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183;多元文化#183;中国新儒学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儒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期是一个文化风涌的时期。随着人类在经济政治上的争端趋于平和，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变得愈来愈引人注目了。1993年夏天，美国著名战略学家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官资研究项目论文《文明的冲突》。他在文中指出：在未来的世界上将有九种文明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执。因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冲撞。亨氏预言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也不无道理。21世纪将是东西方各民族、各国家竞相发展自己、激烈竞争的时代，各种文化都理所当然会出来展示自己的异彩。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乃人类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其价值在过去曾长时期被某些西方人——如德国的马克思·韦伯、美国的约瑟大·列文森所否定，近几十年才有所改变。
自20世纪70年代，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为世界所瞩目，“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开出现代化，更有人发出“21世纪是儒学世纪”的呼唤，有人预测“21世纪儒学必将在全世界复兴”，甚至有人认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所有这些论点都是对中国新儒学热的描述，也都“持之有故，言能成理”，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多的弊端。笔者以为只有站在当代全球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分析儒学内部和外部的文化环境、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热，才能正确看待和预测眼下的中国新儒学热。
纵览当今如火如荼的中国新儒学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振兴和繁荣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20世纪可谓一个文化理论层出不穷的时代。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构成了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景观。在这些众多的理论中后现代主义无疑是最有震撼力的，它直接导致了一场全球文化热。中国新儒学热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它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纪元，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一种新风格，后现代主义孕育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70、80年代在欧美达到了顶峰，它的主旨就是“去中心”、反对“同一体”和提倡“差异”。它表现为消解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和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冲破旧模式，不断地创新。其实质是重建一种多元化的、轻松宽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利奥塔德在其《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曾写到：“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宣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表现者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
继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中国新儒学热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方立教授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几种理论形态”一文中曾对此作过专门论述。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本能的“后殖民意识”，都试图对其他民族实施文化渗透，以求跻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新儒学热的兴起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产物，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仍在制约和影响东西方文化不平等关系的反拔和批判。
中国儒家传统与现代化
诚然，中国新儒学热的兴起离不开全球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但它同时也与儒家传统的内在价值分不开。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小农经济农业大国的历史产物。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运行中发生过多次的演变，形成了自己的儒家传统。鉴于此，儒家传统是一个发展演变着的历史概念。它既是历史的遗存，也是对现实的摄取。所以，研究儒家传统，既要有历史的眼光，又要有对现实和未来的观照和预测。
依据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儒家传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儒学——指先秦孔子等人所创的原生儒学；宋明理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儒学——洋务运动和五·四前后的国学热；1970年以后海内外儒学热。历史是发展的，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儒家传统也同样经历了种种起伏。这是因为文化包含了文化积淀、文化认同、文化融通、文化互补、文化承传、文化演变和文化转型。
中国新儒学热就是在现代社会日益表现出经济、交通、通迅、信息全球一体化趋势这种新的历史文化氛围下的产物。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相继借鉴运用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些积极的道德价值体系，来调控支配社会和民众的运行。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证明了儒家文化的有效价值，随之也就引起了国外思想文化界的关注。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于70年代末提出了新儒学的概念，尔后这一文化理论便在海外广泛传播开来，并于80年代末期涉足中国大陆。不久新儒学热便在中国愈演愈烈。
中国新儒学热的兴起表明了儒家思想是可以与现代化协调的，儒家伦理对实现现代化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新加坡前总理现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于1994年10月5 日在国际新儒学联合成立大会上讲道：“四十年的治国经验使我相信，道德价值的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来、印度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有一些共同的地方，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为新加坡的繁荣、进步做出了贡献。”韩国儒教学会会长安炳周说：“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首先，儒家强调对学问的研究，这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儒家思想对人们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精神的养成，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宾·尤教授说：“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这三段引文都表明一个思想：儒家文化对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由此便引出下面的问题：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魅力何在？
论及“儒家传统”的价值，我们可以列出无数的条款。但是限于行文，我们就不必进行详尽地描述了。著名学者赵吉惠先生在其“论儒学的前景与21世纪人类的文化走向”一文中曾就其基本内容做了如下的概括：
1.人文精神传统。儒学重视人文，尊重个体人格，提倡伦理，因而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2.民本精神传统。儒家有较强烈的“民本”精神，重视“民生”、“民利”、“民心”。3.反躬修己、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儒学强调“修身”、“内省”，通过修身、内省以达到理想人格。4.维护宗法、血缘家庭的传统。5.尊卑有序、爱有差等的精神传统。6.忧患意识、承担精神的传统。儒家强调士人要有“忧患意识”，又鼓励勇于“承担”精神。
通观上述概括，我们不难发现两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儒学传统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相协调的一面。儒家文化的内核就是注重人文精神、民本精神和礼仪精神。通过对这些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即对儒学进行现代的诠释、发掘和弘扬，就可以完成从古老传统到现代转化，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互补互动的效果。
这种转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20世纪的东西方工业社会因机器化大生产、商业文化和电子媒体业的冲撞，人的主体地位和意识在逐渐失落，整个时代感受着一种“精神荒原”的哀伤。哀伤的、工业化的人因无路可走而孤独，而孤独又经强烈的腐蚀性将一切价值的大厦削为平地，还原为精神一无所寄的废墟。而注重差异性、反对极值的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导致的是人的碎片、裂变和迷失。鉴于此，轻技巧而重人文的中国儒学就成了亚洲四小龙和西方工业社会的精神良药。这无疑使中国新儒学热的传播成为必要。
同时，儒学本身内在的价值也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东西。尊卑有序、爱有差等的精神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起到了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的作用；注重个体的人文精神传统、反躬修己传统和忧患意识、承担精神的传统，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对防止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也可以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传统的儒学之内确实蕴藏着丰富的有利于推进现代化的精神传统。我们理应积极地予以发掘研究和弘扬。在对儒家传统进行上述人类文化走向大背景考察和对其自身价值以及现实社会状况的观照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多元文化条件下为什么会兴起中国新儒学热，同时还可以对儒学发展的前景进行正确的预测。
中国儒学的未来走向
在文化与社会转型的20世纪末期，为了回应全盘西化的严重冲击和挑战，为了反对欧洲文化霸权的统治，为了强调民族主体意识，发扬中华文化本位精神，通过儒学热对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再一次进行关注和研究，这无疑是可取的、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在全球多元文化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新儒学热肯定会对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随着儒学价值被肯定的声浪，近年来又有人喊出“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1世界必将在全世界复兴儒学”等等口号。有些富于民族感情之士预测21世纪可能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世纪。这就涉及如何估计儒学在21世纪的走向问题。过去国内外片面否定儒学的现代价值，把儒学说得一无是处，诸如中国大陆6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韦伯在其著名《儒教与道教》的论文中曾对儒学的价值功能做出了否定认识。这种断然否定儒学的优秀传统和思想精化的观点显而易见是极其错误的。而今天又有人一味地强调儒学的积极价值，忽视其消极的一面，将其说成是人类最好的文化、永恒的文化，从而提出“21世界是儒学的世纪”的论断，这同样也是错误的，难免失之偏颇。
平心而论，21世纪不可能是儒学的世纪，第一，这不符合全球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旨就是反对极值和同一体，提倡差异。它们认为文化世界因其自身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全球的文化必然是多元并存、百花争艳的自由世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是：西方欧美是基督教文化盛兴，东方主要为佛教、道教、儒教文化占领，广大中亚、阿拉伯地区则主要由伊斯兰文化主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九种文明相互交汇撞击的社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全球除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主要宗教外，在新的世纪里还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文化思潮和文化形式，未来的多元文化必将更加斑斓、辉煌。
第二，这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一些人往往会受一种错误倾向的左右，即儒家文化就是传统文化。故而他们很少谈到其他各家各派。其实中国文化实际上是由儒、道、墨、法、名各家各派组成的多元结构。虽然构成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的地位、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绝不是哪一家可有可无的。信手梳理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可发现这种势态。儒家自孔子死后一分为八，墨家自墨翟死后离为三派，道家在老子死后分为庄子学派、黄老学派，佛教也有华严、天台、唯识、净土、禅宗等不同宗派。因此，在研究传统文化时，除了研究儒家传统外，还应当研究其他多元文化传统，这样才能全面地发掘、阐释、转化传统，真正解决“21世纪是儒学世纪”论断所暴露出的弊端——儒学的排他性。
第三，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对儒家文化的评判。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事物的好坏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诚然，儒家文化是对现代文明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它的自身建构中也呈现出一些弱点。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妨碍了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儒家轻技巧而重人文的倾向必然会导致人们在科技社会中茫然无法适从，不知该如何面对现代信息科学、自动控制技术和电子电脑技术；受宗法、血缘支配并形成的封建家长制、中央集权制，是培养封闭、狭隘、保守意识的温床。毋须赘言，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必须剔除，儒学的形态必须更新、必须改变、必须转化、必须融通、必须互补。这才符合文化不断发展的规律。
那么21世纪中国儒学的走向究竟怎样？笔者以为：21世纪将是多种文化并茂的世纪，不可能有一种主流文化主宰世界。儒家文化一定会和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在世界的文化的百花园中相互争奇斗艳、相互辉映。儒学的积极价值要肯定、要继承、要弘扬。但儒家文化既不会是全球的主宰文化，也不会是中国的唯一主流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一定是古今融通的、东西互补的，它既保持了民族的形式和优秀的历史遗产内容，又具有鲜明时代的风貌，以更加包融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