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状况对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瑞典论文,德国论文,中产阶级论文,启示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典和德国是中产阶级队伍相当庞大的国家
1、瑞典的中产阶级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624公里，从1397年起是受丹麦控制的卡尔马联盟成员，1523年重获独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宣布中立，1950年5月9日同我国建交。瑞典是最早实行社会福利、全民医疗的国家，但近几年却因国家支出过多而出现危机。瑞典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瑞典人对外国人非常友好，在瑞典合法居住5年以上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瑞典公民，条件是在居留期间没有犯过严重的罪行。瑞典王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因此并未受战火损伤，这是瑞典的鲜明个性。这种中庸之道的文化个性与其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不无关系，目前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55％，主观认同率高达80％，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
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家里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拥有全日制工作）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人。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多少世界级富豪，至于街上偶尔有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平均收入者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瑞典雇主税的税率是33％，这也是支撑瑞典福利水平的重要财源。
2、德国的中产阶级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它周围有9个邻国，北邻丹麦，西部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邻，南边是瑞士和奥地利，东部与捷克共和国和波兰接壤。自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以来，这个中心地理位置变得更为突出，它是东西欧之间和斯堪的纳维亚与地中海之间的交通枢纽，其间水、陆、空道路条条通过德国，作为欧盟和北约的一员，德国被称为欧洲的走廊。
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为欧洲魁首。德国34％的就业人员从事出口行业的工作。政府奉行整顿国家财政，减少预算赤字，进行税制改革，刺激个人投资，进一步实行非国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政策，使德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并调整经济结构，中小企业众多，工业结构布局均衡，农业发达，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繁荣。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中产阶级大约占50％（主观认同率为75％），富人占10％，穷人40％。
给我们的启示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很有必要，特别是通过对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我们对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1、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内的相对水平，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国内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认识上有明显的误解，有人一提中国中等收入水准，就照抄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也有人人为应该使用世界银行使用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这些都是时空错乱的结果。中等收入是一个结构性指标，这是出发点，描述中等收入可以使用对应的绝对指标，但是一定要符合国情。
2、基尼系数一日不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日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因此，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3、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主要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比如德国的中产阶级其贷款规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许多财产不拥有完全产权，只拥有有限的不完整产权，这样和拥有完全产权的财产就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尽管消费信贷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消费信贷有放宽的比例，而且国外允许个人破产，所以在消费和财产的分析比较时需要慎重。
4、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为收入水平，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国外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企业内部，通过管理垄断，技术的垄断，技能的垄断和知识的垄断，向传统资本垄断者索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的长期过程。俗语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中产阶级的真正力量所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现阶段存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失衡的现象，这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物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二者投资的比例，中国是12∶1，韩国是8∶1，美国是3∶1，我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人力资本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如果中国能够提高人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能够使用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发挥。
5、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应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三方（政府，工会，雇主协会）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雇主协会逐渐让步，使得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国际上经过100多年的实践而形成的处理劳动关系的运作机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世界各国劳动关系的改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无论是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框架下，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这个机制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1年8月3日，我国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这是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是在国家层面加强政府与工会、企业组织三方合作，共同搞好全国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的重要手段。其目标是要促进三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良好合作，有效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全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企业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6、千方百计改善农民的收入预期。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时，要加强农村金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政府只要增加一点对农村的财政拨款，再通过增加农村信贷，先把那些有回报的项目搞起来，就可以一面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一面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农村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的同时，合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把农民负担减下来。
7、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与此同时，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竞争法规，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垄断，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的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国家不能放松对其分配活动进行监管，要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加强对这类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长率的考核，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要进行严肃处理。为此，劳动、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本企业的职工收入水平。对于某些垄断行业严重存在着收费过高过乱，服务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是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约束机制；三是要完善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加强垄断行业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一些垄断行业利用垄断经营地位乱涨价、乱收费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
8、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据世界经济组织估算，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税率只有50％左右，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德国等国完税率接近100％。在个人税收方面，应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并加强征缴，开征遗产税，将过高收入调下来。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中80％来自工薪阶层，占有40％以上社会财富的富人们，多年来逃税、漏税等早已成不争的事实。所以，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是要重点加强的环节。要严肃征收法制，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资料表明，一些国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前后，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明显的变化。1971年至1992年，加拿大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前从0.447上升到0.491，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却从0.372下降至0.359。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征管手段欠缺，工薪所得的税款占个人所得税款总额的比重较高，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扛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另外，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限，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
9、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根据英国政府机构1982年对1486户最低收入者和1486户最高收入者调查的结果证明：在经过税收、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以后，前者每户的年平均收入由原来的150英镑增加为3220英镑，收入增长率为2146.66％，后者每户年平均收入则由17390英镑减少为12260英镑，收入降幅只有29.50％，但是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在未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前，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为 115.93∶1；在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后，这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降低为3.81∶1；一下子缩小了30.43倍，其作用应该说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见，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无论是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还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改善居民收入的分布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继续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促进市场的发育完善，人才和劳动力的充分竞争以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打破平均主义，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形成收入分配“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格局。在初次分配环节，应尽量避免违背经济规律的人为因素和行政、计划手段的介入。实践证明，违背规律的做法，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工效挂钩的做法已经过时，要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初次分配要打破平均主义，再分配要加大调节力度，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是再分配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