起来的。近年来，档案学者们的移植对象已从最初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少数几个学科扩展为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心理学、数学、哲学等其他许多学科。可以说，当代中国档案学者们已经跳出“就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传统窠臼，而将研究视角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当代中国档案学的综合性还表现为档案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吸收。这种现象在“文革”前档案学科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已出现，如档案管理学和科技档案管理学都吸收了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分支学科的有关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后，在档案学的学科分工日益具体、细化的过程中，各门分支学科之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之间互相融合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学概论就是在总结、提炼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外国档案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档案学的其他各门分支学科都有内容上的联系。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档案定义。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都涉及到档案定义问题，虽然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基本精神却大体一致，彼此之间互相借鉴的特点非常明显。档案哲学、档案行政管理学等基础理论分支学科也都采纳、利用了档案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们在档案学理论与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这既是当代中国档案学不断发展、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它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档案学界除了继续采用哲学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定性方法等方法研究档案学以外，还尝试着采用移植方法、定量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实验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等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成效比较明显。如上所述，我国档案学界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采用移植法进行档案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名词、概念的移植。这是档案学者引进最多的一个内容，涉及面也最为广泛。1989年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档案管理学》（邓绍兴、和宝荣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机读目录、资源共享、题名、责任者、档案客体、利用档案实现率、档案拒借率、档案信息等名词、概念，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其他学科。同年出版的另一高校文科教材《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陈作明主编，档案出版社出版）中的疏导激励法、目标激励、潜在用户、基本用户、指明需求、主题需求、检全率、漏检率、科技档案事业效益等概念则分别取自于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图书馆学、经济学。2.理论、思想的移植。这也是档案学吸收较多的一个内容，许多学科的有关理论都相继被档案学界所采用。例如，有的学者根据系统论原理，认为档案事业是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排序科学、相对稳定的分支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包括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馆工作、档案室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科研工作、档案宣传出版工作、档案外事工作等。同时，它又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系统，与社会实践、政治制度、科技发展水平、社会档案意识、公民的文化素质等因素之间有着普遍的联系，彼此相互制约、相互促进。3.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移植。例如，有些研究者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下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理论进行多层面的比较，并根据其异同点揭示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性。与此同时，定量分析方法也逐步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断增多。定量分析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档案统计这一狭小领域，已经拓展到档案收集、整理、保管、统计、利用、效益、档案工作的机构、人员、设备、经费以及档案事业管理等许多方面。定量分析研究的层次也不断深化，已经突破用定量方法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具体问题的最初状态，发展到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档案学本身。如有的学者根据载文量、引文量和被引量等指标分析、评价档案学期刊的质量，进而确定档案学核心期刊及其排序；有的学者用文献计量法对档案学期刊在某一时期内刊载的学术性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藉此分析当前我国研究方法的得与失；还有的学者对一定时期内档案学杂志刊载的论文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从而掌握各专题论文的分布情况及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重点问题。
（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例如，1980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以后，档案学界就开放档案的意义；如何开放档案；开放档案的理论基础；档案开放（利用）与保密的关系；开放档案解密划控的指导思想、标准及原则；怎样建设开放型档案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争论，取得了不少共识，档案馆学、档案利用学及“档案双重价值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一颁布，许多档案学者就围绕其性质、内容、特点、中国特色、基本原则；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档案立法活动；中外档案法之异同；档案法规体系的构成及我国档案法制建设；档案行政执法的含义、原则、程序、难点与对策；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档案法制意识及依法治档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创立了档案法学。此后，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档案工作改革也逐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档案学者积极献计献策，对档案事业的发展战略，档案事业的宏观管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档案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将档案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档案事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改革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手段、方式的改革及应注意的问题；文件中心能否在我国普遍推行，机关档案综合管理；文书、档案工作一体化，图书、情报、档案工作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为档案事业改革及有关部门制定档案工作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依据。中国档案学会于1985年在哈尔滨组织召开了档案工作改革讨论会，提交的171篇论文、方案广泛探讨了档案事业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档案馆如何布局，如何充实内部，如何改善服务方法；档案室怎样实现档案的统一管理和信息管理一体化；如何简化文书立卷手续，并且探讨了办公自动化与文书立卷的前途。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重大举措和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关系为基础并受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注：张培田：《中国市场经济知识问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其突出特点是以市场为价值取向配置经济资源和激励生产活动，所以它与档案工作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对传统的档案学理论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些问题立即引起了档案学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他们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市场经济与档案工作的矛盾及市场经济对档案学研究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档案事业的新思路、新方法，对档案工作改革中的一些偏激做法和有关档案学研究改革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并就档案工作如何服务于经济建设主战场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上海档案工作》杂志社还专门组织召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档案工作”研讨会，与会代表踊跃发言，气氛热烈。另外，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还引发了学者们对档案馆“主体”论、科技档案信息市场等问题的争论。新时期档案学研究成果的时代性突出地表现在电子文件（档案）及其管理研究方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办公自动化技术的普及推广，各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如何科学地管理电子文件这一新的“社会记忆”就成为档案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一些档案学者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电子文件的特点、归档、鉴定、保管、保护、利用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档案局也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先后出台了《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CAD文件管理》、《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系统的一致性测试》三项国家标准，并出版了《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概论》专著。
（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这就为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奖励优秀科研成果，促进档案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组织上和物质上的保证。档案学会以组织群众性的档案学术研究为宗旨，群众性的科研活动为专业研究输送养料，专业和群众性的研究成果通过学会的组织汇聚和交流。各级档案学会和档案科研机构成立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单兵作战”的研究方式，虽然自主选题在档案学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许多大型的档案学课题都是在各有关方面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如《档案著录规则》、《档案主题词表》、《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文书档案案卷格式》、《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全宗单》、《档案工作术语》、《档案主体标引规则》、《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全宗指南编制标准》等档案工作标准的制定，《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及一大批档案学教材和专著的编写，档案机械化修裱机、计算机管理档案软件的研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教改项目、国家档案局科研项目及其他科研项目的结题等，无一不凝聚着许多档案学研究者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智慧和心血。另外，从近期发表的档案学研究成果来看，多人合作完成的论文也较前增多。这些事实表明，我国档案学研究正在朝着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向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经认识到，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重大、复杂、跨学科课题的研究的，特别是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研究和档案自动化管理技术研究更离不开技术人员的参与，只有联合攻关，集思广益，才能扬长避短，在一些事关档案事业发展全局和走向的综合性、前沿性问题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档案学期刊对档案学研究行为的组织性也起着一定的引导作用。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山茂在《作为历史的学问》一书中就期刊的出现对近代科学发展所起的革命性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在期刊这种新的传播媒体出现之前，可以说科学仅是一种用于论争的学问，而期刊的出现，则推动了以客观的研究论述为特征的近代经验科学的诞生。”这说明期刊不单纯是提供研究者发表和交流自己成果的场所，反过来也对科学发展起到一种规范的作用。现代中国档案学之所以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档案学研究之所以能逐步向有序化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档案学期刊。《中国档案》、《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等期刊曾先后组织过档案定义、立卷改革、档案术语通俗化、档案价值鉴定标准、全宗理论、档案馆与历史研究、档案资产评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文件中心能否中国化、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等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国内档案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档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互相探讨，互相补充，并藉此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档案学研究的深入、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档案学术对话、交流和争论，档案学的研究气氛更加活跃。
（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增强，思辨色彩日益浓厚，不仅出版了一大批专门以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为内容的档案学著作，而且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成果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文革”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重点是档案管理的具体方法，还没有完全摆脱技术研究的束缚，缺少专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著作，只是在档案管理教材和论文中涉及一些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占有压倒性的多数。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迅速，《档案学概论》、《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档案哲学》、《档案学论衡》、《档案社会学》、《档案经济学》、《档案文化论》等档案学基础理论专著相继问世，几乎所有的档案学期刊都开辟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栏目，先后登载了难以记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章。这些论著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相关学科的有关理论，对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诸多事物和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形成了许多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结论，为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为档案实际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此外，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工作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管理原则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一批档案学专著，建立起相应的分支学科，如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目录学、档案利用学、档案统计学、科技档案管理学导论等，从根本上改变了“档案学没有理论”、“档案学只研究档案的收收发发、捆捆扎扎、浆糊刷刷”等传统偏见和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