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企业假定下的新新贸易理论：研究进展与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新论文,研究进展论文,假定论文,理论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我们大致可以将21世纪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划分为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两个阶段。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斯密(Smith，1776)为代表的绝对优势说，当代经济学称其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是以李嘉图(Ricardo，1817)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1919；Ohlin，1933，简称HO)为代表的禀赋比较优势说(杨小凯等，2001)；其主要的理论核心是以技术的绝对和相对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因以及国际贸易双方的福利分配，进而指出国际贸易模式应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贸易。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格鲁贝尔、劳埃德、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产业内贸易理论(Grubel and Loyd，1975；Dixlt and Stiglitz，1977)和以克鲁格曼、布兰德和斯宾塞等提出并发展的战略贸易理论(Krugman，1979，1980；Brander and Spencer，1981)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不变、完全市场竞争和同质产品的假设，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模式。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规模的现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发现，国际贸易其实是一种相对稀少的企业行为，并非一国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对外贸易。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同一产业内部，也存在着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密集度和工资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并且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所以，无论在规模还是在生产率方面，企业都是异质的。基于此，许多学者对新贸易理论体系及其对现实贸易的解释能力产生了质疑，于是，新贸易理论被称为“旧的新贸易理论(The Old New Trade Theory)”(Krugman，2009)。
随着贸易实践和贸易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企业异质性为前提假设，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Tade Model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Endogenous Boundary Model Of The Firm)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便应运而生。“新新贸易理论”的概念最早是由Baldwin于2004年提出(Baldwin and Nicoud，2004)，但是较早的文献，如Bernard等(2003)、Melitz(2003)和Antras(2003)都对该贸易理论作了相关论述，只是未将其命名为新新贸易理论而已。该理论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设，基于异质企业视角将贸易理论的研究引入到一个异质企业的微观分析框架中，从而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本文对其研究路径、代表模型进行文献梳理，并将其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进行对比分析，挖掘其创新点，提出若干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二、研究路径、模型与进展
在解释新贸易实践过程中，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条是，以Antras(2003)为代表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
(一)异质企业贸易模型
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假定，探讨了异质企业是如何从事国际贸易以及贸易对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和福利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Bernard et al，2007)，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企业会从事出口贸易而有的企业则从事国内贸易，出口是否能够增强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若从事出口企业又如何选择直接出口、离岸外包、FDI等模式。而对企业异质性思想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Bernard和Jensen(1995)关于美国企业的研究以及Bernard 和Wagner(1996)针对德国企业的研究。他们对两国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研究均得出类似的结论：只有较少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具有很大差异。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生产率，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而Melitz(2003)则对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扩展了Krugman(1980)的贸易模型，同时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用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其模型的基本框架为：
1.需求函数
该模型假定产品连续分布，每个企业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且生产企业的生产率具有异质性，这些产品之间是可替代的，替代弹性为常数，那么一国典型消费者的C.E.S.(固定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为：
这里用来定义总的消费支出。
2.生产函数
假定企业具有连续性，且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企业具有相同的固定生产成本，而可变生产成本则随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我们有如下方程：
1=f+q/φ (4)
其中，1为所需劳动力，φ为生产率，q为产品产量。
由于固定生产成本的存在，产量越高就意味着单位生产成本就越小，因此企业就具有了规模经济。同时，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生产相同的产量所需的劳动力就越少，进而成本也就越低。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通过对上述函数的变形，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则产量越高，收入也越高。第二，行业的收入、价格、产量和利润都是企业加权平均生产率和企业(或产品)数量的函数。即有：
其中，R为行业的总收入，P为价格，Q为产量，∏表示利润，为企业的加权平均生产率。
通过对该模型研究表明，贸易能够促使拥有较高生产率(即较大)的企业进行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在国内市场生产和销售甚至退出市场。这样国际贸易就进一步使资源重新配置，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使出口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获得较高的福利水平。这便是开展贸易后异质企业间的“竞争淘汰”效应和“规模变化”效应。
那么，企业异质性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Yeaple(2005)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并将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归结为竞争性技术、国际贸易成本、异质性技术水平的工人等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发展了Melitz(2003)只将生产效率的差异作为企业异质性根源的论断。同时该模型还将贸易成本与企业的进入、技术选择、是否出口以及雇佣工人的类型等四方面决策联系起来，从而有效地解释了不断增加的技术溢价的原因。
在解释企业贸易行为的选择问题方面，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2003)的模型，构建了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异质企业是通过出口还是FDI来开拓国际市场。该模型在引入企业异质性特征后，将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区分开来，从而决定哪些企业从事出口而哪些企业成为跨国公司或只在国内销售。同时假设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固定成本不同，企业生产率水平也存在差异，从而使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贸易行为。其中，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会选择FDI或者出口，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则会被市场淘汰，生产率居中的企业则在国内市场销售。这样开展对外贸易后，就会产生资源在异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并会促进贸易企业福利的增进。而Helpman等(2007)则在此基础上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出口与FDI的选择问题。他们在企业异质性的假定下将FDI分为水平FDI和垂直FDI，并建立了一个分析跨国公司一体化战略选择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假定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即两个同质的北方国家和一个异质的南方国家。研究表明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不从事FDI，它们在本国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然后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其他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生产效率的居中企业从事部分FDI，它们在南方国家生产中间投入品，然后进口到本国，并且组装为最终产品，最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其他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而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最有可能从事FDI，它们在南方国家生产中间投入品，并且在那里组装为最终产品，然后再出口北方国家。Helpman、Grossman和Fajgelbaum(2009)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探讨，在假定消费者收入异质、偏好异质和产品异质的情况下分析了不同的贸易选择和福利分配。
尽管异质性企业模型解释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但该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海外生产会发生在企业边界之内，而不是通过常见的市场交易、分包或许可的形式进行海外生产。为此，许多学者就延续了GHM模型对产权结构分析，从单个企业的组织选择问题入手，将国际贸易理论和企业理论结合在一个统一框架下，进而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
(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
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主要分析了是什么因素和原因决定了企业的外包和一体化选择，什么样的企业会选择企业内贸易和外包以及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该模型最早是由Antras(2003)、Antras 和Helpman(2004)开创的，他们共同探讨了企业的异质性是如何影响企业边界、内包(in-sourcing)和外包(outsourcing)战略的实施，同时也讨论了企业组织形式影响贸易模式的问题。Antras(2003)将GHM的企业产权模型与Helpman和Krugman的贸易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合约产权模型。
该模型假定在某个生产差异性产品的行业中，有两个生产部门Y和Z，产品的生产需要两种要素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二者的供给无弹性，且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y(i)和z(i)表示消费者对部门Y和Z中i产品的消费，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在该模型基础上，Antras通过对美国进出口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司内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较高，且出口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即值越大)，容易在国际贸易中赢得比较优势；公司内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很高，且出口企业的资本一劳动比例更高。这也表明企业的资本、技术以及合约制度的异质性对企业选择国际化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Helpman(2004)将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as(2003)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将企业进行国际一体化战略视为企业对内生组织边界的自我选择，即认为企业是否进行外包或一体化，是否选择国内或国外等决策都是企业的内生组织选择。研究发现，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企业往往一体化现象更为明显，相应地会更多地采用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而很少依赖外部市场。同时该模型还有助于解释南北工资差距不断加大和中间贸易成本不断减少的影响，探讨了南方国家的贸易一体化远落后于北方国家的原因，从而有力地解释了现有的贸易模式和投资现象。
在此之后，Antras(2005)在Vernon(1966)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李嘉图南北贸易模型，解释了不完全国际合约导致产品周期的出现。在这个新的内生产品周期模型中，认为产品周期是由于南方国家合约的不完全性和高技术投入品重要性随着产品的市场寿命和成熟度下降(产出弹性减小)而产生的。合约的不完全性就减少了低技术投入品的研发，那么它就会转移到南方国家生产以便利用南方国家的低工资优势。而当企业选择在低工资的南方国家生产时，首先会通过FDI选择在企业边界内发生，随后则会选择外包等形式。Antras和Helpman(2007)也拓展了Antras和Helpman(2004)的模型，并进一步放松假定，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contractual frictions)。认为拥有异质性生产率的企业决定是否实行一体化或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进行外包，并决定区域选择。Antras和Costinot(2009)则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中间品贸易模型，分析了中介机构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在贸易过程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在此过程中中介贸易公司与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和跨国公司贸易模式的选择。
三、新新贸易理论之“新”
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相比，新新贸易理论至少具有以下创新之处：
(一)逼近现实的企业异质性假定对贸易实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我们知道，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这些传统贸易理论只是单纯地从技术差异或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分析贸易动因，但是，它无法回答国家间技术、要素禀赋差异较小甚至无差异情形下贸易发生的机理，这个缺陷由新贸易理论予以弥补。然而，正如杨小凯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新贸易理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企业一开始不直接选择国际贸易，而偏要从国内贸易开始(杨小凯、张永生，2001)。
如今，经济学家紧密联系“不同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同时存在于同一产业内部”这个贸易现实，以企业生产率异质为由，解释了不同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原因，回答了为什么有的企业会从事出口贸易而有的企业则只从事国内贸易。由此可以看出，新新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假定，是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一次重大改进，它使国际贸易理论对现实的贸易实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
(二)企业内生边界论为企业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贸易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关于贸易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国际生产控制与加工贸易问题上面，应该说填补了贸易模式理论的空白。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2)将格罗斯曼、哈特和哈特、摩尔(Grossman-Hart and Hart-Moore，1990)的不完全合约模型(GHM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基于跨国公司的视角分析了中间产品投入的所有权安排和贸易模式选择问题。而Feenstra、Hanson(2002，2003)则进一步从中国内地的加工贸易企业出发，以加工企业所有权和中间产品采购权的归属为划分标准，将加工贸易的贸易模式划分为四种，即外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中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外方拥有采购权，中方拥有所有权；外方拥有所有权，中方拥有采购权。这些研究发展了新贸易理论关于贸易模式的研究，并为后来任务贸易(Trading Tasks)的提出和发展打下理论基础(Grossman and Hansberg，2008)。
尽管如此，上述研究在分析跨国公司外包(Outsourcing)的区位和模式选择时抽象了企业的边界问题，并且在分析企业边界时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和生产率等方面的异质性，因此也就无法解释开展贸易后企业间的“竞争淘汰”效应和“规模变化”效应，也无法解释开展贸易后为何有的企业规模会壮大而有的企业则被淘汰出局。而新新贸易理论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合约理论的概念融入贸易理论，提出了企业边界问题。该理论在跨国公司中间投入品贸易占全球贸易份额不断上升的国际背景下，分析了企业如何在不同国家进行价值链分配和贸易模式选择——是通过FDI在企业边界内进口中间投入品，还是以外包形式从独立供货企业手中采购中间投入品，并将贸易模式的研究从产业视角引入到企业内生边界视角，从而为企业全球化生产和贸易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就是说，这个空白是新新贸易理论填补的。
四、评价与前瞻
(一)是补充而非否定
毫无疑问，新新贸易理论已经成为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问题的理论前沿。Melitz(2003)创立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经Helpman、Baldwin、Yeaple等人的发展，已日具影响力。该理论创造性地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定，并将理论的研究视角从产业层面细化到企业层面，从而发现生产率、技术、拥有异质性技术的工人是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并进一步解释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进而丰富了贸易和FDI的研究类型。Antras(2003)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是在企业异质模型的基础上，将合约理论融入标准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分析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以及该差异对FDI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跨国公司对企业内贸易的影响。二者的理论共同组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共同解释了当前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四种基本组织形式，即国内市场一体化、国内外包、国际一体化和国际外包，从而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那么，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是否就否定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长河中的基础地位？是否就动摇了新贸易理论在解释产业内贸易动因时的说服力？答案是否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新贸易理论只是对之前贸易理论进行了补充，是用来解释最新的贸易现象和趋势的研究范式。换言之，它不是对之前理论的否定和抹杀，而是开创了一个研究国际贸易的新视角。表1所列的简要信息，可以表达这个结论。
(二)任重而道远
然而，新新贸易理论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理论，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由于企业的组织形式与生产率、技术和拥有异质技术工人间具有普遍的联系，所以有必要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结合起来共同分析贸易模式的选择。
其次，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都要么将贸易环境假定为无摩擦的自由贸易，要么假定为允许部分契约摩擦存在(Antras and Helpman，2006)，但是当今世界贸易中存在贸易摩擦是不争的事实，尤其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都对贸易保护跃跃欲试，这就加剧了贸易摩擦，从而削弱了新新贸易理论对现实贸易的解释力。因此如何将普遍存在的有形或无形的贸易摩擦量化到模型中，便成为新新贸易理论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不管是异质企业贸易模型还是企业内生边界模型，都基于发达国家的视角，分析其国内企业在生产率、技术、劳动力方面的差异，并解释公司内贸易现象，从而为北方(发达)国家选择不同的贸易模式和如何参与国际分工提供理论支持。但是从南方(欠发达)国家来看，其国内企业能否“引进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参与国际分工是否拥有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模式选择？如何承接北方国家的产业转移？等等这些都需要新新贸易理论作进一步回答。
随着全球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和分工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金砖四国”的不断崛起，美国贸易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和大量欠发达国家处于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某一环节，都冲击着现有的贸易模式和贸易体系。因此，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的研究，理应进入新新贸易理论的视野。尽管我们并不期待一套理论囊括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