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信用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西部11个省(区)1664名农民的调查_农村金融论文

农户信贷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11省(区)1664户农户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信贷论文,倾向论文,因素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4-03-10

      随着农村信用社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以服务于“三农”为目标的农村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①。但农户普遍感受到从上述金融机构与组织很难获得金融支持依然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另外，从近几年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主要是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来看，资金配置结构并未像顶层设计的初衷那样理想，信贷资金出现了明显偏离“三农”与贫困农户的“目标偏移”现象。现有研究对此现象的解释是，由于农户缺乏有效的可抵押物品，以至于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贷款面临着较高的风险约束。基于此认识，提出的解决思路就是进行农地及林地产权制度改革，使其成为农户的可抵押物品，以降低金融机构为农户贷款的风险。然而，从一些地方的试验与实践来看，农地产权与林地产权抵押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农户的贷款难问题，只有那些经营能力较高和拥有足够农地或林地资产的农户才能够达到信贷的门槛，而这并无益于低收入农户贷款难问题的解决[1]。

      借贷行为是资金提供者与资金需求者之间所形成的一致性行为，其前提是借者愿意借入，同时贷者愿意贷出。因此，农村金融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从信贷的供给方来看，面对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控制需要以及政府的“支农”目标要求，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信贷行为倾向是什么？它们更偏好于向什么样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从信贷的需求方来看，面对正规金融机构较低的贷款利率和非正规金融组织灵活的贷款安排，农户的信贷行为偏向又是什么？它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理性选择？显然，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同时也关系到改革的着眼点。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就必须对农户及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另外，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可抵押物缺乏的问题，抵押替代技术的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其中，农户特征以及建立在信誉、个人品行、关系网络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等在信贷中的作用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经验表明，农户特征及其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行为，可以有效传递金融机构所需要的农户信用等相关信息，弥补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信贷配给问题，同时作为关系资源又可以承担着一种隐形的抵押担保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户物质性抵押不足的缺陷。

      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三农”问题的现实，从农户特征及其社会资本视角出发，从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两方面分析农户的信贷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确定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及有效路径提供启发与参考。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文献述评

      关于农户信贷行为问题，学者们从农户信贷行为特征、影响农户信贷行为的因素和信贷行为效应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在农户信贷行为特征方面，王定祥等(2011)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贫困农户都有信贷需求，且以中短期小额信贷需求为主，但实际发生信贷行为的贫困型农户较少[2]。黄祖辉等(2007)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的信贷需求均以消费性需求为主[3]；在影响农户信贷行为因素方面，韩俊等(2007)认为利率并不是农户信贷的主要考虑因素，农户家庭收入、生产经营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农户信贷需求行为的决定因素[4]。除家庭收入等家庭经济状况外，农户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也会对农户贷款需求和融资渠道的选择产生影响[5]；在农户借贷行为效应方面，朱喜等(2006)研究发现，我国农户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一半以上具备有效借贷需求的农户由于信贷配给而无法得到正规机构的贷款[6]。中国农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有两种不同的形成机制：道德风险和有限责任问题[7]。由于存在金融抑制，农户的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失[8]。

      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信贷行为的影响。在农村正规信贷市场，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间的信任与合作逐渐成为一种无形抵押品，提高了借贷效率并有效降低了违约现象的发生[9]。正规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抵押条件，在总体上降低了农户贷款的可得性，而社会资本能改善制度环境，影响农户行为，增加农村地区的贷款规模[10-11]。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12-14]。二是社会资本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运行的影响。社会资本是农户发生非正规信贷行为的“特质性资源”，随着农户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其非正规信贷的实际发生率有下降趋势，而非正规信贷的户均信贷规模则呈上升趋势[15]。三是社会资本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苏小松等(2013)通过建立农户生产效率函数，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生产函数中的运行机制，发现农户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生产效率[16]。王恒彦等(2013)通过分析农户收入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本发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农户社会资本可直接对收入发生影响[17]。黄昭昭等(2010)在研究中发现，农户社会资本对家庭福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贫困农户而言，社会资本的收入补偿更大[18]。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模型主要分为单方程和联立方程两类。在单方程中，国内学者主要采用probit模型[4，19]和Tobit模型[5，20]估计农户的借贷行为，运用Logit模型[10，21]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单方程模型往往通过经验假定农村地区存在信贷配给现象，认为农户参与信贷的结果只受到金融机构放贷决策的影响，而忽视了可能有部分未参与信贷的农户本身对贷款没有需求[22]。相比之下，联立方程则放松了这一“理想”假定，较好解决了由于需求和供给效应相分离所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在联立方程中，国内学者主要采用局部可观察双变量probit模型[8，23]和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2，24]分析农户信贷行为特征、信贷行为影响因素和信贷行为效应。两种模型都较好解决了单方程模型的固有缺陷，但针对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四种结果，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既能对“有需求、有供给”结果进行识别，而且可观察到“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果，相比之下具有更高的估计效率，并且与部分农户存在信贷需求的现实相一致。为了从农村金融机构(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和农户的需求两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本文选择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开展研究。

      梳理现有的研究会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对丰富农户信贷行为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户信贷行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导引作用。但客观地讲，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突出表现为“四多四少”现象，即对农户信贷的客观影响因素研究较多，对农户信贷的主观偏好和选择倾向研究较少；对基于农村金融机构供给视角或农户需求视角的单向选择问题研究较多，而对金融机构供给与农户需求是否匹配的双向选择问题研究较少；将社会资本作为整体探讨其与农户信贷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多，而对社会资本进行分层并研究各层面因素影响的较少；对中东部地区的研究较多，对西部地区的研究较少。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已进入到了深水区，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既有越来越多的自上而下的金融制度安排与日益复杂和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问题，也有正规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还有将中东部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制度模式移植到西部落后地区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于将社会资本进行分层，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两方面入手，引入离散选择模型，以西部11省(市、区)②的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分别考察不同类型的农户特征及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需求倾向和金融中介信贷供给倾向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为寻求解决西部地区农户信贷约束及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的有效途径提供启发性参考。

      三、农户社会资本对其信贷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农户的信贷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这种契约行为受到法律制度和金融体制的约束，同时又取决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任以及债务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这已获得了大量实证检验的支持。从理论上讲，有效的农户借贷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户的借款行为，即农户是否愿意借款以及倾向于向谁借款；一是金融机构(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贷出行为，即是否愿意为农户提供贷款以及愿意提供多大金额的贷款。从农户来看，是否愿意借款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其生产生活中是否存在资金不足、借款意识以及对自身还款能力的考虑等，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生产生活中是否需要借款。从金融机构来看，是否愿意贷出资金取决于向农户贷款的风险程度，而这与农户的还款能力及金融机构对农户信息的掌握程度密切相关。农户融资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户缺乏抵押品以及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过程中的信息缺失。社会资本的存在正好有助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而影响农户的借贷行为。一方面，农户社会资本可弥补其缺乏抵押品的不足。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放贷的前提条件就是农户要有抵押品，而正是中低收入农户大多因无法提供有效的抵押品而被排除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迫使相当一部分农户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甚至寻求高利贷。依托“政治关系、人际关系、组织关系、信任、社会规范”等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是农户的重要资源，其在金融交易中具有类似抵押品的功能，农户的信贷违约行为将会损害长期积累沉淀形成的社会资本，这对处于关系社会、亲情社会的农户来说是一种极为严厉的惩罚[25]。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蕴含着金融机构所需要的农户信息，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过程中的信息缺失。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进行信贷配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而搜寻这些信息则需要付出很高的信息成本。社会资本的存在则使寻求这些信息不仅变得容易，而且成本低廉。因为对于特定区域来讲，农户之间的信息非常透明，农户社会资本的多寡一目了然，因此金融机构基于农户社会资本多少而进行的放贷，可以有效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而且以农户团体为贷款对象的贷款形式还将单一的外部监督转化为内外双重监督并重，通过农户团体内部的关系、亲情、名声、家族声誉、社会规范等对农户信贷行为形成约束，提高了农户还款率，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的风险。

      在本文研究中，我们将农户社会资本界定为：农户在互动博弈中，通过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社会规范等作用机制协调自身行为而获取资源的能力。根据我国农户经济行为的环境，我们将农户社会资本划分为以下四个层次：(1)政治关系资本，指农户因特定政治身份而形成的政治关系网络，影响其资源配置的能力；(2)人际关系资本，指农户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亲戚关系网络和因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影响其抵押担保的能力；(3)金融关系资本，指农户因农信社社员身份和在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记录而形成的金融关系网络，影响其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4)组织关系资本，指农户因加入专业合作组织而形成的组织关系网络，影响其生产经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现实经济中，经济主体常会面临许多二项选择情形。就本文所讨论的农户信贷问题而言，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分别面临着二项选择问题：即农户是否有借款需求，金融机构是否愿意提供贷款。

      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决策存在四种组合结果，即“有借款需求，愿意提供贷款”、“无借款需求，不愿意提供贷款”、“无借款需求，愿意提供贷款”、“无借款需求，不愿意提供贷款”。

      

      

      (二)变量的选取与有效信贷需求的识别

      1.因变量

      因变量分为需求方程的因变量和供给方程的因变量，农户的信贷需求又分为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通常情况下，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是指在满足偿还条件下农户的真实信贷意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信贷需求，即已发生信贷的农户；另一类是潜在或隐藏的信贷需求，即还未发生信贷但却存在需求的农户。后一类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户申请过贷款但遭到了拒绝；另一种是农户有信贷需求，但由于主观上认为即使申请也得不到贷款、手续复杂且审批时间长等原因而主动放弃申请。

      根据上述分类，为准确识别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三步来获取农户有效信贷需求的信息：

      第一步：区分未获得贷款的农户是否申请了贷款。设计问题“2005年以来您是否在农村金融中介机构申请过贷款”，认为申请过的农户具有信贷需求③，而未申请的农户则由下一步问题来确认。

      第二步：挖掘有信贷需求但未申请的农户。设计问题“如果没有申请，为什么？”目的在于将未申请农户中存在信贷需求，但基于个人经历和主观认识，认为申请会被拒绝而未申请的那些农户识别出来。当农户选择“不需要贷款”和“可以从其它途径获得资金”时，则认为其不存在贷款需求；当农户选择“申请也得不到贷款”和“手续复杂且审批时间长”时认为其存在信贷需求。

      第三步：排除无效需求的未申请农户。为了确认由第二步识别出来农户的信贷需求是有效的，又设计问题“如果您选择‘申请也得不到贷款’，请问为什么这么认为”，进而将无还款能力的农户识别出来。

      经过上述三步的识别，本文在全部1664个样本中，具有有效信贷需求的农户909户。需求方程的因变量中，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取值为1，反之为0。

      供给方程的因变量是以农户是否得到贷款作为标准来衡量，得到贷款取值为1，反之为0。

      2.自变量

      为了控制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倾向的影响，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增加了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在校学生数、家庭人口负担率、家庭总收入、家庭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农户的家庭收入是贷款供给者通常判断农户还款能力的首要指标，另外农村金融中介机构也通常将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作为考察因素。

      此处特别考虑了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在设置农户特征变量时，通常将农户家庭的固定资产作为分析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但根据调查显示，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的固定资产普遍较少，若加入此变量，可能会忽视那些从事的经济活动对固定资产要求较低的农户对贷款的需求。相比之下，分析农户家庭总收入及其收入结构信息则更为重要，因为农户家庭总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户的还款能力，收入结构可以反映农户经济活动的主要类型及其家庭收入特征。农户的家庭支出对农户的借贷也有不可或缺的影响，本文选取农户的家庭支出结构变量，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将农户的生产或生活性支出放进模型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实地调查显示，调查地区的部分农户是为了规模生产而进行借贷，并且，正规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向用于生产性支出的农户发放贷款。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设置的自变量见表1所示。

      (三)数据说明与统计描述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型农户调研数据库。调查时间为2012年1—2月，采用调查员入户访谈的形式完成问卷，共调查西部地区11个省(市、区)共计2100农户，收回问卷1841份，回收率为87.7%；剔除调查信息不完整后的有效问卷1664份，有效率为90.4%。有效问卷的省域分布情况见表2。

      

      通过对1664户农户调查问卷的统计，其2011年的家庭融资来源情况见表3，样本农户从非正规融资渠道获得的贷款数额占所有贷款总额的比重高达75.37%，而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的贷款额仅占贷款总额的24.63%，农户从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数额是从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数额的3倍多。

      调查的1664户农户的社会资本构成情况为：(1)政治关系资本。家庭成员中有党员的共有138户，占调查户的8.3%；家庭成员或其亲属中有乡村干部的有274户，占调查农户的16.5%；(2)人际关系资本。认为自己与村干部关系较好的有1019户，占调查户的61.2%；认为与村干部关系一般的有645户，占调查户的38.8%；认为自己与亲戚和邻里之间相处融洽有1380户，占调查农户的82.9%；认为与亲戚和邻里之间关系一般的有284户，占调查户的17.1%。(3)金融关系资本。是信用社社员的农户有318户，占调查户的19.1%；非信用社社员的农户1346户，占调查户的80.9%；近5年从正式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的农户有510户，占调查户的30.6%；未提出贷款申请的农户有1154户，占调查户的69.4%；(4)组织关系资本。加入某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有315户，占调查农户的18.9%；没有加入任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1349户，占调查户的81.1%。

      

      五、估计结果及解释根据以上分析，研究采用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采用Stata分析工具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和表5。

      

      (一)农户特征变量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

      户主年龄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均为正，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劳动力人数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非正规信贷供给，说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倾向于文化素质高、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在校学生人数对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对于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户而言，子女的上学费用支出不仅数额大，而且是刚性的，农户常常需要通过借款来解决子女上学的费用问题；家庭当年总收入与非正规信贷供给和需求均为负相关关系，反映出高收入农户对非正规信贷的供给与需求具有抑制作用，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这与东部地区正好相反)；非农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影响为正，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农信社在贷款决策中更加倾向于非农经营收入较高的农户，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行为存在非农化倾向。

      (二)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

      1.政治关系资本

      党员身份对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负向影响，对农村正规与非正规信贷供给具有正向影响，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一是西部农村地区党员人数较少(在被调查的1664户中，家庭成员中有党员的家庭仅占8.3%)，其身份对信贷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较弱；二是农村地区的基层党员一般是所在村的能人，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借款的需求愿望不强；三是党员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信号传递作用，能够成为党员体现了农户的品质和诚信，有助于增加农户得到贷款的机会。乡村干部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供给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乡村干部往往是当地能力强、威信较高的人，具有一定影响力，加之拥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其还款能力相比普通群众高，因此乡村干部具有获得贷款的显著优势。

      2.人际关系资本

      与乡村干部关系程度对非正规信贷供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与亲戚邻里关系程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的正规信贷供给和非正规信贷供给，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户获得贷款的机会。其中与亲戚邻里关系影响正规信贷供给可能与正规金融机构的担保条件有关，人际关系较好的农户更容易在申请贷款时获得来自亲戚邻里的担保。此外，亲戚邻里关系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与亲戚邻里关系越和睦，农户的资金需求越容易从亲戚邻里处得到满足，从而降低了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需求。

      3.金融关系资本

      信用社社员对正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供给均具有正向影响，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与非社员相比，信用社更容易获取社员的收入、存款和还款能力等方面的信息，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筛选成本，使得信用社社员具备显著的借款优势。信用社社员对农户非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拥有信用社社员身份的农户在借款时，更偏好于正规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关系对正规信贷供给和非正规信贷供给的影响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正规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向有信贷记录的农户发放贷款。这是由于一方面曾经获得过正规金融贷款的农户再次申请贷款时，只要相关条件不发生巨大变化，往往更容易通过审核；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通过追溯农户之前的贷款偿还情况，可以方便地了解农户的还款能力和信用记录，以此降低对抵押担保条件等要求。

      4.组织关系资本

      农村地区的专业合作组织主要是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在农户经营的基础上，提供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支持。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员不但可以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生产经营能力，还可以通过农户间的紧密联合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市场定价能力，从而改善融资环境。因此，从理论上讲，专业合作组织成员对信贷供给和信贷需求的影响不仅应该是正向的，而且还应非常显著。但我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合作组织成员对信贷供给和信贷需求的影响虽然是正向的，但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种与理论分析的一定偏离，与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低水平有关。从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来看，不仅数量较少，而且组织形式较为松散，相当一部分组织只是提供综合性服务，并没有将同一产业链中分散的农户有效联合起来。因此，其作为农户的一种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还非常有限。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我国西部地区11省(市、区)166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通过建立需求可识别的双变量probit模型，比较研究了农户特征、农户的社会资本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供需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户具有较为强烈的信贷需求和愿望，但农户在正规信贷市场上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使得农户从非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数额远高于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数额；第二，农户特征变量中，年龄较高、家庭在校学生越多的农户其信贷需求越强烈。正规信贷供给倾向于非农经营性收入较高的农户，而非正规信贷供给更看重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总收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非农经营收入对正规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非农经营收入较高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远高于普通农户，但并不能反映出该类农户具有非农生产经营的信贷需求。这一发现与国内外众多学者普遍认为贫困地区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以生产性和非农经营性为主的观点并不一致[26-30]；第三，社会资本变量中，从农村金融中介的角度来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更倾向于那些具有信用社社员身份、曾经有过贷款记录、能够获得亲戚邻里担保和家中有人担任乡村干部的农户；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对农户发放贷款时更看重农户的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即那些家中有人担任乡村干部、与乡村干部和亲戚邻里关系较好的农户更容易获得非正规信贷供给。此外，在正规金融机构有过贷款经历的农户也更容易从非正规金融组织获得贷款支持。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入股当地农村信用社，曾经在正规金融机构顺利贷过款的农户的信贷需求较为强烈，其中，收入较高并且能够得到亲戚朋友担保的农户更倾向于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相比之下，家中有人担任乡村干部的农户，由于在当地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其更倾向于从非正规金融借款，这主要基于其具有较好的人脉资源。

      本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1)在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我们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更多向“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时，千万不能忽视农户从金融机构(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获得贷款能力的提升。这一点在现有的农村金融运行环境下更为重要。因为无论是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还是小额信贷公司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其可持续存在的首要前提就是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获得适当利润。因此，不能过度强调，特别是不能行政干预迫使金融机构向“三农”增加信贷支持，否则不良资产的大量产生将会加剧金融风险，与发展“三农”的目标背道而驰。在充分考虑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培育与提升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能力，才是解决农户融资难的根本出路。(2)农户获得贷款能力的提升，除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以增加农户收入、积极进行农村金融改革探索以拓宽农户可抵押资产(如土地经营权、林地经营权、农民住宅、家畜等)之外，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也是一个有效途径。因为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隐性担保和信号传递作用，能够有效降低信贷双方的信息成本和机会主义倾向，对信贷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起着良好的规避作用。这点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尤为重要。(3)农户社会资本的增加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中主要有：一是加快建设与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其职能，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延伸农业产业链，为发展农业产业链融资、拓宽融资渠道提供条件；二是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一方面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提升农民适应市场、开拓市场及创业的能力，为培育农民在机会面前敢于借款的观念与意识以及管理能力创造条件；三是积极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构建和谐和睦的农村社区，通过增加农户人际关系资本积累，提高农户获得贷款的能力；四是开展金融知识下乡活动，一方面让农户清楚国家的支农金融政策及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另一方面培养农户的金融意识，提升生产生活中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4)可尝试构建包含农户社会资本在内的农户信用等级评价体系，改变传统信用评级体系中主要依赖于农户现期经济条件及过往信用记录进行评级的状况，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对农户信用等级评定的全面与客观；另一方面有助于农村和谐文化氛围的形成。

      总之，进一步挖掘和发挥社会资本的信号传递作用，根据不同社会资本的类型和特点，构建信息传输渠道，使金融机构低成本、高效率地获取农户信息，将有助于扩大农村信贷市场的发展空间，实现农村金融中介自身收益最大化和支农目标间的平衡，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①截至2012年末，全国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2288家，比2008年增加了137家；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各类新型农村机构6929家，比2008年增加了6632家。

      ②此处的西部11省(市、区)为重庆、四川、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③由于申请并得到贷款的农户肯定具有有效信贷需求，而申请但未得到贷款的农户其贷款的有效性难以识别，所以文章不做区分，假设申请过贷款的农户均具有有效信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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