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天空中的思想星光——世纪末中国散文流向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世纪末论文,流向论文,中国论文,星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2-0012-06
一
对90年代以来“散文热”的评价，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大难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90年代是“散文繁花盛开、争奇斗妍的年代，是散文题材广博、多元发展的年代，是散文更强调主体意识、更注重美学价值的年代”，“如果放在当代文学史上考察，90年代散文又是继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的第三次高潮”[1]，并将“散文热”现象形容为“太阳对着散文微笑”[2]；但也有学者指出，90年代“散文的走红是它世俗化和情调性策略使然”，“散文虽然成为热潮，但却无法掩饰其无可奈何的媚俗弊端，表现出一种公共媒体中的炒作和包装”，因此，“散文仍然仅是这个世纪末文化风景中的一片秋叶”，“我们仍需呼唤重建散文的体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个体经验和母语经验。同时开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语境和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散文的创作不应再是简单的文化消费，不应再是商品吆喝时代的文化弄姿，散文应成为这个时代中揭示人性深度模式的新叙事，新所指”[3]。我认为，世纪末散文创作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大量率尔操觚、媚俗自娱的“假性散文热”，却也不乏充满思想力度和文体之美的大手笔。因此，如果披沙拣金，总有可观可赏之作，而且有理由相信这些思想随笔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史中将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时代，“历史转折或思想活跃的时代，总是特别热切地呼唤有思想深度和力度的艺术”[4]，“思想随笔”的兴起也就不足为奇了。被列为“思想随笔新三家”首位的林贤治深有感触地指出：“九十年代兴起一种偏重议论的文体，人称‘思想随笔’，大约是为了突出作为特色而存在的‘思想’罢？而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以，比起那些和平、儒雅、温吞的‘学者随笔’来，思想随笔应当是很有点异样的。”[5]这类带有强烈的怀疑、批判和探索精神的思想者的文体，不仅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独立的批评者思想脉搏的剧烈跳动，感受到“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6]，而“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7]；同时也为21世纪中国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精神向度，“只有思想随笔繁荣起来，才有真正的随笔时代”[8]P324。
二
近年来，贺雄飞一直致力于推动“思想随笔”的创作和出版。他自称“虽不是思想者，但却热爱思想和思想者，尊敬思想和思想者，追随思想和思想者，努力思想并成为一个思想者”，他说：“我的角色就是为思想者找知音、找市场，充当思想的媒婆，为缺乏思想、不思想甚至反思想的土壤注入思想，我希望国人都来思想，都来与思想者共舞。思想者也决不应该故作矜持、清高、深刻，应走向民间。”[9]P2他主编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等一系列丛书，追求思想多元化和题材多样化，并“把这些高品位的人文关怀和卓异思想推向社会”[9]P3。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包括余杰的《火与冰》与《铁屋中的呐喊》、毛志成的《昔日的灵魂》、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孔庆东的《47楼207》、谢泳的《逝去的年代》、朱健国的《不与水合作》等，其中尤以余杰、摩罗、谢泳、朱健国四位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他们在思想随笔中或对传统文化进行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批判，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群体性格进行反思，或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唱起了一支令人伤感的挽歌，或探讨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文化冲突。钱理群认为，这些青年思想者的出现，承续上了鲁迅当年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许久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10]。
“‘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包括《风雨敲书窗》、《边缘思想》、《守望灵魂》、《思想的时代》、《今日思潮》、《天火》等，精选了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前沿刊物《博览群书》、《天涯》、《上海文学》、《黄河》、《北京文学》、《书屋》中的佳作名篇。《北京文学》传统的办刊思路在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中受到挑战，和随笔化的思想评论相比，纯文学作品对现实复杂性和沉重性的思考相对滞后。于是，它于1996年第6期开始加大容量，更新栏目，以“拒绝平庸、拒绝僵化、拒绝矫饰、拒绝浮躁”的精神和“展示开放的文学，迎接开放的时代”的姿态，大胆涉足思想文化领域，在复杂纷纭的社会现实中发出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声音。如钱理群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夏中义的《谒吴晗书》和《谒闻一多书》、徐友渔的《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崔卫平的《信仰生活》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些人文情怀和理性态度并重的文章闪烁着思想锋芒和理智勇气，具有“话题的前沿性”、“问题的现实性”和“立场的民间性’”[11]等特点。又如《黄河》原为一本纯文学大型刊物，世纪末改版为“大型知识分子读物”，编者希望“让这本杂志代表知识分子的声音，让知识分子有一个说真话的地方”[12]。它开设有思想解放、敏锐大胆、敢说真话的“作家书斋”专栏，通过各种形式的访谈、对话、回忆录以及对真实历史档案的展示来反映时代的“口述实录”专栏，以纪实为基本特色，着眼于解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尘埃落定”专栏等。其中林贤治的长篇思想随笔《“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在文化界备受关注，引起强烈反响。
“‘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收有钱理群的《拒绝遗忘》、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秦晖的《问题与主义》和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等，这几位作者都是当代中国较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者。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像钱理群所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13]这些学者兼思想者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弘扬人性、理性、智性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怀疑之精神。正如何光沪所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很多，但‘活生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实在很少。……真正知识分子的‘知’和‘识’，是不止于专门学问的‘智’慧和睿‘识’，真正intellectuals的intellect，是不止于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这里的关键，是作为社会良知秉公直言。”[14]这一套“知识分子文存”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良知和理性的力量，显示出“这一代人的思想生命”。
尽管林贤治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岁月里，‘思想’这个词颇受青睐，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某种渴求，只是真正的思想战士实在太少，而且，可以揭载他们的文字的期刊，也已经先后陆续地沉没在新世纪的光影里了。”[5]但是，在21世纪伊始，贺雄飞（牧歌）又主编了一套“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包括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徐无鬼等的《城市牛哞》，筱敏的《成年礼》，单正平的《膝盖下的思想》，刘烨园的《精神收藏》，冯秋子的《寸断柔肠》，鲍尔吉·原野的《掌心化雪》，史铁生的《对话练习》，李锐的《谁的人类》以及林贤治、邵燕祥编的《燃烧的石头》。他认为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大多没有摆脱旧有的话语体系，还是用一种单一的、呆板的、腐朽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即使是新锐作家余杰，也未能摆脱旧有话语体系的痼疾，因此，中国散文界，总体上还是死气沉沉。“可喜的是，中国出现了史铁生、李锐、林贤治、刘亮程、筱敏、冯秋子、刘烨园、鲍尔吉·原野和徐无鬼、朱学勤、钱理群、秦晖、徐友渔这样一大批进步文人，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各具情态。尤其是朱学勤、徐友渔两位先生开创了用优美的文笔写枯燥的学术论文的一代先河，其散文创作亦独辟蹊径，将人性、理性、智性熔于一炉，代表了下一个世纪中国散文的走向”[15]。
三
林贤治在世纪末的中国散文界颇为活跃，他不仅有创作，更有理论。在1999年10月完成的长达11万字的长篇论文《50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林贤治将散文的写作纳入人类精神发展的大框架中，综合考察近50年来散文创作，论及散文的生态环境、作家的命运和文学传统之间的深层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正如周立民所说：“林贤治根本无心作散文史，他其实是在考察五十年来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通过散文来看他们是如何戴上精神镣铐，又如何反抗，如何挣脱的。他的文章是在解构那种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思想的禁锢和统一，尽管林贤治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在考察具体作家的创作文体，但我认为他这是为我们提供足以警戒的样本或者可供汲取的思想资源。”[16]
早在1993年，林贤治就与邵燕祥合作主编思想性散文刊物《散文与人》，五年来一共出版过六集，刊登过韦君宜的《“抢救失足者”》、梅志的《出狱琐记》、牛布衣的《人类思想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耿庸的《萧军七年忌》、筱敏的《时间断片》、王得后的《我已经死过三次》等思想性散文，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邦雅曼·贡斯当的《论书报审查》、马拉美的《艺术的异端：为所有的人的艺术》等译文及林贤治的《论散文精神》、邵燕祥的《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等理论文章。这些充满理性批判精神和丰富个体精神的文章，被认为“在当今众多的出版物中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涌动在文字背面的激情和炽热的追求，却让我们时时感受到时代的良知，他们大多是在运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所以他们的文章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正义感”[17]。
1998年9月，林贤治和邵燕祥再度联袂主编《散文与人》丛刊新一卷——《宿命的召唤》，他们强调听从时代召唤，保持对社会现实关注，守望知识者精神家园，坚持独立思考，期待以深厚人生内涵与斐然文采兼融的散文，回应鲁迅在本世纪之初发出的“立人”的呼唤。《宿命的召唤》中收灵的文章，包括筱敏的《书的灰烬》，冉云飞的《沙俄时代书刊检查中的告密》，柯罗连科1920年为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表决自由等问题而致当时任苏维埃政权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的卢纳察尔斯基的六封信，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威塞尔对人类以及人性深刻追问和对一切暴力、仇恨、压迫的强烈谴责的六篇随笔等。这些文章不是有些学者所鼓吹的“狭义散文”、“艺术散文”或“美文”，而是质朴又富有张力的思想者散文，其内容覆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正如编者所说：“散文——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就其本体意义而言，无疑是最富于自由的人文气质的。但是，索诸创作界，实际情形又如何呢？惟见论客大噪，标榜所谓‘大散文’。其实散文并无大小，倘要说‘大’，亦非关题材，非关结构，非关滔滔乎滥情之言；在此，首要须得有大精神。何谓大精神？恐怕除了如宗教家的终极关怀者外，仍须具有如战斗者的现实关怀。作者当置身于时代的变革之中，担当公民的命运，感受大众的悲欢；有不平，有追索，有发现，有超越。散文创作，无论是生命的部分或全副，都是有着现代人的强烈的脉动的。不然，即令‘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果然无所不包，也将无改于老旧的‘小摆设’。”[18]
1998年10月和1999年3月，林贤治又主编推出了两辑思想性散文刊物《读书之旅》。他在卷首语《让思想燃烧》中指出：“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因此，他把发表在《读书》、《方法》、《天涯》、《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和中外书籍里“富于思想或同思想相关的文字”采集起来，目的“不是为了知识的重视，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期待读者通过与李慎之、钱理群、谢泳、何清涟、徐友渔、秦晖、雷颐、单世联、王得后、龙应台以及纪德、萨依德、伊赛尔·伯林、汉娜·阿伦特、大卫·古特曼等人的文章“热烈的接触”，“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19]。尤其是《读书之旅》转载法国作家纪德30年代中期访苏后撰写的《从苏联归来》及其续篇，不仅让人看到当年苏联好的一面，也看到诸如新的特权阶层的出现和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的愚昧无知等负面现象。这两篇曾引起全球性强烈反响的作品，使我们想起90年代中期曾引起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极大关注的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鲁迅当年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称之为“盗天火”，借以“煮自己的肉”。林贤治追随鲁迅的足迹，他说：“大约在1984年，我开始着手写作鲁迅的传记，目的是借同鲁迅潜对话的机会，以期在困境中，用他的人格和思想支持自己。……正是由他，激发了我对权力、知识和思想史的探究的热情。”[20]林贤治自称是“拾柴人”，点燃思想的篝火，让光明的思想薪火相传，照亮黑暗。杂文家鄢烈山认为，引进那些鲜为人知而又充满理性批判精神和知识分子正义声音的外国思想散文，“对于我们矫正与发展对散文的认识是有益的”[21]。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贤治策划主编了《20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流亡者译丛》、《曼陀罗译丛》、《世界散文丛编》以及上述几种散文丛刊，堪称中国散文界的普罗米修斯。
林贤治不仅热心于主编思想性散文丛书和刊物，而且也擅长写作思想随笔，著有《平民的信使》、《守夜者札记》等散文集。在这些思想随笔里，作者以一个独立思想者的身份，秉持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思索社会、历史、人类的命运，探讨人的自由、尊严、崇高的存在，充溢着对人的关爱和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林贤治认为，当前知识分子最繁难的工作，仍然是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因此，他在那篇描写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平民的信使》一文中，称颂别林斯基是“一个习惯于在斧背下写作而火星迸射的批评诗人，在荆棘地里耕种的编辑，平民意识的传播者，不屈服的战士”，痛斥那些庸人虚伪、龌龊、奴性的顺从。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批评就是否定。其实一切否定都需要勇气，需要痛苦备尝。大队的被称作‘批评家’者流，或者做作家背上的犀牛鸟，一生靠啄食有限的几个小虫为活；或者做孔雀，卖弄撅屁股的唯美主义；做笼中的鹦鹉，着意重复主人的腔调；或者如家鸡一般，吃多少秕谷生多少蛋，力求平庸；再则如杜鹃，惟借暴力侵占别的雀巢，心安理得地孵化新生代。……在他们的文字当中，根本看不见现实生活的根系，感受不到情感的强劲的和细微的震颤，无法触及事实的悲剧所在，甚至事实本身。如果竟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承担和体味当代的苦辛，还算什么鸟批评家！”摩罗把林贤治列为“思想随笔新三家”的首位，认为不仅他所主编的《读书之旅》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最激越、最犀利、最光明、最公正的声音”，而且“他的文字既有卢梭式的愤激与直白，又有培根式的犀利与明澈”[8]P321-322。
四
世纪末较有影响的思想随笔丛书还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思想者文丛”，青岛出版社的“野菊文丛”（三集），作家出版社的“曼陀罗文丛”，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南方新学人丛学”，花城出版社的“思想者文库”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野草文丛”。
“思想者文丛”包括《周国平散文》、《史铁生散文》、《朱学勤散文》、《何怀宏散文》、《韩少功散文》和《韩东散文》，之所以将上述六人命名为“思想者”，是因为很难根据职业单纯地将他们划分为作家或学者，他们往往是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但无论如何，他们首先是一名“思想者”。这里所说的“思想者”是指：第一，他们拥有既具根本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虽然出于个人禀赋和经历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会不同，或社会、或文化、或人生，但都是一些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问题。同时，因为这些问题生长于他们生命历程的某个关键时刻，对他们具有命运或使命一般的重要性，所以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第二，他们拥有既具哲学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眼光。由于个人性情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接近各自问题的途径也迥异，或描述、或思辨、或感悟，但无不具有哲学的底蕴。同时，这种哲学性的眼光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体现了各自看世界的独特角度和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各自的语言风格。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好运设计》、《随笔十三》等文探索人生、拷问灵魂，开辟了散文精神的新天地。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完美的假定》、《性而上的迷失》等着力在浮华躁动的时代，构建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正如韩少功说史铁生“献身于一场精神圣战”，这些“思想者”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且达到“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22]。
“野菊文丛”共有三集，第一集“新锐杂文”包括鄢烈山《中国的个案》、丁东《尊严无价》、朱健国《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刘洪波《文化的见鬼》、何龙《当代愚公挖什么》和蔡栋《胡子与学问》；“野菊二集·思想者杂语”有林贤治《守夜者札记》、蓝英年《青山遮不住》、崔卫平《带伤的黎明》、程映虹《四窗东眺》、邢小群《凝望夕阳》和马斗全《南窗寄傲》；“野菊三集”有吴江《文史杂论》、江晓原《东边日出西边雨》、闻一《山外青山》、刘兵《驻守边缘》、王毅《重回罗马》和丁东《午夜翻书》。有人说，在缺乏大师的时代，思想的颗粒都显得很沉甸，犹如园圃经冬凋零之后，山径上朔风中摇曳的野菊亦别有一份韵致。其实说“野菊”太温和，正如邵燕祥所指出：“更突出的则是以关注国运民瘼、世道人心的责任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们的思想锋芒常使人想见孤军深入短兵相接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23]
“曼陀罗文丛”包括邵燕祥《忧郁的力量》、林贤治《平民的信使》、筱敏《风中行走》、钱满素《飞出笼子去唱》、一平《身后的田野》、郭宏安《雪落在莱梦湖上》，虽然每位作者的风格相去甚远，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他们不满于文坛上流行的闲适雅致、柔媚卑俗之风，都拥有鲜明的思想个性。林贤治在“文丛”总序中提到，由于散文的写作和阅读都成了消遣性行为，作品有如一种标准化食品：鲜甜，可口，绵软，易于消化；这样必然要拒绝一些将胃变得坚强起来的谷物，拒绝骨头，对苦涩和辛辣感到恶心。他说：“而今也来凑一套丛书，并非要造什么‘方舟’，好像挽狂澜于既倒似的。其实，自问无甚宏愿，也无此伟力。高士的逸兴，智者的幽默，才人的风流蕴藉，都是这里的作者所缺乏的。只是风沙寒途，尚存一分诚实，多少可以说一点苦辛，抒一点忧愤；对于生命，毕竟有一分敬畏。”[24]
“南方新学人丛书”首批推出鄢烈山《没有年代的故事》、单世联《迟到的光》、艾晓明《骑桶飞翔》和李公明《思想守望录》。这几位作者都是学有专长并对社会文化等方面保持敏感的中青年学人。丛书中不拘一格，充满批判精神、自由立场以及个体经验的随笔短论，是从他们大量的文化社会评论中精选出来的，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关切和呐喊”。正如单世联在丛书总序中所指出的，20年的改革引发了中国空前的剧变，而跨学科的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正成为现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产品，知识分子为此应该负起批判的责任。他说：“批判以自由为市场。作为对僵化体制和权威话语的挑战，批判不充当任何权威系统的代言人，也不自以为是普遍真理的传声筒，而是学术思想和公共关怀的自由表达。批判声音的合理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舆论一律、统一标准、至上权威等等的否定；批判的目的，是冲破思想控制和文化霸权，创造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的空间。”[25]
“思想者文库”第一辑收有舒芜《我思，谁在？》、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许纪霖《另一种启蒙》、邵燕祥《非神化》、蓝英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和朱正《辫子、小脚及其它》。无独有偶，这套丛书回避了“思想家”这个提法，而使用了“思想者”。这是因为丛书不要求每位作者都如同思想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一样，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原创性的思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在不断地思考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社会与文化方方面面的问题，同时也在引导和启发读者思考这些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丛书主编朱正认为：“每个人的思想都应该是独特的，既然号称思想者，就不会与别人雷同。从书的每一位作者，他思考的范围、题目，他思想的倾向，都各各不同。因此，每位作者只对他自己的这一本书负责，不对丛书中其他作者的书负责。每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意见。”[26]这里真正体现了思想者对于其他思想者的理解和尊重。
“野草文丛”包括王得后《世纪末杂言》、王乾坤《一路“洋葱皮”》、钱理群《六十劫语》、邵燕祥《夜读抄》、孙郁《灯下闲谈》、黄乔生《采蘋集》、林凯《夜雨小集》和篮子《山上的守望》。这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正如钱理群所说：“在我看来，所谓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人文学者）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惟一的职责与职能。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也就是说，他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批判’是人文学者与现实联系的极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文学者视为‘批判者’，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27]
五
提到世纪末思想散文的兴起，也许不应该忽视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这套丛书包括《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三本，《原上草》辑录了当年一些所谓“右派”的言论，主要是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富于血性和思想光芒的声音（顺便说一句，该书把闻一多1945年5月发表在西南联大《五四周年纪念特刊》上的《五四断想》一文，当成了谭天荣的作品）；《六月雪》揭示了那场举世震惊的反右运动的“阳谋”过程；《荆棘路》介绍了“右派”们漫长而残酷的受难历程。这套丛书的出版，被认为是不仅复原了一段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人提供了“思想的燃具”，是20世纪中国思想库中“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另外，还不应该忘记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作为一个关怀整个社会、人类的知识分子，王小波在杂文随笔中积极弘扬科学、理性、独立、自由、宽容的理念，坚决反对愚昧、专制、教条、虚伪、奴气等反文明的恶习，充分表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世纪末思想性散文随笔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像一团火，点燃起独立思考的烈焰，在转型期社会中发挥思想启蒙的战斗作用，同时也预示着新世纪我们精神生活能得以大发展。在高度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防止一些人做秀表演，乘机兜售“伪思想”、“劣思想”。正如王乾坤所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骑士是可以炒作出来的”，“思想者最好是野花一样的生长”[28]。二是需要严肃的创作态度，王彬彬就指出：“随笔是一种思想者的文体。随笔要求作者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和一种思想的习性，要求作者有敏锐、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作者有相当的理论、学术功底。”“没有清新充沛的思想，没有对问题的独具慧眼的见解，最好不要率尔操觚地写随笔。”[29]
[收稿日期]200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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