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中国新增长模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9-0020-05
一、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回顾
经济增长受到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影响。但是，经济增长理论通常给定需求是充足的，从而只集中考虑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同的生产函数作为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因此，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实质上就是对一种生产方式的设定，生产方式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
在我国，对不同增长模型及增长源泉的采用与设定，既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生产方式的特点。
1.着重考虑物质资本积累。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目标纲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占到相当大的比重，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2]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所以，在最初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中，很多学者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2.将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逐步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在用全要素衡量技术进步时，亚洲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几乎为零。[3-4]我国政府提出，要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以依赖资本投入为基础的粗放型方式转变到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集约型方式上来。与此增长方式相对应的增长模型是技术扩散模型和内生技术进步模型。[5-8]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学者以上述模型为蓝本，分析和探讨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
3.对FDI与贸易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后，FDI与对外贸易日益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此前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多局限于封闭型经济，因此，把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扩展到开放型经济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此类分析中，通常是将罗默(Romer)内生增长模型或熊彼特(Schumpeter)内生增长模型纳入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
4.考察制度因素。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改革的模式及路径选择。于是，国内外的学者开始考察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增长模型中，对制度因素的处理，通常是将其归入生产函数的常数项或外生参数。借助于此类模型，尽管无法细致地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但可以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或范围。
5.人力资本得到充分重视。国内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进展之一，就是将人力资本引入模型之中，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模型的设定上，卢卡斯(Lucas)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AK类型增长模型和罗默的知识外部性增长模型等成为最主要的分析工具。
6.引入创新与研发因素。这主要体现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将自主创新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高度，而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创新增长模型 (Aghione and Howitt)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另外，有些学者利用新古典模型和传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劳动、企业家才能、产权结构和政府行为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一个突出问题是，这种增长仍处于依靠大量的物质资本投入的发展阶段。[9-10]在这种的情况下，运用传统的、未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基本适合的，但是，如果继续沿用这些模型的形式和思想来设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型及模型所体现的生产方式，则是不适合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能源和钢铁等生产资料相对过剩，这主要是由于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在初期所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势必会出现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且在原有生产方式下无法克服。进入21世纪后，资源性产品供不应求，同时，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的经济增长方式又给生态环境和资源供给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此，这种粗放型的增长实际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损失。据统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4000亿元。假若按要素生产率计算，在中国的GDP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占到3/4，靠提高效益仅占到1/4，而发达国家 GDP增加额的50%以上是靠提高效益的。2003年中国投资占GDP的46%左右，而美国一般是10%，印度的 GDP增长与中国差不多，但其中的投资仅占了24%。[11]
在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损失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环境污染损失。中国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1993年是3.16%、1995年大约是 3.29%，[12]1997年是3.4%。[13]总体上看，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大约占当年GDP的2.1%～7.7%。[14]在此期间，我国投入环境治理的资金相对不足。例如，1973-1980年环境治理资金投入5.04亿元；“六五”期间投入169.6亿元，占同期GDP的0.56%；“七五”期间投入477.4亿元，占同期GDP的0.71%；“八五”期间的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占同期GDP的0.8%。[11]
鉴于上述问题，在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了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要注重发展质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需要将环境成本纳入到对GDP的核算中，改变当前经济增长的方式，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布仑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在1987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不损害未来人类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它强调了经济发展的代际公平和发展质量。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主张单纯的生态保护和静止的环境治理，把可持续发展理解为将资源存量保持在初始状况是不合理的。[15]当代的经济增长需要调整增长方式和动态路径的演进方式，而不是用单纯的降低速度来满足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遵从同样的原则，在可持续与发展之间取得均衡，而不是顾此失彼。
可持续发展的均衡发展观和进行资源最优管理的理论都是基于对环境性质的认识。环境和生态是可衰竭、有成本和有损耗的，所以，在考量总产出时，应纳入对环境的考察。
目前我国已经面临巨大的环境与资源压力。中央已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经济发展日益依赖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如果不将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增长模型，那么，在用经济增长模型来评价我国的经济增长，进而指导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时，就无法从理论上和实证上为其提供更为现实、严密的依据。
迄今为止，国内还很少有文献将环境成本和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借鉴Aghion和 Howitt的思想，[16]将中国的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考察环境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建议。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型
考察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要考察其速度，而且要考察其质量，要进一步寻求经济有质量、持续增长的途径。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为经济行为人的效用。①而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有一个可持续的引擎来克服报酬递减问题。
近30年来，虽然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但对这种增长的考察并没有涉及到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成本的考量，由此推导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论是不全面的。中国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还将长时间地进行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产出和消费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这样才可以保证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同时避免经济衰退和过度波动。产出的增长需要保持连续的要素投入，而上述连续的生产必然要对环境产生影响，必然会产生污染。为了使环境不会下降到不可逆转的“生态阀值”之下，[17]治理污染的环境成本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必须考虑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因素。
当经济经过原始积累、国民生活基本达到温饱水平之后，经济行为人的效用就不仅与其当期消费相关，而且与其生活环境质量相关。所以，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考虑经济行为人的目标函数时，需要纳入环境的质量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行为人的效用将由消费和环境质量决定。②
除了要考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外，还要保证经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是可持续增长的。这就需要改变现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考虑知识、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此，需要将体现知识和技术的人力资本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具体考察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时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的动态演进路径。在考察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考虑了环境质量指标，以此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是更全面、更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增长率。
在上述标准下，我们尝试建立一个能反映环境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型。用E表示总的环境质量指标，E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损耗，并通过循环经济和环保技术创新等方式，使E具备一定的再生能力。环境质量E有上限值E[,0]，当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停止时，即所有对环境的利用活动都停止时，环境达到这个上限值。[18]用G表示经济行为人在生产和消费中对经济总体造成的环境污染流量，z表示在生产过程中各种技术的污染程度，则G受到总产出水平Y和污染程度z的影响，即可表示为二者的函数，G=G(Y,z)。在实际中，尤其是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污染流量和总产出呈现正向比例关系。令ρ为技术的污染程度对污染总量的弹性(p＞0)，则污染总量和总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
假设最终产品仍然由经济文献中所规定的要素投入并按照既定的技术生产出来，但各种技术的污染程度是不同的，其污染程度以参数形式影响总产出。不存在资本调整成本，也不考虑资本折旧。
为了考察在环境污染条件下包含人力资本因素的集约型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采用卢卡斯模型的基本形式，并将环境污染因素引入模型，从而得到生产函数：
根据卢卡斯对人力资本的定义，β表示个体在接受教育后用于生产的时间。
将(1)式代入(2)式，得到：
其中，K代表物质资本；H代表人力资本。
，表示私人资本对产出的弹性。
，表示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弹性。
，表示环境污染对产出的弹性。
由上可知，在引入环境污染变量后，即在考虑了经济增长的环境质量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比没有考虑环境因素时要小，即表现为其产出弹性小于没有考虑环境因素时的产出弹性。(2)式或(3)式就是我们建立的模型，它考虑了环境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在扣除了环境污染弹性后的经济增长率，才是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更为实际的增长率。
下面，我们可以证明，按照这个模型所包含的生产方式能克服报酬递减问题，通过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 （即通过一种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假设一个经济体，其人口是由具有无限生命的连续经济行为人构成，经济行为人的终生效用函数为：
式中，c(t)为私人消费的时间路径；E代表环境质量；r为正的时间偏好率，也可以是利率。为了分析简便，假定效用函数采用加性可分的形式，消费的效用是等弹性的，③效用函数对私人消费c和环境质量E为边际递减，并且满足稻田条件，④即：
因此，在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质量的动态约束下，经济行为人的最大化效用现值为：
其中，(5)式表示物质资本的动态增长路径，C是总消费量；(6)式表示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路径，τ代表循环经济、环保技术创新等手段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的速度，可以用前期环保投入促成的当期环境质量的增长率来表示；(7)式表示对环境的污染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8)式表示支配人力资本运动法则的微分方程，δ表示人力资本随教育时间而变化的速度，δ＞0。
根据以上方程，关于λ的欧拉方程可以写成：
注意到效用函数是等弹性的（即
），并结合 (3)式至(7)式，可以得到消费增长的动态路径：
从(9)式可以发现，
不会随着要素投入的无限增长而趋于0。因为在(9)式中，
，当z随要素投入的无限增长而趋于0时，只要人力资本的存量βH大于有形资本的存量K，且足以抵消z的下降，那么
可以保持不变，甚至可以大于
，从而使消费增长率及经济增长率持续为正。
对(9)式的分析说明，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可以抵消污染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减，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关于这个论断的起源性论述，可以回溯到Schumpeter、 Nelson和Phelps等学者的学术贡献。[19-22]其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存量所驱动的，所有国家之间增长率差异的基本原因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这又进一步导致它们形成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能力差异。在将环境污染程度引入生产函数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时，我们发现，上述基本观点仍然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中国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环境污染，但是，环境污染究竟要通过何种方式来减少到何种程度，需要在考虑代际公平的前提下，在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之间取得平衡。
从对(4)式至(9)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生产中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可以使经济在环境污染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进而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这种情况能够发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形资本的边际产出仅能弥补为得到更多有形资本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额外治理成本，而人力资本是由清洁技术生产的，污染不能使其边际社会产出减少。当人力资本的存量积累速度高于有形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时，就有可能抵消有形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从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二是人力资本投入可以带来持续的创新流，包括节约资源的创新和环保技术创新。这些活动能增强环境的再生能力，对有形资本的产出施加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减少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
我国既要发展工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又要保持一定的环境质量水平，偏废任何一方都不能实现全面、健康的经济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的作用，使经济增长方式切实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3]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将环境污染内生化，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并将典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与环境因素相结合，从而构造了既考虑环境质量，又隐含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的经济模型。分析发现，在考虑环境污染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减小了，而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对清洁技术与要素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将使经济在扣除环境成本后仍有可能保持持续增长。这是因为，生产知识的技术要比生产物质产品的技术更清洁，且这种清洁技术还存在技术外溢效应，能带来连续的节约资源型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当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面对自然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的约束，要想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注意以下问题：
1.积极探索有关环境污染的核算手段、监测方法和管理机制，合理地量化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成本。
2.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了缓解自然资源短缺的压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一方面需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培训等各类人力资本投入，保证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物质资本的增长速度。
3.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大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并引导人力资本向环保技术开发和创新方面倾斜；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促进资源节约型技术、清洁技术和环保创新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4.加强对环境污染的规制。如制定市场准入规则，对能耗高、污染大、达不到环保技术标准的投资和生产经营项目，严格限制其进入市场。
5.要加强公共环境和生态资源的利用和治理方面的区域合作，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积累和相关的环保技术在区域间的外溢效应。
收稿日期：2007-04-29
注释：
①经济行为人是指一个集消费者和生产者为一体的综合体（参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
②环境与能源不同，环境具有一定的再生能力，所以，环境可被认为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参见Aghion and Howitt,2004）。
③即存在
，ε为边际效用对消费的弹性，0＜ε＜1。
④稻田条件是指避免出现极低的人均消费水平的必要条件（参见Ca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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