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方略与因应：以四个难题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应论文,方略论文,为例论文,难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而且从现阶段的发展看，其整体态势继续向好，这一点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良好的发展态势并不意味着已经不存在障碍和问题。事实上，随着中国的改革向纵深推进，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这里就政府扩大需求、国资产权转让、社会保障空账以及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房价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扩大需求：依赖国际市场不如立足国内
当今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追根究底，不同经济体之间竞争的目的，是要进入并占领对方的市场。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扩大需求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参与国际竞争乃可选之策。但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哪里？是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还是把扩大“内需”作为重点？
回顾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欧洲各国经过战争后均损失惨重，其经济重建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但存在相当大的资金缺口。美国当时施行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初始资金，但“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重建资金支持仅是一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主要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以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为战后的欧洲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日本的复兴与欧洲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即便在二战之前，日本也并不是很发达。但日本的成功就在于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出口产品。在不到40年的时间，日本作为曾经的战败国变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的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也都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逐步取得成功的。
但是，成功的经验并不是总能够适用。1997年以前，众多经济专家均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预言，东南亚的繁荣和兴旺并未持续，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产、失业、收入的下降和人民生计的窘迫。事实上，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其辅助条件。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时期。为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国内市场。但当时美国经济的强大，以至于可以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援助其盟友。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因此而成功的。
然而这些经济体的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很快发现，那些曾经依靠其援助和开放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逐渐发达后，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并且要与美国展开竞争。此后，美国的策略开始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前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却没有作出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缩小的市场空间。过去使其成功的条件不复存在，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
当今世界中，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三大经济巨人，它们中有两个在亚太地区。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地区。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大多都是通过对美国的顺差，以获得美元，同时进口日本生产的产品，以扩大日本的顺差。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美国无力承担巨额逆差，则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面临崩溃的局面。事实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出类似的迹象。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入，亚太地区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但迫于越来越大的赤字压力，美国不能同比例地增加进口，日本虽然保持巨额的顺差，却又不放开国内市场，东南亚的产品面临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产品不能顺利出口，不能获得外汇，而这些东南亚国家长期积累的巨额对外借款又面临着还款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爆发金融危机自然就不可避免。
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必须改变，但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新的结构，以及新的贸易结构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新的贸易结构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新的格局形成之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将是不稳定的。因此，中国不应该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依托在出口上。与其通过廉价出口换取外汇，不如立足国内，扩大内需。况且现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① 而外汇长期闲置，又是另一种经济损失。因此，通过动用部分外汇储备，增加进口，不仅可以平衡外汇收支，而且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
而且，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是依靠国外市场来出售所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国际市场规模很难得到满足，因此，依靠外部拉力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实现。当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地把它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改变日本经济衰退的现状。这是因为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太大了，已经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拉动它。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可能成为欧洲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日本对二战的态度，无法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因此，它也就无法在亚洲扮演德国在欧洲那样的角色。问题是：一方面，美国已经不能支撑整个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如果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条件再现，唯一可能的“火车头”只能是日本。但从日本以往的表现看，其承担这一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出口导向型战略已很难再适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拥有制定市场规则的权利。ISO9000系列标准之所以由欧洲人来制定，就是因为欧洲是相关产品的最大购买者，它掌握着这些产品的最大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对自己国内的巨大市场视而不见、弃之不顾，而是一味去国外寻求市场空间，则一旦国外的市场未能占领，再重新考虑重视国内市场的时候，则巨大的国内市场很可能已经被别的国家侵占。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应轻视出口，而是在现阶段的特定情况下，中国的策略要进行调整，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不断地扩大需求；而且政府要改善国际收支平衡，重点也必须摆在国内需求上。
二、国有资产转让：既要大胆更要规范透明
关于国有资产转让，是一个敏感而又见仁见智的话题。学界之所以存在分歧，是由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比如对“人性”的假定，角度不同，观点便会有很大的差异。几年前笔者曾撰文介绍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引发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但如果离开了“经济人假定”，经济学的推理便失去了基础，亦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取代这个假定。
因此，这里分析国有资产转让，仍然从经济人假定出发，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国企产权为何要转让？第二，资产转让如何定价？第三，产权交易所的功能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也相对独立。
首先是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的问题。归总的答案是改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回顾改革的历程，国企改革起步于利改税，而后改行承包制，再走股份制改造道路，其间既试验过西方的模式，也试验过中国自身的方法，但效果均不理想。推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产权主体缺位。这里并不是说国有资产没有确定的所有者，相反，根据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国有资产属全民所有。但问题在于，虽然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却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全民的代理人，再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如果企业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便不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样存在有人们花钱办事的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求节约又讲求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求节约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求效果不讲求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并不鲜见。而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恰好对应第四种方式，则不难理解国有企业中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国家独资或一股独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经营者用国家的资金办国家的工厂；股份制改革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都没有动力注重节约和效果，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实上其内在的机制仍没有改变。近年来，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有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的机制。可见，国有企业要转变现有机制，建立新的机制，就需要打破国家一股独大的局面，让非公资本加盟。如果非公资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资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难以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资产转让是合理的。
其次是国有资产转让的定价问题。这个问题已在学界讨论了很长时间，争论的焦点是，国有资产到底该以什么样的价格转让？有学者批评当下国有资产流失，其基本的理由是国资转让价低于账面净值。尽管事实上确实存在国资流失的现象，但需要澄清的是，低于账面净值转让资产，并不一定是国有资产流失。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佐证。假如某人5年前花16万元买一辆家用轿车，使用寿命20年，每年折旧5％，使用5年后，折旧4万元，净值有12万元；若按里程寿命20万公里算，车已经行驶了5万公里，每公里折旧0.8元，恰好折旧4万元，净值也是12万元。然而5年后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却无人问津。后来不得已按6万元的价格转手，虽然心中不免遗憾，但毕竟此时6万元已是市场的最高价，事实上，这就并未造成资产的流失。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市场价格是供求均衡时的价格。[1] 按净资产转让国有资产，只是卖方的供给价(成本价)，而需求价则由买方决定。如果国有资产供不应求，需求者多于供给者，则成本价就是市场价格，此时若转让价格低于净值，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情况不同，结论显然也会不同。如果国有资产供大于求，转让价格则转由需求方确定，此时即使需求价格低于净值，也并不能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那么，站在供求双方的角度，资产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确定呢？这可以从经济学经典论述中找到答案。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中指出，资产价格是预期收入的贴现。[2] 比如某人花10万元种了一片果园，现在他准备把果园卖掉，则果园的价格应该怎么确定？从销售者立场看，自然不希望少于10万。但费雪认为，果园的市场价格，并不决定于其前期成本，起关键作用的有两点：一是预期收益，二是贴现率。假定果园预期年收益为8000元，贴现率(按银行利率)为10％，果园的价格就是8万元。若贴现率不变，而假定年收益为1.5万元，则果园的价格为15万元。假设一个买主手里有10万元，若存入银行年平均利息是1万元，他便不会花10万元去购买年收益只有8000元的果园。反过来，若果园的年收益是8000元，而银行利率为10％，则卖者也不会以低于8万元的价格出售果园。
最后是产权交易所的功能。从最表层的角度看，产权交易所只是一个交易平台。但从深层考虑，它其实也是一种竞价机制。在产权交易所这个平台中，不仅资产的买卖可以达成，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众多的买家在这里竞价。前面说过，资产价格是预期收益的贴现。但预期收益是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资产为不同的人使用，预期收益也千差万别。若无买方竞价，让买卖双方直接成交，就难保国有资产转让不会造成资产流失。
这里同样可以用果园的例子来说明。同样一片果园，张先生经营预期年收益仅8000元，但若由李先生打理，预期年收益是1万元。预期收益不同，资产贴现就会差别很大。按贴现率10％计算，张先生出价8万元，而李先生会出价10万元。假如不存在产权交易所，李先生可能得不到果园出售的消息，也就不会有人与张先生竞买，则张先生就可以8万元买下果园。若这个果园属于国家所有，张先生还可能以给予回扣的诱惑来说动事主，按低于8万元的价格成交。
上述情况表明，产权交易所不仅是一个交易平台，而且也是一个竞价机制。尤其在现阶段大量国有资产参与转让的条件下，它能防微杜渐，防止贪污腐败现象的产生。当下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产权交易所虽是新生事物，但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亟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序进行。
三、社会保障空账：提高保费率不如划转国有股
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总体上说力度比较大，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皆源于缺乏资金。没有资金，社会保障便不能真正落实。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近10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些老职工以前没有参与保险，他们的保险账户里没有资金，但现在进入老年后，健康状况变差，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却苦于没有养老金、医疗费等。而若在社会保障基金总体数额不变的情况下，把这些老职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必然会降低那些本就在体系中的人的保障水平。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上述问题即是其主要原因。从道理上讲，没有参与保险的人，就不应该领取保险金。但如果据此指责那些老职工，既不通情理，也不公平。这是因为造成这样的情形，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众所周知，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所发放的工资其实只能算作基本生活费，而其余大部分利润都上缴国家，用于新项目的建设。按照当时的政策，职工先把资金上缴给政府，将来由政府负责职工的生活和养老问题。建国后的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实行这样的做法，因此职工对此深信不疑，也愿意拿低工资。然而，等到这批职工退休，国家改变了政策，政府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和养老，而是交由社会保险机构负责，问题在于国家并没有为他们而专门拨款给社会保险机构，从而导致各方面均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现阶段政府的对策，主要是通过调补来应对，即是从其他人的社保资金中抽取一部分用于这些老职工，再用另外的人的社保资金补上缺口。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奏效，能够解燃眉之急。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矛盾的积累，将会导致较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的人口日趋老龄化，年轻人的比例下降，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将来本身没有参保也需要由社会保险负责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参保的人的比例却在下降，此时，再用这种调补的方式，则将面临无资金可调的局面。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就在统筹账户之外，设计了个人账户。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明确个人在医疗保障中的责任，即个人要为自己的账户缴一部分费用；第二，通过明确个人账户属于个人所有，促使个人主动约束不合理的医疗消费。[3] 而且，将来即使统筹账户里的资金不足，至少个人账户这一块可以得到保障。这个设计思路本身是正确的，但由于老职工的问题没解决，国家不得不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调出来先补贴这些老职工。其结果是打破了制度设计的初始规则，还造成了一个较大的资金缺口等待弥补。而且，个人账户名义上虽有不小的结余，实际上却近乎于一个“空账”。据有关专家估算，仅就养老金账户，空账就达8000亿之多。[4] 至于是否有这么大的缺口，未经证实，但存在较严重的问题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如何弥补这个缺口，有不少专家提出可以通过提高保险费费率来实现。但这一提议遇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原因在于，现在企业的负担已经很重了，不算各种收费，仅社会保险费一种，国家文件明确规定要求上缴的，就接近工资总额的30％，如果再考虑各种补充保险，很有可能超过35％，有些地方甚至超过4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提高费率，无疑又会给企业施加沉重的压力，甚而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特别是保险费以人头工资为基数计取，由于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更是难以支撑，现阶段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如某国有大型企业，效益一直不好，虽然尽了很大努力，欠费仍高达1亿多元。按照政府出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该企业不仅要补足欠款，还要接受处罚。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当地社保机构却相当为难，因企业确实困难，强行收缴，无异于逼其破产；而若企业破产，先不考虑其他问题，3万多职工就很难安置。而若这些职工又都去领社会保险，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因此，按照上述思路，势必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没钱支付保险金，所以提高保险费；但费率提上去，很多企业可能不得不面临破产倒闭，结果是缴保险费的人更少，领保险金的人更多。而这样，资金缺口会更大，问题会更严重。
有鉴于此，近来政府有意将国有企业在国内发行的股票，划转10％以弥补社保资金不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方法可以达到治本的效果。其优点在于，它不仅能偿还历史的欠账，而且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国有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大多数都不合理，不仅一股独大，而且流通盘较小。事实上，国有企业上市，筹资只是一个方面的目的，重要的是转换机制。但依靠现在的股权结构，很难改变机制。所以从长远看，国有股减持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优点，能够有助于解决机制转换的问题。而把国有股的一部分用以补充社会保险，既可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又可以及时补上历史欠账。因此，政府应及早研究，尽快出台国有股划转方案。
四、房地产市场：重点不是反暴利而是改善供给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近来各界普遍对房产商抬高房价持反对声音。同时，不断有人要求公布开发成本、反对房地产暴利等。消费者希望房价回落，可以理解。但如果希望通过公布开发成本来打压房价，则并不是正确的应对措施。
根据经济学理论，价格并不完全取决于成本，[5] 即是说，低成本商品并不一定只能卖低价。日常生活中，低成本高售价并不少见。笔者曾在一家成衣厂参观，原来一件衬衣不过百元，后与港商合资，打上某著名衬衣商标后，价格陡涨至500多元。而事实上其成本并没有同比例提高。
事实上，按成本加成定价，需要存在一个前提，即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经济学理论指出，商品的市场价格要由供求双方共同确定。但若从供给者一方看，定价时必然会考虑成本，价格低于成本便不会供给商品。问题在于，如果厂商按成本加成定价，若消费者不购买，价格便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反过来，假若商品奇缺，购买者众多，价格必然会上涨，此时厂商也不会考虑仅按照成本来定价。
据笔者推测，要求公布开发商成本，其言下之意在于当下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它的成本过高了，政府应该反暴利。而问题在于，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来界定价格高出成本多少才能算是暴利。假使把利润超出成本30％视为暴利，则超过这一水平的，可能远不只房地产一个行业。高科技行业如生物制药，传统产业如餐饮业，也都有可能高出这一比例。而且，若不允许企业获得高的利润，科技创新便缺乏动力，企业便较少去改进技术、提高效率。
这一点可以通过例证说明。假设有甲乙两个木匠，甲手艺较差，做一个书柜需时两天；而乙手艺精湛只需一天。若劳动力的日成本为100元，每个书柜木料成本100元，那么同样做一个书柜，甲的成本300元，乙的成本200元。再假定书柜市价是400元，那么甲的利润率为33％；乙的利润率为100％。那么在此情形下，政府是否应该对乙采取反暴利措施呢？如果反暴利，乙必然会放慢进度，做一个书柜也花两天。这对社会来说，无疑是效率的损失。
再则，笔者不赞成反暴利，还因为担心这样会滋生腐败现象。正如上面提及的，由于“暴利”无从界定，则“反暴利”很可能成为权力创租的借口。关键在于，法律未对“暴利”进行明确的界定，则不可避免要由监管部门来界定。如此，企业就很有可能去寻租。事实上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早在20多年前，政府曾对价格进行过管制，也反过暴利，结果助长了很多腐败现象。
房价居高不下的症结不在暴利，而在供求的不均衡。供求原理指出，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其价格将上涨；而供过于求时，价格则下跌。中国房价不断上涨，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房屋供给不足。假如房地产市场有求必应，房价上涨的现象便不会出现。譬如，电冰箱、电视机的价格难以上涨，就是因为这些产品供应充足。当年广东本田轿车刚上市时，也曾经供不应求，出现价外加费，价格高涨的局面，后来随着生产量逐年增加，价格便逐渐下降。
因此，供应充足的商品，其价格不可能持续上涨。但据有关统计数据指出，国内房地产市场目前空置率达到26％，积压面积过亿平方米，[6] 这说明房屋并不短缺。既然如此，房地产价格为什么还会持续上涨，而不会下降呢？即高空置与高房价并存，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事实上，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由于政府控制建房用地，开发商为了获取利润，大多选择投资建设高端住宅。而普通公众买不起高端住宅，买得起的普通住宅又缺乏供给。因此，从整体上看，国内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
问题在于，既然高端住宅过剩，其价格为何一直居高不下？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普通住房短缺。因为中低档房供不应求，需求过多，拉动房价上涨，于是高端房也就水涨船高。二是消费者买涨不卖跌。从开发商的角度看，如果让房价下跌，消费者很可能会持币观望，这对原本过剩的高端房，更难有市场，所以开发商宁愿房屋空置，也不愿降价出售。三是人们对买房有乐观预期。公众普遍认为，房产将来会增值。既然收益看涨，房价便不可避免被高估。
以上三个原因仅是表层原因，而深层原因或者说更重要的则是体制方面的两个原因：一是土地垄断价格太高。开发商即使不出售房屋也能靠土地占用或转手来获取利润。二是银行软约束。开发商经审批获得土地后，依靠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即便房屋不能顺利出售，而不能按期还贷，银行也很少以催还贷款为由逼迫开发商破产清算。开发商在不存在破产风险的情况下，自然不会降价出售房屋。
因此，要让房地产价格下降，政府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应鼓励开发商多建普通住宅。2006年5月29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明确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这一政策从其思路上看，是正确的选择，但依靠行政手段来实现，并不是最佳方式。可取的办法，应是按建筑面积征收累进税。二是责令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在限期内收回开发商的逾期贷款，而且新到期的贷款，不再展期。这一措施一旦出台，其效果将会很快显现，开发商必然会降价售楼，整顿房价。
关于房地产的收入预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买房能否增值很难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存在包赚不赔的生意。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十几年前，国内房价曾一度剧烈下跌，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房地产一定增值的预期很难得到保证，尤其考虑到将来人口减少、老龄化社会到来，预期房产增值的风险可能更大。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一季度金融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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