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方针的制定与实践——以《新曲艺丛书》刊行传播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艺论文,为例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初期论文,方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08(2011)04-0001-09
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与周恩来的政治报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国发轫于“五四”时期的新文艺运动，自此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时刻既成为历史的界碑，也成为了具体划分“现代”和“当代”文艺运动历史的一个界限。如果从文艺史角度来划分中国当代文艺史开端的话，应该前溯自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因为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新文艺方针，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文艺史的伟大开端，也为新中国新文艺思潮的广阔发展确定了方向。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原先在北平的文艺工作者，以及随后相继进入北平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逐渐在北平汇集。3月20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话会，招待北平的文艺工作者。郭沫若在大会上提出了“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的意向，全体到会文艺工作者一致表示赞同。接着，由原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产生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42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工作，研究、确定了大会方针，拟定了代表产生的办法和名额分配，起草了章程、报告、专题发言，还为大会期间的作品评选、展览、演出等做了准备工作。为了及时报道大会筹备工作的情况，筹委会编辑出版了《文艺报》(周刊)①，该刊后来成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也就是全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批评刊物《文艺报》的前身。1949年6月27日，大会准备工作就绪，郭沫若代表筹备委员会发表了重要讲话，确定大会于1949年7月2日正式开幕。
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7月1日)，中共中央委员朱德、周恩来向大会发来贺电。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向大会代表致意说：“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的组织者”，“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并一再表示：“我们欢迎你们。”[1]12此外，董必武、陆定一、叶剑英等还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军管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先后向大会致贺讲话。
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精神集中反映在大会的五个主要报告中，即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2]2其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对于新文艺运动和创作的基本宗旨和实际要求阐释得最为全面具体，这个政治报告指出了新文艺运动的主旨方针思想。
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今后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和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文艺方针、政策、路线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指示：首先，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那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其次，普及与提高问题。“新生的事物常常大喊大叫，它要改造这个旧世界，这是一种革命气概。脱离人民的旧文艺已经是腐朽了，尽管外表如何好看，内部已经烂了，希望是属于新的方面。我们的普及性的文艺作品虽然还不高，但它们却是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新文艺在普及方面的生长和成就，即使是一些小的生长，小的成就。”第三，关于改造旧文艺问题。“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形式也必须有适当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2]29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了新文艺的总路线是“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是“面向基层，熟悉他们的生活”，政策是改造旧艺人和旧的艺术形式，使其为新的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并将旧艺人所受的政治待遇提高，将他们称之为新国家的人民艺术家。
第一次文代会所制定的新文艺方针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作为发展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努力来贯彻执行。自此，开导了新中国新文艺的伟大变革主潮。
二、《新曲艺丛书》的编撰机构和曲目的传播
《新曲艺丛书》是第一次文代会新文艺方针指导下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新文艺大型丛书，据其第1辑《大生产》版权页的注明，编辑者有三个在北京的文化机构，分别是“中国曲艺筹备会、大众文艺研究会、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从第7辑开始，版权页上注明的编辑者去掉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故《新曲艺丛书》第7辑至第20辑编辑者仅剩了两个文化机构。
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参加文代会的曲艺界代表召开了中国曲艺改进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发起成立了曲艺界曲艺艺人自己的组织——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会。发起筹备的人员有丁玲、王亚平、王尊三、田汉、申伸、史若虚、安波、西戎、沈冠英、周扬、马峰、赵树理等50人，选出了常委和候补常委，主任委员为王尊三，副主任委员为连阔如、赵树理。大会决定了全国曲艺界曲艺工作者现时要进行的两件大事：“大力地创作和改编曲词，充分供应艺人和群众需要，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辅导艺人改造思想，学习文化政治，提高阶级觉悟，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要使改革曲艺工作在全国各地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掀起一个广泛的改造热潮来，在毛主席‘推陈出新’总方针下，为树立民族形式，科学内容，大众方向的新曲艺稳步前进！”[3]20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造旧艺人成新艺人和改编编写新曲词的两项任务，同时提出了树立“民族形式，科学内容，大众方向”的“新曲艺”这一结合文代会新文艺方针政策路线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成为了“新曲艺丛书”编撰计划的前期意向和进行实际操作的可能。
北平是个文化古都。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有旧戏曲、曲艺班社60多个，戏院20多家，从业的艺人2 391人，其中有颇有名声的演员和剧本作家；另有专门印刷唱本的私人书铺数十家；此外还有一批从事通俗小说创作的作家和文艺报刊的编辑。他们的作品和表演在广大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从解放区又来了大批新文艺工作者。这两支队伍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共同创作，力争夺取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旧文化阵地。当时一些热心于大众文艺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赵树理、王亚平、苗培时、辛大明等首先发起，并向中共北平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提出建议：组织一个群众性的、体现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的文艺团体。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市文委的支持。经过两个星期的筹备，于1949年9月29日由市文委邀请各文艺团体、报刊、人民教育馆和部分文艺工作者召开座谈会。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筹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并选举赵树理等7人为筹备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乐光出席讲话，对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性质、任务作了明确指示。
1949年10月15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前门箭楼召开了成立大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全国剧协主席田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乐光出席大会并作了讲话。11月20日继续召开全体会员大会，通过了会章草案，选举赵树理、王亚平、苗培时等十八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赵树理当选为主席，王亚平、连阔如、郭玉儒为副主席，辛大明为秘书长。执行委员会下设组织联络部、研究部、创作部、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王亚平，副主任委员是康濯、凤子、胡蛮，委员是展汉文、缪克澧、赵树理、辛大明、马烽、苗培时。[4]
会议通过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会章》中指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宗旨是：团结北京市新旧文艺创作工作者及有创作研究兴趣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方向指导下，共同学习、研究、创作、展开北京市普及新文艺运动。[5]
这次大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定出的需要具体完成的编辑出版任务有三项：(一)报纸副刊(北京市)：《新民报》新美术周刊(胡蛮主编)、《新民报》新曲艺周刊(苗培时主编)、《新民报》新戏剧周刊(王颉竹主编)、《新民报》工厂文艺周刊(凤子主编)、《新民报》新北京周刊(高参主编)。报纸副刊(天津市)：《进步日报》大众文艺周刊(辛大明、王亚平、苗培时、马紫笙、沈彭年编)。(二)刊物：《说说唱唱》月刊(主编：李伯钊、赵树理，副主编：王亚平、王春、田间、老舍、李伯钊、辛大明、苗培时、章容、马烽、康濯、凤子、赵树理)，新华书店发行。《大众文艺通讯》两月刊(编委会编)，工人出版社发行。(三)丛书：《新曲艺丛书》《新大众文艺丛书》(编委会编)，新华书店发行。
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自成立以后，做了大量普及新文艺的工作，宣传了毛泽东文艺方针，加强了新旧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艺人思想也逐渐趋于统一，推动了新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提高，从而为北京市文联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1950年5月底文联正式成立，它的工作也就逐步过渡到文联来，一部分会员转为文联会员。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至此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诞生的时间恰好是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文艺工作者、广大的工农兵和各界群众对于新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而研究会编辑委员会所安排的主编刊物和丛书的计划基本都实现了，《北京新民报》各种副刊一直坚持到1951年10月报纸的停刊为止，有些周刊甚至延续到了1951年创刊的《北京日报》副刊中，如《新曲艺周刊》就是这样，在《北京日报》创刊的前几个月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图案内容与《北京新民报》完全一致的“新曲艺周刊”，到1952年2月《新曲艺周刊》才从《北京日报》上消失。作为研究会刊物的《说说唱唱》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主编易人，风格也有些变动，但一直持续到了1955年出版的第6期才停刊，共出版了66期。《大众文艺通讯》只出版了3期，到1950年6月停刊，因北京文联于1950年5月成立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任务都转移到文联的工作中去了，故到此时则不再编辑出版。研究会的丛书有两种，《新大众文艺丛书》只出了零星二三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丛书。《新曲艺丛书》由于动手早，又有编辑者和作者中一大批老曲艺创作者和老曲艺表演艺人以及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支持，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就开始操作，1949年12月第一批6辑已经成书出版，至1950年12月，以完成二十辑的编撰任务而圆满结束，至于在全国的出版发行翻印则更延续到1951年的6月份。因此《新曲艺丛书》的编撰完成是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成立的7个月中，最重要的且完成最好的一项新文艺编辑出版传播任务，是对周恩来政治报告提出的文艺新方针政策路线做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一个扎实的作者、艺人和群众基础。
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前身是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王皮湾村创建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是延安地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49年3月5日，党中央正式进入北平，3月2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随着进入北平，同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合并，使用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呼号开始向全国播音。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原先一部分人员进入了新成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员仍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对北京地区广播，原先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就变成了两个广播机构。
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共同编辑《新曲艺丛书》是在1949年11月份的事，此时，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还未分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两个电台，所以在1949年12月出版的《新曲艺丛书》编辑者名单中就有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名字。但是到了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分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号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呼号两个电台分别对全国和北京地区播音之后，为了避免群众产生误会，在1950年6月以后出版的第7辑至第20辑编辑者名字中也没有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尽管在1949年12月以后的《新曲艺丛书》编辑者中删去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是并不意味着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就放弃了借助广播来向全国宣传新曲艺作品的工作。从在1950年6月以后的《北京新民报》预报电台节目栏广告中仍有相关新曲艺作品的广播时刻表的安排就可以看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即后来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仍然按照原先作为《新曲艺丛书》编辑者的承诺，继续在北京地区播放着由艺人们演唱的《新曲艺丛书》中的新曲艺作品。
以上三个单位联合编辑《新曲艺丛书》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的艺人作为新曲艺作品演出的主角，他们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作者创作的新曲艺作品演化为现场表演传播给观众，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则用广播的形式来向更为广泛的听众进行传播。通过这三者有机结合的形式，把周恩来政治报告中“改造旧艺人、编写新曲艺、传播新思想，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理念”深深地推广普及到全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心里和思想中。
1949年10月15日，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期间，与北京市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第二人民教育馆商议，为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新曲艺文艺运动”，特别联合北京曲艺公会共同成立了“大众游艺社”来进行文艺演出活动，推定连阔如为社长，曹宝禄为副社长，参加演出的成员都是经过思想改造、学习新曲词有成绩的演员，有吴月秋、金凤如、金凤池、关金凤、尹福荣、关德俊、于韵芳、小岚云、关学曾等三十余人，并从10月16日开始在前门箭楼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进行现场直播演出，演出曲艺形式有西河大鼓、乐亭大鼓、单弦、牌子戏、莲花落、京韵大鼓、戏法杂技等。[3]5从演出的曲目来看，如关学曾的北京琴书《考神婆》、小岚云的京韵大鼓《三勇士推船过江》、曹宝禄的单弦《新五圣朝天》等作品都分别出现在1949年12月出版的《新曲艺丛书》第1辑、第2辑、第10辑中。《人民日报》1949年9月21日第四版广告栏中“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今晚节目”就有“六点三十分第一次文艺节目，由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主办，关学曾北京琴书：《史耀宗转变》。”②《史耀宗转变》曲目收入在《新曲艺丛书》第3辑《百鸟朝凤》中。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广播节目预告可以得知，《新曲艺丛书》中的许多作品未公开出版前就由艺人先行实验演出了。
1950年3月，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还主办了“新曲艺杂技实验流动小组”(简称“新曲艺实验流动小组”)到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去演出，要求“铁路修到哪里，就把新曲艺唱到哪里”，热情为铁路工人和家属、乘客演出，每到一地就和当地艺人联系，帮助他们学习排演新曲艺的曲目，并将收入《新曲艺丛书》的作品在北京宝文堂以单册单作品形式进行出版印刷，由“新曲艺杂技实验流动小组”在演出时设摊发行销售，这批小册子有王尊三《新栓娃娃》、陈戈《司务长送驴》、冯天民《张太太走上岗位》、沈彭年《新上京》、田家乐《郑瑞田》、武春等《一贯道害人不轻》、杜澎等《小两口下地》、凯亚《老妈子》、史若虚《飞夺泸定桥》、吕绍年《解放第一年》、沈冠英《未婚妻劝夫参军》、葛翠琳《新灯下功夫》、陶钝《李秀娟卖豆腐》、刘文玉《新式夫妻》、潘青《石凤香见太阳》、苗培时《江南使者》、谢纯一《病从口入》《扑灭苍蝇》、王亚平《蓝桥恨》、马鸣凤《小大姐逛庙》、郭剑伯《张秀锦写信》、杨淑卉《张老太太度荒年》等。③1951年11月，这个“新曲艺实验流动小组”与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人员合并联合组建了中国实验曲艺团。
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无论是在《新曲艺丛书》的编辑计划还是编辑过程中都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并将艺人、创作者、读者听众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共和国初期新文艺运动的开展和深入进行。
除此以外，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的刊物《说说唱唱》创刊号的广告中也能看到《新曲艺丛书》刊行的信息。创刊号发刊出版于1950年1月20日，《新曲艺丛书》前面几辑记录的刊行出版时间为1949年12月，可见其销售推广广告发布速度之快。创刊号封二，《新曲艺丛书》出版发行广告占了一版，这里刊登了包括《大生产》《三勇士推船渡江》《百鸟朝凤》《赵亨德大闹正太路》《蓝桥恨》《叶大嫂摇船渡江》等凡六辑出版发行之辑名，注明了作者和定价。封二的上方有半个版面的完整介绍，云“《新曲艺丛书》是中国曲艺改进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联合编选的。其中包括各段唱词，都是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通俗易懂的语言，歌颂了工农兵在生产战斗中的各种伟大事业。像《大生产》《三勇士推船渡江》《考神婆》《百鸟朝凤》《蓝桥恨》《打黄狼》《赵亨德大闹正太路》《叶大嫂摇船渡江》等段子，经北京的艺人们在电台广播、游艺社演唱后，立刻就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④在《说说唱唱》第6期封四的《新曲艺丛书》广告中除了前面出现的第1辑至第6辑外，还出现了第7辑《二十斤米》、第8辑《女司机田桂英》、第9辑《武松打虎》、第10辑《新五圣朝天》凡四辑的出版发行信息。《新曲艺丛书》第7辑至第10辑出版时间是1950年的2月至5月，而《说说唱唱》第6辑出版时间为1950年6月20日，1951年1月20日出版的第13期《说说唱唱》封四下半部出现的新出《新曲艺丛书》广告就收录了1950年12月出版的《别迷信》《黑姑娘》《生产方法大改良》《红花绿叶两相帮》《测量拒马河》《巧智谋》《王明理借耧》《妯娌和》《小桃园》《好小孩》凡第11辑至第20辑书名作者定价的目录。可知当时《新曲艺丛书》的出版与其图书广告几乎是同步即时进行的。
三、《新曲艺丛书》的出版发行
(一)北京是《新曲艺丛书》编辑出版的中心
《新曲艺丛书》的编辑者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新华广播电台都在北京，所以《新曲艺丛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也在北京进行。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一个月之后(1949年12月)就集中出版了《新曲艺丛书》的第1辑至第6辑，1950年的4月至6月间，出版了《新曲艺丛书》的第7辑至第10辑，1950年的12月又集中出版了《新曲艺丛书》的第11辑至第20辑，至此，《新曲艺丛书》出版任务全部完成。
编撰出版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2月前后持续了近一年时间。虽然在第1辑至第20辑的版权页上没有标注出版社和出版机构的名称，仅仅在“发行者”之下注明“新华书店”，这说明解放初期的“新华书店”在北京的总店，除了发行、销售工作外，还延续了新华书店在根据地解放区的习惯功能，即管理图书的出版工作。⑤《新曲艺丛书》各辑再版版权页出版编号，如汉口1950年2月再版的第1辑《大生产》注明“0267”、第2辑《三勇士推船渡江》注明“0268”、1951年1月第14辑《红花绿叶两相帮》注明“0836”、第16辑《巧智谋》注明“0842”、上海1950年1月再版的第3辑《百鸟朝凤》注明“0347”、第4辑《赵亨德大闹正太路》注明“0344”、第5辑《蓝桥恨》注明“0345”“0341”，1950年6月第8辑《女司机田桂英》注明“上海(京457)”，1951年1月第18辑《小桃园》注明“上海(京848)”等，以及封面下方出现的“新华书店发行”字样，正说明了这个时期新华书店代替出版机构履行出版管理职能的现实情况。
北京初版的版权页印刷机构均未注明，应是在北京印刷机构所印刷者，发行册数一般采取“1-10000册(京1)”，标明北京第1版发行1万册，至第8辑后，原“(京1)”字样改为“(京)”字样。据统计，《新曲艺丛书》20辑北京新华书店印刷发行的总数为21万册，当然这个数字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发行销售的册数，应该也包括了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发行销售册数。
(二)其他中心城市的再版
《新曲艺丛书》在北京初版后，其他中心城市也分别进行了再版。根据目前所存版本分析如后。⑥
汉口是当时中南局所在地，是中南地区首府和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其先后对第1辑、第2辑、第3辑、第6辑、第8辑、第10辑、第14辑、第15辑、第18辑、第19辑、第20辑(虽然第4辑、第5辑、第7辑、第9辑、第11辑、第12辑、第13辑、第16辑、第17辑没有找到在汉口出版版权页的样本)都进行了再版的。持续的时间也是一年，即从1950年2月至1951年3月，北京初版结束的时间为1950年12月，汉口在北京出版结束后还在再版，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如果按照汉口再版从第1辑至第15辑每版为5000册，从第16辑至第20辑每版为3000册计算，汉口再版的总数为90000册。汉口印刷厂据版权页记录有两家，一家为新华印刷厂，地址为汉口洞庭街100号，一家为渝华印书馆，地址为汉口前进四路168号。汉口发行处新华书店，没有注明具体地址，但注明“中南第1版”，发行册数后注明“汉”字，如“1-3000(汉)”“1-5000(汉)”。
东北地区对于《新曲艺丛书》的再版，据目前所存版本看，有第7辑和第8辑两种。第7辑《二十斤米》是东北长春于1950年6月再版的，发行册数为“1-8000册(长)”，注明“东北第1版”；第8辑《女司机田桂英》是东北沈阳于1950年6月再版的，发行册数为“1-8000册(沈)”，注明“东北第1版”。两版都没有确切的印刷厂具体地址，发行是新华书店，按现存仅有两种版本看，似乎不是每版东北地区都再版，而是有选择地进行再版。两版共发行16000册。
上海地区对于《新曲艺丛书》的再版，据目前所存版本看，有第3辑、第4辑、第5辑、第8辑、第18辑，似乎也是有选择进行再版的，再版时间是1950年1月的第3辑《百鸟朝凤》至1951年1月的第18辑《小桃园》，持续一年，发行第3辑、第4辑、第5辑、第18辑为“1-5000(沪1)”，第8辑为“1-6000(沪1)”，五辑共发行26000册，注明“(沪1)”，新华书店具体地址为上海福州路390号，印刷厂有两家，一是新华印刷厂(上海福生路27号)，一是洪兴印刷厂(上海山海关路406弄20号)。
天津地区对于《新曲艺丛书》的再版仅有一例，1950年2月再版的第1辑《大生产》，发行“1-5000(津)”，新华书店和印刷厂均没有确切地址，疑天津再版也仅限于此。
从《新曲艺丛书》版权页注明的事项，可以看到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12月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新曲艺丛书》陆续出版至二十辑，完成了预先所定的编辑出版任务，只是以北京的三家为主，到了第6辑开始仅剩了两家，而在北京出版的同时，用同样的纸型模式在汉口进行了全面的再版，而在上海、长春、沈阳、天津则进行了有选择的再版。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年半时间之内，《新曲艺丛书》发行销售达35万册，传播发行地区除了北京向全国发行外，还在东北、华北、中南、东南重点地区进行了再版印刷发行，可知其印刷数量之巨大和印刷发行销售范围之广泛。
四、《新曲艺丛书》的创作内容
《新曲艺丛书》创作内容的主旋律思想是歌颂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大众、新中国、新北京、新生活，内容题材则在主旋律思想指导下集中地反映了1949年至1950年时代的社会和生活，除了极少数的几篇是讲述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之外，绝大多数的题材都集中地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打败蒋介石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反映了共和国初期工农兵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变化轨迹，谱写了一幅幅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军民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艰苦奋斗的真实历史场景画卷。
歌颂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英雄事迹的题材仅有五篇，这类作品与《新曲艺丛书》创作的主旨现实内容联系不是十分紧密，所以不是创作重点，而是作为一种缅怀和追忆的作品来对待的，反映红军时期的作品只有一篇，即第8辑《飞夺泸定桥》，系根据长征故事改编之作，作者在曲词末尾这样写道：“从此后，两军会合继续前进，翻雪山过草地到陕甘宁。到后来，坚持中国的八年抗战，练出百万钢铁兵。到如今，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别忘了老红军的当年斗争。大家要爱护这支军队，巩固国防，保卫咱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世界永久和平。”[6]25显然，这段曲词在演唱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事迹之后，末尾所加的这段结束语唱词，清楚地点明了收入此篇的目的是想通过缅怀和追忆革命先烈事迹来教育告诫民众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歌颂军民关系和对敌斗争中的男女英雄，有第3辑《女儿英雄王贵香》、第4辑《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第6辑《亲骨肉》、第8辑《刘县长越狱脱险记》凡四篇。《亲骨肉》讲述了在日寇扫荡村庄搜捕八路军武工队的时候，村庄里的老百姓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队员的故事，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骨肉亲情。《刘县长越狱脱险记》记录了共产党员刘化民的故事，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了被日寇占领的冀南垂杨县任县长，对敌斗争中不幸被捕，在南宫监狱中，他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经过努力最终成功越狱，再次带领群众投入到了反清剿、反扫荡的对敌斗争中。
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在《新曲艺丛书》中占到了四分之一，这是因为《新曲艺丛书》出版创作的这段时间正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成立，但全国有些地方还没有获得解放，有些地方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还未肃清，有些地方土匪的活动还是十分猖獗，所以这类作品是贴近时代跳动的脉络和现实革命斗争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教育意义。这类作品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反映解放军战士在解放全中国过程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事迹，如第1辑《解放军横过小西天》《十人桥》，第2辑《江南使者》《三勇士推船渡江》《赚城记》《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等；二是反映老百姓和军队鱼水骨肉亲情以及老百姓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的事迹，如第1辑《侯昭银杀敌救女记》《女运粮》，第2辑《王银生带路取北峰》，第6辑《叶大娘摇船渡江》等。除以上作品外，另外有两篇作品较为特殊：一篇讲述苏联红军在中国临时驻防大连湾时发生的一个帮助群众灭火抢救儿童的故事，即第9辑《苏军救子》，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了中苏两国军队、政府、人民在那个特殊时期之间的深厚友谊；另一篇是第7辑《火车司机张福林》，描述1948年冬天，解放军解放葫芦岛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反映了工人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誓死保护国家财产回到人民手中的高贵品质。
《新曲艺丛书》创作时间段是从1949年10月15日至1950年12月。这是新中国成立最初一年，歌颂新中国，歌颂工农兵，歌颂各个战线不同的基层民众，歌颂新生活，成为《新曲艺丛书》创作内容的主旋律，这类作品占到了全部作品的二分之一。这部分作品大致可以分为：歌颂新北京、歌颂新女性、歌颂工人阶级、歌颂农民兄弟、歌颂解放军(详见前面所述)、歌颂新的社会关系、歌颂新面貌新气象等七个方面。
歌颂新北京新气象的作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反映城市环境面貌和城市民众生活变化的，如：第9辑《爷俩逛京城》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王老汉去北京城看望在工厂做工的孙子，孙子带他逛京城的故事。故事开头就用一段欢快的语言来表达主人公愉悦的心情“春风扑脸脸儿不觉冷，解开了二大棉袄敞开胸。银白的胡须风飘动，枣红的脸膛儿喜盈盈。远山近水像张画儿，毛驴的脚步快又轻”，而一路上看到的景色更使人心情荡漾，“车马拥挤如潮水，锣鼓喧天满京城！东边儿来了伙子秧歌队，北边儿的腰鼓咚咚咚。南边儿是银铃当啷啷响，霸王鞭练得小孩儿们脸发红。”而鼓词结尾则属于点题之语：“几百年的古城翻了个儿，成了人民的新京城，讲建设，京城要把头来带，共产党是咱的万年长明的指路灯！”[7]23第10辑的《新五圣朝天》讲的是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新五位神仙“电话机”“电灯”“电车”“自来水”“高压电”共同为新中国做贡献比贡献的故事。故事最后由一位工人把这五位大仙领向十月一日会场边，“这本是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生产把国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万万年！”[8]1第二类作品有第十辑的《百辆电车英雄赞》，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电车厂工人们热火朝天搞生产的故事，在“红十月”里，他们胜利完成了百辆电车的生产任务。
这三个作品从农民进城、工厂生产的不同视觉角度进行描写，通过新北京人们思想心态精神状况与旧社会相比较而产生的巨大反差，来体现新北京、新城市、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新生活自豪而兴奋的情景。
宣传《婚姻法》、歌颂新女性、破除封建迷信、教育人民对敌人不要抱幻想、教育人民勤劳致富等新风气也是《新曲艺丛书》作品中的一批重要题材。
第5辑王亚平的《蓝桥恨》改写自民间传说故事《蓝桥会》，是控诉买卖婚姻的一个故事，作者改编创作于共和国成立之前。第12辑王亚平《黑姑娘》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蓝桥恨》的买卖婚姻与《黑姑娘》的自由恋爱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抨击了旧社会的买卖婚姻，讴歌了新社会新农村妇女幸福自由的生活。
第8辑王亚平《女司机田桂英》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海边一个贫家女田桂英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工厂当了镟工，学会镟工还不算，还要当火车司机。经过艰苦努力、学习实践，终于顺利通过了技师全部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英雄火车女司机的故事。反映了妇女在新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成为与男子同样的、分占“半边天”的社会主人翁，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11辑中老舍的《别迷信》讲述的是京西有个王老二因为迷信，相信鬼神，妻子有病不去看医生，而是请巫婆和道士，最后落了一个钱飞妻死的结果。老舍结语说：“王老二家破人亡祸由自取，谁教他不用脑筋乱信妖魔！这一回破除迷信真重要，都只为事事合理，人人生产，工农康乐，才能建起那新中国。”[9]1
第2辑王亚平的《打黄狼》是借助这个古代寓言故事来告诫人民群众对待敌人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不要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有一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第20辑王亚平的《老婆子和小金鱼》是借助这个俄罗斯的古代寓言故事告诫人民群众在新的社会里要勤劳致富，凭自己的劳动来生活，如果在新的社会里想要不劳而获，那一定会遭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彻底抛弃和唾弃。
五、《新曲艺丛书》的创作方法
赵树理先生曾经指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是为了使大家可以相互帮助、学习、研究才成立的。有了作品要彼此修改、批评建议，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使其真正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10]8这里强调的是要端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态度：文艺工作在取材时不能够道听途说，必须依据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件进行选材。创作结束之后，也必须回到群众中去验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积极与作品的主人公进行联系，以考证引用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群众，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创作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新文艺作品。
《新曲艺丛书》第4辑收录的《赵亨德大闹正太路》(苗培时作)以及《赵亨德大闹正太路后记》就是使用新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一个有力佐证。《赵亨德大闹正太路后记》就其创作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赵亨德大闹正太路》这篇鼓词，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就写成了。曾给赵亨德同志亲自看过，那时，他打正太路回来，挂了彩，正在医院养伤。他看了后，提了几个修改的地方，我就照着他的意见改了。在太行的时候，为了即时地供给农村剧团一个段儿唱，华北新华书店把这个故事缩编了一下，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日本投降后，亨德同志在战场上为国牺牲了，新华通讯社曾发了消息，报道他对革命事业的功绩，那时他是解放军的营长，模范共产党员，今天能有机会把他的英雄故事印出来，使千千万万的群众，都能听到看到，对于人民英雄赵亨德同志，也算是个纪念吧。
下面是赵亨德同志给我的一封信：
“任青同志：你的来信和你写的大鼓词，都收到了。可惜信到了我这里，只留下上半截了。我只好依据上半截残信，推测大意，谨复如下：第一，你征求我对鼓词内容的意见，我只觉得很好，没有什么，只是有个别的地方，由于你不怎样清楚闹错了，我现在提出来供参考。(一)我的家庭出身，是一个小资产的家庭，生活并不算坏，我在家读过七八年书。(二)在伏击火车的时候，侦察队是打的军人特需车和头等车，是全列车最后的两个车辆，他们的任务以捕捉俘虏为主，武工队(不是工作队)在最前面的车头与邮政车上，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率领民兵抢夺文件和资财。(三)爆破任务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机车，因敌人的机车非常缺乏，由于我们对机车不断的爆破，使正太路每天二十二列车，减少到十八列车了。(四)火车停了以后，我便率领两个侦察员，登上军人特需车，从车窗投入手榴弹十几个，同时将炸药点着投进车厢。点着炸药以后，我们三个人一同跑到部队隐蔽的地方，炸药爆发了，才一同冲上去，我负伤是在车上进行捕捉俘虏的时候，被敌人砍伤的。炸药将两个车厢的顶子，都炸到天空，当时车上着火，车两旁的草也都引着了，火光冲天。我们上车的人，都带着手枪手榴弹，和敌人搏斗，敌人抵抗很厉害。民兵在前面背胜利品，其劲头之大，热情之高，当时真是喊杀声连天，请将这些情形多加描写。以上是我对鼓词内容的一点意见。第二，让我说说我个人的性格，我真说不出来，我想找我熟悉的同志，把了解我的情形，写一点给你，我只能抽象的说一说。一般人都认为我爽直，有青年朝气，有毅力，但我自己觉得很不配。第三，向我要的相片，随信寄去，请收。这回炸火车，寿阳的老百姓都编出歌来啦，听说形容的很好。等我出院后，我把这些材料搜集一下寄给你。收到鼓词后，我兴奋万分，盼望我的伤很快好了，好完成我整个的杀敌活动计划，来回答你们对我的关心，来回答党对我的爱护。你修改以后，盼望给我寄一份来。此致，敬礼。赵亨德，三月六日。”[11]3
这篇《后记》中，体现了文艺作品创作者与作品主人公之间的感情交流与互动。本着为新文艺创作负责的态度，作者苗培时在那个动荡战乱的年代仍然想方设法与主人公赵亨德取得信件联系，赵亨德也积极予以回信，并就其中存在误差的地方进行了补充说明。这样严谨的创作态度不仅为作品的再修改创作添加了风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品的直接受众反馈情况，从而也成为新文艺作品在创作与受众反馈研究中一个典型的史料文献范例。
六、结语
第一次文代会所制定的新文艺方针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解放全中国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向全中国的新旧文艺工作者发出的伟大号召，《新曲艺丛书》的编撰、刊行、传播、受众则体现了以首都北京为代表的新旧文艺工作者，为落实新文艺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开展的一次伟大实践和尝试，这次实践和尝试为新文艺方针向纵深发展，向共和国初期的十七年文艺方针路线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注释：
①《文艺报》(周刊)创刊于1949年5月4日，至1949年7月28日共编辑出版13期。《文艺报》(周刊)是由北平文艺报社编委会编辑的刊物，是《文艺报》(半月刊)的前身。国家图书馆有缩微卷。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半月刊)创刊，最初的《文艺报》(半月刊)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新华书店出版兼发行的一种刊物。
②《人民日报》1949年9月21日第四版广告栏。
③据山西大学中国鼓词研究中心资料室编《解放后新编鼓词目录》所著录者登录。
④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说说唱唱》，1950年第一期封二。
⑤新华书店早在1937年4月24日就在延安清凉山下创立，之后，各个解放区都出现了新华书店，北京和平解放后，在北京设立了新华书店，而在各解放地区也分别设立了新华书店。1951年1月1日，北京才成立了新华书店总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全国官方刊物宣传出版印刷发售之中心。尤其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在全国的出版发行销售网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
⑥山西大学中国鼓词研究中心资料室所藏《新曲艺丛书》版本分析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