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传染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
王 悦1龚园超1,2,3 李 莹1
(1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郑州 450001)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49)
摘 要 不道德传染, 是指道德违法者作为传染源将消极道德品质直接传递给传染对象, 或先传递给道德中性物品, 再由此物品传递给受传染对象, 引起其情绪、认知、生理等方面变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不道德传染发生的心理机制——厌恶, 围绕不道德传染对道德心理领域(道德情绪以及道德认知过程)产生的影响进行梳理; 进而将视角拓宽到非道德层面, 如具身认知、组织管理以及人际互动, 探究其对人类社会的广泛影响。最后, 从不同文化视阈、不同个体差异、传染过程的动态神经机制及正向道德传染等方面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不道德传染; 厌恶; 道德心理学; 非道德视角
心理传染(psychological contagion)是指一种心理本质特性(essences)在人与物体、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心理传染通常以某一个体为传染源, 另一个体作为传染对象, 二者通过物体、言语甚至想象等媒介联系起来(Hejmadi, Rozin, & Siegal, 2004; Nemeroff & Rozin, 2000)。这种本质特性可以带有具体的生物学特征, 如相比于非艾滋病人穿过的衣服, 人们更愿意接受属于艾滋病人但却没有被其穿过的衣服, 且这种选择倾向不受传染时间及接触的身体部位而发生变化(Nemeroff & Rozin, 1994; Rozin, Markwith, & Nemeroff, 1992)。本质特性也可以是抽象的能力表现及情绪情感——如学生更愿意穿成绩优异者的运动衫以期自己在考试中有更好的表现(Albas & Albas, 1989); 消极情绪如内疚、积极情绪如喜悦等也都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得以传递(Gino, Gu & Zhong, 2009; Fowler & Christakis, 2009)。
当传递的本质特性关乎道德品质时, 就发生道德传染(moral contagion)。道德传染是传染法则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它可以用Mauss (1972)的一句话来概括：“Once in contact, always in contact”。其中, 消极道德品质的传染过程又被称为不道德传染(immoral contagion), 它是指道德违法者(moral transgressor)作为传染源将消极道德品质直接传递给传染对象, 或先传递给道德中性物品, 再由此物品传递给受传染对象, 引起其情绪、认知、生理等方面产生变化的过程(Tapp & Occhipinti, 2016)。国外对不道德传染的研究已进行了20多年, 成果较丰富, 相比之下, 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开展尚少。本文将在梳理国内外不道德传染相关研究基础上, 对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1 道德厌恶在不道德传染中的独特作用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不道德传染过程中还是在传染后作出的相应行为中, 厌恶(Disgust)都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Schur, 2008; Danovitch & Bloom, 2009; 李鸿展, 2014)。Tapp和Occhipinti (2016)运用中介效应分析了愤怒、愉悦、厌恶、悲伤、惊讶等情绪, 结果表明只有厌恶在不道德传染中起中介作用。依据引起厌恶的刺激不同, Rozin, Haidt和Mc Cauley (2000)将厌恶分为四个类别——核心厌恶、动物提醒厌恶、人际厌恶和道德厌恶。从进化的角度看, 厌恶最初表现为人们对入口食物的生理和心理排斥, 因为引发厌恶的刺激通常都涉及病菌感染的威胁, 比如腐败的食物和肮脏的场地; 而后在社会文化和制度发展中, 从身体五官感受引发的身体厌恶通过认知评价逐渐泛化至对接近人体的其他事物及人际、道德排斥, 这是有适应意义的(Rozin, 1999; 叶红燕, 张凤华, 2015)。Rozin, Haidt和Fincher (2009)据此提出厌恶评价系统(Disgust Evaluation System), 认为个体通过该系统评价厌恶源, 位于系统顶端的厌恶源使个体产生受冒犯感和厌恶感, 同时它使得个体对接触过厌恶源的物体(即受“污染”物体)产生具有传染性的信念, 进而引发特定的面部表情、生理体验和行为倾向。正如对苦味的厌恶引发保护性的回避行为, 社会性的厌恶同样有利于表达消极感受从而避免不适当的社会行为, 促进个人社会适应和社会文化发展。所以无论是最原始的核心厌恶源, 还是具有高级社会意义的道德厌恶源, 都可通过厌恶评价系统的心理机制直接对厌恶源做出反应, 或者通过一定媒介受到传染, 并产生相应的应对方式。如同不愿意穿曾被艾滋病或肺结核病人穿过(但已清洗消毒干净)的衣服一样, 人们更不愿意穿具有道德污点的人穿过的衣服(Rozin, Markwith, & McCauley, 1994), 甚至仅仅在脑海中设想将要接近导致厌恶感的传染源, 都会使人产生污染担忧(contamination concern), 进而给予传染源消极评价(Olatunji, Cisler, McKay, & Phillips, 2010; Inbar & Pizarro, 2013)。道德厌恶在认知评价中具有表达道德意图和促进自我调节的功能(Giner- Sorolla, Kupfer, & Sabo, 2018), 因此道德厌恶既是不道德传染产生的前提, 又是其效果(情绪、认知、生理)得以体现的保证。
研究显示, 不同类型的厌恶有不同的神经结构表征(Simpson, Carter, Anthony, & Overton, 2006), 激活的生理反应也不相同(Rohrmann & Hopp, 2008),层次越低的厌恶所涉及的脑区越单一, 却越有可能在高级厌恶产生过程中被激活。如Ying (2018)等人运用fMRI对脑岛在厌恶分离性功能的研究显示, 前部脑岛(Anterior Insula, AI)在道德厌恶中的作用建立在后部脑岛(Posterior Insula, PI)原始的厌恶功能基础上, 前部脑岛具有更强的整合、调节、不道德裁决的能力, 具有更抽象的心理表征。这可以说明在厌恶评价系统中, 不道德传染既能通过激活“厌恶”语言标签间接通达输出反应, 这是一种隐喻式的联结(Rozin et al., 2009), 也可以通过该系统以认知评价加工输出反应, 综合传染源多维特征作出行为决策(如中性传染媒介承载的道德违法程度的严重性越高, 受“污染”程度越深, 对此媒介的消极评价和回避行为更显著)。来自ERP的证据也表明, 原始的核心厌恶激活最大波幅的N1和P2, 而N2波幅在道德厌恶中最大(Zhang, Guo, Zhang, Lou, & Ding, 2015), 且P3和LPP波幅均在核心厌恶时激活程度更大, 反映出核心厌恶的加工优先性; 受核心厌恶污染源引起的传染效果有较高的一致性, 如人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浸了蟑螂的饮料(Rozin et al., 2009), 但若把受到“道德污染”的实物摆在面前, 人们不一定拒绝触摸(Tapp & Occhipinti, 2016), 因为道德厌恶源的生存威胁性相对较小, 且综合的认知过程使得不道德传染心理加工更具有不确定性。
2 不道德传染在道德领域的影响
2.1 道德情绪
研究表明, 由不道德行为或事件引起的情绪不同于由常规行为或事件所触发的情绪, 即不道德行为能够产生特定的情绪反应, 这些情绪称为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 (Smetana, 1995; Zhong & Liljenquist, 2006), 如厌恶、后悔、内疚、羞耻、困窘、气愤等(Zhong et al., 2006); 与之相对应的与道德无关的情绪称为非道德情绪(non-moral emotion), 如自信、平静、激动、愁苦等(Zhong et al., 2006)。两者甚至在神经机制上也存在差异(Harenski & Hamann, 2006)。其中, 鄙视、愤怒和厌恶(contempt, anger, disgust, CAD)等道德情绪对道德违法行为非常敏感(Grappi, Romani, & Bagozzi, 2013; Pham, 2006), 一旦不道德传染发生, 人们会立即体验到这些情绪(Greene & Haidt, 2002); 同时这些道德情绪也反映出人们对他人道德违法行为的担忧, 比如, 由目睹他人对第三方实施道德排斥行为所引起的不道德传染会使人体验到气愤(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6), 而涉及侮辱人权(种族主义、虐待、侵犯等)的不道德传染则让人体验到厌恶和鄙视(Rozin, Lowery, Imada, & Haidt, 1999)。
Mcdermott和Langdon (2016)对不道德传染者自身进行考察, 分别选取有或无道德违法行为的智力障碍被试(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Ds), 对其智力、道德推理、情绪及行为问题进行测量, 结果显示道德违法者有“发展得更成熟的道德推理”, 这说明不道德传染也能反过来对传染者自身产生道德认知层面上的影响; 而且研究进一步表明, 道德推理可以预测情绪和行为问题, 由此可见不道德传染对传染者的认知、情绪、行为都会产生影响。根据道德的双加工模型, 不道德传染营造的消极道德情境同时引发了道德推理和道德情绪, 而道德情绪又对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产生影响(Greene, Morelli, Lowenberg, Nystrom, & Cohen, 2008; Leffel, 2008; Paxton & Greene, 2010)。Eskine, Kacinik和Webster (2012)发现在被试阅读了道德恶习(moral vice)相关事件后, 把一杯相同的饮料评价得更令人恶心, 更不愿意接受并饮用, 即不道德传染在情绪、认知、行为上都表现出了效果。
2.2 道德判断和推理
金钱的特殊性还在于人们对它的态度会随数额变化而改变。Xie, Yu, Zhou, Sedikides和Vohs (2014)检验了受到不道德传染后对他人行为不道德程度评定的差异。结果发现, 当道德违法者以欺骗手段获得金钱且涉及的金钱数目较少的时候, 被试更可能对其进行谴责; 而道德违法者通过敲诈获得金钱时, 被试也对其给出了相同的反应, 即敲诈最少金钱的人被指责得最多, 小数额的金钱强化了道德违法者的不道德行为。Bem (1972)由归因理论作出解释, 认为个体会推测道德违法者是受内部动机驱使而产生了不道德行为。在敲诈大数额金钱的情况下, 即使道德违法者的行为损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 把这一行为归咎于金钱就减轻了道德责任, 金钱形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 因为人们相信它是生活中一大“罪恶之源” (Xie et al., 2014)。Tasimi等人(2016)使用了1美元和100美元金钱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不论金钱给予者带有怎样的消极道德品质, 较之1美元, 被试更愿意接受100美元, 再一次证明金钱数额增大会减轻被试对金钱给予者道德违法程度严重性的判断, 从而对金钱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及意愿提高。
不道德传染对情绪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入的, 如Nemeroff和Rozin (1994)发现人们对邪恶之人所穿过的衣服表现出不愉悦, 即便该衣服已被“物理转化”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如已经过清洗),这种情绪依然存在, 甚至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事关性命的器官捐赠, 人们也会对不道德个体捐赠的器官表现出更多消极情绪(Hood, Gjersoe, Donnelly, Byers, & Itajkura, 2011)。在Eskine, Novreske和Richards (2013)的研究中, 他们安排助手扮演道德违法者在实验中途进入实验室, 随后要求部分被试坐在道德违法者坐过的椅子上, 这部分被试在随后的状态内疚量表上得分更高, 不道德传染效果更明显; 接着, 他们让被试在戴手套或不戴手套的情况下与道德违法者握手, 结果显示未戴手套的被试产生更多的状态内疚。这说明无论直接接触还是间接接触, 道德违法者都将不道德特质传递给了受传染者, 并引起了其内疚情绪。Tapp等人(2016)让被试想象使用道德违法者的餐具, 随后的情绪评定结果表明, 不论道德违法程度如何, 被试均产生了显著的愤怒情绪。不仅如此, 不道德传染还与颜色道德隐喻通过道德情绪建立关联, 即道德违法行为引起的消极道德情绪使人偏好黑色, 这是一种快速的自动化联系(Sherman & Clore, 2010)。
金钱在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安全和健康等基本生理需要, 也有助于自尊和快乐等高级心理需求的满足(Diener & Seligman, 2004)。同时金钱还是特殊的商品和一般等价物, 作为传染媒介, 其特殊性在于不仅可以观察人们对受不道德传染物品价值的估计(是否会受到影响而贬值), 还可以通过人们对其使用意向衡量不道德传染效果。
3 不道德传染在非道德领域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不道德传染在道德领域以外所产生的效应, 如在具身认知、经济行为、人际互动及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代表了当下道德研究与多学科方向融合的趋势, 更全面地揭示出不道德传染的现实意义。
3.1 具身认知——身体清洁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叶浩生, 2011), 它强调心智或认知对身体及感觉系统具有依赖性。阎书昌(2011)在身体洁净、厌恶与道德认知、道德行为的关系研究中首次提出”具身道德”, 它是指身体经验同道德认知与判断等心理过程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由于厌恶的进化观指出道德厌恶可能与身体厌恶存在脑机制的重叠, 脑成像研究也发现单纯的厌恶与道德厌恶会产生类似的面部表情和心理活动, 当身体沾染脏物时人们会进行身体清洁, 那么当道德受到传染时, 人们同样可能会进行身体的清洁活动, 缓解社会和道德事件引起的厌恶感(Schaich Borg, Lieberman, & Kiehl, 2008; Chapman, Kim, Susskind, & Anderson, 2009)。Zhong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 个人道德洁净受到威胁之后的确会产生清洁身体的需要, 即“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 而身体清洁是否真的对受到不道德传染的个体具有缓解作用可以通过身体清洁后其道德判断的严厉程度反映出来。Schnall, Haidt, Clore和Jordan (2008)发现, 在清洁启动条件下, 人们的“道德污点”被“洗去”, 道德自我概念提升, 因此会降低道德判断标准; 但是清洁启动并非对所有道德违法行为同等适用, 如Helzer和Pizarro (2011)的研究表明, 清洁启动会导致人们对违反性准则的行为(如一对情侣在其祖母的床上进行性活动)更为严厉, 这可能是因为对纯净性的感知与对禁忌性行为(taboo sexual actions)的道德态度间的特殊联结有关(Koleva, Graham, Ditto, Iyer, & Haidt, 2012)。此外, 叶红燕和张凤华(2015)还探讨了不同的清洁方式与道德判断间复杂的关系, 发现并非所有的清洁启动都会使个体降低道德判断标准, 由清洁导致道德判断变化的具体机制还未有定论。
3.2 经济心理——金钱支配
研究者们指出, 由不道德传染所引发的消极道德情绪会还对道德决策过程起重要作用(Joon sung, Dae hee, & Braunstein-minkove, 2016)。他们以美国国家橄榄球联合会中著名运动员的道德违法行为视频作为不道德传染的启动材料, 随后测量被试对运动员的认同感、道德情绪(CAD)、对运动员所代言品牌的态度以及道德推理策略的选择, 包括评价道德违法者的行为、从道德判断中分离出对行为的评价、整合道德判断和行为评价从而对道德违法者进行谴责。结果发现球迷会有效调节消极道德情绪, 并且随着对运动员认同感的提高而倾向于“无视”运动员的道德违法行为, 采取与认同一致的道德推理策略, 这使得他们可以保持对运动员和其代言品牌的积极情绪和认同。由此可见, 不道德传染会受传染者与被传染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从而影响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过程。
3.3.3 亲密关系中的忠诚与纯净
而作为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金钱, 是否同样会受到影响？Tasimi和Gelman (2016)发现, 与无道德违法行为的人给予的“中性”的钱而言, 被试更不愿意接受这些人提供的偷来的钱, 这种拒绝倾向在这个“坏钱”是由道德违法者本人给予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里, 道德联系(moral association) (即施钱者与受钱者的关系)和道德历史(moral history)一起增强了被试对被污染金钱的抵触, 这也表明金钱既可以传递前主人的消极道德品质, 也可以因为自身来源使自己带有消极道德品质从而实现不道德传染。Levav和McGraw (2009)发现, 当金钱给予者带有消极情绪时, 被试愿意花的钱更少, 然而当被试自身有消极情绪时, 并不会对金钱使用造成影响, 证明消极情绪会通过金钱这个媒介进行传染从而影响人们对它的支出意愿; Tasimi等人(2016)发现人们不愿意将受到道德污染的钱用于个人消费, 而更愿意将其用于利他消费, 如买礼物、做慈善, 这与Nemeroff和Rozin (1994)的结论一致, 即人们更希望用美德去“中和”道德污染对自身道德自我形象的“玷污”。
不道德传染不但可以使人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 还可影响个体对特定情景下他人行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Eskine et al., 2013; Caldwell et al., 2015)。不道德传染通过道德厌恶在厌恶评价系统加工后的认知输出作用于道德推理, 提高道德判断标准, 比如研究者发现人们更不愿意接受不道德者的心脏或肝脏移植, 也会将不道德者的记忆力评价得更差, 而对道德者的评价则呈现了相反的趋势(Hood et al., 2011)。
3.3 人际互动过程
3.3.1 群体情绪与行为
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认为当个体对其所属某一社会群体的身份产生认同、将自己和群体整合为一个有机体时, 个体会从内群体的视角出发, 评价和解释与该群体相关的事件, 在此基础上产生群体情绪(Smith, 1993)。Smith, Seger和Mackie (2007)指出, 群体情绪不同于个体情绪, 并非产生于亲身经历。如果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较强, 即使对于发生在群体其他成员身上的事, 他们也会因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而产生特定的情绪体验。特定的群体情绪会导致相应的行为倾向, 调节个体对内、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 尤其是具有很强的群体传染性的道德情绪, 如羞耻感或内疚感。个体容易通过日常接触而被内群体成员的不道德行为传染, 产生羞耻情绪, 进而做出一些补救措施, 既能缓解受不道德传染后产生的消极心理体验, 也弥补了内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群体内疚也是一种常见的群体情绪, 只要个体对内群体有较强的认同感, 就会在人际接触与互动中受到不道德传染而产生内疚感, 并且也会伴随补偿行为(Ferguson & Branscombe, 2014)。以上两种常见的群体情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两者都会引发群体成员一致的行为如道歉、补偿、援助等(Sharvit, Brambilla, Babush, & Colucci, 2015), 但是研究者指出, 群体内疚只是意味着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造成了伤害, 需要对其进行补偿, 但是作为一整个群体的凝聚力和群体认同感并没有受到影响; 群体羞愧则更为严重, 除了会对外群体造成的伤害做出补救措施外, 还意味着群体的地位、名誉、凝聚力已经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也即群体内成员受到的不道德传染事件严重程度之大动摇了成员对群体的根本信念根基(Gausel, 2012; Pivetti, Camodeca, & Rapino, 2016)。
3.3.2 组织管理
腐败是任何组织都深恶痛绝的毒瘤, 对企业绩效有十分消极的影响(徐细雄, 刘星, 2013)。一般情况下, 人们会由于对腐败个人或组织的不道德行为产生强烈的厌恶而避免自身受到传染, 但是在个体道德自我形象得到保证以后(如周围的人都是腐败集团的一份子, 腐败似乎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相反, 它是实现个体乃至群体目的主要手段), 不道德传染产生的效果就致使个体也随之陷入不道德的泥潭。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 这是积极区分的一种表现形式。积极区分是个体在特定维度上夸大群体间差异并对群体内成员给予更积极评价的倾向(李琼, 刘力, 2011), 它可能会改变群体自身的规范。即使当群体成员卷入腐败中, 群体也会认为他们的规范是合理的, 导致群体与外部环境隔绝, 腐败越来越严重。与之相反, 若道德准则是组织管理者与员工日常及工作交流中的重要话题, 不道德传染会起到应有的积极行为促进作用。Zanin, Bisel和Adame (2016)在对道德沉默效应(moral mun effect)的研究中发现, 乐于与员工就道德问题进行谈话的组织管理者, 通过道德谈话传染(moral talk contagion)使传染能力更强; 若领导者发布了不合道德规范的命令, 那么他的员工更能对这一不道德的命令进行拒绝(dissent), 员工更愿意为维护自身道德形象发表异议而不畏惧潜在不良后果(potential face threats)。
以往对不道德传染神经机制的探讨中, 侧重对厌恶感脑功能的研究(Moll et al., 2005; Sanfey et al., 2003; Simpson et al., 2006; 黄好, 罗禹, 冯廷勇, 李红, 2010; 吴宝沛, 张雷, 2012)。然而不道德传染是一个过程, 尤其是通过物质媒介所进行的不道德传染涉及传染双方的身体接触。关联系统理论(Associated Systems Theory, AST; Carlston, 2010)认为初级的感知、语言、行为、评价表征会在高水平的认知整合区(convergence zones)里进行交互作用成为次级表征, 并且任何形式的信息都可以相互转化。近年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具身认知研究中应该关注检验感知运动信息对理解社会信息的影响(Lakens, 2014), 甚至认为小脑可能会调节人们的道德行为。已有研究发现道德违法者(如囚犯)的小脑结构会发生改变(Leutgebet al., 2016), 道德行为倾向与正常人不同的临床病人在小脑结构上也存在异常(Caldwell et al., 2015)。因此, 对不道德传染发生前、发生时和结束后的小脑激活状况进行研究, 或关注不道德传染者的小脑激活状况而考察其是否会因为身体接触的表征模拟引起小脑相应部位的活动,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小脑的结构与功能与道德心理、行为、情绪的联结关系。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是为促成组织的有效运作而违背社会核心价值观、法律、道德准则的行为(Umphress, Bingham, & Mitchell, 2010), 包括个体UPB和组织UPB (王晓辰, 高欣洁, 郭攀博, 2018)。个体UPB是组织成员自发进行的为提高组织运作效能而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由个人不道德行为传染至组织整体进而导致组织 UPB蔓延的现象, 它会给组织带来短期利益, 但也可能威胁组织的长期发展; 组织UPB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不道德传染, 当组织中功利主义及不道德氛围甚嚣尘上时, 组织成员容易受到此氛围的“污染”并进一步地产生认同、为了组织的利益而与集体步调一致地实施不道德行为, 即“近墨者黑”。
基本假设有：1.语码混杂原因 （Code-mixing reason,模型中以CMR指代）对语码混杂偏好（code-mixing preference，模型中以CMP指代）有路径影响；2.语码混杂原因（CMR）对语码混杂态度（Code-mixing attitude,模型中以CMA指代）有路径影响；3.语码混杂偏好（CMP）对语码混杂态度（CMA）有路径影响。同时，语码混杂原因的个数、语码混杂偏好的种类以及语码混杂态度的类型这些观测变量则由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再由验证性因子进行验证。
一般来说, 消费者会贬低那些与厌恶传染源有过接触的商品的价值, 而且消费者与该商品的接触越直接、越亲密, 贬低程度越大。Stellar等人(2013)发现, 接受被不道德传染的奖券后, 被试对相同物品的价值评定比前测要显著降低, 而接受正常奖券的被试则没有表现出这一差异; Newman和Bloom (2014)研究也发现人们对一件曾属于道德违法者的物品只愿意支付更少的钱, 表明人们的确贬低了受不道德传染的物体的内在价值。
有次全族搬家，过河时，河神派了三个波浪神来抢文字，保管文字的贝玛(巫师)情急之中把字书吞到肚子里，波浪神灌了他一肚子水，想强迫他把字吐出来，不想把字书泡化了，哈尼族就没有文字。世世代代受人欺压，只怪你(贝玛)打失了先祖的文字，哈尼成了只会说不会写的可怜人。[注]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哈尼阿培聪坡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4-45页。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应加快制定和颁布国家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战略，同时把战略管理的力点放在“跨域融合”上。
根据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一般人际关系中引导道德认知、确认道德违法行为的标准包括关心(care)、公正(fairness)、忠诚(loyalty)、权威(authority)、纯净/神圣(purity/sanctity) (Graham et al., 2013), 若是违背了这些原则, 行为者就具有了不道德传染的可能。但Selterman, Moors和Koleva (2018)指出亲密关系间的不道德传染及道德判断不一定遵循一般的模式。关系调节理论(Relationship Regulation Theory, RRT; Rai & Fiske, 2011)认为, 维护亲密关系的动机会超越对道德违法者不纯净及伤害性行为的消极感受; 道德联盟战略理论(Moral Alliance Strategies Theory, MAST; Marczyk, 2015)指出, 即使不道德传染者的不道德行为(如伤害他人)意图明显, 维护重要社会关系的欲望使传染效果(如消极道德情绪和严格的道德判断)可能不会出现, 甚至道德判断还会显示出积极的趋势。它们都体现了亲密人际关系对不道德传染的制约作用。Selterman等人(2018)设置了三种亲密程度不同的关系(友谊关系、浪漫关系、性关系), 结果证明亲密关系中影响人们对不道德行为感知的因素不同于一般人际关系中对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 一般仅涉及纯净和忠诚因素, 尤其是忠诚。涉及不忠诚因素的道德违法行为在亲密关系中具有最强的传染能力, 而涉及伤害、痛苦的道德违法行为传染效果则较弱; 甚至道德违法者的坦白(confession)行为还能进一步限制不道德传染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采用UT、PAUT检测：PAUT、UT检测原理与AUT一致，采用A扫描，只是AUT形成了专门工装，系统化。PAUT、UT检测根焊同样也需要对比试块（截取母材制作“金口”试块），唯一优势是可以变换探头角度。
4 研究展望
4.1 关注小脑结构与不道德传染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产业的不断发展，秸秆能源化利用得到了高度重视，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在这些政策法规的鼓励和支持下，国内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蓬勃发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已有生产厂家260余处，生产能力每年约76. 6 万t[13]。国内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主要用作农村居民户用炊事、取暖、住宅区取暖、工业锅炉以及发电厂等的燃料，可减少一次能源的损耗，增加生态效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环境效益；为农民增收，增加社会效益[14]。
4.2 重视文化背景差异对不道德传染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人际感染和社会道德违法的厌恶感知不同, 这与具身图式(embodied schemata)有密不可分的联系(Haidt, Rozin, Mccauley, & Imada, 1997)。身体清洁与道德纯净的隐喻研究灵感起源于宗教, 如基督教、曼达尼派、锡克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中都有明确的通过“身体清洗”净化心灵的宗教仪式(Zhong, & Liljenquist, 2006), 这种道德与身体清洁的联结——“麦克白效应”——得到了众多研究结论的支持(e.g., Zhong, Strejcek, & Sivanathan, 2010; Helzer & Pizarro, 2011), 但严格的重复实验没能在西班牙人身上发现“麦克白效应” (Gámez, Díaz, & Marreo, 2011)。中国文化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 而其非常重视伦理道德(黄玺等, 2018), 在此文化氛围熏陶下, 中国人最在意的是面子(林语堂, 1988)。Lee和Schwarz (2010)对亚洲人进行不道德传染后, 发现相较于西方被试的洗手, 清洁面部更能减少个体的不道德感, 这种现象可能就与这种的“面子文化”有关。作为中国唯一本土化的道教因“自然”、“无为”和“责任心”这三个具有典型文化表征的概念及其内涵而蕴含重要的心理学价值(廖敏, 2012), 那么中国人是否会与西方人表现出不同的传染效果？
交通小区的公交出行OD是指隶属于任意2交通小区间的站点对间的OD量汇总. G为交通小区OD矩阵，Zi为小区i内的公交站点集合. 因此交通小区OD为式(1).
此外, 不道德传染受权力距离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文化差异。Ho和Lin (2014)使用问卷对领导人与下属之间道德判断的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中国大陆的下属对“购买教授职称”这一道德违法行为的道德判断受其领导人道德判断的结果影响更大, 更趋向于与其领导人做出相同的道德判断, 受道德违法行为传染的程度比中国台湾被试更显著。研究表明,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倾向于脱离整体的情境看待个人行为, 更多地将行为原因归结于内在品质而非外在情境; 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倾向于将个人行为置于整体情境中看待, 更多地将行为原因归结于外在情境而非内在品质 (Choi, Nisbett, & Norenzayan, 1998), 那么不同权力距离的情境可能对中国被试的道德判断影响更显著, 或是处于同等权利地位的被试受不道德传染时, 中国被试传染效果更明显。这些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4.3 关注不道德传染的个体差异
当前研究较多关注成年人的不道德传染效应, 然而5岁儿童就已开始表现出对道德传染敏感性的个体差异(Legare, Wellman, & Gelman, 2009)。对处于童年中期儿童道德发展状态的研究显示, 对道德违法故事的不道德传染独立于儿童一般智力的发展, 这与成人和青少年的智力−道德关系模式存在较大差异(Hanna & Marcus, 2016); 此外, 青少年时期是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关键期, 使得道德原则和价值能够开始被完整地整合进自我概念中(Hardy & Carlo, 2011), 那么处于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不道德传染是否存在规律和机制上的本质差异？研究可从纵向追踪角度对儿童智力、人格的发展与道德能力发展以及不道德传染效果间建立预测模型, 并同时整合各种可能的外界因素如成长环境、教育条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的影响。
在高职院校中所开展的管理机制改革就要从教学整体上来进行，做好科目、力度以及师资力量等方面的整合工作，制定出能够满足学生发展的教学要求，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满足学校的长远发展需求。在开展改革工作时还要从不同部门与岗位上入手，主动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在获取理解与支持的基础上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只有调动起不同部门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效果，才能在展现部门特点的基础上来制定出有效的措施，实现科教兴国的目标[1]。
此外, 个体特质差异也会对不道德传染产生影响, 如厌恶敏感性(disgust sensitivity)。高厌恶敏感性的个体内隐地更倾向于将同性间的浪漫关系视为不道德的(Inbar, Pizarro, Knobe, & Bloom, 2009), 这种对不道德感知的不合理偏差倾向甚至可能扭曲不道德传染。而且, 不同厌恶敏感性的个体感知厌恶能力的差异分别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对病菌厌恶、性厌恶和道德厌恶的敏感性(Travis & Fergus, 2015), 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尤其是与道德直接相关的道德厌恶敏感性。未来研究可从个体道德情绪敏感性差异角度出发, 探讨包括厌恶在内的各种消极道德情绪的敏感性是否对不道德传染均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在“统施”环节，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液体自动施肥机，减少施肥人工，提高施肥效率，同时还可以减少传统施肥带来的养分淋洗和肥料浪费。“通过现场使用对比，自动施肥机非常受农户欢迎。”胡义熬说。
4.4 侧重正向道德传染的效果
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不道德传染的严重性和社会影响更大, 因而将研究重心放在不道德传染机制及其影响上(Rozin et al., 1992; Rozin & Royzman, 2001; Tapp & Occhipinti, 2016), 而对正向道德传染的研究相对缺乏。研究发现, 人们潜意识中对负效价事件和消极情绪会产生“清除”倾向, 而对正效价事件和积极情绪产生“保留”倾向(夏天生, 徐雪梅, 李贺, 俞梦霞, 莫雷, 2018); 回忆不开心的事情及预期不开心的未来时, 人们会产生更远的时间距离感, 而在回忆开心的事情及预期快乐的未来时则产生更近的时间距离感(Lee & Ji, 2014)。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不道德传染与正向道德传染对传染后的行为倾向(清除还是回避, 或是不同于一般正、负效价事件引起的行为)以及在不同效价的道德传染发生后对时间的感知上是否存在差异。
道德提升感(moral improvement)指个体看到他人道德行为、欣赏他人美德并感到自己的道德情操被提升而产生的一种积极道德情绪, 正向道德传染后产生的道德提升感具有提高亲社会行为、引发积极的社会认知和产生对自身的积极作用三个主要的心理效应(黄玺等, 2018)。那么, 道德提升感在道德传染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又会对道德判断及道德推理产生怎样的影响？教化假设(pedagogical hypothesis) (Martin & Cushman, in press)认为对他人进行道德判断是为了教化他人以强化积极行为或纠正错误行为, 那么正向道德传染从受传染者角度来看是否是主动接受教化的过程, 这也值得后续研究进行相关的探讨。
总之, 不道德传染涉及认知、情绪、行为、社会人际交往等多个领域, 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它的研究应继续深入, 以期对其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从而推动道德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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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Immoral contag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where a moral transgressor as a source of contagion directly or with the help of a morally neutral agent indirectly transfers the negative moral essence to a target, causing emotional, cognitive or physiological changes. The present review aims to, firstly, clarify the mental mechanism under immoral contagion -- disgust,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impact immoral contagion has on the field of moral psychology (moral emotion and moral cognition) is illustrated; then we expand the perspective to embodied cogni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universal impact of immoral contagion on human society.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is guided towar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personal differences,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dynamic process of contagion and positive moral contagion for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moral contagion.
Key words:immoral contagion; disgust; moral psychology; non-moral perspective
DOI:10.3724/SP.J.1042.2019.00700
收稿日期:2018-06-05
*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YY02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8-ZZJH-Z527)、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项目(2017-JSJYYB-037)支持。
通信作者:李莹, E-mail: liying@zzu.edu.cn
分类号B849: C91
标签：不道德传染论文; 厌恶论文; 道德心理学论文; 非道德视角论文;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论文;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