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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股辨体
关于八股文出现的年代，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王安石制作说。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云：“宋王半山始作制义，《宋史》本传中无此语，不知起自何时，近人所见，则俞桐川《百二十名家选》所录而已。”①
(二)太祖与刘基制定说。《明史·选举志》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②
(三)洪武说。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会元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文，即被视为“有明一代制义之祖”，梁章钜引徐存庵之言曰：“此为文章之始，自应首录，以存制义之河源也。”(《制义丛话》卷四)
(四)永乐说。永乐七年己丑会试第二名杨慈墨卷《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文，有论者由此文认为：“早在永乐初年，标准的八股文格式即已出现，故可推想，八股格式当在永乐末期便已基本定格。”③
(五)成化说。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条云：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④
在这几种说法当中，顾炎武的说法获得了较多的认同。如戴名世认为：“经义之文，自天顺以前，作者第敷衍传注，或整或散，初无定式。而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⑤胡鸣玉亦认为：“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年中无一篇传也。”⑥陶福履也对四书文的演变表达了相似的意见：“明初又小变，然文后尚有大结，犹其遗法；成弘以后，纯为八比之格矣。”⑦笔者亦认同顾氏的看法。那么，定型之后的八股文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妨将顾氏所举第一篇例文《乐天者保天下》援引如下：
所存者出于自然，所保者极于无外。此仁人然也。(破题)
盖仁人所存，以天下为度者也。乐天，则所存出于自然矣。其所保之气象，岂不至大而无外乎？(承题)
昔孟子因论以大事小为乐天，而推言及此。(原题)
且天者，理而已矣，仁者于此果何如而谓之乐天耶？(起讲先提三句)
为其所当为，而非有所利而为，一有利之之心，则勉强矣；
行其所当行，而非有所畏而行，一有畏之之心，则矫揉矣。
盖必廓然大公，与物而无间，若汤之克仁而懋昭大德是矣；
浑然至善，与理而相忘，若文王之止仁而勤用明德是矣。(以上四股讲“乐天者”)
仁者之乐天如此，则能与天理为一，而以天下为度，其气象又何如其大耶？(过接四句)
吾见以万邦为一家，而无远近之分，其高明广大，譬如天之无不覆帱也；
以万姓为一人，而无亲疏之异，其博厚宽弘，譬如地之无不持载也。
故虽未必一一而怀柔之，然凡有茅土者，皆在其统御之中，若汤虽七十里之国，万邦以之而□怀也；
虽未必一一而抚摩之，然凡有血气者，皆在其范围之内，若文王虽百里之地，多方自尔而诞受也。(以上四股讲“保天下”)
其气象之大如此。(收结)
可见仁者之乐天，虽天下有不难保，于交邻国也，何有哉也？(复收四句)⑧
诚如顾氏所言，先讲乐天者四股，再讲保天下四股。稍有不同者，大结被后来的选家删掉了。清末探花商衍鎏在论述八股文时说：“文之发端为破题、承题，破承之后为起讲，即入口气，起讲而后排比对偶，接连而八，故曰八股。”⑨这真是探本之论，什么是八股，关键即在于起讲之后的“排比对偶，接连而八”。从这篇例文看来，在起讲之后，小结之前，也就是所谓的大讲，有八个对偶的句子或句群，即所谓“排比对偶，接连而八”，这八个对子要把题目的内涵讲完整。由此可见，并非在一篇四书文中有八个对子就可称为八股文，也并非在其主体部分有八个对子就是八股文，而必须用接连而八的对句将题目内容表达完整(当然股对之间允许有出题、过接之类的散句)，这才是标准的八股文。明白了什么是八股文，下面就可辨析其他说法的是非曲直了。
王安石制作说。梁章钜所说的制义即是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后取代诗赋而出现的经义，确为八股文的远祖，但其本身并非八股格式。清康熙间俞长城编《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全稿》首选王安石等七位宋代文人之制义，其实这些作品真伪并存，更不是八股文。当然，笼统地说经义或制义创自王安石也自有其道理，但从文体学意义上讲，决不能说八股文创自王安石。
太祖与刘基制定说。其实，这是不可靠的推测。洪武初年乡会试尚沿用元代旧规，洪武三年乡试、四年会试题目，首场四书疑一道、经义一道，次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考吴伯宗《荣进集》所载其本人参加洪武三年乡试、四年会试的题目即是如此。明末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二所列洪武四年会试三场题目，亦是如此。未有四书义，何来八股文？明代后来通行的取士之制是在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时制定的，此时刘基已辞世多年，如何与太祖制定试文格式？
洪武说。朱元璋初因科举虚文无用而旋废，终因找不到适当的替代办法而不得不于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其中重要的改革就是四书义代替了四书疑，这是四书文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一次对科举文字格式也有了规定，洪武二十四年“命科举、岁贡，当定程式”，“诏祭酒胡季安与翰林院学士刘三吾议定以闻。上命礼部颁行天下学校”。此次所定《程文格式》共四条，与四书文相关的第一条即是：“凡作四书、本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其余文字，并以原定格式。”⑩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行文尚涉颂体，通篇一对到底，岂止八股？这确是四书文出现之后第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然而并非八股文。
永乐说。杨慈墨卷《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文，题目出自《中庸》：“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我们将全文援引如下，看它是否八股格式：
惟圣人能继先业以成武功，故能得声誉之盛，而备诸福之隆也。(破题)
夫前人之所为，后人之所当继也。(承题)
苟不能然，则名且不足，尚何诸福之有哉？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有周之武王乎？(起讲)
自今观之，大王肇荒作之基，王季勤王家之事，则周之王业，固始于此矣；
文王诞膺天命之隆，以抚方夏之众，则周之王业，已创于此矣。
然大王、王季虽为王业之始，而其功则未成也。所以继其业者，非武王乎？
文王虽有造周之名，而大勋则未集也。所以承厥志者，非武王乎？
武王于是因累世缔造之功，而为一旦放伐之举，牧野之师方会，而前徒已倒戈；华阳之马既归，而天下遂大定。则前人之业于是而始成，而前人之心于是而始慰矣！
夫以武王伐纣，宜若失其名也。然人皆知其为应天顺人之举，而无利天下知心，则武王之名于是而益显。
当是时也，四方攸同，皇王维辟，则天下之民，莫非其臣，其尊又何如？
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则四海之地，莫非其有，其富又何如？
由是而祀乎其先，则假哉皇考，绥予孝子，莫不以格而以享；
由是而传之于后，则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莫不是继而是承。
则声誉之盛，诸福之隆，武王一身萃而有余矣。虽然，自非其能继先业以成武功，又何以臻此哉！(小结)
夫武王能成燮伐之功于天下未定之时，周公能制典礼之懿于天下既定之后，武王以武，周公以文，其为继述则一而已。噫！莫为之先，后将何述？莫为之后，前将何传？夫以大王、王季、文王既有以作之，而武王、周公又有以述之，吾于是不惟有以赞武王能成之孝，而文王之所以无忧者，亦于是见矣。(大结)(11)
通观全文，确有八个对句，有论者据此以为永乐间就出现了成熟的八股文。然而这篇制义，起讲之后，先写三王创业两股，然后“武王缵绪”两股；“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这两句也在题目之中，从整体而言并没有处理为对句；后面“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两股，“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又两股。也就是说，这篇制义的八个股对并非“接连而八”，也未将题目的内容表述完整，大讲部分正如顾炎武所谓的“或对或散，初无定制”。文后高嵣辑方苞之评曰：“此明文始基，一代作者正变源流之法，靡不包孕，其文炳蔚，确有开国气象。”因此说，这只是八股文的始基之作，对八股文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它本身并非八股格式。
笼统言之，经义、四书文和八股文基本是一回事；而精确言之，即从文体学意义上讲，三者则有明显区别。经义在北宋出现，王安石科举改革，废诗赋而兴经义，确为八股文之前驱，在南宋演化成较为固定的格式，有所谓破题、接题、原题、大讲和结尾等名目，题目出自五经和《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明初沿袭元代旧规，犹用四书疑校士。洪武十七年以后始以四书义代替四书疑，体制略仿宋元经义，题目出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八股文则在成化年间出现，是一种特殊的四书文，其明显的体制特征是文章主体部分接连而八的对句。
二 八股文定型于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
前揭顾炎武《日知录》关于八股文在成化定型的经典论述固然获得了较多的认可，但其说也失之于笼统。成化年间举办过八科会试，到底是哪一科呢？顾炎武所举的第一篇例文是成化二十三年的，这是否是八股文出现的时间上限呢？现代学者试图给出一个具体的说法。陈东原在《中国教育史》中认为《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乃谢迁成化十一年会试之作，并以此为据，认为八股文出现于成化十一年，而非顾炎武所说的成化二十三年(12)。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则认为顾氏所说的成化二十三年就是八股文定型的上限(13)。今按，《日知录》所援引成化二十三年《乐天者保天下》一文，乃是此科会试主考吴宽所作程文，全文如上所示，确是标准的八股文。此科会试，吴宽还有另一篇程文《考诸三王合 下节》一文，亦是标准的八股格式。会试主考的两篇程文都是八股格式，说明八股格式至迟在成化二十三年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
顾氏所举第二篇例文，即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也是标准的八股做法。今按，此文是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第三名、殿试状元谢迁所作，但并非成化十一年会试之墨卷，而是弘治九年会试之程文，谢氏为此科会试主考(14)。陈东原正是据此文认定八股文在成化十一年定型，很可惜，他找错了证据。
那么，成化二十三年是八股文定型的时间上限吗？当然不是，因为成化十一年会试会元王鏊的元墨《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就已经是严整的八股格式了。题目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全文如下：
论古之圣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破题)
夫天生圣人，所以为世道计也。周公拨乱世而返之正，其亦不得已而为之者欤？(承题)
孟子答公都子之问而言及此。(原题)
意谓天下大乱之后，必生圣人之材。商纣之季，民之罔极矣，于是有周公出焉。(起讲)
武王既作于上，
周公则之于下。(起股)
彼其夷狄乱华，不有以兼之，吾知其披发而左衽矣。周公于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国，若飞廉，皆在所兼。兼夷狄，兼其害百姓者也；
鸟兽逼人，不有以驱之，吾知其弱肉而强食矣。周公于是起而驱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驱。驱猛兽，驱其害百姓者也。(中股)
是以夷狄之害既除，则四海永清，无复乱我华夏者矣；
猛兽之害既息，则天下大治，无复交于中国者矣。(后股)
天冠地履，华夷之分截然，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功。
上恬下煕，鸟兽之类咸若，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力。(束股)
吁，周公以人事而回气化，拨乱世而兴太平，其功之大何如哉？(小结)
虽然，此亦周公不得已耳，岂特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为不得已哉？盖禹与周公不得已而有为，除天下之害者也。孔子、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后世之害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后世，孰得而轻重之哉？韩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矣。(大结)(《明文钞》三编)
这是一篇成熟的八股文，其做法就是将题目拆作两部分，上四股写“周公兼夷狄驱猛兽”，下四股写“百姓宁”，和顾炎武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
不但如此，此科会试第三名谢迁的墨卷《思事亲 不知天》也已是完整的八股格式了(详见下文)。由于考试文体的确立涉及两个主体，即代表官方意志的考官和渴求一举及第的举子，只有双方共同认可，才能说明新的文体已经确立。那么，成化十一年的新范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吗？我们看一下此科主考丘濬代表官方所作的程文《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惟圣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则民生得其安矣。(破题)
夫人类所以不安其生者，异类害之也。苟非圣人起而任除害之责，则斯民何自而其安哉？(承题)
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辩之问，历举群圣之事而告之及此。(原起)
谓夫周公以元圣之德为武王之相，斯时也，
成周之王业方兴，
有殷之遗患未息。(起股)
其所以为天下害者，非独奄飞廉而已，而又有所谓夷狄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伦亦或为之渎矣，不力去之不可也。
其所以为中国患者，非独五十国而已，而又有所谓猛兽者焉。猛兽纵横不止，妨民之业，而躯命亦或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前股)
周公生于是时，以世道为己任，宁忍视民之害而不为之驱除乎？(过接)
是以于夷狄也，则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
于猛兽也，则驱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逼人。(后股)
夷狄既兼，则夷不得以乱华，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养，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无渎乱之祸；
猛兽既驱，则鸟兽之害人者消，而凡总总而处者，莫不以生以息，怡然于仰事俯育之余，而无惊扰之患。(束股)
谓之曰百姓宁，信乎，无一人不安其生也。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小结)
嗟夫，天生圣人，为生民主也，中国帝王所自立，岂夷狄所得而干之耶？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所得而扰之耶？是以有虞之世，蛮夷猾夏，既责于皋陶，惠于鸟兽，复任于伯益，有由然也。周公承圣道之传，当世道之责，此其所以不容己于斯欤？虽然，此特害民之身尔。若夫邪说横行，害人心术，惨于夷狄之患。甚矣，猛兽之灾！孟子承三圣而息邪说，其功亦岂下于周公哉？(大结)(15)
方苞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骨力雄俊，函盖一时，此程与元墨并制科文之极盛也。”文章的起股、前股与起讲是融为一体的，先将周公所处时代勾画出来。如果这一部分单单视为起讲，则主体部分未免单薄。严格来说，这一部分不是题目所包含的内容，算是出题了。但在八股定型之初，不算什么大碍。然后讲兼驱四股，前后相合，恰为八股。
《成化十一年会试录》所载三篇四书义程文，署名杨仕伟的《无为而治者 面而已》与署名王鏊的《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皆为八股格式，另一篇署名谢迁的《思事亲 不知天》则是两扇四股格；后两篇有据可查，皆为丘濬代作。丘氏以此科获得制义史上崇高地位。《明史》丘氏本传云：“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廖道南亦谓：“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知贡举始。”梁章钜引此而赞之曰：“文庄之能转移文运，又何减于欧阳永叔耶？”(《制义丛话》卷四)而此科会元王鏊也以元墨获得充分肯定。方苞评之曰：“浑厚清和，法足辞备，墨义之工，三百年来无能抗者。”(《钦定化治四书文》卷五)高嵣亦谓：“逮于成化文恪公出，法义渐精，隐创时局，后人推为制义开山。”(《明文钞》三编)俞长城更赞之曰：“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者也。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于理学为贤，于文章为圣，于经典为臣，于制义为祖，岂非一代之俊英，斯文之宗主欤？”(《制义丛话》卷四)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不但在考生方面出现了成熟的八股文，主考的程文也是八股格式，加之王鏊、丘濬在八股文史上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因此认定八股文在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定型，最为恰当。
笔者还可为这一结论提供另一佐证，那就是明末范应宾辑评的《程文选》。该书第一编收录洪武至成化乡会试程文共十一篇(16)，成化十一年会试丘濬的八股格式程文恰好也在其中。那么，我们就以此为中心来考察一下其前后程文文体形态的变化。该编所选成化十一年之前的乡会试程文一共七篇，最早者为洪武三十年会试程文《知者无不知也 四句》，最近者为成化十年顺天乡试程文《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其中无一篇是八股格式。成化十一年之后，该编所选成化间的程文只有三篇，分别是成化十六年顺天乡试程文《辟如四时之错行 二句》，同年应天乡试程文《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以及成化二十二年顺天乡试程文《舜有天下 一段》，这些程文恰好都是八股格式。这表明成化十一年就是个分界点，之前没有八股文，之后都是八股文。这也说明成化十一年会试元墨和程文的示范效应是相当明显的。从《程文选》第一编所选程文的文体形态变化来看，也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即八股文定型于成化十一年。即便成化十一年之前有个别八股文出现，也不足以否定这个结论，因为它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也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 四书文八股化的主要途径
按照顾炎武的论述，四书文的八股化首先是在单句题中完成的，其主要作法就是将题目拆分成两部分，再各作四股，适成八股。其实，创立这一八股典型做法的就是王鏊。其成化十一年会试元墨《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已是如此，弘治五年应天乡试程文《邦有道危言危行》、弘治九年会试程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其他名文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附于诸侯曰附庸》等都是如此，即把题目拆成两部分，各做四股。由此可知，《日知录》所举的两篇例文，并不仅仅是特例，而是当时公认的制艺范式。
既然八股文在成化间被视为四书文的正格，得到官方的认可，那么非单句题也会逐渐向八股格靠近。下面我们考察非单句题是如何做成八股格的。成化十一年会试的另一篇四书义即是《思事亲 不知天》，是一道两扇题。题出《中庸》：“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面所引是此科会试谢迁墨卷中的对句：
是故师之所在，则尊师以崇道，必隆用上敬下之诚，而惟谏弗呵；
友之所在，则取友以辅仁，必敦乐道忘势之念，而惟言是庸。(起股)
夫然则开导启沃，自有以全其真纯；而砥砺切磋，亦有以杜其外诱。(过接)
由是以广因心之孝，而得顾眷之宜，虽曰不虑而知，今则行而著矣；
由是以敦所性之仁，而充锡类之善，虽曰不学而能，今则习而察矣。(中股)
思事亲者，可不知人乎？(收结)
夫事亲必本于知人，而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思知人者，逆诈而亿，不信可乎？故必穷斯道之大原，然其要则在知天。盖天者，理之从出，穷理不于是则非理矣。(出题)
必也体乾元之善，以尽长人之仁，因其本然之则，而不失乎自然之伦；
达天德之知，而穷理物之义，因其物之宜，而不失吾处物之制。(后股)
夫然则天叙之典，既敦吾亲亲之仁；而天秩之理，复庸吾尊贤之义。(过接)
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必不流为兼爱，而歧视其亲亲也；
由尊贤而容众，由容众而矜不能，必不混于所施，而不急于尊贤也。(束股)
思知人者，可不知天乎？(收结)(《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二册)
这是成化十一年会试所考三道四书义之一，虽然该题不是单句题，但文章主体已是严整的八股格式。其实这一道题目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两扇立格，每扇各有四股。前四股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两股之间有过接相连，后有收结；用出题转到后四股，即讲“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两股之间也有过接，后面也有收结，最后再用结语收束全文。
如果题目较长，如何做成八股？常见的作法就是循题位置，逐节安排。如唐顺之《请问其目 一节》文，嘉靖八年会试墨卷，题目出自《论语·颜渊》：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大贤问为仁之目，得圣教而以为己任焉。甚矣，颜子之力于为仁也，领克复之目，而任之不辞，非有得于心法之传者而能之乎？昔颜渊问仁于夫子，而承克己复礼之训也。想其求仁之志素定于心斋之后，而理欲之分默会于善诱之余，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请其目也。夫子喜其见礼之真，乃悉数其目以告之。曰：(以下孔子口气)
物交之极，虽由外以感其中；
善恶之机，则由中以达于外。
夫人其求诸远哉？近取诸身而已矣。
使目同视，耳同听，而心实主之也，若非礼而欲视，则绝之以勿视；非礼而欲听，则绝之以勿听。如此，则心不诱于声色之私，而作哲作谋之体立矣。
口有言，身有动，而主之者心也，苟非礼而欲言，则绝之而勿以形之于口，非礼而欲动，则绝之而勿以形诸身。如此，则心不涉于尤悔之累，而作义作肃之用行矣。
克己复礼之目端在于此。颜子遂从而任之。曰：(以下颜渊口气)
仁道必至明者而后察其几，回之资虽非至明者也，尚当既竭吾才，而于所谓视听言动者，择之精而不昧于所从；
仁道必至健者而后致其决，回之质虽非至健者也，尚当拳拳服膺，而于所谓视听言动者，守之固而必要其所止。
以为仁由己自励，而不敢诿之于人也；
以天下归仁自期，亦不敢半途而废也。
斯则回之所当自尽者乎？
吁，夫子之善教，颜子之善学，两得之矣。(17)
这是一个对话题，颜渊与夫子一问一答一悟，作者先将颜子之问在起讲中带过，然后将夫子与颜子的一答一悟各作四股，各顺口气，中有过接相连，则文章浑然一体，恰好八股。
对于句子较长，内容较为复杂的题目，还可以使用立柱之法来处理。所谓立柱，也就是把复杂的题目内涵概括为一两个要点，再围绕这一两个要点来作文，这样文章就不至于散漫无归，也就比较容易做成八股格了。王鏊《乡田同井 私事》一文，题出自《孟子·滕文公上》：“……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对此头绪凌乱之题目，王鏊即以立柱之法破题：“论井田之法有以通民情，井田之制有以定民分。”文末艾南英评曰：“通民情定民分六字作柱，头绪俱清，先辈斩钉截铁手段。”(《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二册)董圯《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一节》文，题出自《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题目较长，也以立柱之法做成八股：
孔子之生也，适予未生，而愿学之心每限于莫及；
予之生也，孔子既没，而诚明之性未得于亲承。
金声玉振，徒勤于想慕而亲炙无由，求若颜曾之左右于门墙，不可得也；
江汉秋阳，徒慕其气象而光辉罔挹，求若闵冉之周旋于洙泗，未之能也。
予之不幸，莫此为甚矣。然予身之生，其去孔子尚未至于百年，孔子之泽，其及吾身尚未至于五世。
文未丧天，而流风之未泯者，人固得传之，我则从而取之以善其身焉；
道未坠地，而余韵之独存者，人尚能诵之，我则从而资之以陶其德焉。
大成之矩，虽不可即矣，而金声玉振之余响，犹得窃之以自鸣，则渊源所自，谓非东鲁之家法，不可也；
时中之圣，虽不可作也，而江汉秋阳之余光，犹得窃之以自贲，则支流所衍，谓非素王之余绪，不可也。(《钦定化治四书文》卷六)
此题以见知、闻知立柱，分作两节。上节写不幸不见，未能作孔子之徒，四股；下节写幸而得闻，私淑诸人，也是四股。
四书文的八股化并非表示所有的文章都必须做成八股，只是在成化之后八股成为制义的正格，受到广泛的关注，甚至取代四书文，成为最通行的称呼；其他如六股、十股、十二股、甚至二十股的四书文在成化以后都不罕见；此外，还有门扇体、散体等四书文。这也正好说明八股文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由朝廷来制定的。
四 四书文八股化的动力因素
四书文之所以走向以排偶为主的八股化，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历史的承袭与创新，一是举子与考官的互动。八股文的破承、起讲无疑承袭了前代科举文体的经验，但如果只有承袭没有创新，当然也不会有八股文这个新事物的出现。举子习于诗赋之排偶，自觉不自觉地在散体的四书文中运用，其结果就是四书文的八股化。程式化的东西易于考校，考官也乐于提倡，而此程式恰好又与排偶相关。
(一)历史的承袭与创新。王安石科举改革，罢黜诗赋，制定大义式，这就是经义的雏形，从《宋文鉴》所载张庭坚《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文略见其大体。程端礼在论述元代经义时说：“窃谓今之试中经义，既用张庭坚体，亦不得不略仿之也。”(18)这正好说明了元代经义对宋代经义的继承。及至南宋，无论是经义还是论，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格式，参看《作义要诀》、《论学绳尺》即可知其大概。迨及明代，科举文体依然离不开历史的承袭。黄佐《翰林记》卷一四即云：“国朝以文取士，大概以词达为本。天顺间晚宋文字盛行于时，如《论学绳尺》之类，士子翕然宗之，文遂一变。”(19)然而，光有继承肯定是不行的，否则八股格式的出现就无法解释。
八股格式之所以出现，其关键即在于举子们为博取考官的青睐，展示才华，把律诗律赋的做法引入了四书文。中国历代的教育基本就是诗赋的训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蒙学教材，训练的都是典故和韵律，都是为作诗作赋准备的。没想到朱元璋不喜欢词赋，科举不考了，使得广大士子的文采无处发挥，而胸中的才学就像汹涌的河水一样，总得找个地方发泄才成。经义之科一旦成为科举的重中之重，于是浑身解数只好在此施展。八股名家吴宽曾有这样一段话，说：“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20)虽然是批评时文之言，但从反面证明了四书文正是吸收了试帖、律赋和律诗的特点，“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这才形成了八股文。
清代学者也大多认同试帖诗及律赋对八股文的启示作用。毛奇龄尝言：“且世亦知试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汉武以经义对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并起而应之，此试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无散文而复其句，重其语，两叠其语言作对待者。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而然后以结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21)《试律丛话》卷二引纪晓岚云：“西河毛氏持论好与人立异，所选唐人试律亦好改窜字句，点金成铁。然其谓试律之法同于八比，则确论不磨。”(22)唐代的试帖大多六韵，中间四韵与制义之八股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李调元进而认为律赋对八股亦有借鉴作用，他说：“毛秋晴太史谓制义源于排律，此种亦是滥觞，分合承接，蹊径分明，颖悟人即可作制义读。”(23)
既然援律诗入制义，其结构必有相通之处。如明人黎久就这样说：“经义之破题，即律诗之起句也。承题，即其第二句。小、大讲，即中二联也。结题，即末二句也。”(24)甚至从八股文的做法上看，律诗对偶之法影响的痕迹宛然在焉。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云：“泰文凡数变，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透圣贤之义旨为宗，而所独得者乃在分股。前人定为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明为必如是而后尽也。若每股合掌，则四股可以，何必八股哉？而病不止此也，将并其一股而忘之，何者？对股与出股一字不同，对股既严，而后出股不苟，若二股一概而同之，则出股无论接句，即开头一句已苟无思矣，此并一股而忘之之说也。然不合掌又非于题外求不合掌也，一字不移，是八寸三分头巾，随人可戴也，病又不在世俗合掌下，必明于此，而后文始刻始高，行文之手始快。”(《制义丛话》卷七)合掌之谓，本指律诗而言，而陈际泰此处却是在探讨八股文的做法，隐然说明了其间的联系。
其实，援引律诗的作法来做科举文，宋人即已如此。钱大昕曾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大夫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其两两相对，犹如故也。”(25)经义和论这两种文体在南宋的科举考试中逐渐演化为某种程度的格式化，关键即在于此。
可以说，从宋代经义、论的演化中，已经预演了明代四书文走向八股化的过程。明代八股文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就是重复了宋人的老路。况且宋代的大多数时间内都是经义、诗赋兼考的，明代则一概抛弃诗赋，使士子的诗赋才能无处发泄，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发泄于经义之中。本来经义、论在南宋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式，明人还是嫌它不够精粹，再次反顾唐代，引入试帖和律赋的排偶之法，其结果就是所谓“八股”的出现。
(二)举子与试官的互动。作为举子，一举得中是其最大理想，因此，会竭力将自己的才华展示出来，如何展示呢？主要是靠诗赋。顾炎武尝言：“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日知录》卷一七“北卷”)这正好说明了明代八股文的名家几乎都是南方人的原因。王鏊以为单靠经义，不能全面考察人才，故经义行之百五十年，“卒未闻有如古之豪杰者出于其间，而文词终有愧于古。虽人才高下系出于时，然亦科目之制为之也”。所以他主张像唐宋那样设置制科，以待非常之士，“必兼通诸经，博洽子史、词赋，乃得与焉”(《制科议》)。其实所谓制科，以博洽见闻，尤重文采，诗词歌赋都要精通才行。虽然王鏊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王鏊之所以能成为制义大家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其自身有很好的诗赋修养，援诗赋之法入制义，最终奠定八股文的基本体制，也确立了他八股大家的地位。
作为考官，判卷需要效率，也需要标准。丘濬尝曰：“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两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皇明贡举考》卷一)而成化间会试之同考官不过十余人，以此十余人考校四千多人三场之试卷，判卷压力可以想见。因此，一个行之有效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考察历代科举考试的演变，除了墨义之外，唐代进士科特重诗赋，而诗赋则是文人墨客显露才华的领域，风云无定，最易见其个人的才思。而考试则需要有一个标准，而标准一定，才学之士也不得不敛才华入矩矱。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一云：“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之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也。”(26)可见早在唐代的试帖即已讲求法度。此外，律赋也有所谓八脚韵的规定，都是于烟云无定之中去确立规矩，使人有法可依也。宋代自王安石改革科举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议，究竟科举是用诗赋，或是经义，其中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考试的标准问题。支持诗赋者如杨察在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前就说：“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27)苏轼反对经义的理由之一就是：“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28)刘挚也说，经义之文，“无所统纪，无所隐括，非若诗赋之有声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尽得知也”(29)。显然，主张科举用诗赋者，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诗赋较经义论策易于考校。既然决定要用散体的经义来校士，那就不妨借鉴诗赋考校的经验，把规矩引入经义论策。《四库提要》在论述宋代论的演变时说：“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30)于是，在散体的经义论策之中逐渐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对明代的四书文而言，其格式化的体现就是文章主体部分排比对偶、接连而八的股对。对此情形，钱穆亦有平情之论：“(唐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后来废弃诗赋，又于四书文中演出八股，认为如此“乃可见技巧，乃可评工拙，乃可有客观取舍之标准，此亦一种不得已”(31)。这些意见揭示了四书文走向八股排偶化的内在原因，给我们启发良多。
举子展示才华，考官追求效率，两者的交集即在于诗赋之排偶。成化十一年会试王鏊于风檐寸晷之中应之以八股格式的四书文，而主考丘濬亦默契于心，于程文回应了这种格式。随着会试录的刊行，八股文遂一纸风行，成为四书文之正格。
注释：
①梁章钜《制义丛话》卷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②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3页。
③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6—1267页。
⑤戴名世《丁丑房书序》，《戴名世集》卷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页。
⑥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八股缘起”条，《丛书集成初编》第350册，第74页。
⑦陶福履述《常谈》，《丛书集成初编》第897册，第17页。
⑧俞长城编《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2册，上海鸿宝斋光绪癸巳石印本。
⑨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⑩黄佐《南雍志》卷一《事纪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92—93页。
(11)高嵣辑评《明文钞》三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丛书汇刊》第2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6页。
(12)参见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09—310页。
(13)[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8页。
(14)范应宾辑评《程文选》二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孤本秘笈丛刊》第2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402页。
(15)《成化十一年会试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6册，第439—440页。原文署名王鏊，但俞长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和方苞《钦定四书文》等所选该文均署名丘濬，说明此篇是丘氏以王鏊名义撰写的程文。
(16)《程文选》一编收录程文十一篇，其中永乐七年会试《武王缵太王 一节》一文署名解缙。而据方苞《钦定四书文》和梁章钜《制义丛话》所载，该文为此科会试第二名杨慈的墨卷，并非程文。再者，据《明太宗实录》卷八八载，永乐七年会试主考为邹缉和徐善述，并非解缙。因此，此文决非解缙所写。
(17)孙维祺辑评《明文得》不分卷，盛集，《论语》，《四库禁毁丛刊》经部第10册，第54页。
(18)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1页。
(19)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20)吴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家藏集》卷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5册，第342页。
(21)毛奇龄《唐人试帖序》，《西河集》卷五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449页。
(22)梁章钜《制义丛话·试律丛话》，第533页。
(23)李调元《赋话》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2622册，第22页。
(24)黎久《黎子杂释》，《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83册，第607页。
(25)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经义破题”条，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240页。
(26)周本淳点校《诗话总龟》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己卯，《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6册，第523页。
(28)苏轼《议学校贡举状》，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4页。
(2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0册，第264页。
(30)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总集类《论学绳尺》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2页。
(31)钱穆《中国历史上之科举制度》，《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1、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