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对《邓小平年谱》一个重要论断的初步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在论文,年谱论文,论断论文,优越性论文,一个重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① 这是见诸《邓小平年谱》中的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很发人深省、很需要阐发的话”②。本文就是对这一重要论断所作的初步解读。
一、这一论断提出的客观依据
这个论断是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邓垦的谈话中提出来的。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③
邓小平的这番话说明了什么呢？
1.看到了一个初露端倪的自发趋势——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伊始，他就在突出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再指出要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他看来，共同富裕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主要表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④ 这一基本思想和观点，反复地出现在他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可以说，就改革开放的目的而言，他最关注的是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最担心的是出现两极分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财富逐渐向少部分人集中，即“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那时百万、千万富翁已崭露头角，困难群体也初见雏形。我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1988年是0.3290，到1991年达0.3493，往后又继续上升：1992年为0.3523，1993年为0.3742。就是说，他历来最不希望出现的现象，终究还是开始出现了。也许我们不能把“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理解为两极分化已经出现，但至少应当理解为在分配不公的条件下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难以完全避免的自发趋势，而邓小平正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个趋势。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还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时隔年余却明确指出了这个自发趋势，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实事求是派”，敢于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审视自己以前作出的论断。
2.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来的财富怎样合理分配
在中国相当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绝非易事，而发展又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离开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一切。唯其如此，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看，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大潮流和历史大趋势，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和执着追求，所以对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和相关的发展战略，很快形成共识，实践上迅速取得成效，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生产力的大解放，经济的大发展。但是，创造出来的财富怎样合理分配，却遇到了种种难题。尽管党一再重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事实上这个“主体”地位在非公有制经济大量发展的条件下很难保持，即使在公有制经济领域也难于兑现。我们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领悟到，他在分配方面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发展要着重解决的是促进效率，分配要着重解决的是体现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尤其是从实际情况看，公平问题比效率问题更难于解决。唯其如此，邓小平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其意在于发展起来以后要更加注重公平，把解决公平问题放到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上来。
3.揭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矛盾——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生冲撞
从1979年到1992年，邓小平就市场经济发表的重要谈话至少有6次，基本精神说到底是两条：一是社会主义可以也必须搞市场经济；二是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前者说的是我国搞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后者说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人们对于前者基本上已能接受，但是对于后者却未能统一认识，因为有些人往往只看到市场经济富有生机和活力、利于促进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方面，看不到它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方面，看不到分配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正是市场经济消极方面起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而市场经济的这些固有弱点，与社会主义必须避免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唯其如此，邓小平从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尖锐地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人离开了四个坚持谈市场经济。他说四个坚持“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市场经济与四个坚持的关系还没有理清楚；他说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其中要做的一篇重要文章，就是怎样把市场经济与四个坚持统一起来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这一论断蕴含的深刻涵义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认为四个坚持是完整的统一体，并贴切而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成套设备”，但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多次讲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从一般意义上说，这容易理解，因为党的领导这一项是决定和统帅其他三项的，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但是他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时突出强调党的领导，却还有着特殊的内涵和意义。
1.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导向
理论是先导，是指南，是根本。搞经济体制改革，搞市场经济，首先要解决究竟应当以什么理论作指导的问题。既然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决不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什么主义和学说。而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的党，唯有这样的党，才能以马克思主义原理特别是经济理论为武器，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分析判断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揭示其运动规律，为市场经济作出正确的定性和定位；才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分开来，把市场经济当作一种经济手段从社会基本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同时又把它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联系，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结合，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至关紧要的理论指导问题上，我们党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鲜明和坚定的，但是一直受到噪音杂音的干扰。例如一些人质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它是100多年前的只适用于解剖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早已陈旧过时，我们应当从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学说中寻求改革的理论指导。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等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它是由马克思的后继者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不断予以充实丰富的经济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即是它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如果摒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那么我国的经济改革就难免误入歧途，市场经济迟早会丧失其社会主义的性质。
2.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我们党是以在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现阶段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党，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坚持这个性质的确实保证。邓小平说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四个坚持中的要害之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他反复强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他归结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并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坚持了这两条，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离开了这两条，就是从根本上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的市场经济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以坚持这两条为最基本特征的，从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本质的区别。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在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时，都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就是体现和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⑤ 可以说，一般地搞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也能做的事情，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使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3.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履行国家政权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
在和平建设年代，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更突出地体现在政府对经济的组织和管理上。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必须也能够正确地履行这种职能。主要表现在：(1)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前无古人的艰巨复杂的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按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目标进行，防止出现放任自流、各行其是、随心所欲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2)市场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实行有效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以克服市场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用“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和抑制“看不见的手”带来的消极影响。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把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作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当然，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也要受政府的干预和调控，但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3)市场机制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运作，及时制止其可能发生的种种违规现象。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有责任也有能力将市场经济这条大船引向正确的航道破浪前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⑥
总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特别是就在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实现最佳的结合。能否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命运。邓小平说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这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比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旦丧失，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一旦不保，就会发生贫富两极分化；国家宏观调控一旦失灵，就会搞成完全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邓小平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这个问题提得尖锐，令人警醒。
三、这一论断给予的重要启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这一论断蕴含的深刻涵义，给予我们以不尽的启示。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以下两点。
1.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对待市场经济的两重性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还很不完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市场手段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另一方面必须决不含糊地抑制市场机制的消极影响。无论从深刻领会和贯彻邓小平谈话精神还是从当前实际情况来说，注意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对于我国可以也只能搞市场经济，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现在的焦点在于弄清楚究竟怎样搞市场经济。为此需要做多方面的大量的工作，而树立正确的市场观恐怕还是首要的问题。比如，把市场取向绝对化，鼓吹市场万能，把市场手段当作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切矛盾和问题的万应灵丹，而把计划手段即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完全排除在外，就是不正确的，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固然要坚持并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基础性作用”并不等于全部作用或惟一作用，那些关键性的资源，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环节，还得由国家计划来配置和调节。如果把“基础性作用”弄成惟一作用，把一切推给市场，那么市场就会像脱缰的野马，盲目、无序、失范，危害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又如，把市场取向泛化，认为它应当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一切领域，任何一种改革都搞市场取向，也是不正确的，同样是行不通的。若干年来，医疗、教育等领域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由社会公益性事业蜕变为位居最前列的暴利行业，就是与某些地方和部门把医疗、教育事业也完全推向市场，搞所谓市场化改革有关。让市场取向主宰一切，把赢利作为各项事业的惟一追求和最高准则，奉行一切向钱看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还像社会主义国家吗？应当肯定，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的，但是不能否认，在改革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由于片面强调市场化而导致矛盾迭出，弊端丛生，确实存在一个方向道路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正视和解决这一问题。就一定意义上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决定我国市场经济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是从邓小平重要论断中引申出来的一个逻辑结论。
2.必须坚持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理解和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首先和主要的是生产力不发达。这就决定了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但是发展生产力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坚持改革开放为根本途径。这就决定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有两个基本点。现在人们对坚持“一个中心”并无异议，但是对要不要和怎么样坚持“两个基本点”认识不尽一致。“两个基本点”本来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因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内容，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贯通，互成因果。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总方针总政策，那么四个坚持是我们的总原则总前提。可是这个显见的道理实际上并未成为普遍的共识，突出表现在多少年来，在一些学界人士的理论导向和一些党政部门的政策导向上，对原本完整统一的东西搞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割裂。例如：割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往往只讲初级阶段，不讲社会主义；割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往只讲中国特色的具体做法，不讲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割裂基本经济制度，往往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割裂“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往往只讲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个“必须毫不动摇”，不讲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必须毫不动摇”；割裂基本分配制度，往往只讲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不讲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讲提倡部分人先富，不讲共同富裕；割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往往只讲市场经济，不讲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结合，只讲市场放任自由，不讲国家宏观调控；等等。这一系列割裂，说到底是对党的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的割裂，往往只讲坚持改革开放，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年来改革在某些领域的缺失，许多严重社会问题的产生，固然有新旧体制的矛盾冲突、建立比较成熟的配套制度尚待时日、由于缺乏经验在决策和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也有改革观方面的原因。时至今日，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稳定面临严峻考验，我们务必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认真回顾和科学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坚决纠正这些“割裂”现象，正确理解和处理“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这是从邓小平的重要论断中引申出来的又一个逻辑结论。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②冷溶：《科学发展观的创意及其重大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136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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