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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性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什么叫文学性？多数人同意雅各布森的说法，即文学之为文学的本性。研究文学，必须事先确认研究对象的本质，这似乎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从故事、意象、隐喻到社会历史，文学可能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文学性这个概念可以滤掉那些没有本质意义的外围现象。然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这么简单。文学性的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
一种观点往往被视为本质主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如同千变万化的水都是H[，2]O一样。这种本质既体现在诗之中，也体现在小说和散文之中，唐诗宋词如此，现代主义小说也是如此。理论家提炼出这种本质，文学的诸多具体问题就迎刃而解。当然，什么是这种固定的本质，目前还存在不少争议。美，人性，无意识，这些都曾充当过本质的候选对象。现在比较多的理论家倾向于认为，这种本质集中于文学语言。这当然与20世纪以来一系列文学理论学派的观点密切相关，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如此等等。这些文学理论学派集中研究文学的形式、语言。它们甚至认为，形式、语言才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其他外部问题必须从文学研究之中剔除。
本质主义的观点显然会推导出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各种具体的文学类型不过是这种观念的化身。拥有这种本质，一些不朽的作品就会代代相传。很大程度上，“纯文学”的概念可以视为这种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据考，汉语之中王国维首先使用“纯文学”的概念。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认为，“纯文学”与相对的“杂文学”之分来自日本，这大约又是从一个英国的文学理论家那里脱胎而来的。除了纯文学，人们还会遇到“纯诗”——一个来自法国诗人的漂亮名词。无论如何，纯文学的概念家族显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冲动：追求纯粹，崇拜纯粹。从血统、种族、物种到风俗、民情、文学，纯粹常常与价值联系在一起。人们按照“纯粹”的物质对于世界进行分类，想像，进而区分出种种不同的系统。对于纯文学的推崇很容易通向“为艺术而艺术”。人们认为，纯文学没有文学之外的目的，文学不充当任何工具而只能成为自己本身。文以载道已经丧失了这种纯粹的品质。纯文学作家以一种美学信徒的姿态守护文学，不允许文学遭受种种意识形态的污染。他们深信，埋藏在文学深部的本质拒绝一切非文学的骚扰。
另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观点不同意以上的论述。理论家认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埋藏在事物的深部，等待理论家的开采。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执意地寻找本质如同剥洋葱：一层一层打开之后，最里层空无一物——并没有一个代表本质的坚固内核。企图从文学内部挖掘所谓的本质无非是受到这种幻觉的蛊惑。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人们认为张三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这个判断不是根据张三性格内部的什么本质，而是将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样，人们之所以断定这件家具是一把椅子，并不是依据这把椅子的结构或者质料，而是将这件家具与另一些称之为床铺、桌子、橱子的家具进行样式和功能的比较。所以，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入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当然，这种比较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时期或者唐宋时期，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并不相同，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特定时期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古往今来的文学不存在一种亘古不变的固定本质。西方的理论家认为，literature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过200年左右的历史。放弃所谓固定本质这种观念，人们的确会觉得，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古代文学与古代哲学或者古代历史学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迄今为止，文学性问题研究之中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争远未结束。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梳理出长长的理论谱系。必须看到，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对于文学形式、语言的研究并未获得预想的结果。理论家没有找到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的文学话语结构。相反，研究更多地证明，文学话语的结构与其他类型的话语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就研究工作而言，本质主义观点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理论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认定本质的所在，这就像掘好了一个坑等待一棵合适的树。相对地说，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首先，理论家必须确认考察的是哪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入何种文化网络，与哪些文化样式进行比较，负担了哪些功能，等等。理论家不仅要在每一个时代遭遇这些问题，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还要不断地对付另一些更大的问题：什么叫做时代？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界限在哪里？政治意义上的时代、经济意义上的时代与文学意义上的时代是否相同？几者之间又有哪些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所谓的本质，代代相传的作品又是依靠哪些机制的支持？这些机制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可能产生哪些变化？总之，他们所要考察的问题源源不断。
作为不同的理论模式，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分歧也进入了具体的研究领域，例如文学类型研究。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相信文学存在几种固定的文体，最为流行的分类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每一种文体都拥有独特的权威规范，这种规范肯定来自各种文体的“本质”。写得不像小说或者不像诗歌，这种作品似乎就没有达到及格线。没有人证明，为什么小说一定要有故事情节或者散文不能超过5000字，但是，这种规范一旦确立似乎就不可更改。当然，始终如一地维持文体的“本质”会遭遇不少难题。古往今来的文学史表明，无论哪一种文体都已经面目全非。而且，文体的演变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仿佛还在继续向那个“本质”回归。然而，人们完全可以在理论的意义上提出一个疑问：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诗歌或者小说还没有找到那个理想的、“本质”的文体形态吗？另一方面，从《聊斋志异》、《红楼梦》到卡夫卡、昆德拉、马尔克斯，如此之多的杰作为什么又会显现出如此悬殊的小说文体？这似乎更倾向于一个结论：并没有一个“本质”的文体隐藏在远方，等待作家的发现。文体的历史、形式的历史遗留下一批成功的表意方式，但是，文体的继续发展并不是要进一步实现某种理想的“本质”。每一种文体的真正目标是在当下——如何更好地与当下世界对话。这种对话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部小说将要处理什么素材？这种处理如何产生与新闻、调查报告或者论文不同的效果？这个故事内涵怎样才能具有超出电视、电影影像符号表达的范围？如此等等。总之，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经典的影响，同时与本时代的文化网络积极对话，在这些对话之中产生独创的契机，而不是奔赴某种虚幻的“本质”。因此，形容一部小说不像小说，一首诗歌不像诗歌或者一篇散文不像散文，这都不是贬义。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是否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出的内容？当然，衡量这个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将特定的作品置于时代的文化网络，从它们的对话之中发现真正的创新。
如果文学性问题稍加延伸，就会扩展到文学功能问题。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存在于那里，体现它的本质，自己决定自己，承担什么或者不承担什么都无所谓。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对话，文学的功能就在对话之中体现。如前所述，非本质主义不是泛泛地考察文学的一般功能，而是集中关注某一个时代的文学承担了什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是功利主义时代最为常见的提问。回到文学，现在最经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文学已经边缘化。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务实时代，文学的浪漫和风花雪月吃不开了。文学不再承担启蒙的重任，不再像20世纪五四时期或者80年代那样具有先锋作用。书店里许多文学书籍滞销，文学研究的学科也在萎缩。这是真的吗？如果改换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人们会发现，文学如同种种文化神经织入社会的各个部分，产生明显的或隐蔽的作用。例如，新闻在许多时候借鉴了文学的表达技巧，流行歌曲肯定向诗索取了种种经验。至于电影、电视剧对于文学的倚重自不待言。有趣的是，人们甚至可以在商业广告之中察觉大量的文学手段：精粹的格言，出其不意的悬念，小型的情节叙述，等等。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经指出，历史著作不动声色地挪用了大量文学叙述技巧。这一切无不说明，文学并未死去。文学正在广泛地潜入社会躯体的各个角落，渐渐成为某种文化神经。
这肯定让人联想到一些理论家提出的日常美学。现今，玄奥的、高高在上的美学正在进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局部，例如家居装修，公园布置，服装设计，舞台美术，咖啡屋风格确定，领导人公众形象设计，如此等等。但是，不该忽略的是，美学不仅具有改造日常生活的一面，同时具有批判日常生活的另一面。这就是美感包含的批判性，美感的抵抗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曾经十分关注这种功能。正如他们所论述的那样，美是生活的“他者”，美的存在映衬出生活的不理想。美的光芒使得庸庸碌碌的生活感到羞愧。文学也应该作如是观。无论诗或者小说，杰出的文学一直传达一种自由精神，演示激情人生，控诉或者贬斥压迫、压抑，抵制庸俗和市侩习气，从而让人们从日常之中浮现出来。这些文学继承了美学的真正内涵，始终是文化突围、批判、抵抗的组成部分。这时的文学不仅展示了生活的现状，还暗示了生活理应如何。所以，它们可能包含了伟大的诅咒，也可能包含了伟大的预言。这种文学存在着，活着。人们没有必要用作品的印数或者商业成就证明这些文学的作用。不论这些文学深入人心，或者仅仅是火种，是潜流，它们都是社会文化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现今，如果文学是一个社会自由精神和活力的证明，那么，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日常生活会因为文学的存在而开始不同凡响。
二、文学研究问题
20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众多的批评学派。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文学科的带动，例如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众多学派的出现也表明，人们对于已有的批评学派不够满意。
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曾在20世纪之初出现过一次大转折。这个转折和现代小说、现代诗的转折一样剧烈。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全部术语、范畴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来自西方文论的概念。从主题、结构、内容和形式、意识形态到党性，人民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均是如此。尽管其中的某些术语、范畴可以对译，但是，总体而言，这两套术语、范畴的根系远不相同。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这个转折的意义以及产生的问题。
最初，人们是不是将一套新概念组成的理论模式视为“科学”？科学是五四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崇高的威望。一切只要套入科学话语就会获得无比的权威。某些时候，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压抑性的权势。福柯曾经对于科学话语的负面作用进行过猛烈的批判。相对于神秘主义、非理性、等级化的话语权力、蒙昧和迷信，科学强调的是理性，服从真理，定量的数据，实验证明，如此等等。毫无疑问，科学精神是现代性扩张的强大工具。但是，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哪些差异，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自然科学的许多定律是反复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文学的许多现象则是反规律的。一部作品因为这种方式取得了成功，下一部作品往往就要回避这种方式。模仿不可能产生最伟大的作品。这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之中，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之中，某些规律可能因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改写。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自然的轨迹，但是，许多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社会认识。另外，文学之中一种奇特的修辞，一种特殊的想像，一段心理波纹的洞察，这些都很难用所谓的“科学”定量定性地解释。必须承认，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态。另一些形态的知识也可能在生活之中产生作用，推动生活的发展。科学很重要，但不要出现工具理性的崇拜，企图用科学实验或者数学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人们可以发现，许多人只认可所谓“硬”知识。即使在大学的语言文学系之中也是如此。不少人的观念中，语言学比文学级别高，古典文学比现代文学级别高——因为前者稳定。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哪一种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形态更为接近。知识必须纳入科学话语的模式才能得到信赖，人们没有注意到大量的非科学知识在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种观念导致许多人文知识在生活中的意义遭到漠视。一个简单的口号可能煽动一大批人。人们可以不承认这是科学，但却不得不承认它的作用。所以，人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
文学研究中还时常出现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理论家的工作程序是，先给某些概念规定种种定义，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什么叫做文学？什么叫做现实主义？什么叫做浪漫主义？或者，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一旦规定了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一切文学都往这个筐子里扔，仿佛所有的作品都在证实这个概念。这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偷懒。很大程度上，文学所强调的感性经验恰恰是对于形而上学倾向的抵制。感性经验常常突破各种大概念的规定，显示出遭受理论遮蔽的另一些脉络。概括与解概括、收敛与发散之间和平衡常常考验理论家的才能。各种主义的提出通常是对于某种文化倾向或者文学迹象的发现，但是，不要轻易地将一段文学史完全塞入某种主义。如果有1000个人在公园里活动，只要200个人都穿上了红衣服，就会体现为一个明显的潮流。概括这个潮流的时候，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穿红衣服的人，一切都与穿红衣服的人有关，历史从此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事实上，作为研究者，既要迅速地察觉一个潮流的形成，又要始终关注200个穿红衣服的人与其他800个人的互动。要善于把握理论概念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张力。许多文学研究的命题是由这种张力提供的。然而，现在的不少理论家往往热衷于从一个概念出发，进而对文学现象进行一些简单的分门别类。另一些无法整齐地纳入这些类别的问题，往往遭到遗弃。这种形而上学的爱好据说来自哲学的训练，同时，据说哲学是带头学科。哲学的确对形而上学体系具有特殊的爱好。可是，如果将哲学的智慧仅仅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概念，那肯定是南辕北辙了。事实上，近期出现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
近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论文阐述了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以及主要特征。文化研究兴趣广泛。理论家不仅关注学院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至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大型文本加以解读。对于一部作品，文化研究擅长于展开文本背后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脉络。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种广泛的兴趣再度引起一些理论家的担忧。他们疑虑重重地问道：文学又到哪里去了？相当长的时间里，庸俗社会学曾经严重地困扰他们。许多文学批评仅仅将作品作为某种理念的图解和传声筒，尽管其中为数甚多的作品十分生硬和拙劣。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具论的文学观念终于遭到了清算。他们终于有机会谈一谈文学本身的问题，把文学当作文学。然而，文化研究再度斜刺里杀出，以至于这些理论家惊疑相向：是不是庸俗社会学借尸还魂了？
文学研究应当关心文学本身的问题，这是抵制文化研究最为常见的主张。然而，如果问一问何谓文学本身问题，许多人似乎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的确，浪漫主义那种作家传记式的批评已经过时，人们觉得文学研究应当围绕作品本身展开。可是，研究作品的哪些层面呢？一些人认为，生动的人物性格或者细腻的内心描写似乎就是文学本身，另一些人甚至认为文学就是动人的情节。然而，这不就是韦勒克这些理论家时常批评的外部研究吗？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来，多数理论家倾向于认为，语言形式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韦勒克的著作中将谐音、节奏、格律、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文学类型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许人们可以提出疑义——这就是文学问题的全部吗？但是，无论如何，文化研究并没有排斥这些问题。文化研究的独特路径在于认为，语言形式问题不仅仅在语言形式内部得到解释。形式史的遗传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作家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换言之，文化研究擅长从语言形式入手进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空间。文化研究强调历史文化与文学的互相说明，互相解释，这亦即前面所说的“对话”。无论每一篇论文的结论聚焦在何处，无论是不是直接谈论文学，文学都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了话语场。这不该被视为不务正业。只要得出的是一个正确的、有质量的结论，人们就有理由认可这种研究的价值。令一些理论家深感不适的是，文化研究的种种命题和结论扰乱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某一座酒店的装饰风格，一种系列名牌产品的广告设计，电视肥皂剧的拍摄机制与剧情结构的关系，文学学科有必要向这些不伦不类的问题开放吗？这有没有越俎代庖之嫌？这种疑虑背后显然隐藏了一种观念：学科的界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学科的设置又是依据什么？如果某些问题的存在与学科的界限无法重合，某些时候，学科的界限甚至截断了人们的视域，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坚守学科的传统边界而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当然，学科本身的界限形成以及内部结构同样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学科设置的缘起，历史环境，学院机制，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学科与某种知识体系的相互配合，这些均在考察之列。如果不是囿于传统的巨大惯性，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常常是维持学科界限的重要原因。
近期文学研究中另一个波及面较大的问题与后殖民理论的普遍流传有关。一段时间内，人们听到了一个迫切的呼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少理论家认为，必须通过有效的转换将中国古代文论引入现代文学理论。这是重新焕发中国古代文论活力的途径，也是为现代文学理论提供一个丰富的资源。不久之后，在后殖民理论的启示下，这个论点又有了续篇：一些理论家发现，现代文学理论充斥西方的术语，民族的文学理论已经“失语”。人们有必要重新启用中国古代文论，甚至可以用一套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解释西方文学。这是扭转西方中心主义独霸天下的措施。”[1-2]这个问题涉及较多的因素，但是，人们不该因为简单的民族主义激情而放弃理论的职责。后殖民理论不是单纯地鼓励复活国粹主义，或者意气用事地摆出一些空洞的姿态。后殖民理论在于将民族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化因素投入极为复杂的理论空间，探索解除文化殖民的路径。在我看来，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中，重要的是某种理论对于本土经验阐释的有效性，而不是这种理论生产者的族裔。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本土的理论对于本土经验的阐释具有先天的优势。相对地说，本土理论家可能更为了解本土的现状，但这不是一种理论成功与否的唯一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所谓的本土经验不是密封在保险柜里，而是与全球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现代性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论之中的“思无邪”、“道”、“气”、“神韵”、“风骨”等概念的阐释能力有可能不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无意识”。人们应当关注的是，某种理论是否可能进入本土的问题结构，而不是这种理论之中是否存在西方的术语范畴。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不等于一笔勾销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统统将民族文化作为这些术语范畴的例证。相反，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许多时候，“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解殖民”的策略之一，而不是一律地判定为文化投降主义的表征。
另一个需要辨析的层面是，本土理论并非等同于中国古代文论。同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历史愈悠久的理论愈代表本土的正宗。这种想像多半是一种无意识，福柯曾经称之为起源神话——人们无意之中觉得，愈靠近诞生之日就愈是拥有纯洁的本质。这同样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民族幻象，仿佛一个民族凝固在某一个时刻。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先秦的文论必然优于两汉，两汉的文论必定优于魏晋。然而，熟悉中国古代文论的人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而且，这种想像往往无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少理论家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大规模介入，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仿佛丧失了民族传统，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不足为训。然而，事实证明，这恰恰是理论家民族意识最为强烈的时期。痛苦的全球化逼迫理论家严肃地思考民族的命运。摒弃传统和“拿来主义”是他们拯救民族的文化战略。不论这种文化战略具有多少不足，仅仅将他们视为文化殖民的标本恐怕是张冠李戴。
当然，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等于停止在那个历史时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去了，许多新的历史事件陆续发生，各种理论同时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另一些视域。许多理论家——例如赛义德这样的理论家——反复提醒人们，必须注意隐含在文化交流之中的强权、征服与变相的帝国主义入侵。这一切可能隐藏在学术形式背后，也可能隐藏在文学的叙述技巧或者人物关系设置之间。这个意义上，反抗文学理论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都是极具战略意义的理论动作。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将所谓的“现代转换”想像成某种简单的术语替换，用“意境”或者“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对付艾略特、福克纳或者乔依斯就够了。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绝不是征集一套中国古代文论术语进行覆盖就能解决问题。至少，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必须进入现代话语的空间，接受挑战、反诘、质疑、证伪。只有经历这一切并且激发出强大活力的理论才能声称转换的完成。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有助于梳理本土独特的问题史线索，并且指示出现代话语可能展开的另一个向度，那就可能包含了对于理论史的贡献。反之，如果这些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只能作为历史的遗迹保存于博物馆之中。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涉及的诸多方面，理论家必须事先做出充分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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