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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师风潮”的亲历者陈望道有言：“‘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讲，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①五四运动后复有“一师风潮”余波，一师风潮无疑是由五四思潮鼓荡而生；其间因有蔡元培、蒋梦麟之穿针走线、斡旋调停，北大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愈加息息相通。
细考一师校长经亨颐在五四运动后的姿态，“对于新潮流与际情趋势，在大体上唯北京大学的旗帜是瞻”②；其拟施行的几项教育改革：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学科制，亦大抵是效仿北大试验而行。若深究差异，则是放大了先行者的激进与幼稚。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即酝酿学制改革，易年级制为选科制，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课，修满所规定学分即可毕业；两年后蒋梦麟协助蔡掌校期间该项改革日趋落实。此为一师拟试行的“学科制”之范本。而该项改革经亨颐任上其实尚在筹划阶段，至姜伯韩继任校长期间方得以实行。
一师试行“学生自治”之本意，初在于易“他律”为“自律”，其职权起先亦仅限于禁止恶习、主理膳厅、学生节假日离校考勤之范围③；然而五四一役胜利之后，伴随北大学生权力的扩张，加之“一师风潮”愈演愈烈，一师学生自治的权力亦益趋膨胀，直至作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出席校务会议，过问学校决策，对校方聘任教职员亦有表决权④；甚而组织了学生法庭，自行审理学生之间的积愤乃至思想纷争。
经亨颐的“人格教育”主张与理想，与力倡“中学校学生，当以科学、美术铸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的蔡元培之教育理念亦多有契合。综上所述，经亨颐被时人称作“小蔡元培”并非徒有虚名，故而此后的“挽经运动”亦自可视为“挽蔡运动”之续曲。然而，何以对待五四运动与“一师风潮”，蔡元培、蒋梦麟之姿态却有着极其微妙的差异？与其说是于北大学运“只缘身在此山中”，于一师则旁观者清；不如说因着一师风潮的“慢半拍”，造成了蔡、蒋言说语境的时过境迁。
据罗家伦回忆，蔡元培“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正是“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识者又作引申，称“‘读书’与‘救国’看似并置兼重，但在蔡的思路中无疑有所侧重：如果说五四前他更看重上句的话，那么，五四后他显然更强调下半句”⑤。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主动请辞校长职务。获悉北洋政府决定，担心查办校长令下，学生风潮又起，固然是其辞职的重要原因；但唯恐北大“学生气焰过盛”，甚难“纳之规范”这一忧虑亦未尝不是其选择全身而退的一个因素。
蔡元培送出辞呈的次日便悄然离京，先到天津，后至上海，最终栖居杭州。住处便在西湖畔的杨庄，依山傍湖。查此时日记，其清晨六时许即外出，步玉泉观鱼，度西泠桥、锦带桥散心，或往飞来峰、冷泉亭览胜……真想仿效古代文人骚客，功成即退，从此归隐山林，“寂如止水”⑥？
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1919年5月12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以浙一师为主体的杭州学生也走上了街头。一师校长经亨颐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如是记载：“六时余，先到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即至教育厅”，“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日记中可见，经校长虽与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并高呼口号，却仍勉力“保守秩序”。杭州的学潮波起浪涌蔡元培岂能充耳不闻，其5月29日的日记中，便有“闻浙吏因学生将罢课，已宣布提前放假”是类记载。心仪德国之教育独立理念的蔡元培，对于学生参政的态度始终是有所保留的；相形之下，读罢卢梭便“立志爱弥尔，就学江户川”的经校长似更多了些许法国大革命的浪漫气息⑦。
而在北京，当获悉蔡元培请辞的消息后，群情惶惑，终于酿成“挽蔡运动”这新一波学潮。蔡元培最终出于对北大的责任与情感同意复出，并接受由蒋梦麟代理、辅助的方案。在蒋梦麟专程赴杭州面晤时，蔡元培说了如是一席话：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⑧。蔡元培这一对待学潮的态度，出之于彼时蔡氏将委以全权、“代表”其主持北大的蒋梦麟的传达，应不致曲解误读；自然，内中不免融入了蒋梦麟的心声。
北大一波未平，一师风潮又起。1920年2月，对经亨颐及其主持的一师敢为人先、锐意拓进之改革新潮一直心存不满的浙江省当局，终于发文免去了经亨颐的校长之职。其时虽是寒假，但经徐白民、宣中华等留校同学中的骨干分子奔走呼告，联络发动，一场名为“挽经运动”的学潮依然有声有势地爆发了。
当局频频以勒令一师“暂行休业”、学生“一律离校”，派警察进驻学校“保管校舍”等强硬之举相逼。当局的极端保守，倒行逆施，激起了一师学生的激烈反抗，罢课、集会、演讲、通电、请愿……渐成学潮漩涡中的学生的日常课业。3月28日，一师学生至省署请愿，遭军警凶殴；29日，政府又出动军警，包围一师，强行驱逐学生，解散学校。当局越“压迫过甚”，学潮的反拨越激烈，直至喊出“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之口号，有学生甚至抽出警长佩带的指挥刀欲自刎。就在这学生们急欲孤注一掷的危急时刻，是蒋梦麟乃至始终站在其身后支持着他的蔡元培等力挽狂澜。
二
3月30日蒋梦麟致电一师云：将来浙。此行系“受蔡先生（蔡元培）之托来调处这场风潮的”。对于彼一时代波叠不绝的“学潮”，蒋梦麟认为主要是出于“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加之学生的爱国忧国之心，故深表理解与同情；然而作为一名职业教育家，他却独有一份对“学潮”失控、学生权力过于膨胀的忧虑，尤其担心“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他曾以浙江——师的一次“饭厅风潮”为例：“学生与厨子发生纠纷，厨子愤而在饭里下了毒药，结果十多位学生中毒而死。我在惨案发生后去过这所中学，发现许多学生正在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场上”⑨……竭力渲染“学潮”失控、畸变而可能导致的惨剧。
蒋梦麟因与一师之深厚渊源听说些许秘不相告的内情自有可能，但实难判明真相，他却按下提供毒药的学生不表，径自判定为学生与厨子矛盾引发的“饭厅风潮”所致，未免主观臆断、缺乏证据。恰是平日里平正客观的蒋梦麟在言及“学潮”时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别一向度透露了立足教育家本位、学术文化本位的蒋氏对“学潮”（包括五四学生运动、一师风潮）的抵触心理与必要的反省。
4月6日，蒋梦麟到一师演说，先“代表北京学界”，慰问一师学生；继而肯定一师的“学生自治”，称“思想发达，非权力所能压服”；最后点明“校里的内容，复杂万分”，“不得不以复杂方法解决之”⑩。怀柔中却不失刚执。
尽管一师风潮中的激进者如徐白民等拒斥蒋梦麟的调停，称“同学为此如簧之舌所迷惑”(11)；尽管魏金枝等少数学生坚持“留经目的”，反对一切“新来的校长”；尽管有人指责蒋梦麟的精神后盾蔡元培“委曲求全”；平心而论，蒋的立场、理念、方案应不失为平息学潮、重振一师的最佳选择。故而，不仅蔡元培之介弟蔡元康（谷卿）提名蒋梦麟任一师校长(12)；据时任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曹聚仁回忆，一师学生亦“独行其是，学生自治会选举蒋氏做我们的校长”(13)。蒋梦麟婉拒了校长一职，而称已与蔡校长（蔡元培）商量，推荐姜伯韩为人选。为此，蒋数度往还于杭州与南京，牵线搭桥。
4月10日蒋梦麟特到杭州火车站迎接姜伯韩到任，姜校长任职致辞云：“我此番来，很快活，因为能和诸君相处，与黑暗社会奋斗。”“提倡文化运动的效果，未必一时一地能奏效的，譬如经校长在我校是一个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现在已为黑暗环境所不容了，但是以后我想总有受他感化的一日。所以我今后做校长，当极力的贯彻经校长的主义，不过方法上或有和他不同的地方，愿诸君与我合力共谋进行。”(14)
大部分学生渐渐接受了姜伯韩校长，一师复课。魏金枝在所撰《柔石传略》中提及：“那时柔石拼命读书，弄得两眼非常近视，他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个学问家。……有一次，学生们反对一个新来的校长，我是反对新校长的，而柔石他们却是新校长的拥护派。我们之间的思想距离竟有如此之远。”(15)魏金枝虽试图组织学生再掀学潮，倾力反对姜伯韩到任，终因寥无几人响应而孑然出走。
三
五四后第一个新学年伊始，蔡元培曾寄语北大学生，“能动”亦应“能静”(16)；而一师风潮后，理性的学生虽则一时尚仍未能摆脱“运动”惯性，却已渐次沉静，一度欲将其所撰风潮纪事命名为《思痛录》便是一例。为此，序作者刘延陵师在序中高度肯定了学运后学生不自以为是，不得意扬扬，不起名《志欢集》的可贵(17)。
一师风潮中忝列学生领袖行列的曹聚仁忆及学潮，痛定思痛称：“当年，我们参与五四运动的年轻人，正如身在庐山中，其实也并不了解这一运动的真正意义。”“到了秋凉开学，整个学校的风气都变换过了；先前那几位国文教师：陈子韶、单不庵、刘毓盘都走了，来的乃是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说是提倡新文学的。从那个秋天起，老是罢课游行，很少有一星期完整的课可上；……有一回，我们罢课罢得实在厌倦了，学生自治会通过了复课的决议；晚间，北大来了一位代表，要我们召集紧急会议，经他一番演讲，又全场通过罢课的决议了。”(18)……无休止地沉浸于“罢课游行”的激情中，难免意兴阑珊；此时任是学生领袖人物继续煽风点火，乃至愈加迷信“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19)，大部分学生旷久思学。
陈望道后来亦反思：“这场斗争中，我们现在检查起来是过于急进一点的，有的界限也不很清楚，旧的一概否定。不过在当时情况下，不这样搞也不行，许多守旧的人物在向经校长围攻，是非不清，不急进点就不能团结同学。我们四人（指一师教习国文的前“四大金刚”夏丏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笔者）比较温和的是夏丏尊（他是信佛教的），其次是刘大白，我那时很年轻，较急进，李次九则比我更急进。”(20)而蔡元培、蒋梦麟等更是着力于对五四运动、一师教育改革及风潮的反拨。浙江省省长齐耀珊进京，曾特意将一师的国语教材带给蔡元培，指望其亦会予以否定，未料蔡元培看后回信，虽则认为“这种教材，选得不成系统”，却表示“不过备学生底参考，也未始不可的”。然而，随后蔡又致信经亨颐说，“这种文章，都从现在杂志上选出来，是学生所习见的，何以编入教本？”又说：“这到底是伦理教材？是国文教材？”与其说这一姿态暗含蔡先生一时“委曲求全的苦衷”，无意激怒省长，“所以一面对他说国文讲义有点不对，一面请他维持一师”(21)；不如说尽显蔡一贯的平正稳健风格，欲以“渐进”替代“激进”的教材改革。
针对时人谓北京大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之指责，蔡元培曾谈及彼时北大预科国文教材使用情况：“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22)这或可作为一师国文教材的比照。一师国文教授尽“改文言为白话”，不免矫枉过正；故至姜伯韩主校后，则易为“教员视学生程度，得酌授文言”(23)。
此外，一师所推行的国文教授改革，亦不无偏至：讲授方式多取“道尔顿制”，“所讨论的有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新道德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男女同学问题、恋爱问题、私生子问题，范围就是那么广大，几乎无所不包。”然而，恰如曹聚仁所反省的：究竟什么是新文化？可说是非常模糊；对于新文艺的理解，实在浅薄得很(24)。对于彼时一师所编国语教材一味“好新立异”，教学方式放言空论，学生渐渐“有些厌倦了”。恰在学生心中不无惶惑之际，朱自清、俞平伯等老师适逢其时来到一师。
蒋梦麟不仅提议姜伯韩继任一师校长，还特意推荐北大学生朱自清、俞平伯等去一师，任复课后的国文教师。
朱自清为一师带来了新文艺的清新气息。偏偏一师学生方历学潮，思想、言行解放，却亦不免轻慢纪律；多思善问，却又不时剑走偏锋。朱自清但以勤勤恳恳的待人、规规矩矩的言说化之，有心无心地纠正着“那时一师脱略的风气”。然一师学生之放任不拘已成定势，一时很难接受朱氏严谨得近乎拘紧的言传身教；心“野了”，一时很难领会并复归老师之“实心”。那温润无声的新文学雨露，短时期更无以点化顽石，蓄芳唯有待来年。据曹聚仁回忆：朱自清倾心播洒新文艺气息，“并不知道我们在教室里玩了一年多道尔敦制，国文课便是社会问题讨论会”，故学生的“反应，非常‘淡漠’”，“徘徊于大而无当的社会问题讨论与一本正经的文艺研究之间”，无所适从(25)。学生们适逢花季，青春年华的所有错失都是可谅解的；于是朱自清便唯有自剖自责，聊以“学识不足”离职。
他写信给蒋梦麟，称欲辞去教职，离开一师。不无成见的蒋梦麟自然以为是一师学生作梗，便致函校长姜琦，责怪说：“假如像朱自清先生这样的教师，还不能孚众望的话，一师学生的知识水准，一定很差的”(26)。
1921年暑假，朱自清辞别一师；当年11月，似心有不甘，又复归一师。春风终化雨，一师的学生运动在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王祺等国文“后四金刚”的悉心引领下，渐次向文学革命引申、转移；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诗歌团体晨光社、湖畔诗社应运而生。
一师前国文“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大白，去职后即去杭州萧山，会同另一“学生运动的精神上的支持者”，曾“帮着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跟政府当局斗争的前驱战士”沈定一筹办衙前小学(27)。“一师风潮”中的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俞秀松等也相继加入。他们以衙前小学为据点，发动农民运动，分田分地，勉力实践着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运动中，他们还培养子一名农运领袖李成虎，他在带领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中终被囚禁，凌虐至死。
与此同步，刘大白写下新诗《卖布谣》、《田主来》、《成虎不死》；沈定一亦以“玄庐”为笔名写下了《十五娘》、《农家》等诗作。被朱自清称之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的《十五娘》，全篇十一节，与刘大白的诗相仿，也拟歌谣体，但叙说农家夫妻的悲剧却更其一波三折，缠绵动人。上述创作活动，与其说是“一师风潮”痛定后的弃政从文，不如说仍是那凌厉浮躁的“冲力”未尽消停，由学运而农运，继续社会革命的余绪。作品中刻意凸现诗的教化作用，恰是试图藉诗文启蒙、宣传社会变革的明证。
如果说，“一师风潮”中的骨干师生惯于涛头弄潮，以其为主体所组建的《浙江新潮》社，其刊名、社名中皆透露出社会弄潮儿的特有钟情；那么，与此照映，汪静之等四人成立诗社时将其命名为“湖畔”，亦未尝不可视作一种站位。“湖畔”不仅是诗中常见的核心意象，更于不自觉间已衍为四诗人所取相对边缘的文学姿态的一种隐喻。
史家或将湖畔诗人的歌哭称作“天籁”，仅以其诠注“此曲只应天上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意自无妨，切忌因此误读为四诗人无师自通，横空出世。
朱自清师最懂得这几个生活在诗里的孩子，面对闻一多等妄断“《蕙底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一类的求全责备之声(28)，他却撑起手，守护着已然有了成人之心者难解的湖畔诗形式上的天真烂漫。恰是有了这份适度的纵容，汪静之等得以放纵自己，这种放纵从心灵延展直至诗的形式，以童言无忌、怡然自在化解新格律派的戒律，而非削足适履。
如果说，俞平伯师的作品，“对汪静之诗曾有着极大的暗示”(29)，沈从文早在当年便已道出了湖畔诗对俞诗格调的传承；那么，另一位老师刘延陵却一生寂寞，其对湖畔诗人创作的深刻影响亦一直为学界忽视不计。刘诗风格清新，字质透明。代表作《水手》以一水手在摆渡的黑暗处一人向隅，偏遥想着家乡“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那人儿正架竹子／晒她的青布衣裳”……意象极其清丽可喜。在湖畔诗人的诗作中，分明习得了刘师以《水手》、《新月》等作为表征的那种天真自然的神韵（连同其诗的清浅稚气），感染了刘延陵诗特有的“那么单纯，那么鲜气扑人”的风格。
如上所述，四诗人自是“天足”，但赤足奔来全赖师长们的一路铺垫，四诗人自有天赋，却很难想像能离了“五四”、浙一师这些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孕育。虽则，“一师风潮”对文学心境的扰攘自不待言，但恰是赖有风潮对旧秩序的破坏，恰是循着这世事动与静嬗递变迁的节奏，方意外见出这雨过天晴的“晨光”，这浴火涅槃后的异样宁静，赢得“湖畔”风流云散去的清明澄澈空间。这是文学觉醒、萌生的最佳时空，湖畔诗人得以“无所为而为的做诗”(30)，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浙一师别有的青春气象。风潮中，这份青春驱力，曾推动了学运狂飙突进；此时，却激发了何其浪漫率性的诗坛解放、诗体解放。
识者称：“在前四金刚的气氛中，同学中有了宣中华、徐白民、施存统、俞秀松和周伯棣那些参与社会革命的战士。由于后四金刚，乃产生了张维棋、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这一串湖畔诗人，一时风尚所趋。”(31)以“一师风潮”为界标，前后一师在新文化运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恰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互文性关系，社会革命与文学革命互有侧重，彼此补正，又交相辩驳。史家却往往局限于开掘一师风潮与“五四”精神相通的社会革命价值，而疏忽了其后一师那更有声有色的文学革命同样应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义。
在勉力将深陷于学生运动漩涡之中的一师之舟划归学术港湾的姜伯韩、朱自清等一线教师背后，隐约可见蒋梦麟乃至蔡元培悉心遥控着船舵。
谨以此文纪念“一师风潮”90周年
注释：
①(20)陈望道：《“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载《杭州地方革命史资料》1959年第1期。
②姜丹书：《我所知道的经亨颐》，《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62年12月。
③经亨颐：《对教育厅查办员的谈话》，收入《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第120页。
④(24)(26)(27)(3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71页，第137页。
⑤陈平原、夏晓虹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⑥《蔡元培全集》第16卷，日记(1913-1936)，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77、78页。
⑦经亨颐：《颐渊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⑧⑨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5年版。
⑩(12)(14)(23)《浙潮第一声》，转引自《浙江一师风潮》，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32页。
(11)徐白民：《浙一师风潮经过》，收入《浙江一师风潮》，第382页。
(13)(25)曹聚仁：《我与蒋梦麟》、《哭朱自清先生》，编入《听涛室人物谭》，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0、282页，第222页。
(15)魏金枝：《柔石传略》，收入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6)蔡元培：《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43页。
(17)刘延陵：《〈思痛录〉序》，收入《浙江一师风潮》，第143页。
(18)曹聚仁：《五四运动》，编入《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9)语出一师学生领袖施存统。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22页。
(21)季陶：《蔡先生委曲求全的是非》，载上海《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22)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10卷。
(28)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1月26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29)沈从文《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30)废名《新诗十二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