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学应加强对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人论文,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吗？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经济、文化的主体。社会发展应该体现主体的能力，是人的价值的实现过程，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发展、使人更美满幸福，当代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牵涉到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是否应该由过去以物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研究人的发展？发展经济学是否也应该研究人的发展？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三个阶段都集中到人的主体性、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着重研究了第二阶段的问题，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问题：“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自身”。“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②]正因为这样，经济学的研究，也就必须深入到“物化”的社会关系中去，研究物质利益关系对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③]恩格斯把这种情况斥之为“卑鄙的贪欲”：“卑鄙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④]这种“物化”的结果，造成了人的异化，物、商品成为社会的主宰，人成了附庸，“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⑤]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人往往变成“单面人”，变成只知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的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极端的必然结果。
为了从这种泥坑中拔出来，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自由个性”，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由物和财富来衡量，而由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来衡量，把人的目标由低层次的物欲提到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的高层次。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高瞻远瞩，从单纯研究“物”，研究“物化”的关系，转而着重研究人，研究人的全面发展，这应该是当代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问题，重视对人的研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马克思在谈到“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时指出，“为了人并且通过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⑥]“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⑦]这就说明：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正在于促进“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论》中谈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时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的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⑧]
在西方国家有些学者提出经济学应该研究“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就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⑨]“人的学问”决不止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当代人们的消费丰富多彩，不能以“物质福利”为满足，更重要的是满足精神文化需要；不能以“必需品”为满足，而应该满足日益丰富的、高层次的享受和发展和需要，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974年阿根廷马里洛克基金会的拉美学者们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新道路”，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国际劳工组织还提出“基本需求战略”，并作出决议。这否定了过去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唯一目标的传统模式，开始以人取代物，以人的发展取代物的发展，这是一大进步。但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标的要求太低了。著名行为科学家马斯诺发现了更高层次上的一系列全新的需要，他称之为发展的需要（存在的价值），以区别于基本的需要或因匮乏而产生的需要。他把“发展需要”的一些具体内容，包括：真、善、美、个人风格、乐观诙谐、轻松、自我满足等，都作为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内容。这就把人的需要提到更高层次，把“人”提到更高的境界。197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会提出了社会发展应“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是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发展，社会进步应该是全面的。197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和分析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及方法。受这次会议的委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教授于1981年提出了一份名为“新发展观”的报告，明确提出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社会——人，是社会——人的需要，包括社会、文化、精神和经济的需要，它的发展应与人的智力体力的发展相一致。而检验社会目标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价值。1994年9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既要充分认识到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他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助平衡”，还呼吁“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进适当的政策，包括与人口有关的政策，以便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影响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使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为了人，落脚点在于人，这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从上面情况说明：经济学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增长、只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必须开拓思路，扩大眼界，着重研究人，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才是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二、经济文化一体化与人的发展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文化引路的作用，才能使市场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从而逐步形成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格局。
我国当前正处在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物质利益矛盾尖锐化，更需要用文化标准去引导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更需要站在社会文化的高度，用社会道德、社会公平、社会文明加以规范，加以约束。提倡文明生产，文明经商，文明消费。经济学应该研究个人物质利益及其实现，更应该研究如何以正当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并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不能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应该有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不能违法乱纪。我国当前，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着增强全民文化意识，呼唤增强“文化力”，培养优良的社会机体，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实现经济文化一体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正是我国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大方向。
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作用，主要在于充分发挥文化的导向作用，用高度的文化来引导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经济运行形式：物——物——物，而代之以新的经济运行形式：人——物——人。即从人的发展出发，通过物的运动，不仅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人的发展，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才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真正实现。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最终目的，要落实到人，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什么“文化经济化”或“文化产业化”。[⑩]有些文化产业，低级庸俗，污染人们的思想、行为，败坏社会机体，这些不值得歌颂，更不能提倡，不能把崇高的精神文化消费和精神文明庸俗化了，不能用低层次的享乐消费去代替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不能用纯经济利益、甚至仍然用“物化”的社会关系代替人的“全面的本质”。
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不仅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用文化引导人的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向文明、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弗朗索瓦·佩鲁认为：“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最深处，那末，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需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11)]确实，现代化的根本内涵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内涵，是人具有高度的文化，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不断提高文化价值人的含量。其落脚点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人的素质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指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正体现高层次的社会文化的巨大作用。其作用的落脚点在人，促进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大大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真正幸福，这才是“实现消费者的理想”，这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深刻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问题。现代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生活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享乐主义盛行，色情、赌博、吸毒、凶杀、各种犯罪现象到处泛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精神堕落和社会危机。“这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自身极其严重的矛盾。”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的危机”。[(12)]西方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将毁灭社会的机体，毁灭一代人”。我国近年来有的同志“担忧”出现“深层次的文化危机”，认为现在有些人，“既热衷于个人财富与地位的增加和提高，又热衷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腐朽面和价值观念，已经没有什么马列主义的理想，也抛弃了中国的传统道德，直到连做人的起码人格、国格也可以不要了！”因而提出“中国现代化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取向的问题，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13)]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严重的“深层次的文化危机”，但很值得警惕。应该从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高度来加强文化的导向，市场经济下文化与经济结合的基本目标是：“道德化+规范化”，“即经济文化道德化……文化经济规范化”，[(14)]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关系的深层次作深入的探索，对整个经济系统内各种因素以及外部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揭示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向和全过程，从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并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引导、处理这些关系，从而端正其发展方向，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层次和质量，把经济文化一体化不仅落实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应该是当代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
三、经济学的研究如何以人为中心？
经济学的研究以人为中心，就必须从过去以物为中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马克思在谈了资本主义下人的关系普遍物化以后，还展示了未来社会的情况：“如果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挥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15)]
经济学不等于“人学”。有人提出当前“人学”要着重研究：市场经济与人及其主体性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人的基础、文化支持和评价尺度；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人的个性及能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自由和平等；人格独立；理性；市场经济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等。经济学研究“人”的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关系的分析，通过社会经济的运动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和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因此，经济学也应该从上述方面研究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要以人的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或出发点。早在1984年我就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消费需要作为起点范畴，经济学应该首先研究人的消费需要，研究消费需要的发展变化。人的发展，最具体的表现在人的物质文化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上面。因此，经济学研究人的发展，就要研究人们的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问题。消费需要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的起点范畴，所有制乃至商品都不是起点范畴，所有制是历史范畴，商品也是由消费需要引起的。研究消费需要，还应该研究生态需要和居民生活质量问题。人们的消费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还应该包括生态需要在内。经济学应该探索生态与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研究保持生态平衡对增加自然资源、增加食物（包括粮食）产量、对美化自然环境、优化资源配置、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的作用。这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2.以人为中心，就必须重视人的才能的发挥。马克思早就认为：在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下才形成“全面的能力体系”，才出现人的“才能总的发挥”，才能“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①⑥]恩格斯在谈到未来新的社会制度时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①⑦]这就说明，经济学应该系统地研究如何“发展和发挥”人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谈到人的才能的充分发挥，牵涉到人力资本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早就强调了人力资本问题，认为人力资本作用之大，“使它们成为能够解开经济增长之迷的一把宝贵的钥匙”。[①⑧]经济学应该研究物质资本的运动及其效益，更要研究人力资本的运动及其效益。我认为，当代经济学研究人力资本，除了要研究人力资本对提高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必须研究人力资本的投资对提高消费力、对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消费力，消费力提高了，反转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正反映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而实现这种良性循环的关键和联结点，是人的才能的提高和充分发挥，其落脚点在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说明，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还应该进一步研究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的关系，特别要研究物质消费力与精神消费力的关系，来全面地发挥人的才能。
3.以人为中心，就必须发展人的个性。个性体现人的品质特征和特殊属性，反映人的某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马克思把人的个性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揭示的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他在谈到“丰富的个性”时指出：“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①⑨]由于生产的发展，个人才能的发展，使人的消费力不断发展，因而实现消费的全面性。这样就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这也就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强调发展人的个性，决不是“个人至高无上”，决不是个人绝对自由。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不能忽视群体，不能损害群体的利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②⑩]因而必须有社会规范，社会道德，用“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相结合的方法，正确加以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②①]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学派创始人爱默生认为：人的真正财富是从心灵涌流而出的欢乐，这种“欢乐”是人“在他的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的心理感受，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真美的反馈效应[②②]。要真正获得这种“欢乐”，真正达到“自我实现”，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创造和奉献。
4.以人为中心，必须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就牵涉到社会经济文化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人的价值观的构建，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的艺术修养的培育等。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需要正确的精神支柱。有理想、有道德，强调社会文明、社会奉献，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就要从文化的表层深入到深层文化建设中去，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价值观、价值导向的问题。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要引导人们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只有人的价值观正确了，才能把人们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引向正确的方向，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还必须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人们必须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人的智能化，并充分利用高科技的成果，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有效地抑制精神垃圾的泛滥。这就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这里，又牵涉一些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经济学应该研究这些高科技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对人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会产生哪些促进作用，是否会产生某些不利影响？如何避免？特别要研究高科技与高文化的关系，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如何促进社会文明，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如何以文化为导向，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塑造优秀的社会机体，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精神支柱和高层次的精神气氛，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经济学的研究，如果由过去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就牵涉到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得出新的结论。21世纪将是经济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相信，经过当代众多学者的努力，这些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注释：
① ② ③ ①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6—107、486、2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⑤ ①⑦ ②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17、82页。
⑥ ⑦ ②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132、24页。
⑧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⑨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23页。
⑩ 王恒富等编：《文化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①①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第169页。
①②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第132、42页。
①③ 夏振坤：“再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问题”，《江汉论坛》1996年第3期。
①④ 陈文科：“经济文化道德化，文化经济规范化”，《江汉论坛》1996年第1期。
①⑤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页。
①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
①⑧ 《论人力资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第12页。
②② “关于自然的沉思”，《社会科学报》199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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