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党软权力与政党现代化——基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视角论文,权力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12)23-0004-05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钥匙。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这决定了其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更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所以，加强党的软权力建设，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政治”的不断扩展和延伸，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甚至软权力在全球化浪潮的侵蚀与荡涤下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消解。因此，如何通过政党自身的现代化来提高政党的软权力，使中国共产党从更加注重物质性成长阶段步入更加注重社会性成长阶段，使软权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是当前乃至今后我党成长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保持自身执政地位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课题。
一、全球化时代：政党软权力发展步入困境
政党软权力是指一个政党以其核心价值理念和治理水平吸引和说服广大民众的能力。其要素构成主要包括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组织发展包容力和对普通民众的凝聚力、信息时代政治传播的感召力和政党政策行为的公信力。其中，合法性是政党软权力来源的核心要素，认同性和同化性是政党软权力的主要特点。因此，它能够有效地引起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对政治体系的服从与支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软权力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
(一)意识形态的空间竞争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提出了挑战
有学者指出：“如果把构成政党的要素分成‘硬要素’和‘软要素’两大类，那么……政党意识形态就是最重要的‘软要素’。”[1]相比其他东西，这个“软要素”不仅为政党活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能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把人们真正凝聚起来。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在自身建设方面获得成功的，只有那些立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政党”[2]。因此，作为政党软权力要素构成的核心和政党软权力的第一衡量指标，政党意识形态及其政治价值观的“聚变”和“裂变”对政党软权力的发展或消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本身也是“一个伴随着意识形态运动的政治过程”[3]。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丰富发展自己，但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削弱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聚变”面临一定的困难，甚至出现细碎的“裂变”。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根据安东尼·唐斯的空间竞争分析框架，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在某一空间或某一光谱中标示出来并展开对于选民的争夺，就如同位于同一街区的商店相互之间为争夺顾客而展开竞争一样[4]。很显然，从外部进入中国的西方价值观念，它们即使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也会与之竞争，必将渗透、影响甚至冲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思想文化基础。尤其是当全球化“绝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5]的情况下，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冲突有可能会使人们一时模糊或失去原有的价值认同，或者扩大人们的视野，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修正、扬弃原有的认同。这种情况必将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与感召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其次，全球化带来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一个典型的景象就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规模逐渐缩小，而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分界模糊的各种新中间阶层迅速增加。然而，中间阶层人数虽多，却存在一种政治冷淡情绪和党派意识淡薄的特点，以至于对政党缺乏强烈的依附性和忠诚度。这必然会对政党政治的吸引力提出挑战。此外，社会分层的复杂化使整个社会不再简单地分为两三个阶级，甚至这两三个阶级本身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境遇相似，而是碎分成无数个更小的阶层、集团和群体。这些碎分的阶层、群体的价值观实际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在空间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因此，要把如此复杂的社会整合起来，哪怕是整合其中的相对多数，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二)“非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导致政党影响力遭到侵蚀
非政府组织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19世纪初期就产生了。近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全球社团革命方兴未艾，而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非政府的志愿行动正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兴起，这就使得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形成的挑战也是相当直接的。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挤占了政党的传统空间。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中国共产党几乎占据了社会所有的空间，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整个社会吸纳在自己周围。但是，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不仅挤占了政党的传统空间，还集聚了相当一批社会力量，从而影响甚至分散了政党的社会基础与软权力。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冰淇淋只有一种味道，烤面包机只有一种，很明显，一大堆人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如果花样多了，人们的选择权增加，那么，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6]其次，非政府组织在一些领域替代了政党的功能。对于执政党来说，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掌握国家、治理社会。虽然非政府组织不能掌握国家，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服务社会。在政党服务社会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服务就在有意无意中代替了本属于政党的功能。特别是它们通过诸如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公民权利、社会救济、反全球化等议题来建构认同，吸引并争取到了为数不少的公民的信任与支持，成为公民和政治主体之间的中间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作为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桥梁的政党组织的功能。这种替代对社会没有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党与社会的传统关系，使政党的社会资源流失。这些挑战表面上是组织对组织的挑战，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力量对另一种权力力量的挑战，也就是不断增长的社会权力力量对政党权力力量的挑战，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权力包括软权力出现分散化的趋势，使政党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和侵蚀。
(三)现代媒体作用的扩张导致政党权威与政党感召力遭到削弱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大众媒体的成长和技术革新的速度使得传媒的作用呈现出迅速扩张的态势，对政党构成了富有竞争性的挑战。首先，媒介民主使公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使政党权威与政党感召力遭到削弱。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界对信息扩散的限制，使得“新闻和信息变得更加丰富可得，更少受到党派观点的影响；过去高度党派主义的精神食粮由更加丰富的内容所替代，这有可能导致读者和听众的注意力从纯粹的政治转移开去的后果”[7]。其次，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媒体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工具，占据一部分原来属于政党的领地，代行政党职能，削弱政党的影响力。公众往往可以利用新闻媒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而无须借助政党，这显然使政党的作用较之过去大为削弱。特别是“由于媒体的运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可以控制政党，政党却不可以控制它。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最大的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成员)，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8]。再次，媒体信息化趋势在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知识和信息量的同时，却使文化同质性、主流意识认同难度大大增加。“多层次、相互冲突的、定制的商业信息、文化信息和政治信息将‘轰击’着人们，而非只是由几大媒介共同重复的一条信息。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陈旧的‘群众动员型政治’和‘赞同型工程’将会变得更加步履维艰。”[9]
(四)合法性资源的衰减流失导致政党认同和政党凝聚力有所弱化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系统赖以存继的基石。“在不求助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遵从”[10]。作为现代政治系统运转轴心的政党，其统治效能不仅在于其掌握的强力手段，更重要的是以治理绩效和一套特定的政治理念说服和凝聚社会成员，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这一过程就是政党的合法化，而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与手段就是合法性资源。对于执政党来说，合法性资源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执政党的软权力和执政前景。然而，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并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过去，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革命斗争的历史绩效和领袖的个人魅力建构了自身的合法性。但是，随着现代民主化进程的第三次浪潮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了现代性因素的解构，出现了隐性和显性的流失。一方面，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必然使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渗透进来，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各种思想有了生长的土壤，公众不再盲目地信仰某种主义，这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大众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各种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必然出现冲突、分化和组合。哈贝马斯曾指出：“阶级冲突是各种合法性解体现象的基础。”[11]因此，不同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与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动所带来的摩擦与激荡，势必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权威造成冲击。此外，全球化必然推动与促进我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社会机构和制度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影响交杂在一起，使国内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其中最难处理的是严重的腐败和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加剧使中国共产党的“散布性支持”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失，而腐败更是“浪费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12]。
二、政党现代化：政党软权力建构的一种分析视角
由于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而言的权力的一个方面，是一种“软性同化式权力”，它的发挥主要靠主体自身的吸引力、感召力，而非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因此，软权力建构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去增强政党的合法性与道德威信。从这方面来看，政党的现代化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政党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调整和改革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等使自己获得更多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过程。
(一)政党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政党的合法性
一般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并尽可能长久地执掌政权，就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软权力，获得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与认同。特别是对执政党来说，其活动更应该围绕如何利用权力推动社会发展、努力巩固和增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来展开。当下，政党软权力的建构就是要因应现代化政治发展要求，通过对自身进行改革和调整，探索尽可能科学的执政方式和方法，从而使执政的合法性和科学性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在执政中提高政府合法性和执政科学性，是政党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很显然，政党合法性的提高无疑有助于维持和建构政党的软权力。
首先，政党合法性有利于提高政党的权威。合法性从政党的角度讲，是指政党具有权威性，而政党权威可以把政党软权力提高到独一无二的道德地位。比如，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威就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即合法的影响力。”[13]P77乔·萨托利也认为“权威是一种权力形式，一种影响力的形式，它来自人们的自发授权，它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权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权力”，是一种“得到同意、尊重和承认的合法权力”[14]P211-212。由此可见，权威现象不仅解释了一个政治社会如何团结起来以及它的成员为什么服从的问题，而且解释了哲学家们长期坚持认为政治社会的巩固靠的不是命令，而是另一种被称为“政治义务”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体系是靠它的合法性支持的，合法性危机即使未使它最终崩溃，也会使它发生动摇。反过来说，合法性危机一般都标志着并且也被视为一场权威危机。正因为权威是高度有效的影响力形式，很显然能够增强与改善政党的软权力，使它能够以其正当性和理性说服力使政党获得独一无二的道德地位，使其在运行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民众对于自己意志的自觉服从关系，也正因为这个关系，使得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就是“权威合理化”[15]，这是有道理的。
其次，政党合法性有利于增强公众认同。合法性从公众角度讲，就是公众对政党的认同。所谓政党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说得通俗些，就是大众“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16]。政党认同不仅是一条把民众与政党联系起来的心理纽带，而且是政党软权力的突出反映，同时认同的有无、强弱也是评判政党软权力强弱的一个指标。政党认同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认同一旦形成，就会稳定地发挥对政党的亲和作用，具体表现为接受政党的政治纲领、支持政党的政治行为、维护政党的形象，甚至可以为政党贡献自己的一切。就如托克维尔所说：“对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依附感，向来是人们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种最强大的动力。一个人一旦把他自己同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在那个范围以外他的生活就失去任何真正的意义，那么，他就已经准备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那些利益。”[17]对西方而言，政党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是界限明晰的，政党认同的危机不会带来国家政治体制的危机。但对中国而言，政党认同却是与政治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政党认同出现危机，则可能意味着国家同时出现了信仰、制度等全方位的危机，有造成大的政治动荡之虞。因此，通过政党现代化来增强公众的认同感，进而组织人们、凝聚力量，也是增强政党软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政党现代化的内在取向是政党的民主化
当代政党普遍遇到两大主要问题：第一，政党如何体现为整体的力量，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第二，政党如何把尽可能广大的力量凝聚起来?政党现代化主要也是围绕解决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在实际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明确的走向：一个是加强政党的权威，另一个是党的民主化。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发展决定了政党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取向是民主化。很显然，党的民主化是政党软权力发展的推动力。因此，通过政党现代化来实现政党的民主化显然是提高政党形象、增加政党吸引力等软权力建设的最佳途径与手段。
首先，政党软权力的核心要素——合法性与党的民主化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政党与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现代政治就是围绕这两个轴心展开的。但在现代社会，由于“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14]P233，因此，“民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18]。没有民主，政党就不可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政党就是靠“民主政治”谋生的“专业户”，在政党政治中，“民主原则运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14]P166，合法性就越强。从这个角度来说，党的民主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化浪潮下的一个现实选择，也有利于政党软权力及其柔性功能的建构与强化。
其次，党的软权力的巩固发展也与党的民主化密不可分。关于这一点，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做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9]党内民主是党内生活的基本政治原则和制度，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党的活力和创造力，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人民民主的发展。
再次，党的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同样与党的民主化有关。中国共产党要和周围环境建立良好的联系，保持对社会的回应，首先有一个充分调动、整合党内力量的问题。党内民主在党的整合中起到了类似于软权力的作用，能够把许多有志于参与政党事务的民众吸引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此外，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要想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就要靠公众的支持而不是强力执政，更要靠党的民主化来建构自身的软权力，通过软权力的发挥把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和群体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得到各个社会集团稳定的政党认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从而始终保持政党的吸引力、凝聚力，维护政党的执政地位。
(三)政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因此政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尽管意识形态非常复杂，但由于意识形态既能实现对主体的建构，也能完成对社会的统一，还能造成主体行为的合法化，因此，阿尔都塞、威廉斯、葛兰西等许多学者都认为意识形态在促使人们自觉接受现存的社会权力、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权力维持和再生产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汤普森更是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20]对于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政党对社会实施领导和控制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政党现代化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这一点就如诺思所说：“群众信奉或者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性检验……那些符合于历史的复杂的有机时期的要求的构造，则终将得以流行。”[21]
首先，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既不是画地为牢，也不是无条件囊括一切，而是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能够尽可能地反映广大公众的要求。一是它有比较广阔的边界，能够把许多不同的观念和价值整合在一个思想体系内；二是它有较大的空间，能够为尽可能广泛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此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对非敌意但与本党意识形态有区别的思想、观念持宽容的态度。这意味着政党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其他不属于自己意识形态部分的思想中汲取新的内容，调整自己，从而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相反，缺乏包容性只会使政党的意识形态变得僵化而脆弱，必然削弱政党的软权力乃至硬权力。
其次，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张力。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会对全体坚持、认同它的人提出统一的要求，成为人们行为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正如达尔所说：“领导人其实不能专断地造出和操纵一套统治的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一旦在政治体系中被广泛接受，领导人本身也就成了它的囚徒。如果他们违反其准则，就会冒毁坏自己的合法性的危险。”[13]P79-80与政党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相反，影响政党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因此，政党的意识形态要经常进行自我调适。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政党政策上具有适度的灵活性，同时又能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度含糊性，使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高度而与政策主张保持适当的距离，因而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张力。这就使得政党既能对来自周围各个方面的变化做出回应和自我调整，又能在遇到挑战和危机时比较容易放弃不适应的东西，寻找更实际的办法。
由此可见，政党的现代化能使政党的意识形态更具包容性和弹性、张力，是政党维系和增强自身软权力、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产生自觉服从力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互动中的逻辑：政党软权力建构与政党现代化的进一步探讨
汤因比曾经指出：“历史不是绝对的混乱或偶然，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可观察到的秩序和模式，可以部分预见的规律性。”[22]政党软权力与政党现代化之间同样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一)互洽中的互构：政党软权力与政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政党软权力的向度及其张力与政党现代化的外延和意向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互构关系和逻辑关联，是一种相互塑造并不断增长的交互关系。政党软权力与政党现代化逻辑互洽的内在联结就在于合法性。一方面，合法性是政党软权力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合法性的作用更为凸显。只有政党的行为被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合法时，它的意志和纲领才容易得到实现，它的政策才会产生吸引力和感召力。否则，缺少合法性，仅凭强力或行政命令行事，最终必将蚀耗政党力量，陷入“历史周期率”。另一方面，合法性也是政党现代化的两大支点之一。能不能在执政中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执政的科学性，是判断政党现代化的根本标准。基于这一核心要素的逻辑耦合，决定了政党软权力与政党现代化不是一种简单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洽中的相互塑造、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双方可以在这种良性互动的耦合中不断提升政党的领导水平与治理水平，促进政党政治的有效发展。
(二)政治有效性：政党软权力和政党现代化互动发展的中轴原理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曾经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3]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轴原理。“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经验关系论来说明)，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24]基于此，我们思考和把握中国共产党软权力的建构和发展时就会发现，在中国共产党软权力建构和政党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际的逻辑起点在于创造有效政治，保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与整合。概括起来，这个逻辑起点就在于保持中国政党政治的有效性，并且这种政治有效性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体系的功能本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政党政治发展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有效的程度，追求的是整个政治形态及其所决定的政治生活在政党成长和国家成长中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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