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星们的今昔功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昔论文,功过论文,语文论文,教星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语文教师“族谱”中的精英，令人仰慕的特级教师，其人格特色、教学理念及其实践业绩浓缩着语文教育的斑驳昨天。尤其是其中声名显赫、影响深广的教学明星，镌刻着历史新时期以来语文教育的沧桑“年轮”，而今，以理性的目光予以历史的回眸，以理想的诗情予以审美的聚焦——这无疑是从全预制、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型课程向生成型、开放型、多元化的新课程作“范式转换”的题中应有主义。
早在2000年，浙江教育学院主办的《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于当年第5期始，即展开了对所谓“南钱北魏”（即上海的钱梦龙和辽宁的魏书生）的热烈讨论，引发了对语文教坛著名星级人物的批判性反思。尽管此时依然褒贬不一、各执其词，但质疑和批判之声开始居于主导地位。正如蒋成瑀先生所评述的：“《教学月刊》架设对话平台，对‘南钱北魏’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思，不是针对个人的。我们尊重钱梦龙和魏书生的政治地位、道德人格；对他们所获得的各种荣誉，表示敬意。但是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学术问题，只能直言不讳，坦陈己见。在学术研究领域，没有权威、上帝和裁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对语文教星及其在指令型课程中形成的教学模式的“发难”，开始了对教星们所象征的那个时代的语文教育之反思。应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此后，伴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渐推开和新课程理念的深入人心，对语文教星们的问难之声渐趋增多。最引人关注的是2004年初，由成都《教师之友》杂志第1期刊发、《现代教育报》于同年2月18日始陆续转载的一组“那一代”专题文章，该专题三篇文章分别对魏书生、于漪、钱梦龙作出了言辞激烈、笔锋犀利的否定性评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善于审时度势的编辑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一种能解除无形精神“遮蔽”的开放视野。《福建教育》（B刊）2004年4、5、6、8四期共刊四组文章，以“提供一个表达见解、民主交流的平台”为目的，继续这场引人广泛注目的讨论。
客观地说，闪亮的教星们既有至今令人称叹的历史贡献，也无法抹去时代使然的历史局限。
其一，教星们的辉煌其实代表着一个新教育时代的复兴与崛起。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教育界与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解冻”的春天——以违背人民意愿的反教育、反语文的恶劣倾向，开始受到纠正；被卸除了“臭老九”恶名的教师以清新的解放感而倾心投入到语文教育改革的时代潮流中。其中涌现了来自教学一线、在小小的课堂上做出了大大的文章的于漪、魏书生和钱梦龙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属于这个刚刚复苏的教育时代，是拨乱归正后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锋。最初崛起于上海杨浦中学的于漪老师，鲜明地确认了语文学科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并逐渐演绎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语文教育应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等观点，这无疑是语文教学观念的归正和升华；在具体教学中，作为情感派的代表人物，于漪热情横溢、才华独具，并通过精心设计和有效渲染，激发起青春生命的浓郁情趣，使之如沐春风、享受审美愉悦。最初在上海嘉定三中任教的钱梦龙先生，在刚刚结束的“人的缺席”和人性沦丧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语文教学界率先提出了将“学生为主体”作为核心和特征的著名主张。由于前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的深刻负面影响，由于国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行政体制长期运作的惯性使然，学生一直处于那种被支配、被役使和被接受的压抑状态，根本上被剥夺了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和调控性。而钱梦龙先生的“学生主体说”则提醒教学界必须关注学生学习的这些合法权利，尤其是唤醒了一线教师关于“谁是课堂主体”这种“问题意识”（从不是问题→意识到是问题，这本身不正蕴含着教学进步的可能性吗？）。至于他归纳提炼的阅读课的四种课型（亦称结构模式），即阅读式、教读式、练习式和复读式，贯穿着“学生主体”这个基本理念，它们作为实践模式因凸显了学生“自主学习”这个主题而使人耳目一新。作为语文教学界的一位“怪才”，辽宁省盘锦实验中学的魏书生凭借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童心世界的赤诚憧憬，专注探求在当时条件下的那种自主学习。诸如着力提高学生自主、自治、自律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自学语文的浓厚兴趣，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并怡然养成习惯等等。至于他的“六步课堂教学法”（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则是上述探求在课堂教学中的一种具体体现。魏书生从全面育人的角度去全方位寻觅如何提高并真正落实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几乎已经穷尽了当时指令型课程范式下释放学生主体性的所有可能。综上所述，三位特级教师在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课程的目标以及教学观念、方法等方面所做出的颇具价值的探求，是对极“左”政治思潮影响下反教育、反语文恶劣倾向的有力反拨，顺应了历史新时期社会各领域全方位改革的时代潮，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基础教育界空前热烈的教育改革。虽然，后来由于有些教师将学习教学改革简化为单纯模仿教星的教学模式，致使语文教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僵化的套路，但是，这并不减损于漪、钱梦龙和魏书生三位教星自身的光彩以及他们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历史性贡献。在一个没有教育的时代恢复了教育，在一个没有语文的时代恢复了语文，这就是教星们的成功所在，也是为当时社会各界所广泛认可的历史原因所在。
其二，教星们以其艰辛而又为世人瞩目的实践昭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牺牲，而是以高度虔诚和持续努力为代价而赢得的事业感和成就感，是突破灰色平庸而凸显亮丽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在传统的指令型课程与教学中，作为课程附庸的语文教师难免成了知识与义理的单向度阐释者，难免成为单调乏味、匠气十足的上下位灌输者，其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使命感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机械运作中常常被消耗殆尽，其体现个人生命价值的个性化追求在这种无情的、共性化的简单复制中往往被斫损至无。这样，于无奈中打发平庸岁月、甚至于浑噩中消磨生命，就成为基础教育界司空见惯的现象。魏书生们的非同寻常就在于：以强烈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去拱破缺乏微澜的教学“死水”，在当时时代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一己的所有才能投身语文教改——纵然这种教改只是局限于课堂教法。于漪在浓化学习情趣、活跃学生思维方面所付出的艰苦探索，魏书生在以自学为核心的“六步课堂法”上所作出的苦心孤诣的努力，钱梦龙在“三主”“四式”导读法上所体现的倾心追求，无疑都是在历史条件许可下所作出的宝贵的教学创新（如果时光倒转，这几位教星可能沦为只专不红的“灾星”）。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容许完全超越的，何况是作为社会性、规范性很强的语文教学活动，更无法想象在指令型课程中去创造反指令型课程的“奇迹”。恰恰是教星们在应试教育禁锢中所呈显出来的教学活力和思维亮色，这种超越一般教师消极等待的主动进取精神，着实令今天已步入新课程时代的同行们省思。人各有其活法，不必强求或苛责。然人静我动、人止我进，即使只有分分寸寸、点点滴滴，其间所渗透出来的只争朝夕的生命气息，其间所焕发出来的锲而不舍的弘毅神韵，当不失为一个时代的人格风范，甚至也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积极、恒远而有意味的象征。正如魏书生曾反复表示的那样：课堂教学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唯自强不息、超越自我乃人生之大道也。这就是著名教星的人学思想。
其三，教星们的历史局限也为今天发展中的语文教育提供了反思的契机。钱梦龙、魏书生等语文特级教师及其改革观念和实践，自然留有历史的烙印（否则，就难以理解了）。以21世纪初叶新课程的精神去反观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教学思维及其实践活动，历史的缺憾极为显著。今天新生代的教师以独特的胆识和时代所赋予的勇气而审视之、批判之甚至反叛之，当属教育发展的必然，当属历史演绎的必然。正是由此视角而观照，我们能够理解新生代教师近乎冷酷的咄咄逼人的挑战，对其间所包含的、新颖活泼的教学灵智和超越精神深表赞赏！
确实，指令型课程在这些著名教星身上留下了令人感喟的精神“伤痕”。首先，就教学的价值取向而言，存在着明显的知识中心主义倾向。应该说，在学科教学中，知识只是教学的一部分内容，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部分。比知识重要的是探求知识的方法和能力，而超越于方法和能力之上的则是个体生命的心志、情感、价值观等情意要素。魏书生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了诸如立座右铭、写道德日记、到野外长跑等实际行动，但由于指令型课程终端一统化的考试评价体系之规囿，学习的过程自然被浅化和窄化为对既定知识体系的“占有”过程，语文课程资源的可再生性完全丧失了，故师生、生生、生本之间互动过程中所被激发出来的“新知”与“新识”往往被疏忽了，尤其是求异和批判的思维能力被严重轻视了。例如，魏书生用心血培灌起茂密的“知识树”，结果使学生初中语文学习之旅异化为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画”树过程，又兼“六步课堂教学法”之首要环节的严密“定向”，使学生难以逾越雷池一步，喻之为“笼中舞蹈”并不失当。在那种以应试为目的、全预制、全封闭和全垄断的课程中，师生双方思维个性和言语个性的缺失，憾其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其次，就教学技巧而言，形成了教学目标全预制背景下的“套问”路数。钱梦龙先生的一大绝招是善于设问、精于迂回，尤其是通过“焦点问题”来盘活课堂上学生思维，试图以此来养成学生的质疑习惯、强化其问题意识。虽然，他很重视教师的引导、启发：“帮助学生不断向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探索”；他也很重视教师的激励作用：“随时给学生以鼓励、督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进行学习目的和方法的指导。”但遗憾的是：由于指令型课程中，语文教学的目标、重点、难点等等都是统一规定的，钱先生精心设计的问答终难免在封闭和垄断的思维框架中打转，正如他自觉意识到的那样：“组织教学过程，使学生的求知活动始终围绕主要目标进行并收到最理想的效果。”其结果自然是“课堂英雄皆入吾彀中”，或如有人所讥刺的：“钱梦龙在课堂教学上的‘出神入化’总有那么一种‘茶壶里面起波涛的味道’。”这种“师问→生答”的套路甚至远远不及古代孔子所奉行的“生问→师问”的模式。语文教学大忌划定有限的思维空间，因为这种严明的界线将束缚甚至窒息学生自由翱翔的灵性思维——而如此，则无疑是语文教学的真正失败。最后，也是最为令人遗憾的是：这几位特级教师身上的“特色”虽具而大家气象尚有欠缺。尤其当将他们视作是某个特定教育时代在语文教学领域中的象征时，当将他们视作引领语文教育时代思潮的“导向”与“先锋”时，这种缺憾感就更为强烈了。这也正是笔者在本文中不轻易将他们称为“大师”而视之为“著名教星”的主要原因。能够荣膺“大师”之桂冠者，应当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立场、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的思维成果、世所称绝的教学业绩等，而以是衡量，即使对年华尚盛的魏书生而言，冠之以“大师”，也以慎待时日为宜。无论是基础教育界，还是高等教育界，无论是学科之教研，还是基础理论之研究，“大师”的含金量应是同等相观的，他们同样应当是某个时代、某个领域内的标志性人物，而且对未来具有恒远的启示意义。
有人曾批评钱梦龙们“为什么不像洪宗礼等一批特级教师那样把教法与教材统一起来进行改革”，这样可以“通过实验教材的编写，给自己也给后人开辟新的天地和发展空间”。显然，批评者疏忽了时代的落差和个体的异趣，而今天课程改革的新时代则赋予了教师教学以广阔的思维空间，解放着并将继续解放其自由创造的伟大精神，这样，甚似于漪、钱梦龙和魏书生而又胜于于漪、钱梦龙和魏书生的新于漪、新钱梦龙和新魏书生们，势必要崛起在东方。这就是新纪元汉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蓬勃希望。
让我们昂首瞩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