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技术与政策：妇女的角色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角色论文,政策论文,资源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6)02-0040-08 在传统的农本社会里，土地父权制构成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体系的经济基础，拥有土地的男性比从事家务的女性掌握着更多的家事发言权。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地权变化往往被视为农村性别革命的拐点。特别是在农业集体化阶段，新的土地改革法令打破了父权制对女性劳动力的束缚，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地发动妇女参与农业生产。这些改革推动了性别分工体系的更新，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也随之转变。 我们承认地权变化对改善女性的境遇和发展的意义，然而农村妇女的新角色并非纯粹的土地因素的产物。早在1967年，海伦·斯诺(Helen Snow)就强调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新政府设立的托儿所和食堂等公共服务机构减轻了琐碎的日常家务，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农业劳动[1](P3)。相对而言，杰华(Tamara Jacka)更关注技术进步如何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在依靠人畜耕作的早期农业阶段，身体羸弱的女性很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49年以后，机械化生产降低了种植业的人力需求，妇女与生俱来的技巧和耐心等天赋也被激发出来[2](P157)。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致力于从意识形态层面解放女性。正如贝弗利·胡珀(Beverley Hooper)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者抨击儒家思想的陈规陋习，帮助农村妇女摆脱传统的“贤内助”角色[3](PP132-145)。这些研究成功地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性别革命”，遗憾的是其核心对象仍然是从事种植业的妇女。面对复杂多样的农村生产方式，仅仅凭借种植业的经验，恐怕无法全面地揭示自然与社会因素对性别分工以及妇女角色的影响。 拿渔业活动来说，与农民耕种的土地相比，海洋是一个富饶的资源库，因此渔业性别分工与渔场所有权之间的联系比较淡薄。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环境变迁和经济破产的困境中，渔民可以通过借贷或迁移等方式维持生计[4](PP96-100)。尽管有记载表明，捕鱼并非沿海人口唯一的收入来源，大多数渔村都沿袭着半渔半农的生产方式[5](P6)，然而渔场的存在至少减缓了失去土地所造成的影响，渔村妇女的角色转变过程也不同于农业妇女。 本文考察的是近现代胶东渔村的女性。通过发掘利用档案和报刊资料，我们追溯了渔村妇女自摆脱男性主导的渔业分工以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参与合作化运动，实现经济与政治地位转变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这段历史固然蕴含着类似于农业的急剧变革，但更多地呈现为资源、技术和政策影响下的渐变过程。本文尝试结合自然、社会和性别等进行多视角分析，揭示资源变动、技术发展以及政策演进如何推动了渔村妇女的角色转变。 一、传统渔业性别分工的解体 从地图上俯瞰，胶东半岛被黄渤海渔场环绕着，海滨分布着小块的冲积平原。渔场和土地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沿海居民大都遵循半渔半农的生产模式。19世纪的男性除了捕鱼还耕种着小块土地，他们在结绳劳动中度过寒冬，开凌前有“剖冰击鲜”的传统[6](P8)。大地上的冰雪初融，男人就拿起犁耙到田间劳作；春汛来临时，他们登船出海。春汛结束后，男人又返回家中，接过了繁重的收割工作。等到索饵洄游的鱼群形成秋汛，他们又回到渔场上，赶在下雪前拉起最后一网大头鳕返航。海上劳动经常遭遇危险，很多渔民被风浪吞噬，地方志里记载着他们守寡的妻子[7](P40)。妇女主要从事岸边劳动，腌渍工艺的成熟应该归功于女性，鱼干是越冬的重要食物，美味的河豚干和腌鲅籽还能贩卖到外地市场。当然，这些都被视为男性劳动的注脚。 传统渔业活动依赖于某些重要资源的维系。在历史上，胶东渔场盛产鲱鱼、真鲷、鳓鱼和对虾，它们拥有庞大的种群数量，每逢春秋两季就游向近海产卵索饵，农业渔民在土地和渔场之间灵活地转换着。嘉道年间，鲱鱼大旺发挽救了成千上万的饥民。考据学家郝懿行记录说，春汛期的鲱鱼“挂网之繁，无虑千万”，捕鱼的迁徙者们在海岸线上建起大量的渔村[8](P21)。19世纪前期，真鲷的资源量同样相当可观，莱州湾渔民创造过“一网可获数万”的惊人产量[9](P17)。 在延续了几个世纪之后，很多重要的渔业资源陷入匮乏阶段。环境变化造成了某些鱼群的减产。19世纪晚期，鲱鱼离开了水温升高的黄渤海产卵场[10](PP248-253)。与此同时，过度捕捞也加剧了资源的崩溃。1915年，来自九州岛和日占旅顺港的渔船在黄海北部捕鱼。1921年，日本船队在海州湾的真鲷产卵场对越冬群系进行酷渔滥捕[11]。还有些海洋生物也难逃厄运，30年代的福山县渔民抱怨鳓鱼已经灭绝，对虾的体长也明显缩短了[12]。 受到生物种群变动的影响，渔民告别了依靠传统的资源结构谋生的时代。随着黄海鲱鱼的消失，胶东渔民纷纷背井离乡，到朝鲜西侧的海域捕鱼。1880年，偷捕渔船的数量达到五六百艘，全罗道的官员奏报李朝国王，海面上的中国渔船“广张数罟，遮绝渔路”[13](卷17,P5)。甲午战争后，日本军舰封锁了通往朝鲜的航道。胶东渔民合伙建造起大风网，转向渤海湾内捕捞小黄鱼，拿到河北鱼市上出售。这些远海渔业几乎不需要两性合作，妇女从事的岸边劳动开始明显地减少。 20世纪前期，胶东渔场上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1924年，烟台渔业公司从国外买进几艘渔轮，青岛港也成功地试造出机帆船。这片海域集中了近200艘汽船，大量招募男性渔工。渔工需要度过大半年的漂流生活，当时的渔谣唱道：“夏季汽船停埠旁，渔夫回家探老年，但等伏末秋初到，骨肉分离再上船。”[14](PP57-58)1928年夏天，德国轮船在青岛港附近搭救了一艘机帆船，船上的五位中国渔民都是男性，从即墨县远道而来[15]。新技术的应用延长了生产期，放弃休渔期的农业渔民逐渐转向职业化。 随着海上捕捞时间和距离的扩展，男人们需要即时处理渔获物，不能返回岸边再加工。1931年，青岛和烟台创办了两家制冰厂。拖网渔轮可以携带冰块出海，对渔获物采取冷冻保鲜。与此同时，腌鱼的重要原料——廉价粗盐的供应也出了问题。20世纪20年代，日商在青岛生产精盐，销往日本和朝鲜，而中国本土的煮盐户纷纷破产逃亡。1935年，青岛近海迎来了一场鳓鱼旺汛，可是盐价却居高不下，渔民只能忍痛把捕获的鱼倒回海里[16](P158)，冷藏技术的进步以及渔盐危机的爆发，都降低了妇女所承担的腌渍工作的重要性。 抛开资源和技术要素，政策同样影响着女性的境遇。众所周知，国统区的很多农村发生了小农破产和妇女务工的浪潮，国民政府专门设置了妇女部，通过立法保障女性的职业权利[17]。当时妇女的劳动报酬偏低，不过在主流的社会学家看来，有收入毕竟是赢得经济独立的前提[18]。而渔村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与脱离土地的农民相比，破产的渔民仅仅失去了资本和工具，却保留着渔场和资源。他们从私营渔行借贷，或者受雇于汽船渔业。抗战胜利后，海上生产有所恢复，涌入城市务工的渔村妇女并不是太多。 从1941年起，中国共产党陆续在胶东解放区的渔村里推行互助化改革，实施渔具公有、男女社员共同吃饭和劳动的制度[19]。这项制度类似于内陆解放区的土改政策——不分性别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但不要忽略二者的差别：有土地的妇女可以从事种植，有渔具的妇女却未必能出海捕鱼。事实上，渔业仍然是男性的劳动。持有渔具股份的妇女要求分红，对此，男人们坚决反对，甚至拒绝登船以示抗议。1947年，除了几个模范互助组，大多数渔村又退回分散经营的老路上，妇女仅仅在名义上占有渔具。1949年秋天，胶东地委大量征调渔船和渔民，投入局势紧张的台海前线，渔村的改革被暂时搁置[20]。 自19世纪晚期以来，资源变动冲击着以少数鱼类为纽带的生产模式，汽船的应用扩展了海上捕捞的时空范围，冰冻保鲜降低了腌渍工作的重要性，再加上战争的影响，由男性主导的渔业性别分工体系走向崩溃。国民政府保障女工权利的法令，以及解放区的互助化改革，都或多或少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渔村妇女的劳动困境。 二、握起锄头和镰刀：渔农结合社的女性农民 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海州湾的真鲷已经被捕捞殆尽，小黄鱼和鳓鱼尚未恢复。面对战后的食物危机，日本船队闯入东海等越冬场酷渔滥捕。海面上的中日渔船经常爆发冲突。由于越冬鱼群被过度捕捞，胶东沿海的渔获量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幸运的是，技术进步缓解了传统渔获物的减产。新政府把战时征用的运输船归还给渔民，发展先进的渔具渔法，宣传“苏联渔民用汽船捕鱼，过着美好的生活”的故事[21]。钓钩、拉网和拖网替代了古老的风网，渔民纷纷放弃休渔期，冒着严寒酷暑出海捕鱼。1951年以后，新式的围网渔轮大显身手，鲐鱼和带鱼的渔获量持续攀升[22]。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鱼肝油萃取技术的问世，鲨鱼、孔鳐以及东方鲀等“杂鱼”成为渔民的新宠。 初级渔业社仍然沿袭着半渔半农的生产习惯。除了耕种自身的土地，社员还要管理军属的代耕田。谷雨季节，政府会指示村社发动男劳力，优先完成代耕劳动。村社里纯粹的农民比重不高，主要是老年人。青壮年男人大都是职业渔民或者季节性的农业渔民。农业渔民过着时忙时闲的日子，徘徊在渔场和土地之间[23]。惊蛰后的一个多月是春耕的高峰期，犁地、松土和播种玉米等都是男人的差事。直到洄游鱼群抵达渔场，他们才把锄头交给妇女。最繁忙的春耕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往往是锄草和施肥等轻松的农活。 春汛来临前，海洋里还有稀薄的越冬鱼群，可是海面上风暴频繁，经常打翻渔船。1952年，荣成县的一个模范渔业社只有13艘舢板打冬。一位冒着严寒出海的渔民捕获了40多万元(合1955年后的40元)的毛虾，反而遭到其他社员的嫉妒。第二年春天，政府对“迎鱼头、追鱼尾”的劳动模范进行褒奖。有些村社集资购买了小型机帆船，在低强度的风浪里，可以把定置网渔船拖到渔场上。几处最重要的港口都设立了暴风站，由暴风员负责接收预警。1955年，台风和寒潮预警的精度明显提高，渔业活动被掌控在相对安全的范围内[24]。 定置网和拉网渔民纷纷赶在清明节前出海捕鱼，农业就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困境。1952年春天，山东分局妇委会建议发动妇女参加春耕[25](P343)。农业社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那里的妇女就撑起了半边天[26]。而渔农结合社最初不愿响应这个号召，每到农忙季节，它们可以从农业社里雇来短工代劳。没过多久，农业社内部开展了丰产运动，超过60岁的老年人也要参加定额劳动，招募短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1952年成立的邵长贵渔农结合社有25户人。建社初期，男性几乎包办了全部的渔业劳动以及主要的农活，妇女们平日能做得“重活”也只是锄草施肥，有些人甚至连犁头都不会使用。1953年，村社里的网具增加到33副，大多数青壮年男子投入渔业生产。农业队员本来就匮乏，还要扔下家庭土地，到代耕田上劳动，他们纷纷抱怨起“白占便宜”的军属。最后，政府从外地紧急抽调了一批人手，教会渔村妇女一些简单的农活。第二年春天，邵长贵社的农业生产队增加了14位女队员，她们同留守的9个男劳力共同承担起春耕劳动[27]。 渔农冲突还在延续着。捕完春汛后，农业渔民迎来了夏季的休渔期。鱼群进入分散索饵阶段，集中捕捞的效率降低了，浅海渔场上只剩下几副流网和定置网。再过一个多月，索饵和适温洄游的鱼类形成秋汛，又该出海捕鱼了。两个旺汛之间是小麦的收割季节，这些农活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了休渔期的男人。 50年代前期，青岛和烟台竖起了几座化工厂的烟囱，鱼肝油工业的原料需求在持续增长。渔业机构发动渔民捕捞肝脏含油量较高的鲨鱼、鮱子鱼和东方魨。1952年，荣成县水产科劝说渔民扔掉夏季的农活，到远海渔场上钓鲨鱼。牟平县也发展过类似的捕鲨业和延绳钓渔业[28]。这些夏季渔业的发展加速了农业渔民转向职业化的步伐。 捕鲨活动赶上了麦收季节，很多地区不愿意执行计划，把水产工作者派往山区进行小麦育种试验。有些渔民只是出海碰碰运气，发现鱼群稀薄就放弃捕鲨业，返回土地上干农活。荣成县蔡家庄有270多亩麦田，还担负着30多亩玉米地的代耕任务。1953年夏天，社长高恒山向政府递交了丰产竞赛书，从麦田里抽调劳动力到旅顺渔场钓鲨鱼。出发前碰上了阴雨天气，有人担心抢收不及的小麦会生芽，就拒绝登船出海[29]。 虽然蔡家庄把闲置的男劳动力集中起来，成立了夏季农业互助组，可是对这个13人的互助组来说，300多亩土地的收割任务还是太繁重了。村社最终决定发动13个大脚妇女和10个小脚妇女参加麦田收割。县政府从农业社抽调了十几个帮手，还嘱咐高恒山要照顾小脚妇女的劳动强度。渔农业的劳动力匮乏问题很快就缓解了，蔡家庄的社员们拍手称赞：“今年的土地做的真好，还少使了不少工夫钱。”[29]几个邻近的村社发现蔡家庄尝到了甜头，也纷纷发动妇女参加麦田收割。 在半渔半农的初级合作社里，种植业还占据着重要地位。发动妇女务农为家庭和村社提供了巨大帮助，特别是大脚妇女，能够胜任从播种到收割的全部农活。当然，绝大多数初级社仍不赞成妇女出海，但这种状况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进程而改变着。 三、从麦田到渔场：高级渔业社的妇女劳动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场被喻为“大海的怒涛”的合作化浪潮席卷了胶东沿海。管理者相信，一个专业化的大家庭要比分散的、半渔半农的小家庭更有前途。牟平县的七处渔业社把土地、果园和山岚转交给农业社经营，乳山县的30多个初级社被合并成9个大社。经过生产资料及劳动组织的调整以后，一方面，农业社不再添置渔具，海上生产陷入停滞。有些地区除了年轻人还在捕鱼，剩下的季节性渔民已经转向农业。另一方面，渔业社交出了全部的土地，只能依靠海洋维持生活来源，“男性捕鱼、女性种田”的老办法就行不通了。男人完全投入海上生产，而务农的妇女显然不能再做回家庭主妇了。很多渔业社把妇女派出去打短工，可她们在农业社里无事可做，还经常受到歧视[30]。 这并不代表劳动力过剩，相反，渔场上的技术革新增加了人力需求。1956年，荣成县的机帆船增加到10艘。其中有4艘被派往舟山渔场，学习渔业经验；有两艘穿梭在黄渤海之间的航道上，把挂网渔船运到黄河口附近[31]。政府号召基层村社，将劳动力尽量投入到先进的拖网和围网渔业，适当放弃其他生产。即使如此，很多渔业社仍然需要雇用渔工。男人被推向更远的渔场，相对次要的近海渔业和副业就无人问津了。 大鱼岛位于石岛东南端的岬角上。初级合作化时代，妇女耕种着小块的家庭土地，却很少从事渔业和副业劳动。1954年，几位妇女参加了渔业互助组，男人们对这件事嗤之以鼻。渔民宋仁堂家里有八口人，还有一片麦田，由妻子和女儿打理着。有人劝他把女儿送到渔业生产队里养家糊口，却被他拒绝了：“闺女大了是人家的人，参加社不参加社是一样”[32]。依靠出海捕鱼的收入，加上几亩贫瘠的土地，很多贫困家庭还能维持生活。 在合作化浪潮中，大鱼岛的几个初级社和互助组合并起来，把土地转交给邻近的农业社经营。这个近800户人的高级社拥有172艘渔船，创造出全县10％的渔获量。村社还购买了纺草绳机、织网机和纺线机，发展渔具生产等副业部门[33]。所有的副业劳动由一个15人的小队承担着，队长经常抱怨人手不够。根据一份账务清单，为了雇用副业男劳力，村社每年支付的工资比所有社员两个月的口粮钱还多。 专业化的渔业社成立后，一些半渔半农的家庭面临着生活危机。1955年，一贯反对女儿参加劳动的宋仁堂找到社长，要求解决女儿的入社问题。他的土地已经被转交出去，失去了农业这条臂膀，靠捕鱼养家的日子就很吃力了。随后，他的大女儿成为最早入社的5位女社员之一。宋仁堂式的家庭并不罕见，在几个月后整社运动中，又有20多位妇女要求参加合作社。第二年，大鱼岛合并了一个手工业初级社，得到30个从事修补编织的女工。 由于长期从事副业生产，男队员的技巧比妇女娴熟得多。相反，生理条件和劳动经验的局限降低了妇女的工作效率。水产科指示生产队对妇女进行培训，经过半年的学习，女社员们熟练掌握了织网、编绳等技能。1956年夏天，水产科把大鱼岛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渔业社，妇女参加副业生产已经相当普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很多渔业社颁布了“超产者奖、缺产者罚”的定值条例。职业培训和奖惩制度激发了女队员的工作热情，1956年下半年，草岛寨的织网女工把每台机器的日产量由6个提高到8个；烟墩角的副业队每日人均只能编15公斤草绳，在妇女参加劳动后，人均日产量增加到18公斤[31]。 此外，到了高级合作化阶段，为了让男渔民投入高效的围网和拖网捕捞中，浅海渔业劳动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了妇女。1955年春天，乳山县白沙滩镇的渔民把大船集中起来，装上圆网捕捞带鱼。圆网渔业需要大量劳动力，很多钓鱼队员被抽调走了。渔联社很快就发现了渔船闲置的情况，马上组织妇女从事小型拖网渔业。 最先发动妇女的是两个模范渔业社，那里的女队员很快就掌握了劳动诀窍。她们白天休息，夜晚登上一艘可以搭载四人的舢板，由一位妇女划船，其他几位负责钓带鱼。这种渔业成本很低，用不着投放鱼饵，操作起来也非常容易，每个人只需要一把钓钩，一艘舢板每天晚上至少可以钓到十几条带鱼[34]。两个模范社的妇女工作进行得顺风满帆，其他的渔业社也开始纷纷效仿。到1956年春天，乳山县的9个高级社共有200多位女渔民。在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安排上，渔业社给予妇女特殊的照顾：赶上每月三天的例假，女渔民可以不出海，临时编入补网队[27]。还有些不理智的跟风现象——例如盲目吸收妇女造成的劳动力质量下降等问题，也都得到了纠正[35]。 受到渔业歉收的影响，有些高级社最终回到半渔半农的道路上，另一些则维持了很久。但是无论如何，从高级合作化时期开始，妇女承担起更多的渔业和副业劳动，这对于她们赢得自身的经济与政治独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女性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诉求 借用女权主义者的经典比喻，政治平等和经济独立象征着女性的两条臂膀。20世纪前期，渔村妇女的两只手臂还没有完全从绳索中挣脱出来。20世纪50年代，村社发动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国家建设的需求，“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36](PP674-675)。当然，除了生产力要素本身，社会主义国家还致力于从意识形态上解放妇女。新政府宣扬男女平等，要求妇女参与生产活动，而不再作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 合作社成立初期，男人们仍然瞧不起“种地不好、修理外行”的妇女。渔村里流传着迷信的说法，认为妇女登船会带来不吉之兆。当水产科决定将妇女编入渔业生产队时，男人们闹起了情绪，抱怨妇女只能充人数，有些人甚至公开指责：“咱们二小队来了两个‘妈’，什么也不能干。”事实证明，妇女在织网、压线和纺绳等部门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增产幅度达到20％以上，超过生产队的平均产量[37]。此外，经过长期的劳动训练，从事春耕、夏收和捕鱼等繁重劳动的妇女，生产效率也得到显著的提高。这些事实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歧视，让说闲话的男队员闭上了嘴。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妇女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赖。1954年，邵家庄农业队的妇女平均可以赚到200多工分，相当于半个男农民的劳动量。1956年5月，大鱼岛的女社员创造出5000多元(第二套人民币)的产值，其中大部分来自副业生产。村民张洪奎长期卧病在床，靠政府的救济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参加劳动后，这个家庭不用完全依赖救济款度日了。另一位男社员经常抱怨养女儿只赔不赚，当女儿从生产队拿回第一笔钱时，他逢人便夸：“现在还幸亏闺女帮助我。”女社员吕鸿发赚到工资后很兴奋：“我过去手中常是分文无有，每次要花钱还得向丈夫婆母要，而现在自己手中有了钱，买东西也方便。”她用工资买来两块布料，给照管孩子的婆母和未成年的小姑各做了一件衣服[38]。一个能劳动而且有收入的妻子、女儿或者儿媳，对于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融洽相当重要。 参加社会劳动的女性，往往无暇从事缝补和做饭等日常家务。1955年，大鱼岛有500多位青年妇女，大部分带着年幼的孩子。一位女社员的丈夫在外服兵役，村社替她耕种着几亩代耕田。高级社成立后，代耕田被交换出去，生活变得拮据起来。她本想入社赚钱，而婆母却不愿意照看孩子。第二年春天，合作社发动老年人成立了托儿组、推磨组和缝衣组，还专门购买了4台缝衣机和几头驴，孩子们在新试办的家庭小食堂里吃饭[37]。抚养子女等家庭义务转变为合作社成员的共同责任，参加劳动的年轻妇女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通过辛勤劳动，妇女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与认可。1951年，荣成县派渔业模范参加省工农业代表会议，却没有给妇女参会名额。到1956年底，水产科在筹划渔业模范表彰大会时，规定必须有妇女出席会议。五龙咀村的张云卿只读过3年初小，辍学后就像其他渔村妇女那样赶海度日。1952年，政府创办了水产养殖场，熟悉蚶类习性的她成为养殖场里唯一的女工。凭借高超的养殖技术，张云卿被聘为副业生产队的养殖组组长。她动员村里的少女到养殖场里打短工，这支队伍很快就增加到40多人。1956年，养殖场播撒了500多亩蚶苗。第二年春天，张云卿出席了全县的渔业模范表彰大会。得知这个23岁的姑娘尚未嫁人，县长还专门为她说了媒[39]。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几位妇女代表也像男模范那样佩戴起奖章。 不仅如此，村社的重要职务也逐渐对女性开放了。渔业合作社的内部设有管委会和监委会。50年代初期，这两个基层自治组织中的女性比重还很低，主任的职位被男性把持着。1951年，乳山县的渔村管委会和监委会中只有1/10的妇女。到了高级合作社阶段，妇女成员的比重迅速增加。秦家村有一位叫秦秀芬的女强人，利用闲暇时间组织妇女编织渔网，给村社省下一大笔开销。合作社选举时，秦秀芬发现自己不是监委会主任的竞选人，于是要求加上自己的名字。有人打圆场说，秦秀芬已经是管委会的委员，就不要再进监委会了，没想到秦秀芬竟然当众提出抗议。由于县妇联和水产科的公开支持，秦秀芬当选为监委会主任[40]。秦秀芬的成功不是个例：在很多渔农业生产队里，妇女同样担任着“一把手”的职务。 就像桑德拉·马尔堡(Sandra Lin Marburg)揭示的那样，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父权制经济体系的产物。随着自然与社会环境催生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她们的经济乃至政治解放进程可能会加快[41]。在20世纪50年代的胶东渔村，女性通过劳动改变着自身的社会角色：她们在“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下投入生产，领取工资，摆脱了家庭经济的依附关系。与之俱来的是妇女政治地位的变化，很多“女强人”成为基层村社的管理者。 五、结论 从目送丈夫远航的渔家女，到登船出海劳动的女社员，胶东渔村的妇女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角色转变。在这片不起眼的渔场上，资源、技术和政策等要素共同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翻开有关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著作，1951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令》往往被视为一个拐点。该法令不分性别地将土地转交给农民耕种，因此西方人称其为一场激进的“性别革命”[42](PP53-80)。然而农村的生产方式千差万别，正如高世瑜评论的那样，这种差异造成了妇女生存状态的多元化[43]。与种植业中暴风骤雨般的改革相比，渔村妇女的角色转变过程更加温和。如果说50年代的新法令产生了急变效应，那也是建立在长期的累积或者渐变之上的：渔业资源的产量随着环境变化而波动，捕捞技术的发展带有继承性，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浪潮也是解放区的互助化改革的延续。 具体而言，自19世纪晚期以来，产量变动冲击着以鲱鱼等资源为纽带的渔业分工体系；技术发展增加了两性劳动场所的隔离，男性逐渐丧失了在合作分工中的支配地位；国民政府的法令以及解放区的互助化改革，都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没有完全解决渔村妇女的劳动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运动加速了男性渔民转向职业化的进程，妇女握住镰刀、扛起锄头，从春耕忙碌到夏收。高级渔业社建立后，女社员广泛地参与副业劳动，投入近海捕捞。辛勤劳动让妇女获得了经济独立，由家庭走向社会。考虑到“女强人”的政治诉求，新政府还将她们列为基层村社的管理者。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欧美学者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除了逻辑上的相似性，恐怕也带有某种时间上的巧合性——毕竟，机械论哲学的诞生几乎同时宣告了西方人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支配[44]。可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渔村，男女两性却在资源、技术以及政策的共同推动下走向协作。开发自然的征程，不会理所当然地伴随着性别压迫。 这些事实提醒当代人关注种植业者之外的女性群体——她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或许并非由纯粹的政治力量所决定，自然与社会变化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借鉴西方理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轨迹，重新探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将妇女的角色转变融入一个广阔的、由资源、技术与政策构成的“大舞台”内考察，我们就开启了一扇窥视女性境遇和发展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