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环境、技术进步与区域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进步论文,生存环境论文,贫困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自70年代末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为契机，伴随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的经济增长。短短几年时间，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从而使改革前中国农村人口普遍贫困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仍有1/10 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穷困生活并没有随全国性广泛经济增长而得到明显改善。时至今日，仍然有5800万的农村人口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这是当前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虽然早在10多年前，中国政府就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反贫困计划，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极为缓慢。个中原因无疑是十分复杂的，但对贫困成因或本质认识的过于肤浅及由此导致的扶贫政策的失误，应该说是较为重要的一个。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以便为政府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一条新的思路。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研究的贫困问题，主要局限于生存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因而其结论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存中国境内的所有贫困类型。
二、对传统假说的检验
现阶段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居住在若干个具有特定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区之内。对这些地区之所以长期陷入贫困状况，理论界提出过许许多多的假说，其中最主要就是认为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低下，这一观点影响较大。如果以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时间长短来衡量人口素质的高低，那么贫困地区在这一方面和发达地区相比，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从经济学的立场看，文盲并不意味着他的经济行为就必定是非理性的，不能够对经济刺激作出有效的反应，文盲也不意味着对自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不能进行有效的配置。从因果论的角度看，作者认为，与前述假说恰恰相反，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之所以低下，正是由于其生活的极端贫困。希望工程的广泛推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甚至连维持子女上学所需要的一年几十元钱学费都无力支付，而不得不忍痛让子女成为文盲。换句话说，对于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困人口而言，上学读书实在是一种过于奢侈的消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初等教育的内容和农业生产所要求的知识（如作物栽培、动物饲养、土壤、肥料等）是两种完全不同体系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农家子弟在学校里是呆3年还是6年的时间，并不显著地影响其后作为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六、七十年代，我国大批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城市知识青年被下放到贫困的农村。他们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农村度过了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各种农事活动的熟悉与了解，完全不亚于当地的农民。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些所谓高素质的知识青年，并没有对当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作出过显著的贡献。这从一个侧面有力的批驳了人口素质论的观点。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贫困农户为提高“人口素质”而节衣缩食地送子女上学呢。
与这一假说密切相关、流传广泛的一个观点即“富饶的贫困”，意思是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存在着自然资源富饶而社会经济贫困的矛盾现象，原因就是前述的人口素质低下，以致于不能够对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这一观点最早是由王小强、白南风在《富饶的贫困》一书中提出的。书中所谓的“富饶”，主要是指西部地区丰富的各种矿产资源（包括水电资源），作者认为，只要把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发出来，西部地区就可以彻底摆脱贫困。我认为，这一观点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不符合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其一，贫困地区的贫困主要是农村人口的贫困，而根据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农民无权进行开采，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贫困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对农民并不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
其二，退一步讲，假定国家允许贫困地区农民开采其境内的矿产资源，那么，按照王、白等人的观点，要使各个不同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矿产资源就必须在不同的贫困地区之间进行均质分布，否则那些缺乏矿产资源的贫困地区又何以能够摆脱贫困呢？
其三，再退一步讲，假定西部贫困地区都蕴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且农民有权对其进行自由开采。但矿产的开采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足够的资本；二是相应的技术。而贫困地区的农民连最起码的生存都难以维系，又哪里有剩余的资金用于采矿？再从技术看，农作技术和采矿技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农民必须掌握采矿技术呢。
其四，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主要表现为生存资料的匮乏，即通常所讲的“缺衣少食”，其主要原因是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以致于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基本的消费需要。“富饶的贫困”论中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西部贫困地区应参与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体系，通过开采和出售各类矿产资源来换取食物等必需的生存资料。但事实上，西部贫困地区大多地处边远、交通闭塞（许多乡村甚至不通公路），加上远离社会经济中心，从而使其在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体系中处于十分不利的边际地位。这也就是说，希望通过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来改善贫困地区的食物供应和提高其收入水平的想法，对许多贫困地区而言，在目前条件下，尚缺乏现实可能性。即便勉力为之，其代价亦将是十分高昂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关于中国农村贫困成因的解释，即人口素质低下的假说是缺乏说服力的，或者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这特别是对于生存环境恶劣、交通通讯闭塞的贫困地区而言更是如此。下文中，我们将依据我们所建立的技术进步模式，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三、一个理论框架
从区域经济角度看，贫困无疑是一种经济不发达状况（绝对或相对的），因此摆脱贫困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建立起能够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或发展）的这样一种机制。理论上讲，实现经济增长可依赖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在技术停滞条件下通过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张来达到产出总量的增长（如果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则产出增长速率须快于人口增长速率），二是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即投入—产出效率的不断提高来实现产出总量的持续增加。前一种形式即我们所熟知的外延性（或粗放型）增长，其前提条件是社会尚存在有未被开发利用的资源（在农业上尤其如此）。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这种外延性增长存在着一个自然界限，只要技术状况保持不变，它最终将会走入舒尔兹所谓的“传统农业高水平均衡陷阱”。因此，从长期和动态观点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能来源于持续技术进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舒尔兹把实现技术进步看成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唯一出路。很显然，目前，我国农村的区域性贫困，和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技术停滞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对区域性贫困原因的研究，就可以转换成对这些地区技术停滞原因的研究。
从本质上讲，技术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的“媒介”，是变天然自然为人工自然以及实现对社会调节控制的手段。从技术存在的形态来看，它是一个非实体性的东西，需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态来表达自己。一方面它通过人的劳动，物化于劳动的手段乃至于劳动的对象和劳动的产品之上，另一方面它通过人的劳动物化于劳动者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舒尔兹所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的基本手段即是向农民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和对农民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技术进步，也是一个被广为使用却没有精确、统一定义的概念。在西方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中，技术进步是用生产函数Q=f（K.L.t）来定义的，其中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Q代表产出水平，t代表时间。技术进步就是这个函数中产出Q随时间t变化的过程。如果产出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的幅度，就被认为是发生了技术进步。在索洛的模型中，技术进步等同于任何引起生产函数移动的事件，除了生产技术的变动外，还包括了组织和管理的改进。
还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技术，其要素构成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若干个各具功能、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技术单元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或系统。因此，要达到一定的技术目的，就需要把各种功能的专门技术（技术单元），按照它的功能匹配成一个能实现这种技术目的的功能整体。结构不完整或功能不匹配的技术，是不能结成一个技术体系或技术整体的，从而也就不能转变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技术的这种整体性或不可分性表明，技术进步的过程必定是构成技术体系的各相关单元同步变化的结果。我们不妨把这样一种技术进步称之为整体的或者系统的技术进步。但是在农业领域，技术的这种不可分性似乎要求得并不十分严格，或者说，整体的技术进步可由单个的技术单元的独立进步依次累加而得。比如在种植业方面，高产技术一般是由良种、耕作、施肥、灌溉等一系列的技术单元所构成的。但在实际生产中，我们既可以在传统籽种基础上，通过改良耕作、科学施肥等方式来实现增长，也可以在耕作、施肥等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单纯通过改良作物品种的方式来实现增产。我们不妨把这样一种技术进步称之为渐进的或累加的技术进步。
经验表明，经济体制是影响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理性角度看，无论就集团利益还是就个人利益而言，如果体制设计不能保证技术进步的收益完全内部化，经济集团或个人就很难有推动技术进步的冲动，从而整个社会也将慢慢走入一种技术进步相对停滞的状态。
理论上，技术进步是否发生以及进步速率的快慢，还依赖于这一过程的投入—产出关系。简单的说，技术进步是有成本的，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变动）系数（技术增量／初始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呈加速递增趋势。因此，一项技术是否被加以利用，和应用这项技术所需的投资及其相应的产出效率是密切相关的。
在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之后，下面我们便可以运用这个框架来对我们所研究的区域性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四、实证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考察团在《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一书中的估计，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约在2.7 亿左右，到1985年减少到1亿，或者说贫困发生率由1/3下降到1/10左右。但是，在80年代的后5年，贫困规模并未进一步缩小，1990年， 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保持在9%左右。从区域分布来看， 这一部分贫困人口目前主要集中分布在若干个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如西南的喀斯特地区和交通闭塞的高寒山区、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区和荒漠化地区等。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类地区没有伴随80年代全国性农村经济强劲增长，而同其他一些原本贫困的地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成功的摆脱贫困呢？
根据前文的分析，一个地区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其经济系统保持持续技术进步的能力。同样，一个地区要摆脱贫困也必须依赖于技术进步。对于那些在80年代初期迅速摆脱了贫困的地区而言，一个普遍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或者说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要远比那些至今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地区为好。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些地区之所以也同样陷入贫困状况，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当时所推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抑制了广大农民采用先进技术的愿望，同时农业科研推广和农用生产资料工业发展的滞后，也使得广大农民客观上很难得到各种必要的新要素和新技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制约这些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制度约束和供给约束逐步软化，从而经济的增长也就随之出现。
前文中我们曾经指出，从技术进步的方式看，它可以区分为整体的和累加的两种形态。显然从摆脱贫困的角度讲，后一种方式有利于降低技术进步的成本门槛，从而使它能够更容易地发生，同时通过累进滚动的方式实现经济自动的、持续的增长。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过程一旦启动，它就能够使这一过程自动的持续下去。这就是所谓的经济的自动增长机制。对于那些原本贫困而后又摆脱了贫困的地区而言，由于其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光、热、水、土等要素匹配较好，因而其技术进步的过程大多采用了累加的方式，并最终通过滚动发展而跳出了贫困陷阱。
与之相对照，现存的这些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应该说和前述地区是相同的，即使有所差别，也不至于严重到成为迫使这些地区继续陷入贫困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问题的答案就只能从技术进步的方式中去寻找。毫无疑问，对于现存的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理论上虽然也能够采用累加的技术进步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最终摆脱贫困，但这些地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表明，这种累加的技术进步方式并没有在这些地区产生。那么，原因何在呢？
“生存环境恶劣”具体地说，包括这样一些地区：峡谷陡山地区、高寒山区、喀斯特地区、荒漠化地区和黄土高原区等。从技术进步的收益——成本分析角度看，这些地区之所以没有发生累加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供给的限制，这些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交通、通讯状况十分落后，不仅远离作为现代农业技术生产中心的大中城市，而且区域内农业技术推广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健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的，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而这些地区经济的极端落后，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使得相当一部分技术进步所必须的最低临界投入成为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再者，受恶劣的生产条件所制约，一些技术进步的投资回报率相当的低，以至于在经济上失去了对当地农民的吸引力。
事实上，绝大多数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其农业技术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而自然条件的恶劣又使得单项的农业技术缺乏起码的适应性，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得到有效的改善之前，能够产生经济推动作用的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只能是整体的而非累加的。毫无疑问，整体的技术进步所要求的成本门槛要远高于以单项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累加的技术进步。这也就是说，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几乎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技术的进步，从而达到摆脱贫困的目标。
以处于云南怒江峡谷中部的福贡县为例，在全部的土地面积中，海拔小于2000米的占22%、在2000—2800米之间的占33%、高于2800米的占45%；从地形分类看，坡度小于25°的土地仅占10%、在25°—30°之间的占18%、大于30°的占72%。全县土地构成中，耕地仅占4%，而且由于谷深坡陡，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耕层浅薄，宜耕条件甚差，一部分地块甚至畜力都无法使用，亩产玉米平均只有100—150公斤，每年需返销500万公斤以上的粮食进行接济。在这样的地区， 要引进哪怕最简单的诸如良种、施肥、灌溉等农业技术，在没有把坡地改成梯田之前，是不会起到多大作用的。同样，即使完成了坡改梯工作，如果没有一系列的良种良法的配套跟进，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不会十分明显。这就是我们前文提出生存环境恶劣地区技术进步的不可分性或整体性的基本依据。
对于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而言，其技术状况的长期停滞还不只是源于其技术进步成本的高昂，技术应用过程的高风险性也是其技术进步的一大障碍。在这些地区，由于人们控制自然的手段极端落后，控制自然的能力也就十分弱小。这样，对于那些贫苦的农民而言，采用传统技术虽无法摆脱贫困，但最起码尚能维持生存，而采用新技术一旦失败，则可能连传统技术下所能取得的收益都无法保证。这也就是说，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而言，技术的停滞使得其处于极端贫困的生存状态，但也正是由于生存的压力，而使得其往往拒绝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富足的诱惑，因为在新技术的背后，还站立着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考虑遏制了富足的欲望。
更进一步，在这些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贫困地区，技术的长期停滞还往往形成循环积累的自我强化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是人手的延伸，是人类借助于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的能力的概括。因此，越是低层次的技术社会，其物质生产过程对于人自身体能的依赖也就越强，获得等量产出所需投入的人力规模也就越大。这也就是说，技术停滞在这里实质上起到了强化人口增长的作用。反过来，人口越增长，生存压力就越大，对自然掠夺的规模就越大，程度也越深，而这对于生态环境本已恶化的贫困地区而言，最终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和前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技术进步一旦启动之后能形成一种自动增长机制相反，我们不妨把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由于技术停滞而引致的“技术—人口—生态—经济”的恶性循环称之为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动衰减机制”。
至此，我们可以建立起如下的反馈回路，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贫困的成因作一直观描述。
五、政策建议
1.对于现存的一些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贫困地区而言，要成功的摆脱贫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跳出技术长期停滞的陷阱，而实现技术持续进步的关键又在于不断降低技术进步的成本，提高技术进步的投入产出效率，其核心则在于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建设一定规模的保土保水保肥的高产稳产农田。这无论是对峡谷陡坡地区还是喀斯特地区、沙漠化地区等都是如此。
2.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户而言，由于其生活的极端贫困，因此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降低技术进步的成本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给予必要的资金、物资和技术上的扶持。
3.由于改善农业基础条件的工作不是农民一家一户所能单独进行的，因此政府在这方面除给予各种物质支持外，还必须承担起组织、指挥、协调等项职责。
4.对于这类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贫困地区而言，社会上目前所流行的扶贫到户的做法是很难奏效的，这不仅是由于一家一户难以进行工程浩大的农田改造工作，而且在其他农户没有行动的情况下，个别农户即使完成了农田改造，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设想一下在一大片陡坡上修建一两块面积较小的梯田能起到保土保水保肥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