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及其相关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9；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67(2013)03-0100-06
一、编纂《中国电影通史》的必要性
2012年10月，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中国电影研究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早期电影论坛。应当说，中国早期电影论坛达到了我们举办的目的，也形成了若干共识。第一，大大拓展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深化和细化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说原来电影怎么传入中国，电影的放映、电影杂志、电影人物还有电影的翻译和传播，这都是我们过去的电影史研究得比较少的。最后成书的字数达到130万字。第二，通过中国早期电影论坛，我们发现并积聚了一批有志于中国电影史研究，同时在中国电影史研究方面具有实力、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众所周知，香港电影，尤其是今天的大陆电影，之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固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没有新的人才、尤其是新的领军人物出现。第三，本次论坛充分体现了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破坏性的态度，体现了尊重前人，提携、奖掖后者的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国电影史研究中采取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破坏性态度至关重要。因为采取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破坏性态度才能真正推动我们的研究不断前进和发展。对于前人的研究，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尊重，有足够的宽容。因为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使命；我们今天不应该因为受到某些局限，甚至是某些错误，而简单的采取一个否定的和批判性的态度，那是不符合学术准则，也是不符合学术道德的。对于前人的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我们应该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给予客观的、准确的分析和评价。我想，中国电影史研究本身也必须有这样一种客观的态度和精神。第四，策划和筹办本次论坛，潜藏着我们的学术规划，或者说学术野心，就是启动和推进《中国电影通史》。就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我个人专门向程季华先生、李少白先生、孟梨野先生请教、求教，也多次、反复与郦苏元老师、陈山老师、陈犀禾老师、钟大丰老师、陈墨老师、丁亚平老师、李道新老师、虞吉老师、吴冠平老师等交换意见。每个老师有不同的理念和想法。但大家也有一个共识，就是目前中国电影史研究方面存在着很多误差、误区。那么，如何对待这些误差、误区呢?比如说陈墨老师要求就比较高。他认为，要想完成《中国电影通史》，首先必须有数百篇高质量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而就目前而言，先不说高质量的、就是真正够格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寥寥无几。而虞吉老师则有他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他认为要教学生中国电影史，有很多东西就必须“固化”，否则就没有办法教学。现在很多“固化”的东西有误差、误区，如果这些误差、误区不加以及时调整和纠正就有可能永远存在、永远流传下去，贻害后人。因此，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必要尽快启动并完成《中国电影通史》，尽可能比较早的、及时的、更多的弥补、纠正误差、误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史学大国。“盛世修史”是中国的传统，历史不仅是关于以往的记录，其意义和价值更关乎现实和未来。先哲们的箴言告诉我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治天下者必以史为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华文明之所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得益于广为流传的《史记》、《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史学巨著，这些不朽著作都产生于历史上的盛世。当一个民族满怀信心、开拓奋起之时，人们期待着史实详尽、表述客观的鸿篇巨制问世。陈山老师经常讲，中国电影存在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中国电影史没有学好，没有把我们中国电影史中的很多有用的经验传承下来，那么中间有很大的一个断裂，那么如何把这种过去的经验转化为我们现在的一种需求，在更加注重我们自身的电影传统的基础上来推动我们中国电影一个更健康的发展，确实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早在中国电影起步阶段的上世纪20年代，电影史的书写就出现了，但真正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并影响深远的中国电影“通史”专著，当属完成于19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此后的50年间，也陆续出版过一些中国电影史的著作，但它们或模仿《发展史》的模式、或作为《发展史》的补遗、或者干脆是《发展史》衍生物，并无太多新意。《发展史》止步于1949年，从时间跨度上看，只记录了不到50年的历史。而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近108年的历史。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电影史研究方面，不能厚古薄今。具体说，不能简单的划定1949年以前的电影研究才是中国电影史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而其他的研究不能算作中国电影史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的相关史料如果不及时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的后，也会给日后的中国电影史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另外，《发展史》对于电影的片种，也只限于常规的故事片，对纪录片、新闻片、科教片、戏曲片、动画片介绍极为简略。一些重要的专业史例如电影技术史、电影教育史、电影发行放映史、电影管理与法规史、电影理论史仅仅点到为止，种种缺憾都亟待弥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海外学者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研究都非常有价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理论方法。但是客观地讲，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影史研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影史著作。比如说张真老师的《银幕艳史》，她是借助于一些理论框架方法通过这部电影来实现她的阐释，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电影史学研究。现在，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年轻学子不相信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而非常迷信西方学者或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更不应当继续下去。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其实还是一个电影史料的研究。我和李道新老师交流，应该先做一个中国电影史料集成，而要做这些工作确实就是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说，当年程季华先生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时候用大卡车来拉资料，很遗憾这些资料现在很多都不在了。还有一个问题也要提请大家注意：不仅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史料流失非常严重，就是90年代以后的很多资料也流失了。1993年电影机制改革以来，因为单位很多的合并、转换，很多史料都没有了。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电影史料的搜集和研究确实是一个迫不及待的课题，不仅是早期，也包括1993年电影机制改革以后很多电影的原始史料。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研究，价值不大，用处也不大，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而且有很多立论都是不成立的。
来自业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应该重新编纂中国电影的通史。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中国电影史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热点，研究得到不断深入，“重写电影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每一代的历史研究其实都是对前辈学术成就的纠正和结算，这是学术经验、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文化实力的象征。由于历史的局限，尤其是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的资料也就是创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代电影文化教育的需要。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编撰一套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电影通史》。
中国电影通史的最终目标是要将中国电影史资料的抢救、收集、保存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使其学术成果能够体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电影文化教育提供最权威的电影史著作。换句话说，《中国电影通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项目而已，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要将中国电影史资料的抢救、收集、保存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同时，在大量搜集相关文字资料和拍摄相关影像资料的基础上，作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将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材料和依据。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文化建设必将成为21世纪的重要战略目标。《中国电影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乃是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影通史》的研究、编撰和出版，对国家、民族和中国电影文化、教育事业，对中外电影交流和文化交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学科首先是资料。编撰《中国电影通史》最大的困难是资料。据说当年程季华先生撰写《中国电影史》时所用资料是用大卡车拉，并且从主管领导到方方面面都是开绿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做到。因此，尽管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拥有比较全的影像资料、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但还远远不够。众所周知，除开中国电影资料馆外，中国电影史的资料还散藏于北京(中国电影家协会、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抗战)、重庆(抗战)长春(伪满及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历史档案馆、电影资料馆以及电影厂资料室。
除了传统的电影史料和收集手段，资料馆近年来还开拓了新的史料形态和研究方法。2008年，资料馆正式启动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界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项工作不但丰富了馆藏、拓宽了电影史料收集的路径，也为中国电影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角度和新方法。迄今为止，“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已完成了300多位电影人的采访，拍摄了近3000个小时的高清数字录像带，可供使用的文字素材超过3000万字。这些资料涉及中国电影的创作、管理、技术、理论、发行、档案、放映、教学、文化传播等等方面。2011年，我们出版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前4卷，引起业内外极大关注，国内外不少中国电影史专家认为这套书本身就是在重写电影史。因为她呈现出一个更加趋于科学、民主和活力四射的新史学面貌，新史料的丰富性令人叹为观止。2013年，资料馆为全面推动电影史的研究，计划再整理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30卷。
撰写通史虽然是一项耗时、费力、需要巨大人物力投入的系统工程，但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承担这项工作可谓责无旁贷。资料馆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从各方面准备的条件来看，编纂《中国电影通史》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愿意开放胸怀，为研究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更多的方便。我们也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电影数据库，相信不久的将来有能力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方便。同时，我想呼吁，所有拥有相关资料的单位、个人都能够急研究者之所急，想研究者之所想，为中国电影史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电影通史》的启动准备了必要条件。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中国电影史研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缺乏有效的整合。我们将以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团队为主，同时注重邀请和吸收资料馆之外的一批专家、尤其是有志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年轻专家。我们将在新发现的史料及近几十年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调整电影史观念，扩大电影史视野，拓宽电影史领域，修订电影史学规范，编撰出一部高质量、可信度比较高、能反映中国电影史研究各种最新成果的《中国电影通史》。
二、史料搜集的重要性
我在写《中国喜剧电影史》的时候，专门看过这一段，就是“懂动松”，这是喜剧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律，佐临先生其实就是说拍过一个非常杰出的喜剧，就是《假凤虚凰》。当时在上海好像是非常的卖座，因为石挥演了三个理发师，有一段时间就不敢出门，因为当时的理发工会说这个电影讽刺了理发师。据我现在掌握的资料，在美国有放映，也算是中国电影最早走出去之一，但是我们现在非常遗憾，没有这个拷贝。最近在法国季可梅那找到了那个拷贝，有关中国早期电影，现在海外还不时有新发现。
现在谈到民国电影也好，早期电影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史料问题，因为历史学其实就是史料学。过去，中国电影资料馆内部管理比较混乱，有很多很珍贵的史料已经是不翼而飞了。还有个别人把它据为己有，但不做真正的研究。我在北京也多次呼吁，包括电影家协会，包括电影学院，包括艺术研究院，大家都在做这个早期档案的数字化。那么，建立数字化以后是不是可以共享这个资料了。其实，共享资料共享资源，应该是现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美国也好，在法国也好，我们经常跟他们的电影资料馆交流，发现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研究早期电影的时候遇到那么大的障碍。
我们去年举办了第68届国际电影资料馆年会，有30多个国家80多个电影资料馆的馆长第一次在北京开年会。国际电影资料馆年会是1939年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想收编，他们不干，说你们是1945年才建立的，我们1939年就建立了。所以在国际电影资料馆年会期间，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就是发放了一些问卷和档案登记，希望各国电影资料馆如果有中国早期电影，可以给我们一个目录。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已经有很多国家很多地方的资料馆在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他们藏有的有关中国电影的影像档案。但是，他们没有人员来整理，有很多东西现在还是一堆死档案，因为他们没有懂中文的、懂专业的人来做整理工作。去年，我们派人到美国几个大学图书馆整理中国电影资料，有一些新的发现。荷兰、意大利、还有奥地利，都有早期中国影片的发现，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收集到。国资联成员国也就是各个档案馆、各个电影资料馆之间，可以互通有无，比如说我们跟意大利电影资料馆，他们就希望我们把我们存的有关意大利电影的档案资料给他们，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现在对早期中国电影档案，包括文字和音像都加大了收集力度。去年12月，我率团到俄罗斯电影资料馆，把我们没有的满映所有的影片档案全部买回来了。
现在我们在推动两个事情，这两个事情可能都跟我们早期电影研究有关。第一个事情就是想建立一个中国影像档案目录中心。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在国家档案馆立项。现在全国有几百个档案馆、博物馆，他们都有大量的影像档案，但是这些影像档案，在各地图书馆、博物馆都是作为一个很边缘的存在，因为它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图书。对于这些影像档案，一个是他们没有专业人员，再一个是没有专业的学者认真研究。那么，全国几百个档案馆、博物馆到底存有什么样的影像档案?到底有多少东西?应该有人来牵头做这项工作。我们从前年开始，跟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提了这个建议，他们也很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推进，至少有一个资料的调查和汇集，了解各地图书馆、博物馆还有哪些影像档案。或许，我们从理论上推测，这些影像档案当中有很多珍贵的东西，一些新的发现或许会改变中国电影史的版图。
其实，对于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资料馆来说，无论是一史馆也好、二史馆也好，还是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也好，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经费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对于公共文化经费的投入不足。我们经常去和一史馆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很多很珍贵的档案在那个黑屋子里散落一片，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灰。这种情况不是个案，主要还是我们这种文化投入不够，只有政府一个来源。不像国外，像美国有大量的基金会，还有个人的捐赠，因此他们的社会服务做得非常好，我们目前确实做不到。比如推动建立中国影像档案目录中心，从技术上、从人力资源上说没有问题，就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个令人比较纠结的问题，短时期内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现在一个新的问题是，数字化发展非常快，平时的洗印量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洗印厂已经倒闭了，它没办法生存了。导演你想用胶片拍电影，没人给你洗了。数字化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包括我们也在大量做数字化处理，数字化修复。现在出现了一种说法，好像就是说数字化以后，原有的东西怎么办?因为好像国家给我们电影资料馆很多钱，很多早期影片都在做数字化处理，包括还有很多精细化的修复。你们过去的拷贝就在那里一放就可以了。这种想法、这种思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说，这还是问题吗?这就跟原件跟复制的这种关系：这个原件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文化价值更重要了。现在中国90％以上的电影院都是数字化放映的，没有胶片放映了，可能以后只有电影资料馆有胶片放映了，其他地方没有胶片放映了。那么，以后胶片的保存怎么办?胶片保存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在法国，我们看到了人家的保护，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影像档案保存的角度看，我们真的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没法比。
我们现在也在推动一个大项目，建立一个国家影像档案实验室，这个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抢救工程。我们简单地做了一些调查，现在全国几百家图书馆、博物馆有大量的音像资料，但是它们没有保存条件，因为胶片保存需要有湿度、温度的要求，比如说温度一般要在1℃-5℃，这是个恒温，不能随意改变，湿度应该在32％-45％之间。只有在恒温以及湿度恒定的条件下，胶片的保存才是最佳状态。但是，除开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之外，几百家的图书馆、博物馆，它们保存的影像档案就完全几乎是在一个自然状况下保存，这个后果是很可怕、很严重的。我们目前还无法了解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保存的胶片有多少早期故事片，但肯定有大量的早期纪录片。但是如果现在不能进行一个恒温恒湿条件下保护的话，这些珍贵的资料很可能以后就没法看了，就完全毁掉了。数字化以后，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库房是大大的空出来，愿意给各个图书馆、博物馆的胶片提供存放。我们也正在规划、策划当中，如果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这两项工作做好了以后，也可以更有效地为社会、为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服务。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尽管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第二，但其实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偏低的层面。至少在档案、图书、公共文化服务这个领域，我们还真的停留在发展中国家很低层次，千万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
那么，我们当下民国电影研究在史料上存在的种种难题，它就需要国家、社会以及一些有识之士对文化传承体系、文化保护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这项工作，不乏有人愿意做，有很多人愿意做。我们只要招聘志愿者，那报名都很踊跃。文化强国建设有一个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但是，文化遗产、文化资源的载体都没有了，或者说因为保护不力而失去了，我们还传承什么呢?再去重新寻找，再去恢复，那完全是不靠谱的事情!
我个人看到电影资料库里有很多大量的纪录片，没有人做系统的研究，也是感到还没有面子。前几年我们做过一个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就是《孙中山奉安大典》全纪录。我们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几乎发现所有的档案目录和原实体都不一样。我们当时是调动了我们所有电影史研究的人员，陈墨老师牵头，黄德泉、李镇、李相以及北京库的很多同志，连续工作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些调查清楚，重新整理归档。我的意思就是讲，关于早期电影档案无论从影像还是文字上来讲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必须对于我们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因为只有首先把它保护好才能真正建立我们的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而空谈，是要误国的。
另外，其实在我们对外交流当中，国外更感兴趣的还是中国早期电影。三年前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带个团到墨西哥，到一个中国电影展映，在开幕式上我们放映了两部影片，一个是《劳工之爱情》，一个是《神女》，我们也都在后面看，我当时还怀疑，说这两个电影墨西哥这些人能理解么?效果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放映《劳工之爱情》的时候，该笑的地方他们全都笑了，笑得不亦乐乎。然后，我们观察他们看《神女》的时候，真的是很受感动，有很多人真是眼泪汪汪。后来他们跟我交流的时候告诉我，他们真没想到，早期中国电影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他们对我们中国特别佩服。可以说，早期中国电影更受外国人的喜爱，也会在中国电影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如果不能有效保护，我们以后拿什么跟人交流呢?所以，搜集并保护影像资料和历史文献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