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新的“起爆剂”——中国加入WTO与中日经贸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中国加入论文,经贸关系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期，以中日贸易（特别是中国的对日出口）和日本对华投资的迅速扩大为标志，中日经济关系进入一个顺利发展的“蜜月期”。但是，去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影响下，中日贸易与日本的对华投资同时滑坡。与此相反，同年美国和欧盟的对华贸易与对华投资（欧盟的对华合同投资额）都有大幅度增加。这种明显反差必将给日本与欧美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带来相当影响。为使中日经济关系重新走上发展轨道，除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外，从中长期看则需要新的“起爆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可望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从顺利转向萎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关系获得引人注目的发展。但是，在80年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中亦曾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中日贸易严重不平衡，再一个是日本企业在对华投资方面的“过于谨慎”。进入90年代以后，上述两大“问题”逐步解决。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中日贸易中中方长期处于入超状态，其中1985年与1986 年， 中国的入超曾达89亿美元与77亿美元，分别比同期中国对日出口额（61亿美元与48亿美元）高出46%和60%。为此，当时如何使中日贸易避免陷入“缩小平衡”（通过减少对日进口而达到平衡）而实现“大均衡”（在扩大中日贸易规模的过程中达到平衡），曾是中日经济关系中的重大课题。
由于中日双方的努力，上述目标在90年代已圆满实现。根据中方统计，从1996年起，中方连续出现出超（1990年与1991年，中国曾因实行“经济调整”而暂时出现出超，1992年又转为入超）。据日方统计，中方则从80年代起即转为出超。上述期间，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特别是中国的对日出口商品结构亦发生巨大变化。中日贸易长期以来属于典型的“垂直分工”，即中方主要出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日方对华出口商品则几乎全部为工业制成品。这种商品结构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急剧变化，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对日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从1980年时的1／4以下猛升至90年代中期的近80%，从而使中日贸易从过去的“垂直分工”逐渐发展为“水平分工”。
在80年代，日本尽管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名列第一，但在对华投资方面却落后于香港、台湾与美国，中方据此认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态度不积极”、“过于谨慎”。但是，1992年以后，日本企业的态度明显发生变化，其对华投资规模急剧扩大，1995年日本的实际对华投资额超过美国，从而在真正的“外资”（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人资本”）中跃居各国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上述顺利发展是在两国政治关系出现各种“摩擦”的时期实现的。众所周知，9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在政治关系方面曾发生一系列“摩擦”，其中包括日本政府作为对中国进行核实验的“制裁”而冻结对华无偿援助（1995年）和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设立灯塔（1996年）等等。
基于上述情况，有人把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特征概括为“政冷经热”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说，在“政冷”的情况下中日关系避免了进一步恶化，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日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即“经热”）；同时，“政冷”与“经热”的并存，也表明中日经济关系的“基础稳固”。但是，去年中日经济关系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即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支柱——中日贸易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同时滑坡。据中国海关统计，1998年中日贸易总额（进出口合计）比上年减少4.8%， 其中中方出口减少6.7%，中方进口减少2.7%（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上述各项的减少幅度分别达10.9%、12.3%和8.1%）。 同年日本的对华投资合同额比上年减少19.2%，实际投资额减少21.4%，其减少幅度甚至超过陷入金融危机的东盟和“亚洲四小”。
1989年与1990年，中日贸易亦曾出现过滑坡，但此次滑坡与上次有明显不同，即：上次中日贸易滑坡主要起因于中国的经济调整（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经济紧缩）与“天安门事件”（1989年6 月）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的经济制裁。当时不但中日贸易滑坡，欧美各国的对华贸易亦有减少。但是，去年在日本的对华贸易滑坡之际，美国与欧盟的对华贸易（进出口合计）却保持了二位数的增长。这种明显反差在对华投资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据中方统计，去年美国的对华投资合同额比上年增加3成、实际投资额增加2成。欧盟的实际投资额虽然有所减少（减少4.5%），但合同投资额却增加4成以上。其结果， 便造成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中的比重下降与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比重上升（参见表1）。
表1 1998年日本、美国、欧盟的对华贸易与对华投资
（单位：亿美元）
对华贸易 对华投资
对华进口 对华出口 合同金额 实行金额
日本 296.9(-6.7)
282.1(-2.7)
27.5(-19.2) 34.0(-21.4)
美国 379.8(16.1)169.6(4.0)64.8(31.1)
39.0(20.3)
EU281.5(18.1)207.2(7.9)59.4(40.3)
39.8(-4.5)
世界 1,837.6(0.5) 1,401.2(-1.5)521.0(2.2)
454.6(0.5)
【注】括弧内为与上年相比的增减率（%）。
【资料来源】对华贸易据中国海关统计，对华投资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统计。
表2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收益预测 （以1992年美元计算的平均收益，单位：亿美元）
国 家兑现对WTO的承诺兑现对WTO 的承诺并取消多
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中国83 116
世界其他国家
340 332
欧盟71
81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8
44
日本61
6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
“起爆剂”
去年中日贸易与日本对华投资的滑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主要有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和日本经济的严重不景气。但是，从中长期观点看，为使中日经济关系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需要有新的“起爆剂”，而最有希望成为这种“起爆剂”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这一角度看，小渊首相访华（今年7月）期间，中日两国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双边协议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加入WTO后， 必须承担降低关税和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等开放市场的义务，这将改善中国市场的准入条件，有助于各国扩大对华出口，其中日本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在中国进口的国别（地区）构成中，日本所占比重最大，以1998年为例，日本占20.1%，而美国与欧盟则分别占12.1%和14.8%；第二，日本对华出口商品几乎都是工业制成品，其中机械产品所占比重非常大，此类产品正是中国降低关税等开放市场措施的主要对象。 中国要求加入WTO的目的之一，在于改善出口环境以扩大出口，其中包括从美国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消除纺织品等商品对欧美出口时遇到的障碍等等。但是，在中日贸易中并不存在上述问题，日本对中国产品实行的低于最惠国待遇的“普惠税率”（日本称作“特惠关税”），对从中国纺织品（除部分丝绸制品以外）进口亦几乎没有实质性限制。相反，随着中国纺织品对欧美国家出口环境的改善，甚至会使中国对日出口的压力趋向缓和（前些年中国某些纺织品对日出口增加较快，与欧美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实行进口限制有关）。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在中国加入WTO、并实现对WTO的承诺后，到2005年日本将获得高达610亿美元的利益， 这一数字大大高于美国的获益额，而与由十余个国家组成的欧盟的获益额只相差1成多（参见表2）。此外，中国加入WTO后作为国际义务必须按照WTO的规定调整外资政策，其中包括扩大外商投资范围等，这将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从而给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带来良好影响。但是，中国加入WTO 也会对中日经济关系、特别是中日贸易关系提出新的课题，就是如何扩大中国的对日出口以避免中方再次陷入巨额入超的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日出口的发展（包括规模扩大与商品构成的升级），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特别是日本投资企业产品的对日返销有密切关系。今后，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及日本经济的回升、企业体力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完全有可能再次活跃起来，但是由于在行业上将出现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在投资动机上将出现由返销日本向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转变，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在促进中国对日出口方面的作用可能会减弱。
加剧的竞争
中国加入WTO， 日本与欧美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实际上，近年来与企业的萎缩无力形成对照的是，欧美企业正在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攻势，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两者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中的地位变化上。目前日本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依然居首位（不包括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但其与美国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到1998年两者已经几乎势均力敌（前者只比后者少6%）。 从实际投资的“先行指标”——合同投资额来看，1988年美国的投资规模则相当于日本的2.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对华投资中，以开拓中国市场为目标的项目越来越居重要地位。
欧盟各国家亦非常重视开拓中国市场，特别是在大型项目的招标中经常成为日本企业的“劲敌”。1997年在中国长江三峡水库发电机的国际招标中，欧洲企业以其政府积极提供融资为后盾一举击败日本企业即是典型的例证。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遇到了诸如增长率下降等一系列难题，但是作为外国企业出口与投资的对象依然大有魅力。面临加入WTO，中国企业需要进口大量先进技术设备以增强竞争力； 随着降低关税等开放市场措施的落实，中国的消费品进口亦会扩大。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测算，今年到2005年的7年期间，中国将进口1.5万亿美元的技术设备及其他商品。
在日本企业与欧美围绕中国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近年来两者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不同表现无疑会给这一竞争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尽快使中日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对华进口与对华投资走出“低谷”，是加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当务之急。受经济持续滑坡的影响，近年来许多日本企业明显地表现出“内向”倾向，为此对日本企业来说，重新树立基于长期考虑的对华经营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在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日方的“官民合作”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中日两国政府作为“面向21世纪加强中日合作”的一环，明确表示要在环境保护、中国的中西部开发以及建设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等方面加强合作，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日本方面的“官民合作”。三峡水库发电机国际招标的经验证明，加强“官民合作”亦是增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近年日本国内出现要求减少对华日元贷款和其他对华经济援助的论调，不仅对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利，亦有损于日本企业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