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长江下游农田水利的修治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田水利论文,长江论文,唐代论文,下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6)02-0108-08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在六朝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而这一突破性的发展又与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根据文献材料的记载，拟对这一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情况及其特点作一些具体考察。
一、淮南区陂塘水利的修治
唐代淮南区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淮南道东部的扬、楚二州和西部的寿州、和州一带。扬州境内陂塘众多，其中以大、小雷塘(又称“雷陂”)、小新塘、句城塘(又称“勾城塘”)、陈公塘最为有名。贞观十八年(644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以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1] (P18)贞元中，淮南节度使杜佑又“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2] (P5088)陈公塘，又名爱敬陂，“汉末陈登为广陵太守，浚塘筑陂，周回九十余里，灌田千余顷。百姓德之，因名，亦曰爱敬陂。陂水散为三十六仪，为利甚薄”。[3] (卷23)贞元四年(788年)，淮南节度使杜亚修爱敬陂水门，“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2] (P1052)元和三年(808年)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在任期间(808～810年)，“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2] (P4741)“又于高邮县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人受其惠”。[4] (P3994)
在楚州，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当数宝应县的白水陂。白水陂又称白水塘，在宝应县西南，北接山阳，西南接盱眙，“阔三十里，周二百五十里”，为三国曹魏时邓艾修筑。白水塘与盱眙县的破釜塘相通，邓艾在此“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一万二千顷”。[5] (卷124)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朝对白水塘都加以修治。到隋炀帝大业末，盱眙破釜塘坏，“水北入淮”，导致了白水塘涸竭。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治白水塘、羡塘(在白水塘北)，重新恢复了白水塘灌溉工程。穆宗长庆年间，在白水塘灌区周围大兴屯田，在宝应县北凿竹子泾，西南凿徐州泾、青州泾、大府泾，白水塘灌区面积大增。另外，楚州较为重要的水利工程还有山阳常丰堰、唐堰，淮阴棠梨泾，盱眙曲溪堰等。常丰堰又名淮南捍海堰，为大历时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所筑，北起盐城，南抵海陵，绵亘百里，“障蔽潮汐，以卫民田”。李承引堰水“溉屯田瘠卤，收常十倍他岁”。[2] (P4616)唐堰在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城西南90里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6《淮南水利考》载，“其堰中高，旁夹以二子堰，其形为一，中有萧家闸，盖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畴水足而徐灌东田”。
淮南道西部规模最大的灌溉工程是寿州的芍陂。芍陂自战国修筑以来，历代多有修浚。隋文帝时，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因“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修”，于是重治芍陂，“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6] (P1678)唐代对芍陂灌区也有修治。上元中，在寿州芍陂大兴屯田，引芍陂水灌田。据一些学者研究，唐代芍陂周回224里，塘面较以前扩大了近一倍，其溉田数当不下万顷①。在寿州安丰县东北10里有永乐渠，广德二年(764年)宰相元载修筑，“溉高原田”；和州乌江县东南2里有韦游沟，“引江至郭十五里，溉田五百顷。开元中，丞韦尹开。贞元十六年，令游重彦又治之，民享其利，以姓名沟”。[2] (P1053)
淮南区东西部水利工程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该区陂塘水利工程大多集中在东部扬、楚二州，其中扬州境内众多的陂塘工程在唐代中叶以前主要以溉田为主，中唐以后则以塘水济运为主。导致前后期陂塘水利工程职能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与中唐后长江主干道南徙加剧，大历后潮信不达扬州城下有关。所以，贞元中杜亚“浚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其目的就在于“起堤贯城，以通大舟”。[2] (P1370)由于中唐后，扬州成为转输江淮财赋的中心，所以除“筑塘堤借塘以济水”外，还专门修筑了一些以便漕运为目的的水利工程，如李吉甫在高邮筑平津堰，王播在扬州城南阊门西修七里港渠。不过中唐以后扬州境内的陂塘虽以济运为主，但仍兼济灌溉。如杜亚修爱敬陂水门，“其夹堤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归，化硗薄为膏腴者，不知几千万亩”。[7] (P5274)杜佑“潴雷陂，以溉穑地”，李吉甫筑高邮堤塘，“溉田数千顷”。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较东部地区迟缓。除芍陂、韦游沟外，均不见有较大水利工程兴建的记载。唐代的舒州、庐州在六朝时期水利事业就比较发达。如庐州舒城境内有七门三堰(乌羊堰、千功堰、槽闸堰)，相传是西汉初年颉羹侯刘信所筑，“共溉田二万余顷”。[3] (卷26)三国时扬州刺史刘馥重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5] (卷126)在舒州怀宁县西20里处的吴塘陂、吴陵堰，亦为刘馥所开，引皖水灌民田。《晋书·食货志》称刘馥“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曹魏时庐江太守朱江曾在皖口“大开稻田”，东吴吕蒙取皖后也在此“凿石通水，注稻田三百余顷。”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梁慈“更广沟渠，又加稻田一百余顷”。[5] (卷125)唐代舒州、庐州几乎无水利兴修的记载，可知淮南道西部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不仅大大落后于东部的扬、楚二州，也较汉魏六朝时期这一地区水利发展逊色。由于缺乏水利设施的有效保护，淮南西部地区常遭水旱灾害。如滁水由庐州经全椒入州境(滁州)下游，至六合瓜步入江，纡折三百里，“一遇雨霖，宣泄不及，往往横决为患”。[8] (卷3)大和八年(834年)滁州清流等三县，“四月雨至六月，诸山发洪水，漂溺户一万三千八百”，[9] (P786)足见水灾的严重。而素有“皖田肥美”之誉的吴陵堰灌区，贞元二年(786年)也因“洪水湧溃，畴阜成洲，古之良田，半为沙卤”。[5] (卷125)
二、浙西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的蓬勃发展
浙西是唐代长江下游农田水利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据文献记载，浙西六州(润、常、苏、湖、杭、睦)之地皆有水利工程的兴建，其中不少都是溉田千顷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
太湖北面的宁镇地区，唐时为润州、常州辖地。该地区多低山丘陵，地势起伏较大。唐人韦夏卿《东山记》称“自朱方达于震泽，三百里而遥，惟毗陵地高”。自常州至丹阳、镇江，地势更高。针对二州地势高亢、河流易涸的自然环境，当地人民兴建了许多以陂塘堰坝为主的水利灌溉工程。润州丹阳的练塘，又名练湖、曲河后湖，晋人陈敏修筑。湖周回40里，纳丹徒、长山、高骊诸山之水，共七十一流，汇而成湖。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润州刺史韦损增理故塘，广湖为80里，又“疏为斗门，既杀其溢，又支其泽，沃嵴均品，河渠通流”，[7] (P3193)丹阳、金坛、延陵三县沿湖之地皆得其灌溉。句容县西南33里有绛岩湖，即六朝时期的赤山塘，“源出绛岩山，县南境诸山溪之水，悉流入焉。下通秦淮，县及上元之田，赖以灌溉”。高宗麟德中(664—665年)县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后废。大历十二年(777年)，“令王昕复置，周百里为塘，立二斗门以节旱暵，开田万顷”。[2] (P1057)润州金坛县东南30里有南北谢塘，武德二年(619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溉田千顷”。[3] (卷25)常州的水利工程主要有武进孟渎、无锡泰伯渎、望亭堰等。孟渎在武进县西40里处，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因故渠开，“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顷”。[4] (P4257)在无锡县南5里处的泰伯渎，亦为元和八年孟简开。望亭堰在无锡县南45里，与苏州吴县接壤，堤置有闸。宋人章冲称“望亭堰闸，置于唐之至德，而彻于本朝之嘉祐”。堰闸的设置既可节制阳羡百渎之水奔趋而下，又可使常州至望亭135里的运河沿岸之田得以灌溉。[10] (卷97)
太湖以东的广大平原低洼地带，唐时属苏州管辖。苏州常熟县的水利建设在南朝时就很发达，唐时该县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常熟塘和盐铁塘等。常熟塘又名元和塘，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由苏州刺史李素修筑，自吴县齐门北抵常熟，百有余里。盐铁塘修建于文宗大和年间，西接江阴，东趋昆山，“缭绕数百里。”苏州海盐县有“古泾三百一，长庆中令李谔开”，又在古泾处“创闸二所，蓄河灌田”。[11] (卷3)在海盐县西北60里有汉塘，大和七年(833年)开；在昆山县西南有大、小虞浦，唐末天祐初修筑。唐代中叶以前，太湖东部无堤岸，吴江南北数十里为广阔的水域，无陆路可通。如吴县所在的松陵镇，南北西三面皆水乡，“抵郡无陆路”。苏州至昆山一带，“从古为湖瀼，多风涛”。元和时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以通往来，修筑了一条南起平望，北达苏州的堤塘。堤塘的修筑不仅大大改善了苏州东部的交通条件，而且也为湖东广大低洼地带的围垦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太湖平原东部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大约在晚唐时，湖东水网平原地带已出现了规则的河网化。北宋苏州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中说：“地势倾于东南，而吴之为境居东南最卑处，故宜多水。……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焉。”这里虽说的是宋代的情况，但晚唐时期苏州的情况亦当大致相似。
太湖南面的湖州，在六朝时水利建设就颇具规模。唐代湖州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乌程县一带。乌程获塘为晋太守殷康所开，后太守沈嘉重修，南齐太守李安人又开一泾，泄水入湖。开元中乌程令严谋道、广德中刺史卢幼平、元和中刺史孙储并加增修。[12] (卷2276)乌程县的水利工程还有官池、陵波塘、连云塘、和塘、蒲帆塘、芙蓉池等，其中官池为元和中刺史范传正开，陵波塘、连云塘、和塘为宝历中刺史崔玄亮开，蒲帆塘、芙蓉池为开成中刺史杨汉公开。开成三年(838年)，杨汉公在湖州“疏四渠，濬二池，树三园，构五亭”，[13] (卷71)芙蓉池即二池之一，引余不溪水灌池溉田。湖州长城县西湖在县西南15里处，南朝时疏凿，有水门二十四，引方山泉注之，溉田三千顷，后湮废。贞元中湖州刺史于頔行县至长城方山，“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4] (P4129)安吉县北30里有邸阁池，北17里有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皆为圣历初县令钳耳知命置。[2] (P1059)
杭州水利工程的兴建在唐代也达到了高潮。唐代杭州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就是对钱塘湖的治理。钱塘湖即钱塘西湖，又名上湖，周回30里。杭州地近江海，常遭海潮侵袭，“井水味咸，不堪服饮”。大历中李泌为杭州刺史，引湖水入城，凿六井，“以便民汲”。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潮，钟聚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14] (P54)据白氏《钱塘湖石记》载，修筑后的钱塘湖工程，“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又放湖水添注官河(运河)，不仅可“立通舟船”，还可溉灌钱塘至盐官界运河两岸之田。钱塘县南5里处的沙河塘也是为了抵御海潮而修建的。咸通二年(861年)，钱塘潮水冲击杭州城，“势莫能御”，刺史崔彦曾“开三沙河以决之，曰外沙、中沙、里沙”。[15] (卷38)富阳县北10里有阳陂湖，贞元十二年(796年)县令郝期“因旧址开湖，并造水闸，湖周六十里，溉田万余亩”。[3] (卷90)“南六十步有堤，登封元年令李濬时筑，东自海，西至于苋浦，以捍水患。贞元七年，令郑早又增修之”。[2] (P1059～1060)余杭县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宝历中，令归珧因汉令陈浑故迹置”，县北三里有北湖，亦为归珧所开，“溉田千余顷”。[2] (P1059)于潜县南三里有紫溪，贞元十八年(802年)县令杜泳开浚，“溉田四千余顷”。[3] (卷90)新城县北五里“有官塘，堰水溉田，有九澳，永淳元年开”。[2] (P1060)盐官县除捍海塘外，有临平湖，“在县西五十五里，溉田三百余顷”。[16] (P604)位于钱塘江北岸的睦州，唐时水利工程的兴修不多，见于记载的有建德西湖和寿昌西湖两处，前者为僖宗咸通时刺史侯温所开，湖“广袤五百四十二丈”；后者在寿昌县西，“广袤二百四十步”，为景福二年(893年)县令戴筠所开，“引湖水从东门出，溉东郭之田”。[17] (卷156)
三、浙东甬绍地区农田水利的新发展
唐以前甬绍地区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山会平原一带，入唐后该区的农田水利又有了新的发展。分布在山阴、会稽二县境内的鉴湖(镜湖)仍是该区最大、最古老的蓄洪灌溉工程。唐代对古鉴湖水利工程进行了多次整治、改建。《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载，山阴县“北三十里有越王山堰，贞元元年，观察使皇甫政凿山以畜泄水利，又东北二十里作朱储斗门。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西北四十六里有新泾斗门，大和七年观察使陆亘置”。通过这一系列的修治，鉴湖灌区的水利工程设施进一步臻于完善。越州其它县的水利兴修也颇为兴盛。
在浙东甬绍平原的农田水利兴修中，平原东部的明州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地区。“明之为州，濒海枕江，水难蓄而善泄，岁小旱则池井皆竭。”[18] (卷10)为了抗御咸潮，防止水旱灾害，明州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奉化县北25里有赵河，“唐元和十二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县东30里有白杜河，亦为赵察所开，“凡溉田一千二百余顷”。② 县东南五里有市河，“唐陆明允导大溪水，由资国堰注市河桥，东折而北出，绕流六十里，至县北三十六里东耆堰，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疑为亩)”。[3] (卷92)明州慈溪县也有不少水利工程。在县东北一里有普济湖，“县令房琯凿以溉田，广百五亩”。县东西南一里有永明湖，亦为房琯修筑。县西北60里有杜湖，“古有湖址，唐刺史任桐重加浚筑，鸣鹤一乡之田，仰其灌溉”。[19] (卷16)县东南10里有花屿湖，“唐贞元十年刺史任桐尝修筑之，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3] (卷92)
在明州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成就最大的当推州治所在的
县(又称鄞县)。县东西广，南北狭，左右崇山环抱，中则拓为平原，鄞江纵贯其间。鄞东平原一带，“山高于田，田高于海，水有所泄，每岁不苦水而苦旱”；而鄞西平原则为潮汐出没之地，“田不可稼，人渴于饮”，故“资水利者于鄞为急”。唐代在县各地修建了许多大型的水利工程。县东30里有西湖，又称东钱湖，天宝三年(744年)县令陆南金修筑，“周回八十里，溉田八百顷”。③ 广德湖在县西12里处，旧名莺脰湖，大约开凿于南朝齐梁之际，湖广50里，大历八年县令储仙舟加以修治，更今名，后浸废。贞元九年(793年)刺史任桐“因故迹增修”，“溉田四百顷”。[2] (P1061)仲夏堰在县西南40里，元和六年(811年)刺史于季友“于四明山下开凿河渠，引山水流入诸港，置堰蓄之，溉田数千顷”。[18] (卷2)小江湖在“县南二十里，唐正(贞)观十年县令王君照修建，溉田八百余顷”。④
县西南50里的它山偃，是唐代明州鄞西平原上最重要的蓄淡拒咸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和七年(833年)县令王元
主持修筑。据《宝庆四明志》诸书记载，“先是四明山水注入江，与海潮接卤，不可食，不可溉田。唐大和中令王元始叠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堰高而甚中，涝则什七八入江，什三入溪；旱则什七入溪，什三入江。邑西乡之田，俱恃以灌溉”。唐僧元亮作它山偃诗称赞道：“垒山横铺两山觜，截断卤潮积溪水。灌溉民田万顷余，此为齐天功不毁。”⑤
浙东其它五州也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见于记载的有处州的南溪、好溪、绿苗堰，婺州的都督堰、长安堰、高堰，温州的会昌湖，衢州的神塘等。好溪在处州丽水县东10里，绿苗堰在县东15里，俱为宣宗时刺史段成式开。[20] (卷23)都督堰在婺州东阳县，俗名社陂堰，“长七百余丈，灌田百余顷”，唐容州刺史厉文才修筑，因厉文才“尝为都督，民感其惠，故以其官名堰”。长安堰在武义县西2里湖山潭上，“其下分而为三，山堰、中堰、曹堰，唐光化元年乡民任留创筑，溉田万余亩”。[17] (卷59)高堰在永康县，大中间(847～859年)顾德藩为永康令，“雅志爱民，尝作三堰以防旱潦，高堰其一也”。[17] (卷155)会昌湖在温州城郭县永嘉县境，《读史方舆纪要》卷94载，湖在“府城西南，受三溪(郭溪、雄溪、瞿溪)之水，弥漫城傍。起于汉晋间，至唐会昌四年太守韦庸重浚治之，因名”。衢州西安县东55里有神塘，“开元五年，因风雷摧山，偃涧成塘，溉田二百顷”。[2] (P1062)
总的来说，浙东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在唐代虽有较大发展，但发展也不平衡。水利工程大多集中在甬绍平原上，特别是甬绍平原东部的明州，发展速度尤快，大有后来居上、超过越州之势。而西部、西南部五州之地，水利工程的兴修不多，即便是见于记载的灌田数也很有限。如神塘“溉田二百顷”，都督堰“灌田百余顷”，长安堰“溉田万余亩”，与越州、明州溉田千顷、万顷的大型水利工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表明浙东山区丘陵地带水利事业的发展较为缓慢。
四、宣歙山地水利事业的发展
唐代宣歙山地间的陂塘水利较前代也有发展，当时兴建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宣州的宣城、南陵一带，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德政陂、薛公堰、大农陂、永丰陂等。德政陂在宣城县东16里处，大历二年(767年)宣歙观察使陈少游修筑，“引渠溉田二百顷”。薛公堰在宣城县北10里，大历十一年(776年)观察使薛邕筑。李条任宣城令时曾在县南修有水利工程，据权德舆《李公墓志铭》载：“县鄙之南，水泉委汇，每暑雨流淹，辄伤大田。公乃浚为之防，悦使其众，人就安利，稼皆登成。”[21] (卷25)宣州南陵县东南20里有永丰陂，咸通五年(864年)置，“引青弋江为陂以溉田”。南陵大农陂是宣歙山区规模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元和四年(809年)宁国县令范某因废陂置。韦瓘《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载，“先是县有陂曰大农，积岁不理，荒梗幽扈，邱隰遁形”。元和四年卢坦为宣歙观察使，下令邑中有能修复陂塘积水为患者超资擢用，于是“以宁国令顺阳范君假南陵印为大夫”修治大农陂。范氏治陂“三旬而毕”，“为石堰三百步，水所及者六十里”，“溉田千顷”。[2] (P1066)鲁阳五堰是宣州溧水县较为重要的水利工程，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杨行密部将台濛修筑。五堰虽是台濛为“拖轻舸馈粮”而筑，但它却使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西注芜湖，客观上减轻了太湖西部来水东注的压力，为太湖东部平原低洼地带的改造围垦创造了条件。⑥
在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官修的水利工程中，一些未记载具体名称的工程也为数不少。如初唐时杨德裔“在会稽引陂水溉田数千顷，人获其利”。[7] (P1978)长庆三年(823年)元稹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在越八年，“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农人赖之，无凶年”。[13] (卷70)
如上我们分区对唐代长江下游地区水利兴修情况作了大致的勾勒和考察。通过这些具体的考察不难看出，该区农田水利的发展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唐代长江下游地区水利工程的兴建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根据冀朝鼎《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统计表》所提供的数据统计，春秋至隋长江下游地区所属州县的水利兴建工程共有64项，其中六朝时期占32项。[22] 根据我们对唐代长江下游地区水利工程的统计，本区共建有水利工程104项，⑦ 是六朝时期本区修建水利工程数目的3.4倍，也超过了唐以前历代修建水利工程的总和。可见，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利兴建远超前代，其水利事业的发展真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阶段。
第二，从工程的作用、效益来看，本区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为防洪御旱的灌溉工程、沟通江河便漕运兼济灌溉的漕运工程以及抵御海潮侵袭的蓄淡拒咸工程和海塘工程等类，其中以防止水旱灾害的灌溉工程为主。本区以防旱御涝为主体的灌溉工程多集在浙西太湖平原、浙东甬绍平原和淮南东部之地，这些地区由于农田水利事业的发达而成为了唐代最重要的稻作农业区。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唐代长江下游各区稻作农业的发展与本区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大致是同步的，大凡是水利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都是本区最重要的稻作农业区，这充分体现了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利工程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水利工程的规模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就水利工程的灌溉面积而言，唐代本区溉田万顷以上的水利工程除原有的鉴湖、芍陂外，又增加了润州绛岩湖、明州它山偃2项。据一些学者统计，唐代溉田千顷以上的水利工程有33项，[23] 本区除如上溉田万顷以上的4项外，至少还有11项，它们是高邮堤塘(溉田数千顷)，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金坛南北谢塘(溉田千顷)，武进孟渎(溉田四千顷)，长城西湖(溉田三千顷)，杭州钱塘湖(溉田千顷)，于潜紫溪(溉田四千余顷)，县仲夏堰(溉田数千顷)，奉化白杜河(溉田一千二百顷)，宣城大农陂(溉田千顷)。本区有不少的水利工程惠及后世，宋人曾巩《广德湖记》云：“湖之大五十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四明山。……(鄞县)东七乡之田，有钱湖溉之；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24] (卷19)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称“溉田万余顷”的它山偃水利工程，“自唐逮今四百十有六年，民食之所资，官赋之所出，家饮清泉，舟通物货，公私所赖，为利无穷”。
第四，唐代长江下游地区修建的水利工程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在技术上也明显优于前代。江南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鉴湖在唐以前有斗门而无闸，到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浙东观察使皇甫政对玉山斗门(即“朱储斗门”)进行了改建，把原来简易的二孔斗门改为八孔闸门以泄山阴、萧山县境之水出三江口入海，极大地增强了鉴湖灌区的排泄洪涝的能力。本区水利工程不仅设有许多斗门、水闸，而且工程的结构也相当复杂。以鄞西平原的它山堰为例，该水利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泄水堨等组成。大和七年，王元选择在“二山夹流、钤锁两岸”的它山规而作堰，堰脊横阔42丈，覆以石版，左右石级各36个，“堰身中定，擎以巨木，形如屋宇”。堰堤横截鄞江，使江河分流，截然为二。对此魏岘赞道：“堰低昂适其，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鬼神。”
第五，唐代长江下游地区水利事业的兴建，后期明显多于前期。兹据“唐代长江下游水利工程兴修表”制成下表：
唐前后期长江下游地区水利工程数量比较表
地区淮南区浙西区
浙东区 宣歙区 总计
唐前期 8 129
0 29
唐后期 173326 7 83
时间不详1 2 3
1 7
合 计 264738 8 119
上表前后期以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界，同一工程在唐代不同时期内重建、重浚分别作单独计算，据此我们统计出本区水利工程的兴建共达119次，其中除7次时间不详外，前期为29次，后期为83次，是前期的2.86倍。本区溉田千顷以上的水利工程有15项，其中有12项修建于中唐以后。因此，无论就工程数量还是从工程规模考察，中唐以后长江下游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势头不但没有减缓，相反是持续上升，其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前期。
第六，从整体上讲，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利兴修事业成就辉煌，远迈前代，但从下游各区内部的具体发展情况看，各地水利的兴建又不尽相同。从水利工程的地域分布言，本区水利工程多集中在浙西太湖地区、浙东甬绍平原和淮南东部扬、楚二州，而浙东南部和淮南西部水利事业的发展较为缓慢。由于缺乏水利设施的有效保护，浙西南山地常常是旱灾不断。“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饿死，户口亡十七八。[7] (卷563)宣歙山区水利的兴修虽有发展，但多集中在宣州，而歙池二州水利的兴修鲜有记载。《新安志》卷2称歙州，“水湍悍少潴蓄……十日不雨，则卬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坏与禾荡然一空”。这里虽说的是宋代的情况，但唐代歙州的情况大致不会相差太远，这表明长江下游地区山地丘陵地带的农田水利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参见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240～241页。
②《乾道四明图经》卷3《奉化县》。《宝庆四明志》溉田数同《乾道四明图经》。《读史方舆纪要》卷92称白杜河“引东境诸溪流以灌民田，凡四百余顷”。《四明图经》为宋人所修，较唐为近；观《读史方舆纪要》的材料亦源自《四明图经》，故白杜河的溉田数当以《图经》为准。
③《乾道四明图经》卷2。关于县西湖修筑地点，《新唐书·地理志》作县东25里，《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均作县东30里；修筑时间，《新志》称天宝二年，《图经》、《四明志》、《读史方舆纪要》均作天宝三年；溉田数，《新志》作五百顷，《四明图经》、《读史方舆纪要》均作“溉田八百顷”。
④《乾道四明图经》卷2。关于小江湖的修筑时间、工程主持人，诸书记载有异。《新唐书·地理志》载：“县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置。”顾祖禹认为小江湖即它山堰，故《读史方舆纪要》卷92称：“小江府，在府(宁波)西南五十里它山下，即它山偃也，今曰南塘河。”《乾道四明图经》则把小江湖、它山偃视为两个水利工程，前者在鄞县南20里，主持者为王君照，后者在县西南50里。《宝庆四明志》卷12《鄞县志》“县令”条称“王君照，唐贞观十年令，修小江湖。”宋人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引《鄞志》称城中日、月二湖，“皆源于四明山。自它山入南门，潴为二湖。……小江湖即日湖地”。
⑤《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关于它山偃水利灌溉工程，文献记载较为混乱。《乾道四明图经》卷2称它山堰为唐开元间邑宰王元所建。后人由于多把小江湖视为它山偃，故常依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把它山堰的修筑时间定为玄宗开元时期。唐僧元亮《它山歌诗》云：“它山堰，偃在四明之鄞县，……太和中有王侯令，清忧为官立民政。”又据《宝庆四明志》卷12《鄞县志》“县令”条载：“王元，唐大和七年朝议郎、县令、上柱国。筑它山偃，浚小江湖，灌溉甚博，民德之。”故它山堰的修筑时间当以《宝庆四明志》、《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为准。
⑥鲁阳五堰入宋后渐废，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皆入宜兴荆溪，东注太湖，太湖西部来水负担加重，下游排水不畅，水患加剧。宋人单锷认为假如五堰不废，使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则“苏常水势十可杀其七八”。参见单锷《吴中水利书》和明人伍余福《三吴水利论·一论五堰》等记载。
⑦此数据系笔者根据自己所制的“唐代长江下游地区水利工程兴修表”逐项统计而成，如果同一工程在不同时间修筑、重建分别作单独计算的话，本区修建的水利工程多达119次。由于篇幅所限，此表不再文中列出，特作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