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伦理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现代企业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企业管理最重要的问题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伦理。日本的企业一直比较重视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美国从70年代开始注重企业文化。企业伦理也受到世界其它许多国家的重视。究其原因，首先因为人是企业诸要素中最主要的。经济资源、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技巧等要素要靠人来获得，而且也比较容易交流借鉴。真正形成独特优势的是人的信念、精神，是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其次，在当今高科技、强竞争的时代，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扩展为包括职工、股东、管理者、消费者、协作者、社区、社会、国家（政府）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在内的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企业与其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不断增强。企业不但必须正当处理这些利益关系，而且只有处理得完善、完美，才能在现在和将来取得辉煌的成就。 美国管理伦理学家弗瑞曼（R.Ed- ward Freeman ）和吉尔波特（Daniel R. Gilbert,Jr ）说， “寻求卓越就是寻求伦理”（“Corporate Strategy and Search for Ethics”，1988）。而企业伦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利益关系。
建设企业伦理，是我国当前非常迫切的任务，同时也有我们自身的优势。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有些企业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大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甚至制售假药，置人的生命于不顾；或者侵害职工的基本权利，危害社会和生态环境。消除这些行为，一方面要依靠进一步完善严肃法制，另一方面则需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企业伦理建设。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不仅是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律体系形成的过程，而且也是企业伦理形成的过程，二者必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我国丰富、系统的政治思想传统是我国企业伦理建设重要的独特优势。另一重要的独特优势则是我国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其现代价值已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有人认为，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下面从企业伦理与企业赢利的基本关系、企业伦理处理利益关系的不同层次以及企业伦理的实施几个方面，初步探讨借鉴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主要是先秦几家学派的伦理思想）建设现代企业伦理这一课题，以期引起对我国企业伦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一、企业伦理与企业赢利的基本关系
要进行企业伦理建设，首先必须认识企业伦理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与企业赢利的关系。市场经济正是通过个体发展（即企业发展）达到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因此，企业赢利不仅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必需的，但必须符合企业伦理。儒家认为，“义者，宜也”（《中庸·第二十章》），“义，人之正路也”（《孟子》卷四，《离娄上》）。义是处理利益关系的适宜性，或遵循伦理准则规范的正确性。孔孟儒学伦理道德的基本层次是义和礼。《论语》卷二中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留恋）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厌恶）也”（《里仁第四》）。《论语》卷四中也指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传十）。儒家的上述思想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值得借鉴。但儒家也有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卷二，《里仁第四》）。“德者末也，财者末也”（《大学》传十章）。这一思想对于企业伦理则是不足取的。墨家伦理思想的义利关系对现代企业伦理的借鉴价值更为直接。墨家认为，义和利是完全统一的，兼爱和互利也是统一的。“义，利也”，“仁也，义也，爱人利人”。在爱人利人的过程中同时也能实现爱己利己，“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之中”。墨家所代表的个体劳动者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都是通过经济个体（劳动者、企业）的发展形成社会的发展，经济个体之间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是平等的。这些共同的特点是墨家伦理思想可以比较直接借鉴的主要原因。借鉴儒、墨两家的义利思想，企业伦理与企业赢利的基本关系应当是两者并重，两者统一。
二、企业伦理的基本准则
企业伦理处理利益关系存在不同的层次，企业相应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企业伦理的基本层次是正确妥当地处理利益关系，其基本准则主要是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等。儒家和墨家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一）公平（fairness）和公正（justice）。西方企业伦理中，把实现公平公正、不损害他人等原则视为企业伦理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准则。儒家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大学》）是确立公平公正等伦理价值准则的普遍的思想方法，是一切准则的根本准则。絜矩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卷三，《雍也第六》）。儒家以此待人以恕，教人以仁，同时是修身行道的根本思想方法。《论语》卷八中说，“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第十五》）。推己及人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对等的“换位思考”。企业有自己的消费者、协作者和竞争者，同时，它也是其它企业的消费者、协作者和竞争者。企业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也是如此。以推己及人的方法思考利益关系，公平公正就不只停留在法律水平上，而且会作为一种伦理价值准则得以真正实现。在孔子之后，《圣经》中提出黄金法则（Golden Rule）， 可谓西方的“絜矩之道”，即“象你希望他人对待你那样对待他人”（“Bible-Matthew”7∶12）。这一原则被西方商界人士推崇为“金字塔的最高点”，“人类行为的伟大法则”。在我国，几千年来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已深深积淀于我国文化之中，内化于历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因此，它是确立公平公正等伦理价值准则的重要优势。
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目的之一是维护秩序，而当时的社会秩序是不平等的等级制。相对而言，墨家的兼爱思想则具有鲜明的平等互利思想。“兼爱”即“周爱人”，主张“兼以易别（取消差别）”，“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亏人自利”。
（二）诚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契约经济、信誉经济。市场竞争的本质是对消费者和协作者的吸引之争。因此，企业离不开诚实守信的伦理价值准则。即使对待竞争者，也需恪守合法与公平竞争准则。儒家的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大学》），“诚”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荀子以诚为本，“夫诚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儒家认为“至诚无息”，“诚”与天地万物的内在本质特征是一致的，即至诚→无息→久→征（有效应）→悠远→博厚（地）→高明（天）→悠久（万物）（《中庸》26章）。企业伦理的诚实准则，也正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讲“义”必讲“信”，“信近于义，言可复（复证）也”（《论语》卷一，《学而第一》）。“有信”是孔子为政“足食、足兵、民信”三件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不得已时兵、食可去，而不可无信，“民无信不立”（《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在人际关系中，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卷一，《学而第一》）。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是我国传统工商业的伦理特色，也是我国当代许多优秀企业的特色。而假冒伪劣与诚信观念是根本对立的。
三、从高层次上看待企业伦理
正确妥当地处理利益关系只是企业伦理的基本层次。未来企业的发展机遇和活力将主要来源于企业如何更完善、更融洽、更完美地处理企业内外的各种利益关系，取决于对其社会责任的主动认识。未来社会将以社会贡献和职工幸福为标准评价企业。因此，必须从高层次上看待企业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有关和谐与争心的思想以及长远全局为重的思想非常值得借鉴。
（一）注重集体和整体的和谐。道家和儒家有着突出的和谐思想。道家老子把万物的规律和本质归结为“道”，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知道、法道、用道，追求道的无扰或微扰的和谐运行状态。和谐是道的根本特性，因而是处世的根本法则。《老子》42章中说，“道生一（道的原始之气），一生二（阴阳二气），二生三（第三是阴阳的和合），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既有阴又有阳），冲气以为和（相互激荡而达到和谐统一）”。由道法推及人法，《老子》同一章中总结说，“‘强梁者（违背道的强狠霸道）不得其死！’吾将以（此）为学父（总纲）”。《老子》又称《道德经》，德即得道，道德就是行为和谐，符合规律。儒家的行为总则是“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不变）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第一章）。中即是恰当、和谐；庸即是规律、符合规律。儒家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卷一，《学而第一》）。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卷二，《公孙丑下》）。从韦伯（1860～1920）开始，西方理论界一直认为，中国儒、道两家和谐的思想，使人举止中节，过多地受集体和群体的牵制，不符合企业家精神。但70年代后他们认识到，注重与集体、群体和整体的和谐，是企业寻求卓越的关键。主动履行和承担对集体（群体）和整体的责任，企业就会充满活力，企业和个人就会获得更多的机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社会需要在当今的认识水平上，重新采用中国先贤们把天地万物和人作为一个统一和谐整体的研究方法，汲取“天人和谐”的根本思想，深刻认识企业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的深远意义。企业（作为法人和组织）在市场中最基本的伦理是适者生存，人类在大自然中根本的法则同样是适者生存，企业不能因为前者而消除后者的社会责任。
（二）争取人心。企业在处理利益关系时，直接形成企业机遇和活力的是争得人心。管仲提出“以人为本”，政权兴衰在顺逆“民心”，要以“利”“得民”（《管子》中《霸言》、《牧民》、《五辅》）。儒家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义争心。《论语》卷一《为政第二》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服从）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心归顺）”。体现德、礼的仁治比体现强制力的法治更高明。上级有仁爱之心，以礼相待，下级就有忠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卷二，《八佾第三》）。孟子以仁政争心为核心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民众）所欲（则）与（给）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卷四，《离娄上》）。企业争心，既包括内部争心，也包括外部争心。孟子的争心也包括内外两方面。内部“故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肯）死（为）其长（官）矣”（《孟子》卷一，《梁惠王下》）；外部“仁政无敌”（同上，《梁惠王上》）。孟子总结说，“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同上，《梁惠王上》），“得道（有德、行仁）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卷二，《公孙丑下》）。儒家的仁有“五德”，是修仁行仁的五个方面，即恭（则不侮，近于礼）、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卷九，《阳货第十六》；卷一，《学而第一》）。现代企业当然不能无条件地一味以让利去行仁，但必要的让利行仁，多种方式行仁，以争心为上，则是企业伦理的更高层次和更高境界。《孙子兵法》提出兵战“五事”，以“道”为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计篇》）。要以“道”实现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建立“同舟共济”的利益关系机制和价值准则（《九地篇》），主张视卒如“婴儿”、“爱子”（《地形篇》）。
（三）以长远和全局利益为重。企业伦理要求立足于战略高度，着眼于长远和全局利益。通常情况下，企业的长远全局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儒家突出“仁义”的作用，是因为从儒家以伦理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学说出发，“仁义”争心是其长远全局利益，而“利”则是眼前局部利益，所以《孟子》卷一《梁惠王上》中说，“王亦（只应）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企业则应从长远全局的角度看待企业伦理，而不能为一时小利而见利忘义。墨家认为，“仁义”本身就是社会大众的利益，所以“仁之事者，必务求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的“爱人利人”，实际上就是“爱民利民”，在爱民利民的过程中实现爱己利己。因此从根本上说，企业的竞争，是爱民利民之争，是社会贡献之争。《孙子兵法》中的“道”对企业来说，则是企业和社会共同的长远全局利益的集中体现，它表现为企业的社会使命和战略目标，是企业的社会认同感和内部凝聚力的基础，孙子把“主孰有道”（《计篇》）视为知胜“七计”的首要条件。在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冲突的特殊情况下，必要时要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尽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儒家“舍身取义”，墨家“杀身以利天下”的关键时刻。
四、企业伦理的实施
企业伦理的实施是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动态过程。企业伦理的建成，有赖于企业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修养。儒家提出全民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经一章），以道德教育为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卷七，《尽心上》）。儒家教民的根本方法是推己及人，所以高层管理者个人的修身是教民的出发点。因此，儒家主张高层管理者只有进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经一章）。《孙子兵法》高度重视“将”的作用和素质，“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将”需有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道德品质等非智能素质占五德之四德。“将”需确立“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价值观。在企业伦理建设的实施过程中，高层管理者、企业家的率先垂范至关重要。《论语》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卷六，《颜渊第十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卷七，《子路第十三》），“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卷七，同前）？“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卷七，同前）。企业管理者的地位越高，其“齐家”对管理的作用越大。曾子（孔子学生）说，“（高层管理者）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传九章）。企业伦理基本上是非智能因素，它的形成，最关键的是引起人们的重视，增强自觉性，真正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卷四，《述而第七》）。孟子说，“（仁义礼智）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卷七，《尽心上》）。
以上探讨了借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建设企业伦理的内容问题。对中国传统思想一方面要从其历史背景和学说体系出发，准确理解，另一方面更应跨越时空，去芜取精，从中有所借鉴或得到启发，并真正与企业管理实际相结合，使我国市场经济更加健全，更快发展，使我国企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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