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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12-07-30
1 引言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最新的地理学发展报告 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Planet: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s(《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以下简称UCP，内引此书除特殊注明外均为英文版页码，并已首先参考中文本)，主题鲜明地提出未来10年地理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是集成研究，这种集成研究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地理科学(Geographical Sciences)[1]。不过，在UCP中对地理科学的论述或因对发展战略解析的理论弱化，因此在获得不少褒奖之辞的同时也受到不少批评，主要批评是深度不够、过度重视技术。这一点中文版本译者刘毅、刘卫东已经指出[1]中译本209。
客观地讲，对UCP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Edward Soja所说的建构性评论，以激发关注相关问题的学者间的对话[2]。Daniel Sui在对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评论文章的引介中，对这一目的说得很明白：“不同哲学和方法论信念的地理学家将必然在地理研究战略上有不同取向，正如本评论集所反映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相信对我们学科基本问题的多元争论将刺激创新和知识进步”[3]。国内学者蔡运龙也曾指出争论的这种建设性作用：“争论往往也反映着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实质上正如地理本身的多样性一样，既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4]。从UCP及其评论的实质来看，UCP注重地理科学未来10年发展战略的优先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设地理学的大胆建议，并特别关注地理学发展的技术层面，而评论则将这些大胆的建议进一步明确并讨论，对UCP过度关注技术的方面进行再补充，即“加强深度，重视理论”。所以，最好将UCP看成是试图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而对其所作的评论则是试图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二者对未来地理学发展均具有“建构”意义。
UCP中文版已由刘毅、刘卫东等译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①，而中文评论文章及对 UCP评论的英文信息尚未见到。鉴于以上情况，本文首先回顾UCP编撰的美国地理学发展背景，包括：①NRC的3本报告背景及UCP面对的问题；②UCP阐释的主要是美国地理学“科学的”这一方面，即计量革命以来的地理学发展，而“人文的”这一方面不是 UCP的考察对象。然后本文介绍UCP及其评论关注的3个问题：①对地理科学的建构；②对“学科”与“任务”的讨论，这是UCP评论的主要问题，也是本文详细阐述的内容，并将对其产生根源作初步分析；③UCP编委会主席对评论的回应及对UCP编撰过程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中国地理学建设地理科学的努力：钱学森、黄秉维等所提建设地理科学，以及相关的“地球表层学”、“地理建设”等问题与UCP中地理科学建设的一致性及差异性。
2 UCP的编撰背景
2.1 编撰背景Ⅰ：NRC的3本报告
美国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主阵地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NRC共组织编撰了3本重要的学科发展报告②。1965年的研究报告The Science of Geography(《地理科学》③)主要关心地理学的特点和视角[5]；1997年的报告《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Rediscovering Geography：New Relevan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主要关心快速发展的地理学所获得的认同及地理学如何响应这种关注[6]；2010年的报告UCP则更进一步，在地理学视角和技术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广泛认可、应用的背景下，评估如何整合地理学方法与技术，力图应对解决当今社会和环境的重大问题[1]。
从内容上看，《地理科学》主要思考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是一种努力发展地理学的尝试。而《重新发现地理学》则是地理学在获得认同的情况下回顾地理学做了什么及未来如何做。UCP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即地理学似乎正成为当代科学的核心，地理学的视角、技术被大量地应用，而且地理学家共同体似乎超出了传统地理学的范畴，如在 UCP及评论中都提到的做地理科学的人和无偿地理信息(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者。
与前两个报告相比，UCP具有如下3个值得注意的特征：①评估的主体内容是整合地理学方法与技术；②关注的焦点是未来10年地理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并给出了11个研究的优先领域；③受众是未来10年致力于开发和促进地理科学事业的研究人员，具有科学素养的政策决策者，能从理解地理科学中受益者，或在21世纪地理学理解地球上生命中的努力与尝试者等。
2.2 编撰背景Ⅱ：美国“科学的”地理学发展
UCP的另一个背景是关注“科学的”而不是“人文的”，报告在前言中已经言明[1]x。随后这方面就受到了一些地理学家“建构性”的批评。即使UCP对这一背景作了简单说明，但不得不承认，“科学的”地理学却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为可能。
这个背景的源头，即地理学如何向着“科学化”方向迈进。1953年Schaefer发表的《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的检视》是地理学扬弃传统区域学派向科学化发展的肇始性文献[7]④，揭开了“计量革命”的序幕[8-9]。积极参与计量革命的地理学家，实际上是想以此声称地理学是科学的，目标是寻求以更大的分析能力，特别是通过统计学和数学来武装地理学，所以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与“理论革命”最好合称为“计量—理论革命”，因为“计量革命”仅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是理论革命，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先走一步的是进行“理论革命”，数学和统计学只不过是为这种革命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语言[10-11]。
“计量革命”对地理学的科学化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支持了地理学领域的发展，正如Murray所总结的，计量地理学支撑了地理学的6大领域：GIS、航空遥感、统计和空间分析、数量优化分析、区域分析、计算机科学和模拟[12]。另一方面是它影响了地理学一系列革命性进程，正如S·奥彭肖发现的，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大致是：计量/数学革命(20世纪60-70年代)→行为革命(70年代)→GIS革命(80年代)→地理计算(90年代初)[13]。
此外，就是GIS和GISscience的发展。UCP及其评论者均注意到了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导致了GIS革命的到来[10]。实际上，随着GIS和GISscience的发展，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例外论之争、计量革命、理论革命等都出现交叉发展的态势[14]。Couclelis认为GIS不仅是一种技术，同时是一种空间分析方法，是地理世界表述的关键，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15]。因此，她认为在众多的GIS与社会讨论中，通常围绕GIS的应用效果和 GIS在其他学者中的应用来展开，而她则提出了GIS影响的第三领域：GIS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由此涉及GIS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影响[16]。Sheppard从现代社会信息化角度指出，信息社会的地理学研究中，信息时代邻近性的核心测度和表述包括3个方面：①“真实地理”(actual geographies)中大量信息储存、传输、应用等能力增加所导致的地方及地方间变化图式；②大量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中的信息网络，构成了“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ies)；③数字化的地理信息技术对个体和社会的建构，被称为是“概念地理”(conceptual geographies)[17]。UCP及其评论虽没有注重评论地理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但这已是事实。王法辉指出过在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3大潮流：“科学化”(强调借用自然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空间化”(关注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变化和相互作用)和“应用化”(侧重于政策性规划性强的实用课题)，空间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应用研究)离不开GIS方法的应用，并详细讨论了GIS方法在经济学、语言历史、社会学，特别是犯罪学、公共卫生和规划中的广泛应用[18]。UCP及其评论所说的技术和工具在GIS和 GISscience中正好是核心。
由此，UCP实际上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理学进展的基础上，突出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集成研究及GIS和GISscience构成了未来地理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若要考虑到地理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或者说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那么寄希望于NRC提供类似于 UCP但更注重人文层面的报告或者专门报告，将是有益的。国内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编撰的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1-2012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人文—经济地理学)》，正是此类佳作[19]。
3 UCP及其评论对地理科学的建构的影响
3.1 UCP的地理科学建构
UCP虽未系统地说明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但提出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是有区别的。通过前言的话语分析，大体可以看出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在报告前言中，NRC编委会主席Murphy引述生态学家Mooney所称“地理学家的时代”来说明地理科学的地位——地理科学长期关注着不断变化的地球表层的重要特征和空间结构，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日益成为科学和社会的核心内容[1]ix。
报告也明确地说明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其他学科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工作中应用地理学的概念和工具，包括考古学家、经济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景观建筑师和计算机科学家[1]ix。他们的集合又产生了跨学科的地理科学。从这个角度讲，地理科学就不能限定在传统的地理学范畴，而是不仅涉及许多地理学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领域或行业的个人参与进来[1]ix。这个说明同样出现在UCP摘要中[1]1。
同时，报告对地理科学家的定义也说明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要成为一名地理科学家(geographical scientist，中译本译为地理学家)，必须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并对货物流、能量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进行空间分析与阐释，重视正在形成或已形成的地球生物物理学和人类环境的演变特征[1]ix。虽然对地理科学家的说明受到了评论者的批评，但以参与研究来说明身份大体没有太大错误，因为当今学科(disciplinarity)可能还有相对的界限，但研究论题(subject)则完全可以打破界限，尤其是边缘学科往往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未来地理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围可能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也体现了地理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从以上UCP对地理科学的基本说明中可以看出：①地理科学与地理学不同，地理科学超出了传统地理学的范畴；②地理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部门。
3.2 评论者对地理科学的再建构
对UCP评论关注地理科学的是Winkler和Clarke。
Winkler对地理学和地理科学两词的区别作了专门论述[20]。一个重要问题是，UCP通常使用的术语“地理科学”是小写且单数的geographical science，而Winkler使用的是大写且复数的Geographical Sciences以表征跨学科的地理科学。区别在于geographical只具有形容词的意义，如说明地理学思想(geographical thought)时使用。复数的“sciences”，诸如现在命名的地质科学等同于地质学，气象学则被归入到气候科学和大气化学中。环境科学是另一种情况，它不直接与特定的学科联系，而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涉及地球系统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地理科学是否适合根据这种习惯用法来界定范围，UCP作者似乎并不考虑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同义(她还论述了UCP中这两个概念的混乱问题)，虽然有相当的重叠，他们也不把地理学归入地理科学。Winkler的主张是，最好对地理学与地理科学的区别再作一次术语选择，即空间科学。他认为，UCP隐含着地理科学是一个用不同学科概念、技术、工具构筑的，包罗万象而富丽堂皇的学科群，包括地理学、计算科学、工程、通讯技术、统计、心理学。对此，他非常注意地理学对地理科学的贡献是什么，认为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主体。这一点几乎是必然的，既不违背逻辑，更切合历史。
Winkler论述了地理科学跨学科的合理性，而Clarke则对地理科学的未来进行了大力建构。当然，Clarke并没有使用地理科学一词，而是用地理学。假如我们接受地理科学是与传统的地理学不同的话，那么将这一术语放在Winkler的话语中，其建构的力度将更为激动人心。Clarke在评论文章的摘要中直接说明，“地理学可以超越‘三柱撑起大帐篷’的途径，成为21世纪的综合超学科(ultradisciplinarity)模式，在这里内容、科学、分析和综合界限模糊，能够生成一个新的自下而上的科学。在这门科学里，新理论甚至是大统一理论是可能的”[21]。Clarke担心20世纪地理学发展学科分化的破碎化问题，并同意早期一位地理学家的见解：知识的突破性发展发生在学科和专业的边缘和交叉地带而不是核心[22]。这一点上，传统地理学家常常称地理学为交叉学科或桥梁学科(cross-disciplinary)，是跨学科的一种类型。Clarke认为跨学科类型还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这样的表述，而他则提出了跨学科的第四类型——综合超学科(ultradisciplinarity)。Clarke认为，地理学家应成为超学科的先锋，其方向是与其他学科进行无偏见的合作，这已体现在UCP的11个优先研究领域中。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本文所述“跨学科”这一概念与一般意义的“跨学科”概念的区别。Klein在其著述跨学科历史、理论实践中曾对跨学科的定义及产生形式作了一番概述，认为跨学科的产生有4种形式：方法借鉴上的伪跨学科，解决共同问题的跨学科，具有理论和方法重叠的补充型或统一型跨学科，具备问题、方法、理论等并为一体的跨学科[23]。而跨学科的分类方案有Boisot、Heckhausen、Piaget、Jantsch、Bruce等方案[24]，其取意均在克莱因的论述范围内，即学科间的交叉并形成独立学科。国内学者将Piaget和 Jantsch的概念“tradisciplinarity”译为“超学科”[25]，是跨学科中的最高层次——具备克莱因所说4种条件的跨学科，则Clarke所说的“ultradisciplinarity”则可理解为“综合超学科”，意指学科群间的整合，不仅是学科间的，这与地理学界将地理学理解为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指学科群)之间的“桥梁学科”取意是一致的。
Daniel Sui虽然是这些评论的引介者，但他注意到UCP所建构的地理科学似乎面临着一种学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境地。他说21世纪头10年的两个变化对未来10年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智力的和技术的改变。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即UCP所说在其他学科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地理/空间方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迫切性问题；另一方面，无偿地理信息的迅速发展和非职业地理学的迅速扩展，这归因于 Web2.0技术及其与传统地理空间技术(GIS、RS、GPS)集成的爆炸性发展[3]。
4 地理科学的“宽度”与“深度”
4.1 地理科学的学科性质
在UCP的评论中，大多评论者提及“大科学”(big science)这一概念。Barnes甚至认为，NRC1965年的报告中大科学已与自然地理学相伴，尤其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计算制图和GIS的发展已使地理学与军队、政府有关系[26]。他所认为的大科学特征是：大型工程、团队，集中于特定问题，应用尖端技术、先进机器和软件。
实际上，大科学正像Barnes所述的那样，需要巨额资助、大量科学家(甚至科学家共同体重组)、多学科参与，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其成果也向多学科散射。在此情况下，参与到大科学平台中的学科，若理论欠佳，则极易被边缘化，充当工具(这是一般的评论。实际上，假如考虑到现代科学中技术学科的重要性，那么技术性也必须得到承认。还有一点，现代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并没有划出一条严格界限来，也不太可能，他们通常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来形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若与“大科学”结合起来，那么就是“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象牙塔式的地理学是无法在“大科学”时代再独善其身的[27]，其科学成分和技术成分不应遭到非议才对，UCP及其评论的目的，也是对此的回应)。这类研究的典型，如欧盟科学研究计划，寻求以综合、多样的视角和方法解决科学、社会的复杂问题，布鲁斯等正是以此来论述欧洲科学联盟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的[28]。
UCP主体内容，刚好强调了技术和工具，理论总结并不是主体，评论者多集中于后一方面。UCP在前言中说，“展望未来，地理工具和技术在监测、分析和应对地球表层重大变化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ix。而UCP的目的，是“如何重组地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而这里的方法实际上还包括空间分析(GIS及其相关技术)、遥感、地理可视化等[1]x。因此，评论者认为UCP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
Winkler认为，UCP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与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交流地理科学潜在的技术、数据和方法[20]。他集中评论的是UCP的第二部分，也即UCP所提的11个优先领域。在每个问题中，UCP无一例外地遵循这样的线索论述：研究进展—地理科学的贡献—研究子问题—小结。对于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研究子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的主要内容，因为“研究进展”部分是个回顾，“地理科学的贡献”说明“地理科学能做什么”，“研究子问题”则是“未来地理科学应做什么”，是更为关切的。他认为，每一个子问题都以“how”为开端，这种“how-to”的框架可能暗示地理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技术(how)而不是理解过程(why)或者影响因素(so what)。“how”的框架意味着地理科学主要是技术和工具，是一门应用科学。
这种“how”的框架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会造成一种假设，即大多社会面临的问题都可能在特定问题中获得解决。而实际上，社会问题常常是不确定的，要求多重视角和一系列方法。
与Winkler上述见解相似，Clarke认为UCP说明了地理学家有助于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但这样做意味着一种行为主义，与工程而不是科学靠得更近[21]。Clarke注意到，地理学能应用于更多的工程，但除了GIScience以外，很少推动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他提到“地理学第一定律”(TFL：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这样讨论地理学定律的部分文献(指Daniel Sui和古德柴尔德的文献[14，29]，实际上还有Barnes[30]、Phillips[31]、Miller[32]及 Tobler的回应文章[33]，国内学者后来作了综述[34]。TFL还被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并与“生物地理学第一定律”(Buffon's law or the first principle of biogeography)相提并论[35])，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导致了地理学对理论的追求，然而至今没有通向一般理论，当然也就没有大统一理论，UCP对追求理论和知识(“知识”大概是指“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被剔除了，这与技术哲学家的观念明显不合拍，其实也应当承认“技术”的知识性)似有保留。
对UCP中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不满还来自Johnston[36]和Barnes[30]的批评。
Johnston评论说UCP在数据收集、可视化和分析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太多的关注，在解释原理上花费太少，这使UCP在学科论述上受到伤害，忽略了地理学科一些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36]。他认为地理科学常常表现为基本方法，实践中是观念、理解和解释，应用空间数据和可视化强调问题而不是理论及深入解释世界。但“理论”一词很少出现在UCP中，这将使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质疑地理科学中的学术水平。UCP中充满了GIS、遥感、空间数据库等词，这正是地理科学主要的卖点，给别人的强烈印象是地理科学是技术导向的。在当今科学中GIS和其他相关技术是重要的工具，但是工具就意味着有结束。与NRC1965年的报告相比，1965年的作者们声称一些地理学家在学术圈中处于自卑的地位，不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标准科学家(这个传统来自于对客观化的“科学”的追求。在西方，科学的传统之一受益于主客对立的哲学传统，寻求客观性及数理表达，除了物质世界的知识之外，其他知识排除在外。这一点近代科学首先完成革命的是物理学，物理学因此成为“标准科学”，在解释世界的话语中物理学家处于最权威，而那些计量较晚的学科则处于“寻求科学”的地位和过程[37])，是否UCP暗示类似的劳动分工?
Barnes的评论颇有建设性。他认为，UCP偏重于大型数据集、复杂的方法技巧，以及各种材料的工具和硬件的科学模式，这只是地理学贡献模式的一种，而地理学的优势则在于它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化，这些因素对于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比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做得更多、更好[26]。他的结论是：UCP给予的一个错觉是“科学高速路上的直线眼光”，也就是前述的可以通过特定问题和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实质上地理学不是这样或不像这样，没有一种学科的路径是直线的——没有唯一的通向真理的罗马大道。
4.2 Murphy的回应：UCP编撰目的与“深度”弱化原因的说明
UCP编委会主席Murphy对评论者的意见作了回应，说明了UCP的编撰过程、目的和局限[38]。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接受了评论者的意见，这就是前文所说的：UCP尝试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技术与工具和宽度；而其评论则是尝试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理论和深度。
首先，Murphy说明委员会作出这个任务前的3个预设：①作出选择，包括所不能的，不应该的，故集中于地理学学科；②第二个预设的决定是最好不要抓住传统的学科分支，UCP围绕的区分性线条是如Pattison所称的“地理学的4个传统”[39]，所列问题明显是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有的问题切断了传统分支学科的线条；③决定采取相对普遍的办法整合科学，无论地理科学如何被理解，都不想采用较狭的科学方法和概念，而是试图讨论特殊的研究方向，具有经验基础及信息或数据的分析，这意味着不能覆盖地理视角的所有方面。
Murphy接下来就对讨论的焦点——地理科学、理论角色、深度不够和结论的视野等进行了说明。地理科学反映了NRC的术语变化和对超越传统地理学科及地理工作的愿望。这一术语是相当新的，并且意义不容易完全说明。尽管如此，UCP试图表达一种视野，即地理科学(复数)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视角决不威胁或者反对地理学。UCP努力吸收地理学学科以外具有地理导向的工作，明确指出地理学的工作并不完全由自认为是地理学家的人做出。同时，报告并不是要彻底重构地理学科，正如Barnes建议的，也是委员会成员一贯坚持的思想，地理科学在处理复杂性问题时依然使用复杂的和多样化的方法。
理论在报告中的地位也是复杂的。UCP是要提出21世纪面临的实证问题，解释地理研究的贡献，也可能是长期的贡献及挑战，理解挑战的重要因素。这一任务导致UCP首先提炼问题，然后举例并说明地理学的视角、方法、技术。这使UCP集中于特殊的、实证的工作，其次是理论水平。这个报告可能传达的印象是地理科学更多的是技术和方法而不是理论，这非常容易遭受质疑。Murphy认为，报告的目标是强调概念和思想，不仅是技术和方法；报告通篇中引用的许多研究是明确关注理论的；对个别问题的讨论中一以贯之的是地理问题的确定(这工作是理论性的，不仅是方法问题)可能与探讨它一样重要；也应特别记住本报告的主要对象既不是地理学家，也不是其他学科，而是基金资助机构。
关于深度与宽度问题，UCP几乎所提的任何方法都可能遭受合理的批评。Murphy理解Johnston对更为详细的个案研究的期望，甚至欣赏其对报告所涉及的思想和研究范围的积极反映。就底线而言，UCP再次严重受限于如下职责，即在一个相对简短的报告中探讨地理科学可能有助于应对社会挑战的最具战略性的方式。编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为了宽度而牺牲某些深度。报告所给定的任务和听众使我们强调最好是给出地理科学工作的可能贡献，而不是详细讨论少数研究。
所以，Murphy认同评论的有益建构，如Robbins清晰地抓住了UCP任务的性质，提供了一些颇具思想的深入特别问题的建议[40]；Winkler对UCP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局限提出一个合理的观点；Clarke注意到UCP相当关注的问题是增加了综合思想，然而UCP的任务是倾向社会问题；Johnston评论的焦点是理论和深度问题，Murphy在UCP编撰过程中曾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在每一章的文本中对理论的讨论较少，大多数论述考虑的是地理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对于理解的贡献，一条清晰的话语是地理学家和地理科学表征着地理研究倾向于挑战一般理论，以解释地方差异的性质和现象；Barnes的文章似乎反映了受他近来地理学史研究的影响。
Murphy的回应认为报告并不是对地理学的调查，也不是建议减少方法和方法论的道路。但任务及说明的方式确实给予了种种错觉，因此对UCP的评论是有益的，也是建设性的。
4.3 引申：“任务”与“学科”
以上对UCP及其评论的引述，似乎可以再扩展一点。前述“how”的报告框架，实际可以理解为地理科学对“任务”的追求，正如墨菲所回应的，由于对优先领域的关注，再加上受众的非职业地理学家群体，导致报告关注未来的研究领域及关键技术或工具，理论成分被隐藏了。而被隐藏的部分，正是地理科学建设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关键或核心部分，也就是“学科”的部分，这从评论中可以看出来。
“任务”与“学科”对应着地理学思想史家Claval所说的“大科学”(big science)和“学术地理学”。这一点刚好是评论中所说的地理科学的“大科学”特征，而这种特征在 UCP中主要表现为技术和工具；另一方面是要求对深度的关注，即加强地理科学的学科建设。Claval说过“学术地理学”是地理学创新的主阵地[41]，看来UCP评论对于地理科学具有特定的贡献。实际上，近年来国外对“学术地理学”的需求也很强烈[42-43]，但做“象牙塔”式的学问同样有弊端[27]。
因而，地理科学的建设应该是“学科”与“任务”的结合。实际上，在“小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基础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学科”的成分要多一些。但“大科学”时代不一样，科学研究社会化程度较高甚至已经是社会化了的分工，科学研究应用领域常常与工程相伴，这就导致了所称的巨额资助问题，需要的科学家群体也难以确定，还可能是跨国合作。在“大科学”时代，往往因为社会需求和对应的资助倾向，应用研究较多，尤其是国家科学院、企业这两大类研究机构的出现并占据重要地位，打破了“小科学”时代学院(或大学)研究的传统。这样看来，似乎可以这样来评论UCP及其评论：UCP突出了“任务”，UCP评论突出了“学科”，二者结合的结果是“任务”与“学科”获得平衡。
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刚好反映了学科与任务的关系，本文在话语上也就有这个倾向。
5 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
5.1 中国地理科学的“学科”Ⅰ：体系性
与UCP所说的“整合”技术与方法的地理科学相比，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不仅是技术与方法的问题，完全是体系性学科的建构。
中国学者讨论地理科学的代表作是一部文集，名为《论地理科学》[44](内引该书只注文集页码，但在行文中说明所收录文章作者的贡献)。该文集在建设地理科学方略上与UCP有两个相同但又同中有异的地方：①在该文集序言中，黄秉维说得很明确，“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的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44]2(序言)；②为了建立地理科学，中国学者也曾提出过一些“战略方向”(优先领域)，如钱学森提出研究三峡库区，黄秉维提出研究全球增温。这两点与UCP表面看起来是相同的，实际上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①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更为系统；②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的研究，颇为注重系统方法论，并不仅是技术或工具的。
地理科学概念的提出可能是钱学森等追求综合或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结果。在文集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中，即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3)开幕词中，钱学森即提议面对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以及近代科学分化的背景，进行综合研究[44]4。1987年黄秉维在中国科协三届二次全委会上同样表达过这个想法[44]48。
在1986年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讨论会上，钱学森提出了地理科学的概念，并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并言明“现代化的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即“地球表层学”。“地球表层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同属于基础科学。值得注意，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提出了地理科学的大致体系[44]39：①最理论性的层次，即基础理论学科“地球表层学”，尚待建立(目前仍然这样——作者注)；②第二个层次，即应用理论学科，如数量地理学；③第三层次，直接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应用技术。可见，技术问题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中只是部分。假如再加上他受黄汲清启示而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哲学概括，那么钱学森所说的地理科学至少包括4个层次。另外，钱学森对地理科学的应用层次作过另一个表达，即最切实用的工程技术，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水资源、气象预报、地区的发展战略等。从这一点来看，钱学森所说的技术与UCP所说的技术相差实在太大⑤。
地理科学体系性的另一个表征是范畴的复杂性。在1989年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说明研究地理科学，天、地、生还不够，应还加上谢加泽所提的“人”。这一点使得地理科学与地球科学区分开来，因为地球科学研究的对象时间尺度较长，而地理科学在天、地、生外加上“人”后，对象的速率就不同了，研究对象的时间尺度缩小了，问题却倍加复杂了[44]81。
地理科学的性质是什么?钱学森认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这构成了他用地理科学的术语而不是地理或地学的原因[44]71。在1989年与刘恕的谈话中，钱学森明确说地理科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的体系[44]67。1991年，他曾提出地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等都是10大科学技术同样重要[44]187。建筑科学原归入地理科学，但后来钱学森认为建筑科学还具备美学，单独出来，故科学体系是11个大类[45]。
对地理科学体系性的另一个说明是“地球表层学”。钱学森认为地球表层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这一点可能大多对地理学有认识的人都会有体会，关键的一点还在于，钱学森认为这里的社会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还要受到地质、气象环境的制约，所以它又与自然科学、经典的地学有关系。其结论是：地球表层学是一种综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问。在这里，钱学森用了“交叉”和“综合”两个术语。实际上，钱学森倾向于用后者，后来他用“汇合”来表达这个意思而不是“交叉”，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凑在一起是建设性的，而“交叉”好像是要打架[44]71。这种“交叉”在语义和实践中是否真“打架”，目前似无研究，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分化或学科整合不足则是个问题[46]。从这个角度讲，建立地理科学及地球表层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地球表层学的体系性对于说明地理科学体系性是充分的，因为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体系中，地球表层学只处于基础科学的层次[44]76。
除此之外，钱学森所提议的地理科学建设是颇具影响力的。一方面，它推进了地理学理论建设。如，吴传钧提出的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47]⑥，就与钱学森的提议有联系。吴传钧除赞同钱学森汇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文表述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建立地理科学体系外，对“人”、“地”、“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均采用了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在方法论上，吴传钧也说明了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而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在2011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上被评论为未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所依的三大核心理论之一⑦，地理学思想史家刘盛佳曾说该理论“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学方法论”[48]，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地理学的而不仅是人文地理学的。
另一方面，是推进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例如，黄秉维指出地球系统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科学基础，与钱学森所说的地球表层学是基础科学、地理科学是应用基础科学，可谓一脉相承。黄秉维又与陈述彭、章申反复讨论，参考了国外相关研究，提出了建立地球系统科学的主张[49]。这种主张来源于“综合”思想和方法。比如，他1956年就根据世界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水热平衡、化学元素地表迁移和生物地理群落3个自然地理学新方向，其前瞻性可从当前全球变化研究中逐渐获得共识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科学概念得到证明[50]。这种“综合”思想和方法，与目前全球变化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性科学都在强调的综合(integration)或集成(synthesis)不谋而合。沿着这条路，中国地理学在通过实验研究农田生态系统中水分循环和水盐运动规律及其与作物生长关系、环境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背景值和环境、陆地表层系统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5.2 中国地理科学的“学科”Ⅱ：方法论
钱学森论述地理科学的方法论遵循一般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的逻辑原则。他用“地理系统”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述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实际指地球表层系统。对这个对象的解析构成了其方法论的前提。地理系统这个概念来源于系统论，钱学森在说明建立地球表层学时明确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44]56，而对地理系统的解析同样与系统论思想密不可分。在致浦汉昕的信中希望浦汉昕在地球表层学的努力中对系统学下点工夫[44]253。
文集中对地理系统有不同表述，如浦汉昕表述为“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44]16，钱学森1983年也用这个表述[44]25，1987年钱学森应用了“巨系统”的概念[44]42-43，1989年钱学森应用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的表述[44]82。1990年，“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的表述基本成熟了，方法论也提上了日程。在《一个科学新领域》一文中，钱学森等说明了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个方法应用的三个复杂巨系统之一即地理系统[44]101。“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将专家群体、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也是钱学森专门论述地理科学方法文章的核心思想之一[44]185-201。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是颇具创新性的。前已述及，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系统，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但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论，以还原为主，用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分解再分解，一刀刀切下去。这样切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方法对于地理系统的解析是有限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对于综合而言，对于打破还原论方法论，探索整体论方法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后来黄秉维又对地理科学的方法论增加了一条：在综合指导之下分析，又在分析基础之上综合，需要在综合与分析之间指臂相使[51]。这一点是地理学家最为熟悉的了。
5.3 中国地理科学的“任务”：地理建设
5.1和5.2是“学科”的范畴。实际上，中国地理科学的体系性及其方法论，其发挥作用仍然在于明确的“任务”。这里有一个问题，常常说地理科学是钱学森提出的，作为术语不假，但实质的应用则不一定。钱学森在1991年4月6日中国地理学会地理科学讲座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从这个《传》⑧上还可见到竺可桢先生在建国初年就已经讲了地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所以读了之后，我觉得‘地理科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归功于竺可桢先生(其依据主要是竺可桢对地理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与社会关系的解析[44]8)，而不是我”[44]188。这里除说明地理科学这一术语的来源外，更为重要的是点出了地理科学的内涵之一，即坚实的实践基础，也就是“任务”的问题。
“任务”这个坚实的基础之所以引起钱学森的注意，一个机遇是他刚好读到Johnston主编的The Future of Geography(《地理学的未来》)，该书反映了英国地理学者对英国地理学衰落的担心。钱学森觉得英国地理学的衰落在于大英帝国衰落后地理学不再获得支持，而我们这边风景独好，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该文集中被广泛引用，同时也是表示地理学家对地理学担心的，是加拿大地理学家Hurst给地理学下的错误定论——地理学既不存在，也没有未来[52]。这种论断被称为“地理虚无主义”(geographic nihilism)，其实质之一地理学被理解为技术实践的意识形态。从这点来看，UCP过度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一面引来评论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
关于这一点，似乎社会主义的建设把地理科学的建设提到了一个急切的议程中。1990年的“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中，记者的问题是“为什么您提地理科学而不是简单地称地理?”，钱学森的回答是：“因为我要突出地讲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合，或叫交叉……地理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一门迫切需要的科学，是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理论之一”[44]90。
除此之外，钱学森还说明了地理科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地理建设”。按钱学森的意思，“地理建设”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它构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在1989年首次提出“地理建设”这个概念时，钱学森只是列举了交通运输、信息通讯、能源发展、防灾抗灾、农业资源及林业资源开发、保护等问题[44]88。这个见解得到了于景元、王寿云、汪成为等的认同[44]143。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钱学森将“地理建设”明确地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44]248。在1991年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明了地理建设所要依靠的不仅是地理科学，社会科学也应参与，这是他对地理科学参与合作的一个说明。这样看来，钱学森所说的地理科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这不需要质疑。而这门科学，其庞大的体系性意味着将发挥巨大作用，这无论对于“任务”还是“学科”都是正确的。
而对于钱学森所提“地理建设”及其与地理科学的关系，黄秉维后来有过一个评论：“钱学森教授提倡为地理建设而积极地发展地理科学，沉机先物，深略远谋，中国地理学界无不愿为此而尽其献替”[49]。除此之外，王铮等提出了地理建设需要的一种实施形式——地理工程，而地理系统工程是它的技术手段[53]。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UCP反映了美国地理学在“科学的”一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进展。尽管UCP受到了不少批评，但UCP至少暗示了地理学发展新时机的到来。当然，这种机遇实质上与挑战是并存的，这要求地理学必须审视自己的时代背景。UCP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建设性的：①提出建构跨学科的地理科学；②提出未来10年地理科学发展的11个优先领域。在这里，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都具有“大科学”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UCP实际上至少在地理学建设上平衡了“学科”与“任务”，尽管其在“学科”话语上过多地重视了技术和工具而不是深度。不过，按UCP评论的回应，这种倾向受限于报告的任务和对象，并非本质。
也正是针对UCP深度上的不足，评论在说明这种不足的同时，实际上对UCP进行了再建构，又集中在地理科学的建设这一问题上。故此，UCP评论既说明了建立地理科学的合理性，又说明了其时代条件下的必然性，甚或必须。因而：①UCP对未来10年地理科学的发展尝试建构其技术和工具的一面，理论的一面被隐藏了；②而UCP评论则将被隐藏的一面重新发掘，并大力建构；③UCP及其评论结合的结果是——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建构地理科学，以应对变化的星球及社会需求，是未来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也可能催生或使地理学发生蜕变，形成新的学科。
在这里，虽然国内提出地理科学概念比西方要早约30年，但在此之前蕴含这种思想(即学科汇合思想或综合思想)可能在中西方均不会有太大差距。同时，中国学者的地理科学建设明显有别于UCP及其评论的地方在于：①学科建构体系性明显，且庞大、层次分明、范畴严密，这体现在地理科学的至少4个层次，一系列学科，天、地、生、人及其综合范畴等方面，用Clarke的话说就是典型的“综合超学科”；②“学科”与“任务”明显平衡，前者除学科体系外，方法论也是一个方面，后者主要是“地理建设”问题；③已有明确的方法论并已被应用，主要是钱学森的“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黄秉维的“综合与分析方法”；④学科思想影响深远，至少从吴传钧和黄秉维的贡献上可以看到这点，而且这种影响必然地是连锁性的，将会深化和放大。
6.2 讨论
从UCP及其评论，以及国内地理科学建设的呼声来看，似乎表明当前地理学深化与分化这一主流正在发生变化，即同时还有综合与建构，也即进入了建设地理学的新时期。而在深化与分化这一主流背景下，地理学的综合与建构实际上已经是深化了的综合。这个方向不仅有利于统一地理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加地理学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还有利于地理学更好地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
从UCP及其评论中追求的“学科”与“任务”关系来看，地理科学建设必须寻求二者的平衡才能做到发展学科、服务社会。这一点对中国当前地理学发展体现尤其明显。总结中国近70年来的地理学发展，陆大道等指出“任务带动学科”是中国地理学取得蓬勃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54-56]。21世纪以来，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是学科前沿的共同驱动因素[57]，中国地理学发展战略明显地重视“学科与任务并重”[58-60]，进一步改变着中国地理学理论创新与“地利”优势不很相称的态势[61]。
从UCP及其评论，以及国内地理科学建设的结构来看，地理科学的建设应该是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只有这个结构才能保证地理科学的建立，以及地理科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对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的贡献，对社会建设的贡献。这一点与克莱因对超学科的期望不谋而合：解决科学、技术、工程和社会等综合问题的有效途径[62]。
展望未来，地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学科”与“任务”的平衡发展，将有利于地理科学获得公众的、社会的、学术的认同。Johnston和Barnes的评论回顾了地理学中存在的认同担心，实际上，Dichen以“全球化”为例统计了有关的40本著作，发现没有一本是地理学家写的，而且14000多条引文中只有321条是地理学家的作品，仅略多于2％[63]。UCP及其评论，以及中国地理科学建设所表征的，不仅是地理学的技术和工具问题，还有方法论、学科体系，地理科学给予学术界、社会和公众的，应是思想、方法、手段三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
最后，就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跨学科取向而言，虽然本文立足于UCP及其评论，兼及中国地理科学的建设，主要是“科学的”一面，但回顾中国地理学发展，人文、社会、文化地理学同样具有跨学科建设的取向。如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中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的陆大道先生所倡议的“人文—经济”地理学建设与本文前述所论可谓异曲同工：不仅研究自然界的客观演化，而且研究自然界的客观演化与人类活动参与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故而有“人—地动力学”研究[64]；交叉科学的定位、“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科架构、基于人地系统研究的应用领域、GIS技术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受重视及新兴领域不断涌现等[65]，其发展战略亦从“需求”拉动型向“社会发展需求”与“学科自身发展”双重拉动并重型转变[19]。这样看来，未来的地理科学建设应当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话[66]，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取向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将会加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与社会的对话，更好地服务于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和社会建设。这样的方向可能往往给予地理学新的领域和惊奇。如近年来出现了诸如文学地理学、艺术地理学、教育地理学、媒介地理学、科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讨论热潮，对于推进地理学“人文的”方面学科建设和社会贡献都是极为有益的。其中的“科学地理学”(science geography)将地理学视角引入并综合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形成新的学科，利于地理学的学术对话，而其建构的“科学—地理—社会”体系则更多地面向社会[67]，符合地理学研究的一般范式——科学维度的合理性认知、价值维度的效用性思维、伦理维度的社会和人文关怀[68-69]。
注释：
①该书英文原版读者可到该报告出版社National Academies Press网站检索阅读：http：//books.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2860#toc。
②隋殿志提到，NRC的另一部报告同样对地理学有启示意义，即Landscapes on the Edge：New Horizons for Research on Earth's Surface(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0)。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09年的报告Social Behavior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Federal Context(http：//www.nsf.gov/sbe/prospectus_v_10_3_17_09.pdf，last accessed 18 August 2010)同样具有启发。除此之外，同类研究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主席苏珊·汉森(Susan Hanson)主编的10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中文本已由肖平等译并出版(商务印书馆，2009)。
③若放在UCP及其评论，以及本文话语中，译为“地理学”更贴切些，“地理科学”是通常的译法。
④此文及后来的争论，称为是“例外论之争”(见本文所引叶超和蔡运龙的文献)，姜道章曾将此文全文译出(见：Fred K.Schaefer.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地理学方法论的探讨.姜道章译.环境与世界，2000，(4)：115-136)，汤茂林也进行了部分节译及推荐。
⑤钱学森的知识、科学体系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战略方向，北京大学马蔼乃对钱学森思想有较多研究，其新近出版的《地理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出版社，2011)是此方面系统性著作。
⑥该理论于1979年底在广州会议上《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学术报告中提出并论证。文集《论地理科学》收录了该理论的经典文献《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⑦另外两个是李旭旦先生提出的人地关系理论、陆大道院士提出的点轴结构理论。
⑧指《竺可桢传》。《竺可桢传》有两部，其一编撰者为《竺可桢传》编辑组，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该传为纪念竺可桢百年诞辰而编。另一部《竺可桢传》是谢世俊所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指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