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裔论文,史学论文,美国论文,五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裔美国史是研究亚洲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生活、工作和拼搏的历史。不过，虽然早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中国移民踏足美国不久，便有人开始撰写有关亚裔的著作，然而在专业史学的意义上，艾尔莫·山德迈尔(Almer C.Sandmeyer)1939年出版的《加利福尼亚的排华运动》①才算得上亚裔美国史的第一部专著，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亚裔美国史才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半个世纪以来，亚裔美国史学家②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这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在总体上，这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回顾和检讨亚裔美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走过的道路。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就有关华裔和日裔史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讨论。③
一、亚裔美国史学的发展
学者之所以认为亚裔美国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诞生，是因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的建立，不但需要有大量学术著作发表，而且还需有相当数量的高等院校提供相关课程以及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生撰写有关的博士论文。就亚裔美国史学来说，上述几项条件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当时，随着民权运动和美国亚裔运动(Asian-American Movement)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亚裔学生希望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在他们的压力之下，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大学开始提供亚裔美国学课程，有关亚裔美国史的专著和论文也陆续发表。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亚裔美国史研究主要以西海岸，尤其是加州为中心，它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华裔和日裔，因为在20世纪中期以前，华裔和日裔构成美国亚裔的主体，他们当中多数人生活在美国西海岸，那里要求开设亚裔美国学课程的呼声最高。
五十年来，亚裔美国史已经从一个边缘学科成长为一个阵营强大的学术领域。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到21世纪初，在加州以外已有75个校园加入亚裔美国学研究网络，其中至少有40所院校开设了亚裔美国学课程，有20所大学设置了亚裔美国学研究项目(西海岸大约有30所)。在1990至2006年间，全美至少有100篇关于亚裔美国史的博士论文问世，其中超过半数是由东部和中西部院校——特别是常青藤大学——的研究生撰写的。④就研究范围来看，最近20年出版的亚裔美国史著作不仅仅关注西海岸的亚裔，也涵盖了纽约、费城、芝加哥、波士顿和中西部的亚裔。华裔和日裔虽然依旧是研究热点，但菲律宾和印支三国移民的历史同样成为学者感兴趣的课题。此外，从法律史、文化史、妇女史、劳工史和社会史的视角去观察亚裔美国史的著作也不断地刊印出来。
不过，亚裔美国史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史学观点的革新上。在这个领域建立后的最初20年里，相关学者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阐明了种族歧视在亚洲移民史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此前，不少人都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解释亚裔美国史上的主要问题，其中冈特·巴斯(Gunther Barth)的专著《苦力：一部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1850-1870》最具代表性。巴斯认为，加利福尼亚之所以掀起排华运动，主要是因为中国移民不愿在美国落地生根，而是打算最终返回故里。这种“寄居者”心态使得华工在生活方式上和欧裔工人格格不入，引起后者不满，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巴斯说：
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而来[到美国]的。他们要挣钱，然后带着自己的积蓄返回中国去过安逸的生活……这个目标使他们和大批作为永久居民来到美国的其他移民拉开了距离。这些来自中国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寄居者，而最初和美国人接触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也体现了所有中国人[在美国]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寄居者对那些有限度的目标的追求影响到美国人如何接纳他们，同时也使得他们不能像其他移民那样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⑤
巴斯把华工看做寄居者而将来自欧洲的人看做移民，显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许多早期的欧洲移民同样是寄居者。⑥他只注意到中国移民和欧裔工人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却没有认真讨论种族主义在排华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似乎要由中国移民自己为排华负责，所以，多年来他的著作一直为亚裔学者所不齿。亚裔美国史学建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种族歧视的视野去诠释排华运动。他们指出，排华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美文化上的差异，而是种族主义者不能容忍中国移民的存在。19世纪的白人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移民属于低下种族，有损于白人的种族纯洁，所以必须加以排斥。⑦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到访过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已就中国人的“专制”、“野蛮”和“落后”制造了大量舆论。所以，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偏见早在大批中国移民到达美国之前便已形成，19世纪末表现出来的排华情绪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⑧
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强行迁徙11万日本移民及其子女，并将他们拘禁在孤立的营地达三年之久，这是留在美国日裔心目中的一道不可磨灭的伤痕。按照美国政府和传媒当时的说法，迁徙日裔的决定是基于“军事上的需要”，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为日本战争政策服务的“第五纵队”。然而亚裔美国史学家却告诉我们，早在1936年，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五年，罗斯福总统就曾致函海军参谋长，要求他把夏威夷欧胡岛上同日本船舶有接触的日裔居民列入一份特别名单，在出现问题时将他们关入集中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虽然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认为大部分日裔居民至少是被动地忠于美国，没有必要对他们搞大动作，同时，联邦调查局已经将1291个日裔嫌疑分子扣押起来，但罗斯福最终还是决定对日裔居民进行拘禁。⑨所以，很明显，这个决定是出于种族歧视，而不是“军事需要”。
亚裔美国史学家还指出，虽然拘禁日裔美国人最终是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但这个决策和当时的种族主义气氛是分不开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许多报刊和电台广播就公开主张将日裔居民迁出沿海地区。《洛杉矶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毒蛇毕竟是毒蛇，无论它是在哪里孵化出来的。所以，一个由日本父母所生养的日裔美国人长大后就是日本人，不是美国人”。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mann)也以“沿海地区的第五纵队”为题，在《华盛顿邮报》上鼓吹把美国日裔迁往内陆地区。西部军区司令在向陆军部长建议迁移日裔居民的报告中说：“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种族的联系是不会由于移民而被切断的。日本种族是一个[和我们]敌对的种族。虽然许多日裔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国籍，并且‘美国化’了，但种族[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变弱……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太平洋沿岸超过112 000名的日裔居民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他们至今还逍遥法外。”⑩日裔学者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总结说，二战期间，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之所以没有像日裔居民那样受到不公平待遇，是因为日裔是“来自另一个地区(按：指亚洲)的陌生人”。(11)还有学者指出，所谓“军事需要的神话不过是掩盖一个特殊变种的美国种族主义的遮羞布”。(12)
亚裔美国史学家在这20年里所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种族歧视的视野去解释排华运动，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改变了以往用文化冲突作解释的那种轻重颠倒的局面。同样，用种族歧视去解释美国政府对日裔的拘禁，不仅削弱了所谓“军事需要”的论点，而且也为那些蒙冤的日裔居民讨回了公道。同时，由于这些学者是在为受害者鸣不平，因此，他们还逐渐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权威和在亚裔美国史学中的话语权。在这个权威面前，任何从种族歧视以外的角度去理解亚裔美国史的企图都被看做是站在受害者的对立面，为种族主义进行辩护。不过，虽然这种强调种族歧视的历史观曾经赢得道义上的优势，并使得带有种族偏见的人不敢再随意妄言，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元论历史观同时也使得亚裔美国史学长期裹足不前。
二、对存在问题的反思
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亚裔美国史学在不断成长，但是这个学术领域里还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美国亚裔”的内涵至今还不够明确。从几部有影响的亚裔美国通史来看，学者们主要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和印度支那三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定义为“美国亚裔”。(13)亚裔美国史学家把来自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移民定义为美国亚裔，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美国白人社会将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东亚的人士称为“东方人(Orientals)”。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东方人”一词明显具有贬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亚裔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使自己能够和欧裔美国人处于同等地位，亚裔青年便开始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以别于“东方人”这个蔑称。他们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首先要表明自己是“美国人”，其次才是“亚裔”。同时，自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一些法律和政策旨在照顾和提携少数族裔人士。在升学和就业的时候，申请人一般都需要注明自己的种族背景，如“非洲裔”、“亚洲太平洋裔”和“拉美裔”等等，从而使得“美国亚裔”一词更加流行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建立对抗种族歧视的统一战线，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亚裔美国史学家便将那些来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移民及其后代通通称为美国亚裔，即使他们并非来自同一个地区，即使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体貌特征有很大差异。(14)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种族主义毕竟呈现出退却的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亚洲国家移民模式上的巨大差异。例如，在早期，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这些国家的侵略有很大关系。但是日本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海外移民和日本的对外扩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日本移民往往也被看做是殖民开拓者(详见本文第三节)。最近几十年，亚洲移民的人数(日本除外)在急剧上升，这些亚裔族群在体貌特征、文化与宗教传统、阶级背景和政治观点上的差别变得更加突出。在这种形势之下，有关亚洲移民的共同课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美国亚裔”的内涵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空泛。大家可能会问，在学术意义上，“美国亚裔”这个概念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用华裔美国史、日裔美国史和韩裔美国史等等来取代内涵模糊的亚裔美国史是否更有意义呢？这恐怕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亚裔美国史学中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一元论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前面在谈到学者从种族歧视的视野去诠释亚洲移民史的时候，我曾对这一潮流给予肯定。然而不幸的是，许多老一辈亚裔美国史学家在强调种族歧视的同时却走上了极端。他们只允许从种族歧视这一个角度去诠释亚裔美国史，每逢有人从其他视野去观察问题时，便毫不留情地进行口诛笔伐。其中亚裔学者对艾文·赖特(Ivan H.Light)《美国的少数民族企业：华裔、日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商业和福利》一书的批判颇具典型。赖特的主要观点是，美国华裔和日裔的小企业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是因为亚洲移民具有流动性信贷的互助传统。西非洲虽然也有过类似的文化，但是在黑人被拐卖到西半球成为奴隶之后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加勒比海地区，由于奴隶主允许黑人拥有自己的小型经济，出于互助的需要，黑人从西非洲带来的流动性信贷传统便得以继续下去。而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不允许黑人拥有自己的经济，结果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便逐渐消亡了。所以美国黑人经营的小企业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大都不算成功。(15)赖特的著作刚刚出版，便立即遭到亚裔学者的猛烈抨击。有学者指出：
即使赖特承认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在黑人和亚裔社区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性和毁灭性的作用，他的理论也明显是淡化了(即使不是否定了)种族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压迫第三世界和穷苦人方面的作用。赖特把黑人在发展小企业方面的失败归结为他所谓的缺乏[某些]文化传统，[从而]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上述的]重要问题和因素那里转移开来。同样，他断定亚裔美国人在面对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成功。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认为，赖特试图使上述的那种流行的种族主义信条合理化和合法化。按照这个信条，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体都应该能够“自己提携自己”，而且黑人虽然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经历，也应该[做得]像亚裔人士那样。赖特的逻辑使他成为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的辩护士。……就这方面来说，[赖特的研究]方法必须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16)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就双方观点的是非曲直作详细评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赖特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当移民在美国遇到歧视和困难而求助无门的时候，往往都会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求资源。他们在美国适应的模式往往是本身的文化传统和美国环境间互动的结果。例如，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移民都成立了以乡谊为纽带的互助组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受到歧视，同时也因其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地域观念，认为来自同一个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人应该互相帮助。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移民在美国成立的宗亲会，即同一个姓氏但一般并不具有血缘关系的移民所建立的互助组织。宗亲会这种组织形式并非所有亚洲移民所共有。美国华裔之所以建立宗亲会，是因为中国人常常相信同一个姓氏的人源自同一个祖先，同时，中国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传统非常深厚。很显然，如果完全不考虑文化传统在亚裔美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解释亚洲移民适应过程的多样性。
亚裔美国史学家反对讨论文化传统对亚洲移民的影响，主要是担心一旦考虑文化因素，就会冲淡种族歧视的有害作用。此外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推出了一系列叫做“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法令和政策，规定当有色人种和白人申请同一份工作时，如果双方条件相仿，雇主应该主动聘用少数族裔人士。高等院校(尤其是名牌大学)在招收新生时也给有色人种学生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名额。几十年来，美国人围绕着“平权法案”一直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由于长期遭受歧视，有色人种的教育程度偏低，和白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就根本无法改变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反对派人士则指出，现在美国法律已经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公民的权益已得到保障。升学和就业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能依赖这种实质上是歧视白人的法律。(17)正当辩论进行得难解难分之时，“模范少数民族”论的出台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从1966年开始，陆续有媒体和政客将亚洲移民，特别是华裔、日裔和韩裔，形容为模范少数民族，赞扬他们在商业和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指出，亚裔人士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工作努力之外，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如重视教育，等等。反对“平权法案”的人士宣称，因为亚裔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的学习成绩优秀，如果名牌大学取消照顾少数族裔的配额，届时将会有更多的亚裔青年进入一流大学。(18)“模范少数民族”论出台后，立刻就受到亚裔领袖和亚裔学者的抨击。他们认为，强调亚裔具有优秀文化传统会使其他少数族裔产生嫉妒心理。更有甚者，按照“模范少数民族”论的逻辑，所有少数族裔都应该自己提携自己，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推卸扶助少数族裔的责任了。上述的原因使得亚裔学者更加忌讳讨论文化传统对亚洲移民的影响。
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学者甚至不能容忍其他人从阶级对立的视野去观察排华运动。最近，劳工史学家安德鲁·基奥瑞(Andrew Gyory)在其《关闭国门：种族、政治与排华法》一书中试图从政客的煽动以及劳资间阶级对立的角度去理解19世纪的排华运动。他认为就全国范围来说，劳工在排华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大部分欧裔工人对排华并无兴趣。真正在排华运动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是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政客的种族主义煽动使得原本局限在加利福尼亚的排华情绪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并最终使得排华法在国会得到通过。(19)《关闭国门》一书问世不久就立刻遭到猛烈抨击。在一篇近40页的长文里，斯坦福·莱曼(Stanford Lyman)指责基奥瑞企图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对种族主义的表现过程进行解构，为白种工人的排华行径开脱。(20)他大量列举了欧裔工人的种族主义行径，以证明他们是出于种族歧视而从事排华的，而且他们的种族主义是全国性的。(21)
莱曼重申欧裔工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在排华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低估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行为恰恰是其最严重的问题。此外，基奥瑞在书中竟然没有系统讨论劳动骑士团和美国劳联这两个全国性工会对待中国移民的种族主义态度，这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众所周知，1885年在洛克温泉屠杀几十名中国移民的凶手正是劳动骑士团成员。1902年排华法第二次行将届满时，最积极主张延长该项法律的便是美国劳联。(22)不过，莱曼虽然在揭露欧裔工人的种族主义方面有一定贡献，但他自始至终重复其他学者的论述，文章无论在史实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毫无新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只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去探讨排华运动，而拒绝考虑阶级因素，所以，他笔下的排华运动完全没有体现出空间上的变化，似乎美国所有地区的所有白种工人都在排华，这显然是错误的。相形之下，基奥瑞认为在欧裔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强的地方(如美国东北部地区)，排华情绪较弱，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我自己所做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当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市的雇主在1870年引入华工破坏制鞋工人罢工时，克利斯宾骑士团(The Knights of St.Crispin，按：圣·克利斯宾是一个鞋匠工会)领导人赛缪尔·卡明斯(Samuel Cummings)却公开赞扬华工是比鞋厂雇主“还要高尚的绅士”。卡明斯指出，这些东方人同样受到委屈，因为他们是被迫接受低工资的。克利斯宾甚至试图把华裔工人吸收到他们的工会里。(23)卡明斯说：“任何人，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和肤色，只要他们和我们平等地工作和接受平等的工资，我们就衷心地欢迎他们。”(24)此外，西部的劳动骑士团虽敌视中国移民，但纽约的骑士团第49分会却坚决反对排华，并主动吸收华裔洗衣工人加入他们的工会。(25)在1893年，49分会还公开要求国会取消排华法。(26)同样，艾德华·罗斯(Edward J.M.Rhoads)的调查也告诉我们，宾夕法尼亚州比佛瀑布市(Beaver Falls)的欧裔工人在雇主引入华工以压低他们的工资时，总体上也没有用种族主义的方式去谴责和攻击这些中国移民。罗斯指出，这里的白种工人之所以没有激烈地排华，“原因可能是这些欧裔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忧虑和烦恼的最终源头并不在华工伙伴那里，而是在于他们的雇主”。(27)研究东西部骑士团之间区别的罗伯·威尔(Rob Weir)发现，“对于那些亲中国移民的骑士来说，问题从一开始就在于：资本，而不是种族，才是他们的敌人”。(28)另外，主要活跃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世界产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也积极吸收华工加入其组织。然而莱曼对美国劳工运动中进步力量的所作所为却噤若寒蝉。(29)
莱曼之所以不能全面解释19世纪的排华运动，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坚持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一元论历史观，认为在排华中只有种族歧视在发挥作用。然而，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排华运动，“阶级”与“种族”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问题在于，欧裔工人首先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他们的种族主义表述常常在阶级对立的框架中展开。在他们看来，使用“低等种族”的工人是雇主阶级的阴谋，目的是压低他们的工资。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在19世纪，种族主义弥漫着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又是在种族主义的气氛中进行的。欧裔工人认为，资本家用来破坏他们罢工的工人都属于“低等种族”，所以他们对少数族裔的工人常怀敌意。美国社会学家玛丽·柯立芝(Mary Coolidge)早在1909年便看清了“种族”与“阶级”在排华中的作用。她写道：
一个普通的[白]人……可能看不起华工所接受的体面工作和公平的工资，但他还是认为，如果劳工市场上没有华人的话，他自己就能够得到合意的工作和较高的待遇。最为重要的是，他憎恨那些成功的富人，[因为]那些富人竟然忽略了不成功的白人，却去雇用低等的外籍工人。所以，从那时起，阶级对抗和种族偏见的暴力都增加了。而排华的呐喊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过对由于投机而致富的阶级更深的担忧来获得解释。(30)
柯立芝的话写于20世纪初，当时她正任教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对于排华运动可谓身临其境，因此对“种族”与“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然深有体会。(31)可惜像莱曼这样的学者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对于阶级矛盾在排华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竟然视而不见。
如前所述，亚裔美国史学家坚持一元论历史观，主要是担心承认种族歧视以外的因素也在影响着亚洲移民史，就会淡化种族主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会导致种族主义卷土重来。因此，每逢有人从种族歧视以外的视野——即使是阶级斗争的视野——去理解亚裔美国史的时候，他们都会使用极其激烈的言辞去攻击和诋毁对方。例如，亚裔学者在批判赖特的观点时说他是“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的辩护士”。莱曼则指控基奥瑞“急于把白种工人从排华运动的罪过中赦免出来”。(32)不过很明显，坚持一元论历史观的代价是不能如实地理解19世纪的排华运动。
最后还需要指出，到目前为止，亚裔美国史学家很少将亚裔美国史同整体美国史结合起来。前面已经指出，当初亚裔青年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其用意并不在“亚裔”，而是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以便争取和欧裔美国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同时，亚裔美国史学家反对把中国移民称为“寄居者”，强调他们如何适应和融入美国社会，也同样是为了在美国历史中为亚洲移民争得一席之地。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移民“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主题在华裔史学中始终占支配地位。(33)然而，尽管这些学者认为亚裔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很少将亚洲移民的经历放到美国移民史的框架中进行讨论，也极少有人将亚洲移民同其他国家的移民进行比较。他们对整体美国史的理解还比较肤浅，对亚裔社区和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除了排华和排日运动)还不甚了了。
关于亚裔学者未能将亚裔美国史当做美国移民史的一部分，我曾做过专门讨论，当时我指出，移民史学家和亚裔美国史学家都没有把亚裔美国史当成美国移民史的一部分。移民史学家出于“欧洲中心论”和“同化论”的立场，只把来自欧洲的移民看做是移民，而把亚洲移民看做是寄居者。亚裔学者不愿意在美国移民史的框架中研究亚洲移民史，主要是担心那样做会将亚洲和欧洲移民的经历等同起来，使人忘记种族歧视在亚裔美国史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时我还强调，承认亚洲人和欧洲人在移民背景和动机方面的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他们在美国的不同经历，不但不会淡化，反而会更加突显亚洲移民所遭受的种族歧视。(34)不把亚洲移民史和其他移民的历史作比较对于亚裔美国史的研究是相当不利的。我们在下一节里将会看到，最近几年出现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理论由于强调亚洲移民的双重民族主义，从而给亚裔美国史学带来了新气象。其实，移民史学家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从“跨国主义”的角度去探讨欧洲移民史了。例如，他们发现，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大都是“寄居者”，他们的目标是在美国赚钱，然后返回故乡，所以，他们和祖国之间的联系从来都没有被切断。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很多意大利移民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但他们仍然与母国的政局息息相关。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都显示出他们的双重民族主义和双重政治认同。(35)如果老一代亚裔史学家当初肯留意欧洲移民史的研究成果，我们可能在几十年前就学会从“跨国主义”的视角去观察亚裔美国史了。但是，亚裔学者对主流社会的怀疑非一日之寒，要想他们完全克服疑虑，平心静气地把亚裔美国史同欧洲移民史进行比较，恐怕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当然，近年来，已经有人尝试着将亚裔美国史同整体美国史联系起来。艾瑞卡·李(Erika Lee)在研究了排华法的实施过程后指出，排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移民社区的范围，它开启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从1882年开始，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无保留地欢迎移民的、没有国门的国家，而是变成了一个新型的把守国门的国度了。与此同时，所谓“美国人”的定义也变得更加具有排外性。她还指出，政治史学家在讨论国家政权建设时，往往忽视种族的作用。其实，美国联邦政府是在对外国人入境和居留加强管制的过程中壮大起来的。排华所导致的把守国门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实践在美国重新给自己定位的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36)此外，还有亚裔学者从中美早期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考察亚裔美国史和整体美国史之间的关系。如陈国维(John Kuo Wei Tchen)发现，在中美早期交往中，尽管饮用中国茶叶和使用中国器物是上层社会的象征，但是说到底，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只是作为一种“低下”的参照物，塑造了美国白人的文化认同、加强了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中国移民的种族歧视。虽然在早期，纽约的视觉艺术常常把英裔美国人放在社会的上层，把华人放在中间，而把爱尔兰人置于社会底部，但到了19世纪后期，在不同形式的东方主义作用之下以及随着泛欧种族认同(pan-European whiteness)的形成，华人就逐渐取代了先前爱尔兰人的位置，被置于社会底层。早年在纽约形成的歧视华人的种族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加强，并对美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37)
上述两部著作试图将亚裔美国史同整体美国史联系起来，当然值得欢迎。有学者认为，这显示亚裔美国史学正日益融入整体的美国史学。(38)不过在我看来，现在做这种乐观的判断还为时尚早，因为上述著作所代表的新动向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始，同类的著作仍然寥若晨星。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最近成为风气的“跨国主义”历史观可能又会将亚裔美国史推向整体美国史的边缘。此外，亚裔美国史学虽然注重主流社会对亚裔的歧视，尤其是白种工人在排斥中、日、菲等国移民的运动中所担当的主力作用，但是却极少有人对欧裔工人的意识形态做过深入研究。迄今为止，亚历山大·塞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的《必不可少的敌人：劳工和加利福尼亚的排华运动》(39)是探讨欧裔工匠排华动机的唯一一部有深度的著作。但塞克斯顿只是研究加州白种工人排华的动机。而大家都知道，东部一些地区和太平洋西北部的许多欧裔工人却反对排华，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亚裔美国史学家今后必须认真研究美国不同地区的阶级结构和欧裔工人的文化传统，才有望解答这些问题。
三、最近十五年的新动向
与学者当初摒弃文化传统的视野而从种族歧视的角度去诠释亚裔美国史一样，最近15年来这个学术领域中的新动向也表现在史学观点的革新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打破了传统史学所设定的“黑人对白人”的种族关系理论框架，提出了欧裔、非洲裔和亚裔之间三角形关系的新思维；其二就是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散居(diaspora)”的角度去重新观察亚洲移民史，从而否定或削弱了“同化论”、“美国化论”和“定居者论”；(40)最后，持“跨国主义”和多元论历史观的学者承认二战期间拘禁日裔居民确实有军事上的需要，因而再现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多年来，学者大都把美国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归结为“黑种人对白种人”的双重种族关系模式，亚裔美国史也被放入该理论框架中讨论。亚洲移民或者作为有色人种被归入黑人行列，或者作为“模范少数民族”被推向白人一边。(41)然而，近年来这个“黑种对白种”的理论架构似乎很难再站稳脚跟了。韩裔学者克莱尔·金(Claire Jean Kim)在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纽约黑人和韩国移民间的一系列冲突后，认为“种族实力(即每个种族巩固现有种族秩序的意向)”是理解黑人和韩裔间矛盾的关键。他勾画出由“高等对低等”和“局内人对外国人”横竖交叉的两个轴线所决定的种族秩序。白人和黑人分别占据竖向轴线的顶端和底部，新来的亚洲移民位于白人之下、黑人之上，但他们在横向轴线上则偏于“外国人”一侧，从而出现了一种“三角形化(triangulation)”的种族关系。他指出，黑人对韩裔的攻击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管辖自己社区”的名义下抵制白人种族压迫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反对外来的商人、教师和业主“侵入”自己的地盘。韩国移民反对来自下方黑人的挑战，以保卫他们在种族秩序中靠中间的位置，这也是他们的“种族实力”的表现形式。总之，黑人和韩裔冲突的本质是两个遭受压迫的族群在加强自己实力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冲撞。(42)
在克莱尔·金之后，日裔学者思考特·仓茂(Scott Kurashige)又对洛杉矶市黑人、白人和日裔美国人之间的三角关系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在日裔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曾经有过合作，但他们在住房、就业和政治代表权等问题上也存在竞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黑人和日裔曾有过被歧视和被排斥的共同经历。到了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和黑人领袖都提倡民族团结，再加上黑人自己的抗争，使得非洲裔美国人在就业等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而日裔美国人则遭受了被迁徙和拘禁的厄运。然而到了战后，又出现了白人接受日裔却疏远黑人的现象。在冷战时期，出于将日本拉入“自由世界”阵营从而巩固美国霸权的需要，白人社会对日裔采取了拉拢的态度，使日裔第二代有机会融入主流社会，于是黑人和日裔这两个少数族裔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此外，仓茂还揭示了黑人、白人和日裔美国人之间三角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方面，上层白人为了巩固欧裔美国人的霸权地位而挑拨黑人和日裔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黑人和日裔都努力促进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提高被白人社会接受的程度，这自然增加了这两个族群之间的隔阂。当然，每个种族中的进步分子为了打破白种人的霸权，也在不断地促进多种族之间团结的共识。(43)
在前一节里，我们曾提到亚裔学者对赖特的著作以及对“模范少数民族”论的批判。由于这些学者强调黑人和亚裔美国人同属被压迫和被歧视的族群，不愿意承认这两个族群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所以，他们明显倾向于接受“有色对白种”的理论框架。然而上述的研究却显示，虽然亚裔和黑人都曾经遭受过种族歧视，但他们的经历却有明显的不同，而且这两个族群间的关系并非和睦。早在30年前就已经有学者系统讨论了加州黑人对中国移民的排斥和敌视态度。(44)最近还有学者发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下，旧金山的华裔虽然反对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但是却没有因此而提倡普遍的种族平等，而是反过来又鄙视黑人。(45)有鉴于此，关于白人、黑人和亚裔之间三角形关系的新观点，不但代表了对传统种族关系理论的重要修正，而且对亚裔美国史学也是一个贡献。然而，上述两位学者把亚裔和黑人的不同经历完全看成是白人为巩固自己的霸权而进行操纵的结果，却只字不谈其他因素——包括文化传统的因素——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诠释仍嫌不够全面。
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散居(diaspora)”角度重新审视亚洲移民史的代表作包括麦德林·徐(Madeline Hsu)的《梦想金山，梦想家乡：跨国主义及美国和南中国之间的人口流动》、陈勇的《华人的旧金山，1850-1943：一个跨太平洋的社区》、东荣一郎(Eiichiro Azuma)的《在两个帝国之间：日裔美国[所涉及]的种族、历史和跨国主义》以及奥古斯都·艾斯皮瑞杜(Augusto Espiritu)的《五个被流放的人：民族与美国菲律宾裔知识分子》。(46)从跨国主义视角观察亚裔美国史的学者，无论研究哪一个族群，都认为亚洲移民具有双重民族主义和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认同，这些移民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文化的世界里。“散居”的概念最初是用来形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后来也应用到某些欧洲和亚洲移民的身上。按照“散居”的观念，分布在其他国家的移民社区和他们的祖国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散居在国外的移民仍旧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仍旧忠于自己的祖国。亚裔美国史学者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跨国主义”的新思维，与当今世界和美国的政治形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过去，白人社会经常指责亚洲移民不能同化于美国社会和不忠于美国。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变化，“同化论”已经失去昔日的威严。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也有大批美国人到其他国家工作和定居，人们对跨国移民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社会和两种不同文化里的情况也有了较深的体会。再有，很多从“跨国主义”的视野研究亚裔美国史的学者本人就是新移民。他们生长在中国、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移民美国后不可能切断同祖国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具有两种民族主义情怀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首先来看“跨国主义”和“散居”的新视野给华裔美国史带来的冲击。前面曾经说过，巴斯认为作为“寄居者”的中国移民不愿在美国落地生根，所以造成欧裔工人的不满，引发了加州的排华运动。不言而喻，“寄居者”一词意味着中国移民最终的归宿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然而，从美国亚裔运动中走出来的学者既然强调亚洲移民的“美国化”，既然要为亚裔争得美国史上的一席之地，他们自然十分忌讳“寄居者”一词。有亚裔学者曾经写道：“首先，我要避免将中国人称为‘寄居者’……坚持认为所有到美国来的中国人都是寄居者——就像某些学者所作的那样——就等于明确地把他们从美国移民史中排除出去。”(47)还有两位学者指出，美国华裔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是美国人。而中国移民当中“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过程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48)不过，近年来出现的“跨国主义”和“散居”的研究视野却动摇了中国移民是“定居者”和“美国化”论点的根基。
麦德琳·徐的专著《梦想金山，梦想家乡》主要是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广东台山人向美国移民的历史。她发现，台山移民实际上在不断地迁移，“尽管机会甚微，但台山人还是不断地去追寻太平洋两岸的彩虹。他们相信在大洋一边的美国有一袋黄金在等待着他们，而在大洋的另一边则有自己的家庭和安逸的生活[在等待他们]”。事实上，这些移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既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理想中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在美国扎根，而是在积攒了足够的金钱后回到家乡台山。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和家乡台山之间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麦德琳·徐还指出，台山移民的社区和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跨国的和多元的认同。她认为，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人，必定会认为移民只能属于某一个特定地区，但台山人移民的经历证明，流动的人口可以同时属于两个地方。在美国主流社会拒绝和排斥华人的情况下，台山人照旧到美国去做工，这本身就说明民族国家控制人口流动的能力有限。关于空间和身份认同的传统观念看重由民族国家所限定的领土疆域，这种观点远远不能解释流动人口的复杂现实。(49)
陈勇同样从跨太平洋的视野去观察旧金山华人的历史。他指出，美国华裔当中许多人是在跨太平洋的境界中去理解自己的各种经历。他们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时仍然怀念位于广东的家乡以及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记忆不仅仅是怀旧的情感，而是体现出一条真正的经济和政治纽带。陈勇特别讨论了20世纪前期的几起政治事件在华裔美国史上的作用。其中1905年由中国人、美国华裔和世界其他地区华人共同参与的抵制美货运动，不但表达了对中国移民在美国遭受歧视的不满，而且还使美国华裔获得了为实现美国梦和争取公民权所需要的力量。此外，旧金山华裔对国内同胞抗日战争的支援不仅加强了太平洋两岸华人之间的纽带，而且也成为华裔在美国抗击种族歧视的有力武器。不过，陈勇最终还是强调中国移民融入了美国社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同化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社会。《华人的旧金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融入美国社会”和“情系故国”这两种情怀间辩证关系的典范。一方面，旧金山华人参与美国政治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家乡之间跨太平洋的联系；另一方面，怀念和支援家乡也没有使他们变得不再像是美国人。(50)应该指明的是，上述两部著作并不是专门为“寄居者”的观点正名，但它们至少削弱了亚洲移民是“定居者”的论点，同时也否定了传统的“同化论”。
现在再来看二战期间日本移民及其子女被强行迁徙和拘禁的问题。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亚裔美国史学家普遍认为，拘禁日裔的决定完全是出于种族主义的动机。但是近年来出现的“跨国主义”历史观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跨国主义”立场出发的学者发现，日本移民将美国的“边疆学说”和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塑造了他们的双重民族主义认同。在这些移民的心目中，美国西部不仅是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边疆，同时也是日本扩张野心的最东部的边疆。日本移民中的历史学者利用伪科学理论，鼓吹日本民族的海上起源论，声称这种扩张主义特性仍然留在日本种族的血液里。他们还认为，日本帝国的海上命运意味着日本种族被赋予了在海外建立“新日本”的使命。(51)日裔美国学者东荣一郎进一步指出，日本战前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政策和它的跨太平洋移民之间一向都相互影响。他写道：“从一开始，由移民为主导的殖民主义[政策]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的军事冒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甚至把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移居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的日本人看成是日本殖民主义扩张的先头部队，而日本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在“跨太平洋扩张主义”的影响之下，也将自己看做是殖民定居者。(52)
日本移民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反应也不同于其他亚洲移民。他们认为自己同样来自优越的种族，要用自己的种族主义和敬业精神去击败白人的种族主义，进而扩大他们在美国建立的“新日本”。有一位日本移民作家写道：“……我们的历史和祖国的历史不完全相同，然而它仍旧是[祖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构成了日本[海外]扩张历史的首页。”1940年11月，日本外交部和殖民事务部联合主办了一次海外日本侨民大会，目的是动员海内外日本人发扬光大日本扩张主义的传统。首相近卫、殖民大臣与助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用东荣一郎的话来说，“导致了海外移民和建立殖民地在日本移民的意识里更大程度的混合”。盛大的游行庆祝仪式启动了一连五日的大会。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来自美国的两个最年长的日本移民，紧接着是来自夏威夷、美国大陆、加拿大、东南亚和南美洲的代表团。来自美国的移民带头向天皇三呼万岁之后，首相近卫开始讲话，他说“……你们的出席使我们回想起日本[向海外]殖民的历史，这个历史的首页已经写在你们和你们的先驱者的血液里。”来自旧金山的一个移民报纸发行人在发言时做出保证，要把作为帝国臣民的光荣铭刻在心，在日本海外拓展的前沿以征服全世界的精神前进。一个来自圣地亚哥的日裔农民还将旅美的日本移民形容为“种族斗争的胜利者”。大会为彰显日本移民在海外所发挥的拓展作用，还特地举办了题为“我们的新边疆”的展览会。其中一个展览展示了堆积如山的橘子和柠檬，以显示日裔农民在美国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一部分日本海外移民还通过展览会向侵略亚洲国家的日本士兵捐赠了成千上万个慰问袋，以表示他们的“爱国主义”。(53)
日裔学者布莱安·M.林(Brian M.Hayashi)所作的研究使他相信，拘禁美国日裔并不像持一元论历史观的学者所想的那样简单。林发现，许多日本移民将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送回日本接受教育，这些日裔的第二代当中有不少人最终选择留在日本。在那些返回美国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公开为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林认为，“种族”并非导致美国政府大批拘禁日裔居民的唯一因素。当时陆军部的官员是真正担心日本可能会对美国发动进攻，这种担心并非臆想。因此，所谓“军事上的需要”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它不能证明拘禁日裔的决定是正确的。林还从国际视野探索美国政府拘禁日本移民的动机。他发现，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决定拘禁日裔居民，是准备以此作筹码，阻止日军虐待他们在菲律宾战场上俘虏的美军士兵。同时，拘禁日裔居民也是迫于来自盟国的压力。当时，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在美国之前就已经开始迁徙和拘禁那里的日裔居民了，这些国家纷纷要求美国针对日本在西半球的威胁采取坚定的措施。多年来，亚裔学者还认为，即使日裔居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仍然还是毫无保留地忠于美国。(54)但是林却发现，对于大多数被拘禁的日裔来说，支持日本而不支持美国的立场是合理的，多数日本移民都采取了亲日本的立场。(55)
在拘禁日裔居民这个问题上向一元论历史观挑战，如同向排华问题上的一元论观点挑战一样，是具有政治风险的。东荣一郎在赞扬林的贡献时说，这个“能够反映[历史事件]复杂性但肯定会引起争议的观点可能会招致怨恨和批评”。(56)但无论如何，发现日本移民和日本扩张政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发现日本移民并非绝对忠于美国，无疑标志着日裔美国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当然，这些新发现和新视野并不意味着二战期间所有的美国日裔都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做内应，也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强行迁徙日本移民及其子女的政策全部都是正确的。但是，倘若今后的研究继续沿着东荣一郎和林等学者所提供的线索走下去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关于拘禁日裔的决定完全是出于种族歧视的论点迟早是要被彻底修正的。
四、总结与展望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亚裔美国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深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一元论历史观。亚裔美国史在50年前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本身就是民权运动和美国亚裔运动的产物。亚裔美国史学家否认中国移民是寄居者，是担心一旦承认华工不愿在美国扎根，就等于肯定了历史上的排华运动。老一代学者反对从种族歧视以外的视野去观察问题，也是害怕从多元的角度去诠释亚裔美国史会淡化种族歧视的有害作用。不过，这个领域中最近出现的新思维却表现出冲破一元论历史观束缚的趋势。其中林用多重原因去解释二战期间对日裔居民的拘禁，甚至承认美国政府这个决定确实是基于“军事需要”，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持“跨国主义”历史观的学者承认亚洲移民和他们的祖国之间切割不断的联系，承认中国移民最终的目的地往往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也承认亚洲移民的双重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认同。因此，他们能够比执著于一元论观点的人更为客观地诠释历史事件。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亚裔美国史学中的新气象，也标志着这个学术领域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但是，上述这些新动向的背后也有潜在的问题。倘若持“跨国主义”历史观的学者过分强调跨国因素，进而完全否认民族国家控制移民的能力，那么他们的观点就有可能和某些历史事实对立起来。例如，排华法固然存在不少漏洞，很多广东人也确实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漏洞进入美国。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排华法实施的60年里，公开地和大规模地向美国移民毕竟是停止了，这说明美国政府在阻止大批华人入境方面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同样，如果过分淡化甚至否定亚洲移民的“美国化”，那么，长此以往，亚裔美国史距离整体美国史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了。如果真是照这样下去，亚裔美国史还能算作是美国史的一部分吗？有学者曾经评论说，“跨国的研究可能会有风险，因为它可能既被看做是亚洲学的边缘，也被看做是亚裔美国学的边缘。”(57)我对此颇有同感。总而言之，“跨国主义”的研究今后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注释：
①Almer C.Sandmeyer,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39.
②这里所谓亚裔美国史学家不仅是指亚裔学者，而且也包括欧裔人士。
③本文重点讨论有关华裔和日裔的史学，是因为这两个亚裔族群的历史最长，相关的著作数量最多，同时还关涉到亚裔美国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问题——19世纪的排华运动和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日裔居民的迁徙和拘禁。
④参见Mae M.Ngai,"Asian Americ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the De-centering of the Field,"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Summer,2006),pp.97-98。
⑤Gunther Barth,Bitter Strengt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50-18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
⑥参见Ronald 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9,p.11。
⑦Sucheng Chan,Asian Americans:An Interpretive History,Boston:Twayne,1991,p.54; 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pp.99-106.
⑧Stuart C.Miller,The Unwelcome Immigrant,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1785-1882,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p.14-15,16-112.
⑨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pp.386,390.
⑩关于以上的讨论及报刊的引述，参见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pp.387-388,391。关于美国报刊和电台广播煽动反对日裔的情绪，参见Roger Daniels,Asian America: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199-201。
(11)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p.392.
(12)Roger Daniels,Concentration Camps USA:Japanese Americans and World War Ⅱ,New York:Holt,Rinehard and Winston,1971,p.71.
(13)参见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Chan,Asian Americans,and Daniels,Asian America。
(14)参见Sucheng Chan,"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Asian-American Historiography,"Rethinking History,Vol.11,No.1(March 2007),pp.126-128。
(15)Ivan Light,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Japanese,and Blacks,Berkeley and Lost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especially pp.1-44.
(16)L.Ling-chi Wang,Review of Ivan Light's book,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Japanese,and Blacks,in Emma Gee ed.,Counterpoint: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Los Angeles:Asian-American Studies Cent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1976,pp.43-44.
(17)关于双方围绕“平权法案”所展开的辩论，参见Ronald Takaki ed.,From Different Shores,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8)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彼德·威尔逊曾经指出，根据种族背景所制定的优惠黑人的政策实际上是歧视亚裔和欧裔美国人。Pete Wilson,"Why Racial Preferences Must En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January 18,1996,A.21.Cited in Michael Omi and Dana Y.Takagi,"Situating Asian Americans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Affirmative Action," Representations,No.55,Special Issue:Race and Representations:Affirmative Action(Summer 1996),p.156.
(19)Andrew Gyory,Closing the Gate:Race,Politics,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especially pp.14-16.
(20)Stanford Lyman,"The 'Chinese Question' and American Labor Historians," New Politics(Winter,2000),p.115.
(21)Stanford Lyman,"The 'Chinese Question' and American Labor Historians," pp.133-145.
(22)关于美国19世纪后半期针对中国移民的暴力事件，参见Daniels,Asian America,pp.58-66; Chan,Asian Americans,pp.48-51.美国在1882年首次通过排华法，规定中国移民在10年之内不得入境。该法律在1892年届满时被延长10年，到1902年国会索性将它无限期延长，所以这是第二次延长该法律。
(23)New York Herald，1870-06-26.圣·克利斯宾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他们为何未能成功地把中国移民工人组织起来。可能是由于雇主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也很可能是由于来自前工业社会的华裔工人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下的劳资对抗缺乏认识，因而对加入工会不感兴趣。塔卡基则认为，圣·克利斯宾是出于自我利益的现实考虑，而不是基于工人阶级团结的意识形态去组织中国移民的，所以没有成功。参见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p 98。
(24)New York Herald，1870-06-26.
(25)但是由于骑士团上层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吸收华工加入工会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但这次事件毕竟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工会都主张排华。参见Philip S.Foner,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Vol.2,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p.58-60; 另见Rob Weir,"Blind in One Eye Only:Western and Eastern Knights of Labor View the Chinese Question," Labor History,Vol.41,No.4(2000),pp.428-432。
(26)New York Times,May 28,1893.
(27)Edward J.M.Rhoads," 'White Labor' vs.'Coolie Labor':The 'Chinese Question' in Pennsylvania in the 1870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Vol.21,No.2(2002),pp.22,26.
(28)Weir,"Blind in One Eye Only," p.431.
(29)莱曼只是在回应基奥瑞的回应时极其简单地提到世界产联。参见Lyman，"Engels Was Right! Organized Labor's Opposition to Chinese in the U.S.," New Politics(Summer,2000),p.61。但遗憾的是，他竟然将世界产联错误地写成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这充分反映出他对美国劳工史的无知。
(30)Mary R.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New York:Holt and Company,1909,p.60.
(31)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和阶级意识之间往往是一种辩证关系，两者的力量依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互有消长。美国东部的一部分白种工人没有积极从事排华，说明他们的阶级意识超越了种族偏见。而在加州，则明显是种族主义占了上风。在美国东部，造成“阶级”超越“种族”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首先，那里的华工数量很少，欧裔工人可能没有感觉到工作竞争的压力。同时，东部白种工人中的一部分废奴主义者可能已经克服了种族主义思想，他们认识到，资本家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另外，有一部分工会，如骑士团的第49分会，是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他们自然以阶级斗争为己任。
(32)Lyman,"The 'Chinese Question' and American Labor Historians," p.148.
(33)Haiming Liu,"Transnational Historiography: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5,No.1(January 2004),pp.135-136.
(34)参见王心扬：《亚裔美国史可以成为美国移民史的一部分吗？》，《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第123-126页。
(35)关于意大利移民同母国保持联系的讨论，参见Rudolph Vecoli,"Contadini in Chicago,A Critique of The Uproote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51,No.3,1964,pp.404-417; Robert F.Foerster,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New York:Arno Press,1969; Gaetano Salvemini,Italian Fascist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1977; John P.Diggins,Mussolini and Fascism,The View from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
(36)Erika Lee,At America's Gates:Chinese Exclus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1882-1943,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3,especially pp.1-18,19-74,173-187.
(37)John Kuo Wei Tchen,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1776-1882,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p.xx-xxiii,4-6,20-26,38-39,67-70,95-96,103-106,116-120,188-195,221-222.
(38)Ngai,"Asian Americ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the De-centering of the Field," p.99.
(39)Alexander Saxton,The Indispensable Enemy,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40)不言而喻，亚裔美国史学中的新气象并不止于“跨国主义”和“散居”的历史观以及重新界定黑人、白人和亚裔之间的三角关系。但我认为这两个表述是近15年来这个学术领域中最有意义的史学观点。
(41)参见Michael Omi and Dana Y.Takagi,"Situating Asian Americans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Affirmative Action," pp.155-156。
(42)Claire Jean Kim,Bitter Fruit:The Politics of Black-Korean Conflict in New York C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especially pp.1-108.
(43)Scott Kurashige,The Shifting Grounds of Race,Black and Japanese Americans in the Making of Multiethnic Los Angel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especially pp.1-12,13-35,108-157,186-231.
(44)参见Arnold Shankman,"Black on Yellow:Afro-Americans View Chinese-Americans,1850-1935," Phylon,The Atlanta University Review of Race and Culture,Vol.XXXIX,No.1(Spring 1978),pp.1-17。
(45)参见Yong Chen,Chinese San Francisco,1850-1943,A Trans-Pacific Commu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46,199-200。
(46)艾斯皮瑞杜在书中描述了五位旅美的菲律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发现这些人实际上被夹在两种热爱和两个家园之间。一方面，美国给他们提供了物质上的享受、思想上的挑战和精神上的安慰，另一方面，故国菲律宾仍然博得他们的忠诚，令他们时刻想起值得珍惜的往事。他们在两种语言和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徘徊导致了“被分裂的忠诚”。艾斯皮瑞杜认为，菲律宾和其他亚裔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既是民族的，同时也是跨国的。参见Augusto Fauni Espiritu,Five Faces of Exile,The Nation and Filipino American Intellectual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7)Sucheng Chan,This Bitter-Sweet Soil,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1860-1910,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xx.
(48)参见K.Scott Wong and Sucheng Chan eds.,Claiming America,Constructing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ies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p.x。
(49)Madeline Hsu,Dreaming of Gold,Dreaming of Home: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1882-194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especially pp.1-54,pp.88-89,90-123,176-178.麦德琳·徐在书中指出，她不愿意使用“散居”一词来形容台山的海外移民，因为它不适用于二战以后的情况。然而她却几度使用"dispersion"一词，如“A Community in Dispersion”和“the physically dispersed community of Taishan”。参见Hsu,Dreaming of Gold,Dreaming of Home,p.124。不过在我看来，“dispersion”和“diaspora”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
(50)Yong Chen,Chinese San Francisco,especially pp.7-10,145-238.
(51)参见Eiichiro Azuma,Between Two Empires:Race,History,and Transnationalism in Japanese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91-110; Brian Masaru Hayashi,Democratizing The Enemy: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49-50。
(52)参见Eiichiro Azuma,"'Pioneers of Overseas Japanese Development':Japanese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Expansionist Orthodoxy in Imperial Jap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7,No.4(November 2008),pp.1193-1194。
(53)以上讨论及引文均见Azuma，" 'Pioneers of Overseas Japanese Development'，"pp.1195,1208-1213,1216-1219。
(54)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pp.384-385,399-403.
(55)Hayashi,Democratizing the Enemy,pp.1-11,40-75,79-80,82-83,121.
(56)Eiichiro Azuma,"From Civil Rights to Human Rights:Reinterpreting 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33,No.1(March 2005),p.105.
(57)Haiming Liu,"Transnational Historiography," 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