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的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近现代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5)03-0094-05 1 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转型与跨学科理论的影响 大约自21世纪初开始，随着《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叶再生著，华文出版社，2002，四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九卷本)、《中国出版史料》(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004，十卷本)、《民国出版史》(吴永贵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等以史料梳理为目标的多种大型出版史著作、史料集的完成，以及其他诸多断代出版史、专题出版史著作的出版[1]，中国出版史研究大体发生由史料整理到史观透视、由梳理史料到学术阐释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趋势，是近现代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化史、文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史等多学科研究队伍大量介入出版史研究，域外诸多与出版文化相关的著作与理论不断引进。这种跨学科、多角度、综合性的努力，推动出版史研究学术视野得到极大的拓展，理论观照得到深化。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范畴，“现代性”理论以其巨大的阐释能力成为覆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性研究视野与理论方法、共识性话题，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全方面的渗透，也影响了相对冷僻的出版史研究。按刘小枫的说法，现代可以分为“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的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2]三个题域。学界的研究普遍认同，“现代性”既指时间取向上的“当下”“现时”，还指价值取向上的现在价值判断、对传统的反思等复杂内容。如汪民安认为现代性指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与观念事实，包括政治、经济、技术、观念和社会组织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成熟的现代性，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力和理性巧妙配制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等等。同时，它展示出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等多种观念[3]。概而言之，作为一个“复数”与“家族相似”的概念，“现代性”通常意指科技层面包括坚船利炮、经济现代化等，制度层面包括市场经济兴起、大面积科层化、工业化、民族国家建设等，文化价值层面包括世俗化、个人主义兴起等一组新式特征与内涵。在追索中国的现代性起源时，学界往往从器物、制度与文化心态三个层面入手。而在剖析器物层面时，现代性物质承载中的印刷文化与出版媒介，往往成为探索现代性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晚清民国，正是中国印刷革命、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等在相互影响、促进的共生状态中同步兴起与建立，即现代性全面展开与构建的时期，因此“现代性”往往成为研究此一时段出版文化的重要理论视角。 从学科关联性影响的角度来看，借鉴现代性理论研究出版文化这种研究路径，深受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海外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陈平原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1)上发现，1990年代欧美汉学界先后受德国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假设与法国皮埃尔·布迪厄“文学场”学说的启示，广泛关注晚清以降报刊的文化传播功能与文学生产意义[4]。最早用现代性理论来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早在参与撰写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时，李氏就注意到晚清文学报刊的发展等现代性特征，并用“现代性的追求”来定义1895-1927年的中国文学状况[5]。此后他通过对包括流行出版在内的现代都市文化分析来考察中国现代性的方法[6]，尤其是其代表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以其都市警察式的敏感与症候式分析，发掘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新都市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这种研究视角，在当代学术界影响深远。李欧梵所谓的新都市文化，除上海城市建筑、电影等，该书主要剖析了以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生产以及《东方杂志》、《良友》、《现代杂志》等杂志为代表的现代印刷(出版)文化。李氏试图通过对上述都市文化元素的分析，努力阐释“是什么使得上海现代的？是什么赋予她中西文化共享有的现代质素？”[7]此外，美籍华裔学人王德威认为，“晚清最后十年里，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刊物、杂志与成书。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小说即为报纸这一新兴出版媒介的特色之一”[8]。这一出版文化背景，孕育了晚清文学丰富的现代性。自从他有感于此而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话语后，从晚清文学中寻找“被压抑的现代性”，成为流行的文学研究范式。受海外学术新潮影响，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从出版文化现代性或曰印刷资本主义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如栾梅健认为中国的交通、邮政、印刷等在鸦片战争后出现转型，影响着文学的现代性转型[9]。王一川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应从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考察，晚清的现代传播与消费群体等相互作用，形成了现代性的文学场[10]。 总之，出版文化研究中引入现代性理论，既是近现代出版史研究自身范式的转型，也是以文学、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跨学科理论影响与推动的结果。 2 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考察 借鉴现代性理论研究近现代出版文化，其主要研究思路，就是考察、追索晚清以来的报刊、图书等出版物与出版实践中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在实体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实体层面表现为种种文化事业机构，如中西式学校、出版机构、翻译机构、文艺机构、报纸杂志等[11]。这一方向之下，又大体可划分为两种深入的途径：一是文本内的现代性，即探讨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内容(图文)所展示、推行的世俗化、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层化、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卫生观念、时间观念、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进化观等现代性价值观念；二是文本外的现代性，即研究出版物的形态、出版运作方式、商业化模式、编辑方式、审稿环节、发行方式、印刷方式等出版传播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商业化、机械化、复制化等现代性特征。前一途径，如大量的论著通过对近现代出版物内容主题、杂志封面图像、报刊所刊广告、月份牌符码等对象作出内容分析，论述出版物如何给都市社会中初现的“新民”传播与普及新知识、出版业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如杜建华通过对近代名刊《点石斋画报》所呈现的、关涉西方的交通类、时间类器物的考察入手，揭示杂志创作群体是如何在对现代性的渴望与想象中，通过文字与图像形塑西方的诸种“图腾性”器物的[12]。李忠萍通过对《申报》所刊牛乳广告的文字，剖析它所反映和投射的当时社会精英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政府的卫生现代化实践、市民的现代健康生活观念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多面相地呈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13]。后一类研究途径，如王燕不仅指出了晚清“出版”语义中含有言论自由、宣扬民主等现代性特点，还指出晚清出版包括对出版管理的现代性法制构建、对出版现代技术的移植与应用等现代性因素[14]。路英勇在考察“五四”新文学出版时，以产业化、现代印刷、期刊大众化等概括新图书出版业的现代性特征[15]。董丽敏和徐志伟《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通过引入出版机构、编辑群体、刊物改版等因素，去分析‘现代性’所带来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憧憬与现实客观条件(特别是商业因素)之间的相互妥协、弥合以及可能的危机”[16]。再如雷启立将中国现代文学放置于现代印刷术、资本、新的读者群等构成的印刷现代性文化生产情境中，追索文学新的特质如何发生并且“现代”的。晚清民初语境中的“印刷现代性”，意指因为印刷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带来的，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新文化/文学想象，以及随之而来出现在当时从日常工作、生活到社会文化、生产、组织诸方面的现代转型。“以印刷技术变革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了新知识阶层的知识脉络的建立、社会关怀的养成，导致了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组织结构的形成，对于想象、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状况及其未来可能的知识、思想群体而言，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只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因波澜壮阔的宣传、革命、运动而产生和展开，更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新文化和社会空间的拓展，新的社会基础力量的培养和新组织的逐渐形成来完成”[17]。而更多的考察方法，则是上述两种路径的混融与综合，即总体考察现代出版文本内外的现代性。如肖爱云通过对晚清文学杂志《新小说》图像的分析，指出杂志所刊图画与文本共同建构丰富的杂志风貌具有的多重媒介意义：第一，杂志使用西方先进照相技术及其现代成果——新式照片组成的图像世界从来源和本质上都表现出“新”的意义。第二，照片以西方图景为主，将西方的人物、风景、社会风貌等以新的形式展现到读者面前，就是西方现代形象在晚清中国的推进。第三，照片与小说文本共同建构起一个想象的空间，其中既有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又有对西方世界的想象；既有对历史与现实的视觉感受，又有对未来与科学的精神幻想。第四，图画通过现代机械化复制，借助杂志这种现代大众媒介完成了视觉文本最广泛的传播与接受，这种先图后文版式的广泛应用，是现代文艺报刊图像化的重要起源[18]。其中，包括出版物内容，以及编辑出版、印刷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的考察。 在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考察中，热门的话题之一是探索晚清的出版是否建构起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哈氏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通过包括出版物在内的载体得以理性形成公共意见。由于印刷的现代展开，报纸和期刊广泛卷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沙龙、酒吧、咖啡馆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在此理论观照下，晚清以来众多报刊等出版物，被视为构建社会舆论、社会意见交换场、推动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力量。如洪九来通过对《东方杂志》分析，表明杂志出版者、编辑者与撰稿者从传统士大夫文人转型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正是他们努力营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共同活动的空间的过程。由于缺乏现代西方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支持，知识群体全赖教育、办报等现代职业方式，搭建起公共空间，艰难培育各种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19]。哈贝马斯曾特别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20]尽管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充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存在巨大争议，但学界通常认为，从宽泛意义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来使用“公共领域”，仍具有其有效性。如李欧梵说：“我不认为中国有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不过，读者‘群’还是开创了‘公共空间’这个概念，以及‘都市空间’——它可能在都市社会的框架里构筑一个‘半公共领域’。”[21]中国学界改写、泛化了本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即认为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由咖啡馆、沙龙等构成的典型公共交往环境，以及发达的社团、公共交往场所和大众传播媒介，但如民国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新青年社等由校、刊、社团三位一体，即具有准公共领域或曰有限的、软性的公共空间的性质与功能。这种“格义”式的改造性理解，是对西方学术理论进行语境化、本土化处理的典型方式。 “现代性”话语谱系中，另一热门话题是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过程。或者说，民族是现代性的构成部分。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在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前，首先是经历群体认同即“想象的共同体”阶段。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性条件是神圣的语言与书写文字媒介。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看，两种出版媒介在促成“想象的共同体”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即18、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报纸与小说。由垂直—纵向式的宗教共同体、王朝的衰落，到横向—水平式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印刷资本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22]。“具体地说，资本主义，按照逐利的市场本能，竭尽全力地创造了一种可供交流和传播的印刷语言，这种印刷语言是一种非拉丁文式的方言，但又是对不同方言口语的抽象——正是这种抽象，才使得通过方言口语难以交流的人们变得可以交流。在各自对这同一种印刷方言的消费中，人们能够感觉到和想象到尽管不相识的但还是一个庞大数目的‘阅读同胞’和他一起存在着，这些隐匿的未知的‘阅读同胞’和他一起分享受这些印刷物，一起从属于这种印刷语言的领域，并有一种心理上的关联和理解。这就是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胚胎”[23]。借用这一理论来观照中国出版史，研究者大多认为，报刊、教科书等新兴的近现代出版物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国家、国民提供知识资源而支持了现代民族建构。晚清民国失去传统儒家士大夫“学而优则仕”正途、从中心退至边缘的知识分子，多借助办出版等来传播社会变革思想，塑造民族国家认同感。如张宝明对《新青年》思想谱系中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24]。再如海阔研究了晚清维新派报刊对新民族—国家的初步想象、革命派报刊对新国家形象的雏形建构、《新青年》同人对新社会的整体构想等[25]，其基本的理论资源都是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 现代性这一理论视角，超越了出版文化研究，多关注原始报刊史料梳理、出版与文化转型的简单对应等出版史研究层次，而有力地“深描”出了出版物、出版实践活动等背后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发展、生成逻辑。以相对集中的现代文学期刊、出版物研究来说，此前文学研究界往往把它们当作文学发展的背景资料与史料库；而在现代性视野中，它们被当作直接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媒介。学界深刻意识到，现代文学不是现代思想观念、审美意识的自然呈现，而是现代传播方式促发的异质形态的产物。正是现代传播方式巨大的传媒作用，才塑造了文学现代性的特征。从总体上讲，关于对近现代出版文化中的现代性特征的考察与理解，尽管仍然存在诸多争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不可否认，这种研究角度与思路，在与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文化与学术建设等更为广泛的视阈中来理解近现代出版，突破了纯粹出版及其研究范围，打通了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扩展了出版文化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与影响。 3 方法的反思：无处不现代性？ 任何学术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既注重人类文化活动的普遍关联和学科的相互渗透，又坚持学科本位的基础上。本世纪以来出版史研究的广泛镜鉴与努力拓展，改变了学科此前的封闭性与就史料论史料的不足，获致更为坚实的学术品格与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但任何一种学术方法与范式的选择，都面临着与研究范围、对象的调适与磨合这一问题。 就现代性理论来说，学界对“公共领域”和“想象的共同体”两个热门话题可能存在的简单挪用西方学术话语多有警醒与反思，如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在哈氏那里，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的公众开放，而中国近现代社会中能够读书看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民众只是沉默的羔羊”，“既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结合，又可以自由地表达公开他们的意见，这在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26]。现代出版物与启蒙、公共空间的建构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未必可以简单地以概念来涵盖。由于当代高等教育扩张导致的大学知识生产的批量化，学术研究早已出现僧多粥少、内卷化的窘境，从现代性角度研究出版文化所进行的个案式考察如今几乎覆盖晚清民国所有大小报刊、出版机构等，像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新青年》、《良友》、《小说月报》等杂志，皆呈现研究密集化、同质化的现象。以至于有学者以“开疆拓土”的现代小报副刊研究为例，批评当下的文学史料研究出现了为追求所谓的学术增长点，而出现“邻猫生子”式的史料“伪发掘”现象[27]。香港学者李金铨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2014·北京)上，曾批评中外学者皆有不分青红皂白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现象。针对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家研究早期的《申报》、《点石斋画报》以及上海很多小报，并认为早期上海报刊带领中国“加入全球公共体”的结论，李氏批评说：如果从很简单的材料可以跳到“公共领域”，且“公共领域”界定如此宽松，“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属于公共领域的，就是理论先行，逻辑跳跃，削足适履。文本分析琐细，却脱离历史语境”。与其套用“公共领域”宏大理论，不如降低调门采取莫顿“中距离”的分析路径考察报刊业与早期资本主义关系等具体问题[28]。再如，张生在借用马泰·卡林内斯库“审美现代性”这一概念对《现代》杂志进行现代性考察时意识到，审美现代性“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只是对源自欧洲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描述与概括；如果生搬硬套，将其作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就未免失之迂腐。因此，他提出可借用“审美现代性”来观察《现代》，而不以之为绝对标准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作了宽泛性理解[29]。但是，尽管如此，在他宽泛的理解中，“现代性”仍既包括编辑施蛰存编辑方针中对“现代”的想象，也包括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诗人对现代生活的焦虑与矛盾，以穆时英为代表的都市小说家“刻意的先锋与无意的媚俗”，以王鲁彦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的“危疑扰乱、焦躁、讽刺与寓言”、翻译作品建构起的通往“世界”的桥梁以及由编后记、书评、随笔以及论文等相关栏目组成的一个公共空间，甚至还包括以李长之、杜衡等代表的批评家对艺术自律性的追求。真如书名所言，《现代》成为时代的一面万花镜，或者说，一个“鸡尾酒的时代”，所有的新质都可以以“现代性”来概括！现代性固然无处不在，构成了我们言说近现代中国无法逃遁的文化语境，但这种“无处不现代性”的泛化、包容性倾向，就晚清民国出版史研究来说，确实有值得警醒的地方。当一种理论工具不考虑对象、淡化问题意识而被无节制地挪用时，它的有效性与阐释力往往容易被夸大、被稀释。 此外，对近现代出版文化进行现代性考察还有其他几个问题值得省思。其中较突出者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如李欧梵带着现代性有色眼镜绘就的上海文化地图，明显只聚焦于新都市文化以及从这一土壤上孕育出的以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所关注的出版文化因素主要是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层刊物”《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现代杂志》、月份牌等现代都市现代性，而对上海市民文化、左翼文化以及由此而孕育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左翼革命文学等明显有着“屏蔽”——其先入为主的判断前提是，后两者都不具有趋新的现代性。而刘震通过对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泰东图书局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商务、中华等大书局垄断格局中突围出的以出版新文艺和社会科学类新书为主的“新书业”中小型书店的分析得出结论：恰恰是20年代中后期勃兴的新书业，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契机。以中小书局为代表的新书业这种带有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书业生产方式，正是左翼文学的现代性。对这种出版与左翼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厘清，才能提供一张清晰的上海都市文化地图[30]。作为学术新秀的刘震，对作为名家的李欧梵的现代性谱系绘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补充，令人深思。从现代性角度对近现代出版文化的考察，既是历史原型的勾勒，又是文化重构；既是客观描述，又是文化想象，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是一个随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性研究的另一种误区，是把萌芽当作新质，夸大近现代出版中现代性特质。如对在现代文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小说月报》，谢晓霞通过对1910年至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分析，指出这一阶段的《小说月报》尽管出现了现代性的萌芽，但与作为理性的、自主的选择与追求的现代性相距甚远，并没有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的因素，而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其主要体现在：1910-1920年杂志所刊创作与翻译大多仍是表达传统的旧伦理与旧思想；文体上主要是传统的文言文；杂志与世界现代文学思潮脱节落伍。对于1910-1920年间新旧交替、文白共存的《小说月报》来说，因为现代性“未完成”，所以1921年的杂志革命式的改革以及“五四”新文学革命不可避免[31]。应该说，这一结论提醒我们动辄以“现代性”概括近现代出版新质可能存在的误区。 现代性考察从方法上讲基本上是内容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尽管也有个别定量方法的使用，如张晨阳通过对《申报》中广告内容的分类、广告中女性的年龄结构、广告中女性所处场景、明星广告数量等定量统计，得出《申报》女性广告文化参与了当时上海都会文化和城市气质等现代性的构建[32]。再如邓集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1902-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对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物令人叹服的精细统计与分析，附录有数千种出版物、300余面表格统计。但就当下学界来说，总体上讲定量研究方法使用不足，而普遍单一地使用定性研究与内容分析。以相对密集的《良友》杂志研究为例，诸多论著大都“殊途同归”地揭示出现代都市文化、女性角色、阴性色彩、消费主义等之间的暧昧关系：封面女性身体图像参与了摩登时尚的上海都市文化、现代性生活空间的建构[33]；其以摄影图片为主的视觉传播，向消闲阶层灌输了一种与都市大众的生活质态相融合的审美现代性，具体表现为感性(身体优位性)、个体、时间论(瞬间与变幻)[34]；《良友》女性图像的现代性想象表现为对图像的模拟凝视，女性图像显现出的时尚和健康形象以及生活方式也被作为现代性消费模式所消费，女性图像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编织现代性的故事[35]；《良友》呈现了上海时尚现代性的都市生活图景，同时建构了上海阴性妩媚的城市文化记忆特征，并成为都市现代性消费主义文化的表征[36]。可以看出，就一代图像志《良友》画报研究的思路、所得出的结论及其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色彩，有着明显的趋同性。这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中现代性考察的多维性与复杂性。标签：现代性论文; 现代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新青年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申报论文; 晚清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