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战略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告诫全党，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并用近年来罕见的较大篇幅，详尽论述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体制，维护安定团结。
在改革进程中，党和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为了既避免党内极“左”习惯势力的干扰，又防止海内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压力和挑战中，采取了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融政体改革于经体改革之内，这因为：
首先，改革的初衷和原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
邓小平同志面对改革之初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曾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从而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提出了“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战略思路。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重大转变不仅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而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政治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它不仅意味着执政党正由传统意义的革命政党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执政党，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将要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其本身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改革的内涵。
其次，实际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身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也是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在内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改革前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高度统合的，在那种模式中，农村全面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在城市长期追求较为单一的国有制模式和政企不分的国有经济体制，并通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使政治和行政权力几乎垄断和控制一切社会资源，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行政化，社会生活政治化，形成了一个以执政党和政府等广义的政治权力为中轴的社会组织体制。这就决定了完全不涉及政治，纯粹搞经济体制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使得那种政社不分的人民公社制度得到最终废除，从而不仅使农民真正获得支配自己土地、劳动及其成果的权利，而且使农民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再如当前正在展开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必然要求政府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去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改革不仅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要求，而且势必涉及对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引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党的基层组织角色功能的转变等，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内在地需要建立和完善法制，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其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求建立反映客观规律，保护公平竞争和等价交换的一整套法制，在法律上保护和界定产权。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运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把市场运行纳入规范和法制的轨道，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立法的速度明显加快，先后推出了近百部有关经济的法律，基本上建立起了以市场主体法、市场运行法、市场保障法和宏观调控法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框架。这不仅有助于规范和保障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有助于培育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文化，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学习并掌握新的法治社会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其重大政治意义显而易见。
最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相对二元化的过程，也是不同利益地区和不同利益群体日趋多元化的过程，从而为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紧迫的社会需要。
一方面，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各级政府逐步放权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并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正在逐步形成中的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制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开拓极其广阔的空间。而市场经济所创造的自主性或自治性人格和契约性人际关系，正是现代民主政体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我国改革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正视利益分化，承认利益多元，协调利益冲突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现代民主政治不能再以暴力或家长式权威来解决利益冲突，而应该以完备的文明“游戏规则”来调整利益关系。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即是：在承认人的自利性和人类利益多元、人格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根据一系列程序化的制度缓和利益冲突，并由此而提供一种文明的机制。当前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通畅的意见表达渠道，并形成一个完善的代理机制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市场经济在促使人们的利益分化、多元化的同时，也为人们经济活动提供了广泛的自由，使人们能够真正摆脱各种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实现人格的独立自主，从而为民主政治所包含的多种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奠定了自由经济的社会基础。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代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渐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把健全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人们的政治生活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早已悄悄地发生了许多重要变革。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候选人的落选、反对案亦即否决权的多次被合理使用，都说明昔日的人大制度正在不断发生变化，正在由传统的“议行合一”向“权力制衡”转变。1993年起我国正式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正由传统意义的“革命干部”向现代意义的行政管理专业人员转变。可以说，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尝试正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环境。
然而，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在转轨过程中，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内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机制的缺失，还没有得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善。腐败现象使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鼓励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这就将对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系统内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有学者谨慎指出：只要改革的进程不中断，则中国改革的前景将是光明的，腐败不过是使传统体制被取代的代价。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就告诫全党：“反对腐败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然而要真正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只有通过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而“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鉴于上述分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虽不及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成就显赫，但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尝试。他们理智地选择了这样的战略决策：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和突破口，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稳妥地推动社会转型，渐进地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