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资料工作》的学术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情报论文,学术论文,工作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实证技术与方法研究、实际应用研究等。在大科学时代，书道有专攻，笔者心仪的学术概念倾向于“指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其有“与学院有关，非实用性”的主要特点[1]的说法。科学发展到今天，正处于常规时期，这一时期表面上看人们似乎不太需要哲学，哲学处于贫困时期，但是人人离不开哲学。恩格斯曾经说过：“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的态度，他们总还在哲学的支配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支配他们，还是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2]自然科学尚且如此，图书馆学当然不会脱离和超越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笔者本是一个与图书馆学无缘的哲学功底薄弱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现成为此类学术的钟情者。学术转向的力量，来自于图书情报学特色刊物《情报资料工作》的学术意蕴。如无缘接触该杂志，笔者或许仍是斯诺所讲的“半个文盲”，或恩格斯所说的“半通”，或马克思所说的“职业的痴呆”，仍然不知道文化为何物，也就不能领悟人文精神所蕴涵的审美诗意，也就不能享受道德情怀、精神理想和自由想像力之美。国外一个著名杂志主编曾说过，您要是热爱我们的杂志就不要随便向我们的杂志投稿。笔者非常珍惜与杂志社交往的机会，幸运地在《情报资料工作》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在与《情报资料工作》的学术交往过程中对其定位理念、问题意识、原创理念感触颇深。
1 显而不俗
判断学术好坏的根本标准有两个，一是当代性的学术实践，看学术成果能不能转化为促进现实社会发展和学术自身发展的有效力量；二是未来性的学术史检验，看学术成果能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不能进入人类恒久的学术传承。从学术评价的本体看，学术评价有许多变量：评价者的评价能力是一个变量。不同的评价者有不同的评价能力，甚至同一评价者在不同的时候和背景下也会对同一学术存在做出不同的评价，这也可视为同一学术文本在不同的语境下会被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评价者的感情、旨趣和学识水平也是一个变量，他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就不可能主观无涉乃至情感无涉。正因如此，学术评价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难题。一般而言，出版界则更多地注重学术期刊的论文反馈效能和出版规范，学术界更多地注重学术期刊的论文本身的质量。期刊是学术界和出版界沟通的平台。期刊的评价方式很多，从常理说，笔者出身数学专业，应特别相信数学的产物，如核心期刊表，但是，理智告诉人们数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是有一定的限度与原则的。学术刊物的编辑理念与刊物特色能否量化，怎样量化，现有的量化是否需要改进，都是些不得不考虑的严肃的学术评价问题。学术水平全部量化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有时会带来拙劣的甚至可笑的效果，现有的核心期刊表也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诚如向志柱先生所言：“仅仅为文献学的一种应用研究的核心期刊，现在‘黄袍加身’，超负荷地担当期刊的优秀评价和学术评价功能，一方面是力不从心但又半推半就，一方面越俎代庖但又阴差阳错。”[3]对于这些数学产物，笔者只做参考，从不迷信，否则就如同哈耶克所说的那样“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4]刘啸霆先生的看法更为尖锐：“时下国人搞了好多期刊评定的名堂，什么国家级、地方级，省一级、省二级，还有A、B、C类刊物，以及全国‘百强’期刊、‘双优’期刊等，可以说名目繁多、良莠混杂，让人穷于应付，莫衷一是，其中标准怎么定出，又按什么程序由谁来操作，听起来冠冕，其实大半是暗箱。”[5]从事理论研究的图书馆人对此多有同感，2004年《图书与情报》没有入主核心期刊表之事令许多人感到困惑，同年《津图学刊》停刊之事更是令喜欢文化类刊物者大惑不解。核心期刊表的功过只有交给未来学术史的检验，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建立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考虑多个方面，力求做到既能促进学术进步，又能推动学术良性发展，其中期刊的学术意蕴是必须考虑的。笔者只想结合自己的学术体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期刊可以自己给自己定位。图书馆学界和情报学界刊物很多，大致分三个层次：(1)以刊登国内创新学术成果和介绍国际学术新潮流的刊物；(2)以扩散、移植、发挥创新学术成果为主的刊物；(3)以普及、介绍有关学术成果或宣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刊物。《情报资料工作》有一高水平组织队伍，以独到的理论视角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捕捉到具有价值的前瞻性的社会科学的学术信息，许多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动态”。《情报资料工作》是属于第一层次的。它面对的是图书馆事业的学术市场，而不是大众文化市场、“职称市场”。
从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来看，《情报资料工作》是品位俱佳的刊物。图书情报学刊物当然要面临着以下诸多具有悖论或矛盾性的难题：(1)如果一味追求或提高学术品位，远离大众，置许多热点问题于不顾，那么，就将远离读者群而缩小了读者面，影响发行量及社会效益。许多期刊中充斥着应付评职称和晋级、混学位、敷衍年度总结和课题交差而临时凑合的滥竽充数之作，充斥赶时髦、浅碟式的成果。但是，学术思想却不丰富。如果一种刊物没有学术思想，甚至把大家从“研究人”引导成“市场人”，这样的刊物能是好刊物吗？(2)如果为扩大发行量或取宠于读者而置学术规范、学术质量及办刊宗旨于不顾，见钱眼开，那么必将会使学术期刊失去其本色或特色，降低其学术地位和质量水平。波普尔有句名言“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思想只因太欠缺了反而被这股洪水所淹没。”面对学术界盛行的政治化、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和市场化、时尚化的流弊，图书馆学期刊界仍有一些刊物在喧哗的世界中保持静默，持久行路，“独钓寒江雪”于“无用的”纯学术研究中。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情报资料工作》不媚时，志在办刊，就是这类不是靠自己的“肢体语言”来宣传自己而靠学术意蕴来发展自己的刊物。(3)如果一味地追求创新或新意，置资料的考究、综述等基础于不顾，那么，就将会使其成为世外的“桃园”、孤芳的“花朵”，很难持续下去。(4)如果在审稿和定稿过程中，杜绝出现类似足球场上的“黑哨”、竞选场的“黑金”那样的“黑稿”现象，那么，期刊编辑就非常孤独。《情报资料工作》选择了孤独。图书馆学界学人虽不敢妄称为科学大师、技术巨匠、社会公众人物，但也不乏学界名人。《情报资料工作》不以作者的资历长短、名声大小、职务高低和单位背景为录用条件，而以论文的学术价值、学术水平为录用的惟一标准，强调事实求是的原则，这是需要学术勇气与学术良知的。这是笔者的深切感悟。《情报资料工作》靠自己的编辑理念艺术性地处理了这些矛盾。
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阅读爱好来看，《情报资料工作》当然深受欢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自己的风骨，有几个“不愿意”：(1)高产“作家”的文章不愿多读。当今有许多学者似乎忘记学术为何物了，早已不关心学术思想了，在他们头脑中，“CN刊物上的文章”等同于“学术论文”，甚至干脆就用发表文章的篇数来标榜自己的学术分量，以至于作者简介中出现了“发表文章N篇”的“广告语言”。(2)“前卫”的文章不愿多读。当前学术界的最大弊端，除了各种不正之风蔓延和肆虐外，就是动辄一窝蜂地追逐时尚。这种不良之风既有害于学术，也无益于个人。波普尔说得好：“多年来，我一直反对科学中的知识时尚，更反对哲学中的知识时尚。时髦的思想家基本上是他追逐的那种时尚的囚徒，我认为自由、政治自由以及没有偏见的自由心灵，是我们的生活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即使不是最大的价值，也是最大的价值之一。”(3)热衷炒作的文章不读。钱钟书先生说得好，“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不是沉潜体悟而是应景之作不受欢迎。(4)“广告”不愿意多看。(5)“内稿”不愿意多看。好的期刊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内稿”“外稿”竞争机制。除此之外，笔者还想再谈谈《情报资料工作》的更大的学术贡献。
2 提倡问题意识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鲁迅先生写于1927年的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被不断地重复着。前半句话告诉大家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用今天的话来说，文章要有中心、有价值。“人啊，一辈子也点燃不了几次思想的火花。”[6]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有这样发自心腹的感慨。“知识的增长完全依赖于见解不一。”波普尔这句名言说得极为精辟。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问题意识并非来自神灵，而是来自极其广泛的阅读，在他们内在心灵秩序被打乱后而突发灵感。问题意识淡薄者常感到“不知道写什么好”，也不知道何为“真问题”何为“假问题”。后半句话强调了写作技法和理论阐释的重要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独特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才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文章要有开放的分析架构。
笔者就当年发表在《情报资料工作》上的3篇文章进行剖析。第1篇文章《对“信息崇拜”的理性批判》（1999年第6期）是不合时宜的，当看到图书馆人在为《学习的革命》这本书唱赞歌时，非常愤怒，于是有了发文的冲动。历史证明，《情报资料工作》的编辑提倡问题意识的做法是正确的。陈力丹先生近来指出：“还有数年前的《学习的革命》，发行到了千万册，某些传媒极力鼓吹之，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事情被揭露是一场有预谋的炒作后，当事的媒体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至今传媒也没有对该书的伪科学进行过同等规模的批评。以学术的名义，现在是一种时髦，人们啊，要警惕！”[7]既然网络社会中信息污染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又何必崇拜信息呢？
笔者第2篇文章《质疑图书馆学的单向度发展》（2002年第3期）是惊讶于“图书馆函数”、“图书馆哲学定律”、“图书馆人文哲学定律”等概念和提法在图书馆学期刊中出现，然后才有了发文的冲动。表面上看，这些提法是创新，实则不尊重人文学科。一门严肃的学科是不允许接受不严肃的概念的。多年阅读《光明日报》、《新华文摘》、《读书》、《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杂志未见有“哲学定律”一词，上网搜索发现它也只是在网上“搞笑版”中出现。库恩和拉卡拖斯所强调的那样，要理解科学就必须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在相关工作的结构和策略。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尊重其他学科。有的学人更加随便，自己的学术还没有构成学派，就慌忙称自己已经“发明”了一个“学”。我们必须知道学术不是制造的，形成学派要有艰苦的学术创新过程：(1)要有独立的、不同于别人的哲学基础；(2)要有独立的范畴、概念并且应用到哲学独立的范畴、概念构造出自己的理论体系；(3)要经受学术史的检验。图书馆学有关交叉科学方面的研究存在很多问题，许多人只是多了一些别的学科的佐证就慌忙宣称自己已经开创了一个新学。我们的图书馆学的话语是讲给谁听的，是仅仅自言自语？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图书馆学人的人文学科知识不丰富。
笔者第3篇文章《图书馆学的理论范式的发展走向》（2004年第1期）是针对科学人文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其中也针对图书馆学人有关“抽象图书馆学是否科学”的探讨发表了个人的看法。很明显，“抽象图书馆学”可以作为一种学术预想，与成“学”的距离尚远。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靠高喊口号，或是提出一些表层的观点就能解决的。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这3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不合时宜”，甚至“犯忌”，有学术风险的。现在来看，有些观点还存在争议，有些问题是学术争鸣问题，但这些问题还是很值得思考的。《情报资料工作》之所以发表此类文章，就是提倡学人的问题意识。
3 张扬超越情怀
《情报资料工作》除了注重学术广度与深度外，就是张扬学人的超越情怀，就是让研究者要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放手让各种方法和思想自由竞争。正因如此，笔者的有争议文章才能发表。期刊界平常总爱说“百家争鸣”，动了真格，多少刊物敢于“直面事实本身”？期刊编辑没有超越情怀，它录用稿件的作者怎能有超越情怀？期刊组织者有定位组织的义务和权利，但太具体了尤其以学术指导者自居就吃力不讨好了。林毓生先生说得好：“评鉴，在学术发展上所能产生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意义的：如果做得公允、有效的话，可以清楚一些‘朽木’，以便维持学术水平的最低标准。但，评鉴本身在促进学术发展上，作用不大，尤其不能带来卓越，至少在人文与社会研究方面如此。真正有能力并要求自己追求卓越的人，他的工作不会因评鉴制度而增减。在人文与社会领域，从来没有什么杰出的学人，如韦伯、涂而干、哈耶克、博兰尼、罗尔斯、汉娜阿伦特等是因为受到评鉴的知道、肯定，或鼓励而写出他们的巨著的。”[8]一个只出高产“作家”而不出大师的学科怎能有前途？我想《情报资料工作》的超越情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情报资料工作》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和学术的辩证关系，注重对作者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辨证思维的培养。他们不是以立法者、裁判者和导师的身份向社会发问，不是作为真理的掌控者而是作为研究者来审视社会。马克思曾说过：“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议论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事物的本质吗？”[9]“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个人‘卑鄙’。”[10]批判的意义不限于破坏与解构。在学术领域，批判的目的既不是要否定、打倒权威，也不是要讨好权威，而旨在通过争鸣与辩论以更全面地理解社会，达到对事实与问题本身的合理化解释。笔者非常欣赏《情报资料工作》的理念，它不是靠媒体炒作，也不是大作永远“政治正确”的文章，也不是靠搞什么“图书馆运动”等学术含量低的学术活动，而是尊重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真正为图书馆学做点贡献。
《情报资料工作》鼓励学者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不鼓励在没有学术积淀、创新过程就慌忙宣称自己提出了某个“学”。这种现象在图书馆学期刊是存在的。李醒民先生说得好：“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有人或出于利益的诱惑，或受到时尚的裹挟，没完没了地研究那些毫无意义的假问题，虽说赢得了一时的风光和实惠，但着实生命短暂，旋即沦为明日黄花。有人动辄热衷构造洋洋大观的体系，喜好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这种潮流在黑格尔时代就已经过时了，在今日学科精细划分的情况下只会吃力不讨好。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也不意味着不需要范式和方法的创造。”[11]
收稿日期：200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