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自主论文,独立论文,学术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学科独立”、“学术自主”都不是事先给定的条件，而是学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当一类学术实践以某种形式完成其制度化进程而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时，当它在新的学术发展形势及社会—文化条件下启动其再建制化进程或学术体制改革进程时，致力于此类学术实践的人们每每会发出“学术自主”的申言并给出相关的理论辩护。这类申言通常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描述其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行为规范，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乃至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其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从社会学的角度(尤其从学术体制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与夏平所说的“界定一种实践”颇有相似之处。“界定一种实践”，按夏平所述，“就是要定义此项实践，保护它并使之免受不必要的干预，排除不必要的参加者，为其参加者提示适当的行为方式并说明这种行为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差异，以及横跨其各个边界进行价值分配。”[1]其二，论证其职业性的参加者对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的认证的适当性乃至优越性，使整个学科的学术探索活动从根本上免受来自邻近学科和竞争性学科的支配。其三，在此基础上，论述该学科及业内研究者抵抗各种外在的社会压力(如来自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权威的控制与干涉)的能力。
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源自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承认真理(自然真理和人类活动的一般趋势)的存在和价值，追求真理并将追求真理引为至上的价值原则之一。这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对追求真理的事业和人们给予制度性的保护和支持。在这种制度性的保护和支持下，真正的学问家、真正的学问，才可能享有较充分的学术自主和自由。这就是现代条件下学术自主的一般逻辑。在此逻辑中，学者的使命在于构建充满创造活力的学术研究纲领和传统，不断在学术探索和认知上取得进步并以此回馈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与支持；与此同时，社会或国家的责任在于提供稳定而充足的保护和支持而不对学术事业施加过多干涉。
一般说来，较之于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因与意识形态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因而遭受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压力。其学术评价标准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明确，从较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它们往往并不存在库恩所说的持续稳定的学术范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类学术而言，根本无学术自主可言。真学问必能产生真知灼见，必有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在条件适当时，必能赢得学界和社会的认同，因而必有其相对自主的一面。哲学家们常常宣称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母亲，因为现代学科无不是从以前的哲学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的；而历史学家则宣称历史是一切知识之源，因为一切人类经验均是以历史的方式形成的。这类宣言皆意在昭示其学术自主性。
科学史，连同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到20世纪里才有可能获得其独立的学科地位。16、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文化不断成长，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愈加显著，这使得人们觉得确有必要将它们作为独立学科加以建设。概言之，现代人需要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理解科学及其社会文化作用。当科学与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全面关联，当科技政策成为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当人们认定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着内在关联，并尝试运用种种科技革命理论描述、解释社会发展机制时，人们便不得不承认科学史的学科意义和价值。
科学史有着异常辽阔的研究领域和多元的研究形态，但在当代学术殿堂里，它只是一个小学科。科学史学科虽小，但自萨顿(G.Sarton)以来，历代科学史家珍视“历史自主”的学术理念，并为之辩护，为之实践。当然，在某些后现代取向的“科学的文化研究者”眼中，在全球化时代，在科学、技术与政治、工业、经济发生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学科划界已失去意义，传统的学科概念也正在丧失其生存余地，科学史也不例外，它只不过是服务于他们所从事的至大无外的“文化研究”的工具，它本身不具有任何自主性质；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学科在其建制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学科组织结构也将被改造并转而服务于后现代意识及文化主张。
的确，今天我们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类型的科学发展研究之间进行清楚的学科划界。而且，随着柯瓦雷式科学思想史占据科学史研究之主传统地位的时代成为过去，近几十年来的职业科学史研究已然步入高度离散的发展格局。那么，科学史还要不要、还能否成其为一门独立学科，科学史研究，还要不要、还能否成其为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学术研究？
本文将引导读者置身于科学史学科处境，检视不同时期关于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的辩护及反驳，重新思考萨顿、柯瓦雷(A.Koyré)等科学史家在致力于推动科学史学科发展时曾反复考虑的那些学科元问题，并致力于寻找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关于学术自主的答案。
一、处境：开放的学术条件与开放的学术空间
回溯近百年的科学史学科发展史，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13年，止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1913年，科学史的学科奠基者萨顿在比利时创办了ISIS杂志；至1950年代末，以柯瓦雷为思想导师的科学思想史学派形成。第二阶段覆盖1960年代开始以后的15年。在这一时段，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范式地位，与此同时，师法默顿(R.K.Merton)的科学社会史研究开始全面兴起；科学史学科呈现出思想史与社会史全面对峙的格局。第三阶段则指1970年代末直至今天的时段，在这一时段，后现代意识下的科学史研究开始登场，科学史的学科开放性日益显现，传统的关于科学合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历史话语不断遭到解构，但新兴的后现代科学史话语却并不能甚至是不打算对科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历史文化作用提供一套完整而自洽的理解。
萨顿并不是尝试推动科学史学科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先，法国科学史家、工程师坦纳里(P.Tannery)就致力于推动科学史的学科发展。坦纳里号召发展综合科学史，采用与历史学家结盟的策略，但他最终未能在当时的法国取得成功。萨顿继承了坦纳里式理想：发展综合科学史研究，“将科学史建成一门独立的、组织化了的学科”[2]。萨顿写道：“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进步是所关注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3]萨顿采取了与科学家结盟的策略，试图将ISIS办成科学家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杂志，办成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科学杂志。这一策略并不一定比坦纳里的更有远见，但却切合于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实情：赢得科学家们的支持对于当时科学史的学科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萨顿本人深受孔德实证哲学的影响，但他对于同时代方兴未艾的逻辑经验主义不置一词。在他看来，科学史的学术自主是针对当时的科学哲学而言的，科学史家有自己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和学术标准，无须问计于相邻学科里的他者，如科学哲学家。然而，科学家的意见却是值得尊重的。
柯瓦雷也以科学进步为科学史研究的主题，不过他看重的科学思想方面的进步和“革命”，是柯瓦雷将萨顿不以为意的东西——科学概念的历史分析、人类思想的统一性、科学革命带给了科学史。柯瓦雷的许多历史见解与后来发现和使用的历史材料相冲突，但他的思想却震撼了不止一代人，其中包括萨顿的那些弟子。即使到了今天，科学史家(包括后现代思想者在内)也仍然要从他那里寻找灵感，如人类思想的统一性概念。
科学史在英美的学科化进程告一段落之际，英国科学史家霍尔(A.R.Hall)于1969年发表了“科学史能否成为历史？”一文，为这个新兴学科发布了学科独立宣言。他论述说，尽管科学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科学思想和概念——似乎有别于一般历史所研究的人物和事件，但只要研究者遵循柯瓦雷的研究进路，就可以由此通达历史之具体，揭示科学思想进步和变革的历程；在此意义上，科学史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史作为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当然是一项拥有自主性的学术事业。[4]对于那一时期逐渐兴起的外史研究，如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史或前苏联式的科学社会史研究，霍尔则嗤之以鼻，他正式宣布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些“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东西，在历史学中没有地位。譬如，对于默顿的清教论题——清教伦理有利于当时英国的科学发展，他挖苦说，研究科学家的宗教兴趣与当时科学发展之间的统计性关联，就如同考察一位科学家在做出重大科学发现时穿的是灯笼裤还是马裤一样，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前苏联科学史家盖森(B.Hessen)寻找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做法，则更是不值一提。
然而，科学社会史研究并没有因霍尔等科学思想史学者的排斥而止步。默顿早年的博士论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科学史家及其他学者的全面解读，并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和批判性的工作。非但如此，至19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开始出现并产生广泛影响。SSK学者从一开始便越过曼海姆(K.Mannheim)、默顿所划定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边界，开始“制造”“真理的社会—文化史”；而且，他们在进行这种“制造”的同时，也开始批量制造SSK式的“科学史家”，并鼓励他们选择科学史研究作为职业(SSK的制度化至今仍只能说是不成功的)。在以这类方式被制造出来并进入职业科学史界的“科学史家”那里，萨顿、柯瓦雷已由科学史的父亲降格为继父。另一方面，对于在柯瓦雷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而言，他们在刚刚宣布科学史已成功地完成了其建制化历程并由此走向“真正的历史”之后不久，便亲眼目睹了这样的现象：随着社会学取向的科学史研究的全面崛起，尤其是在建构论(如SSK强纲领)式的科学史研究以及其他类型的后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冲击下，科学史建制化过程先后出现的主流学术传统——萨顿式的实证科学史与柯瓦雷式的科学思想史——已在某种程度上被降格为并不具有任何先天话语优势的亚学术传统。
1980年代，职业科学史家已开始由衷地感受到了这种“话语权丧失”之痛：在美国科学促进会1981年会上，科学史家吉利斯皮(C.C.Gillispie)在发言时对“科学史研究已被一群不重视科学的人所把持”的现状表示了愤怒与不满。但吉利斯皮式的战斗终归是一场无效的战斗，科学史研究非但没有因此回归柯瓦雷的唯理智主义传统，反而步入了愈加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1980年代后期以降，职业科学史家已经意识到，科学史研究的极度分化已开始危及这门学科的整体性与未来发展。因此，他们再次反思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各种元问题：如何在方法论上达到林树互见？[5]科学史的价值何在？[6]科学史家的理智独立性何在？[7]他们还将发展综合科学史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8]，并追问科学史还有没有未来[9]。
为告慰职业科学史家，时任ISIS主编的美国科学史家罗森伯格(C.Rosenberg)曾以“万花筒”为喻说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在他看来，高度多元化与个性化了的当代科学史研究，虽然看似犹如万花筒所用的彩色玻璃片一样杂乱无章，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却构成了科学史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彩玻片”能够在其中构成一幅规则而绚丽的整体图案；而存在于“内在论”与“外在论”之间的“结构化了的张力”，与其说是科学史这门学科失去了其内在统一性的象征，倒不如说是维持这门学科聚而不散的整合力量。[5]
今天，较之于历史取向的科学(思想)史家而言，SSK取向、文化人类学取向以及另一些非历史取向的科学史撰写者，在科学史的学科性质辨析、元历史问题研究与研究进路探索方面，似乎投入了更多的激情与智力。就国外科学史理论文献而言，克劳(H.Kraph)于1984年出版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至今仍然堪称是惟一一部由(思想史传统的或历史取向的)职业科学史家撰写的科学编史学专著(不计论文集、不计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0]。波普(K.Popper)的学生、科学哲学家阿伽西(J.Agassi)最先写出了《走向科学编史学》。而最近数年科学史理论著述中，最热门的是戈林斯基(J.V.Golinski)于1998年出版的《制造自然知识：建构论与科学史》。[11]
戈林斯基的著作是社会建构论与科学史之关系的系统陈述，是尝试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改造科学史学科基本理论构架的努力。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戈林斯基的两位重要思想先驱——福曼(P.Forman)和夏平(S.Shapin)——的科学史理论探索工作。
1991年，福曼以“独立，并非超越：寄言科学史家”为题探讨了科学史家在理智上的独立性问题，并将矛头直指科学家。他指出，“科学史家——我们”在理智上信赖于“科学家——他们”，因此，回头再看1960年代，其时，科学史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学科独立，但科学史家们并没有在理智上获得独立。他号召科学史家摆脱科学家的超越理念，寻找科学史独立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他指出：在科学的社会化过程中，科学家接受了超越观念并将之奉为自己学科在道德和理智上的特征。超越，如果不考虑形而上学上的说法，就只是一种幻觉。超越，只是作为动机存在并起作用；作为一种动机，它促使人认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是完全独立于世俗世界的，它是试图将人带往一个由理智或美学观念构成的超界的一种努力，是将这个超界作为更高的善的一种努力。但是，历史学中的意义标准是道德负荷的，区别于科学、数学中的意义标准。在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领域中，学者都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唯独科学史中没有。科学史家必须被动地接受这样一种判断：科学在不断取得进步。[7]
福曼进而指出：柯瓦雷的极端唯理智主义(ultraintellectualism)，曾推动科学史在美国的职业化过程，但同时也将超越的动机带给了职业化时期的一代科学史家。然而，职业上的独立并非理智上的独立，而理智上的真正独立来自于独立的道德判断；职业化时期以来科学史家像科学家一样将超越引为自己的道德立场的做法，是科学史家在理智上缺乏真正的独立性的根源。由于缺乏独立的道德判断，科学史家只能以“礼赞(celebration)”的心态对待科学，沉迷于对科学之进步的揭示之中而难以自拔。而“礼赞”意识必然导致辉格意识，必然与试图揭示历史真相的历史学动机相冲突。换言之，科学史家如不取得其独立的道德判断，就无法在理智上获得独立，辉格史就无法避免。通过这种反思，他对70年代末霍尔等科学史家为辉格编史态度所作的辩护进行了再驳斥，坚决主张科学史家以“批判(criticism)”意识代替“礼赞”意识，并要求“对科学知识施行彻底的历史化”，以此求得真正独立性。他还认为，只有保持道德和理智上的独立性，科学史家才能理解科学的益处是什么，继之，才能通过史学实践促使这种益处被发扬光大。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兼科学史家夏平(S.Shapin)将福曼的这一论文视为探讨科学史家理智独立性的一次重要努力，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努力能够取得成功。在他看来，用排他性的语言写就的、关于科学史学科纯洁性和科学史家理智独立性的一切论证均不能令人信服。今天的一切学术研究无不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学者们应面向社会现实，积极主动地改造世界。以前学者们所相信的那种学术越纯洁价值越大的见解不过是一种幻觉。在他看来，在开放学术条件下，即便学科还存在，学术自主仍不过是一种奢谈。科学史的学术标准并不取决于对历史的认知，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共识，取决于主体间的协商。[1]是以夏平在其工作中根本不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之间作任何区分，并在其一系列重要理论著述和历史著作中推崇“科学史的社会建构”的研究进路。譬如，在其著名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中，他试图用历史材料表明，现代科学的可重复性标准——用他的术语来说，“虚拟目击”——源自于西方封建时代的绅士文化，来源于绅士的诚信。[12]然而，值得推敲的是，他主要从社会学角度看待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后进行的一系列空气泵实验，而不曾想过，波义耳、胡克等人在皇家学会当众(贵族、政治家、学者)进行的实验只能理解为演示实验，其主要目的原本不在于探索，而在于说服。夏平于1988年出版《科学革命》一书，试图以此颠覆传统的科学革命观与科学革命史研究的基本构架。实际上，夏平这样的SSK学者—科学史家从一开始就尝试从内部、从根本上“修正”科学史的学科性质、边界乃至于编史进路。[13]
其实，福曼和夏平的理论探索和他们的史学工作一样，均存在不少过于牵强的地方。对福曼，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科学史家一定要在道德和理智上找到一种完全独立的立场，而不能与他人——譬如科学家——一道享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判断和学术理念？其二，科学史家固然不必迷信科学家，惟科学家之命是从，但追求“超越”之境的学术理念，不是任何一种学术认知获得进步的内在动力吗？超越理念是与科学认知、历史认知相关联的！如果说实证史学学派创始人兰克(L.Ranke)在其史学理论叙述中完全排除历史的社会意义(如教化功能)是在走一个极端，那么福曼要求科学史家放弃对超越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夏平指出当代学术的开放性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在开放学术条件下，学术自主是不可能的呢？此外，尽管学科间的思想互换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改造科学史的基本学术构架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须知，社会学，无论它怎样借重历史的方法和话语方式，终究不能替代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均不能替代科学史。这正如物理学终究不能替代化学，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统一运动终究不能统一科学一样。
借此，可以扩展开来，简单描述我国现科学史学科的处境：
目前，我国的科学史学科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有王渝生洒泪诉说于一级学科评议会场之举，有刘钝“大哉为用”之论，有科大、交大、内蒙古师大等院校建系建所之为，有“科学史学科在中国再制度化”之论。学者们已然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古代、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并不是中国的职业科学史家的专有领地，西方科学史研究也不是与他们无关的东西。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科学史家一样，中国的科学史家所研究的科学史也是世界科学史、国别科学史、学科史、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科学—文明史等等；中国科学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很难断定，对于我们或者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中国科技史就是其中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
然而，科学史在中国现在虽然享有“理科一级学科”的学科地位，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学科中却并无“(综合)科学史”(只有部分学科专史受国家基金资助)。科学史研究的主要资助者是中国科学院，近年来中国科协也资助科学史研究。缺少稳定资助的科学史学科要想健康发展，争取一级学科应有的待遇，科学史家要赢得应有的学术自由和自主，均非一时之功。更值得关注的是，从总体上看，相比于西方，我国的许多学术领域(尤其是人文学术领域，包括科学史在内)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上不同，学术环境乃至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结构性区别，在学术发展节律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甚至是时代性的差异。所有这些区别和差异，共同导致我国学术界尤其缺乏学术自主和自由。
至此，我们已围绕科学史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一番简短的历史检视。通过这种检视可以看到，在科学史学科内部，一直存在着深层次的理论危机。致力于科学史研究的学者有多种类型，他们对于科学史的研究目的、对象、研究意义、方法及至于学科性质，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可以将视线聚焦于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史实现学科制度化发展之初，在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各种类型学者之间，就未能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研究纲领或范式的科学史共同体，而只是出现了一个松散的科学史联合体。而且，在此联合体内部存在着史学思想上的重大分歧：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主要认同并采纳柯瓦雷式的科学思想史纲领，从科学革命的视角诠释科学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文化作用，不赞同默顿等人从科学社会史(学)角度致力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纲领。然而，在职业科学史家内部，出现了狄布斯(A.G.Debus)、拉坦西(P.Ratansi)这样的反叛者，他们放弃了柯瓦雷不无大物理主义韵味的科学革命观，致力于探讨科学发展的侧面台阶(如近代早期炼金术、化学及医学的发展)以全面理解科学革命。在科学社会史方面，社会建构论则逐渐替代默顿功能主义的地位，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他们的强纲领，并试图通过相关的史学实践(如福曼论题)彻底否认科学自主性原则与内在主义科学观。在这一进程中，科学史的认知功能被一再削弱，致用功能则被一再强化。
在今天的开放学术条件下，假如我们要撰写一部科学史学史，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根本就不存在着一部类似于传统的“科学内部史”的“科学史内部史”。说得具体一些，如果我们要想对科学史学史取得稍为全面一点的理解，我们不仅需要将视线投向坦纳里、萨顿、辛格(C.Singer)、李约瑟(J.Needhem)、柯瓦雷；投向在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纲领感召下成长起来的科学思想史学者，即通常所谓的“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如科恩(I.B.Cohen)、吉利斯皮、霍尔、萨克雷(A.Thackey)等人；投向非柯瓦雷科学思想史传统的科学思想史家佩格尔(W.Pagel)、狄布斯、拉坦西；乃至于投向科恩等人所培养的学生乃至于他们学生的学生。我们还应该将视线投向惠威尔(W.Whewell)、迪昂(P.Duhem)这样的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帕廷顿(J.R.Partington)这样的科学家—科学史家；投向波普、阿伽西、拉卡托斯(I.Lakatos)、劳丹(L.Laudan)这样的科学哲学家；投向库恩(T.Kuhn)这样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投向默顿以及默顿派科学社会学家，如本-戴维(Ben-David)、科尔兄弟(J.Cole and R.Cole)等人；最后，我们还不能不将线投向布鲁尔(Bloor)、巴恩斯(Barnes)这样的SSK学者，投向夏平、沙弗(Schaffer)、戈林斯基(Golinski)这样的SSK学者—科学史家或SSK取向的科学史家，乃至于投向众多的有着建构论或后现代思想倾向的思想者、科学人类学者、科学文化批判者兼科学史撰写者乃至政治家或官员。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SSK学者、社会建构论者、女性主义者乃至于其他形式的后现代思想者，与职业科学史家一道，参与了科学史研究以及科学史著作的撰写。对于他们所撰写的科学史著作(包括科学史理论著作在内)，今天的职业科学史家已不再可能像当年的“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那样，将它们简单地斥之为“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科学、历史、哲学、社会学乃至于文化研究等多种视角展开的科学史研究相互交错，已然促使科学史从一门有着较为清晰学科边界的、“独立的”学科转变为拥有高度开放性的学术领域——“科学史研究的向度空间”。科学史家正是置身于这一开放的学术空间里思考、对话和行动。[14]
二、学术自主：封闭论题对开放论题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开放学术条件下，有没有学术自主可言？为此，须先行解析传统的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概念。传统的学科自主性辩护词大多采用下述排他性的句法格式来表述①：
科学史独立于X，X可分别为哲学、社会学、科学、政治或其他学术领域。对于萨顿来说，科学哲学；霍尔，科学社会学；福曼，科学。
HS(History of science) is independent of X,X equals to Philosophy(for Sarton),Sociology (for Hall),Science (for Forman),Politics,or something else.
按照这种排他性的句法，有这样一个推论：当且仅当HS独立于所有的可能的X，HS才能达到完全自主！
这样我们便回到了兰克的历史自主命题：
历史的问题可以并且能够在历史的框架之内解决。
The problems of history could be solv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y.
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一个具有先天性的封闭论题，就科学史而言，可表达为：
科学史是自主的，因为它有它自己的问题、方法和标准，并且它能够在它自己的框架内解决它的问题。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 autonomic because it has its own problems,methods and standards and can solve its problems within its framework.
但是，现代学术是开放的，如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布鲁克所述[Brooke；1999]：
科学史并不只是科学的历史，而是“科学+X”的历史。X可以是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经济、甚至女性主义等。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 no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u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lus X" and X equals to literature,art,religion,politics,economy,or even feminism or something else.
本文认为，学术自主是学者的内在追求，与学术条件开放与否无关。但是传统的排他性的或者说划地自狱式的学术自主概念却必须放弃：学术自主并不是天赋的，它形成于学者与其他学者乃至其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事实上，现代学术的学术边界从来就不是真正封闭的，一切学术创新无不以学科内以及学科间的思想互动为前提。科学史也不例外，柯瓦雷、库恩，首先是哲学家，默顿首先是社会学家，但正是他们站在历史与哲学、社会学之间用双手托住了沟通的桥梁。在这个科学与创新相汇合的时代，传统学科的构架所受到的真正冲击就在于，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调整其学科构架，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以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就科学史而言，在这个时代，的确需要大力发展应用科学史(applied histories of science)，非如此不足以支撑起学科发展所必需的学术空间，不足以赢得社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但是，综合科学史依然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生命线，没有综合科学史，科学史就无法作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学科而生存、发展，也不能从正面回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对天赋自主概念的放弃是为了追寻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学术自主概念。如前所述，科学史家思考、行动于一个高度开放的学术向度空间中，他/她须证明，沿着历史的向度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社会文化运作过程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他/她就足以在此空间里找到一席之地，并为他/她的学科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契机。他/她无须标榜唯有自己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科学史，其他一切努力均是反历史的或非历史的，相反，他/她倒是需要不断地通过与哲学向度的、社会学向度的乃至其他一切类型的科学史撰写者展开学术互动，来促使自己成长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学术创造。
于是我们便有了以下论题：一个后天的、非霸权的、开放的自主性论题：
科学史作为一学科是开放的，它成长于现代学术之林中；但它仍可以是自主的，因为它所面临的问题乃至学科元问题均可以且有必要为着历史的目的而提出、而解决。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 without borderline,it is open,but it is also autonomic because the problems including the meta-historical ones it faces should (at least might) and can be formed and solved for the sake of history.
较之于前述封闭论题，这一论题有两项变化：其一是放弃了排他性的话语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于其二，用“For the sake of history”替代了“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y”。
无疑，为着哲学、社会学或教育的目的而撰写的其他类型的“科学史”，是有其社会文化价值的。职业科学史家可以放心地与哲学、社会学或其他价值取向的科学史撰写者，相邻学科乃至于更广泛的学术圈里的学者，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对话。无论其他向度的科学史如何发达，均不能替代历史向度的科学史研究；相反，在其他向度的科学史或应用科学史研究中，需要参照历史向度的科学史。譬如，哲学的论证，若需要引用历史的证据时，就不能通过虚构历史的办法来进行，否则论据就会失去力量。
科学史家必须在历史的具体与哲学的抽象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历史也需要概念，哲学也需要具体。不能设想，脱离了哲学史，哲学家该如何言说，因为哲学家慨然宣言哲学不外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内在的组成部分。同样地，也不能设想，离开了哲学的概念思维，历史的话语又该何以自立，因为历史学家也可以当仁不让的宣言，历史哲学就是历史内在的组成部分。
三、通向学术自主之路
科学史家要争取学术自主，就必须做好以下三件事情：其一是重新解析本学科元问题，尝试清除史学信念和理论方面的障碍；其二是尝试构建合乎时代需要的编史纲领和方法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丰富的史学实践；其三是要完成以往科学史家拒绝或难以完成的对话，即发生于科学史向度空间里的各种对话：与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论者乃至官员和民众的对话，由此拓展科学史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学科元问题解析：科学史是历史！
著名史学哲学家柯林武德(C.Collingwood)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首先关注的一个元历史问题是：历史(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history)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5]在他之前，意大利历史学家兼史学理论家克罗齐(B.Croce)的回答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
那么，科学史是什么？在科学史理论界，人们常用这样一种思路来回答这一问题：先定义什么是科学，再回答什么是科学史。20世纪科学史、科学哲学乃至SSK学者中的绝大多数重要理论家均遵循这一思路来展开思考。读一读萨顿的《科学史指南》，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阿伽西的《走向科学编史学》、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以及马尔凯(M.Malkey)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就不难明白：要谈科学史，先谈科学观(the image of science)。
萨顿严格按照实证科学观来定义科学，并进而据之定义他的科学史概念。而今天的SSK学者则大多采用这样一种格式陈述他们的问题：第一步，攻击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声称这种科学观如何偏离现实中的科学活动，如何妨碍学者们深刻理解科学；第二步，用科学史的实例展开对这种科学观的批判，其中只有一少部分人声称要重构新的科学观，如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第三步，提出他们的理论构想并用科学史的案例予以说明，然而，在他们所探讨的上千案例中，竟没有一个是长时段的历史案例！
这样的思路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在研究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有一种概念表达不同系统之间融合的情形：系统的锁连(lock-in)。此时，两个系统表现如得同一个系统。现在，科学、技术、军事、经济乃至于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反观历史，这样的情形也不少见。中国科学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在这种情形下，要将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单独取出加以探讨，很可能导致失真。此外，从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去看科学，如果看问题的焦点各有不同，那么相关的结论也会不同。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种思路来回答前述问题，即“历史——科学史(——科学)”的思路。实际上，按照简单的词法分析，将次要的限定语暂时去掉，就很容易得到“科学史是历史”这一命题。
科学史是历史，历史的题材是人、人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布鲁克为什么要说“科学史不等于科学的历史，而是‘科学+X’的历史”。我们还不难理解，在科学知识没有出现显著增长的地区，也可以有科学史研究。譬如，可以研究少数民族科学史，甚至可以研究“纳西族科学史”。此外，对于西方中心论者来说，或者对于只认同现代科学概念的学人而言，他们需要明白，中国科学史是科学史的内在研究内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存在着多种其他形式的、小写的、复数的科学。
那么，是否存在大写的科学史？如果说要先在历史中找到一种真正的大写的科学来，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不存在这样的大写的科学史！但是，如果将“大写的科学史”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术语、一种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大写的科学史不是关于大写的科学的历史，而是关于种种小写的科学的发生史、成长史与相互作用史。由此，就为国际科学史、综合科学史，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和研究的途径。
还有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科学呢？纵观科学史家的学术实践，可以看到，科学史家的使命不是要给科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并从此出发开始研究。实践中的科学史家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科学概念，譬如萨顿就以当代科学为蓝本开始他的工作；李约瑟在认定中国古代科学有其独立特征之后，还是找来西方科学作蓝本，对中国古代科学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因为科学史家是历史学家，他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哲学家与科学家，他也构造一个个历史预想，但他随时准备在与史料的批判性对话中修改他的预想。从哪里开始对他以及他所在的学术群体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不断前行。在此，我们可以给科学下一个算不上严格的定义的“定义”：科学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这一定义只是一连串关于科学的描述性概说的一个开端。它并不描述科学的本质特征，但是它可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将以往科学史家的所有史学实践包容进来。
事实上，如果在理性的范围内定义科学，那么科学史研究必然要越出定义的范围，触及非理性、人类的情感和意志。对科学合理性的信念、对理性的执着，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妨碍人们取得对科学史的合理理解。这是因为无论以何种方式定义理性或限定理性的范围，只要这种理性有一个非理性的对立面，那么真实的科学活动就必定越出以这种方式划定的理性范围，涉及非理性的因素。因此，当我们将科学史研究指向人与人的科学活动时，就必须同时涉及科学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不是因为要更好地理解知识的生长而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要更好地理解人及其科学活动就必须如此。科学史家更好地理解了人及其科学活动，也就同时对科学知识的生长取得更好的理解。以这样一种态度看待理性，恰恰不是反理性，而是要将理性置于其应当被置于的地位上，用文德尔班(W.Windelband)的话来说，是要在“作为认识形式和判断规范坚持不变、充满活力”的思想结构中认识“人类理性永恒的内部结构”。[16]
在此背景下，炼金术史以及诸如此类的“前科学史”甚至是“伪科学史”均可以成为科学史研究的正当内容。20世纪80年代前后，围绕牛顿炼金术的性质问题，科学史家之间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牛顿炼金术对于他的科学工作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否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科恩认为，如果人们能够证实确有正面作用，则应加以研究，但这是不可能的。而多布斯(B.J.T.Dobbs)、狄布斯、拉坦西等人则相信，牛顿炼金术是牛顿整个自然哲学的基础。现在的情形是：关于牛顿炼金术的研究是科学史的正当内容，不能在炼金术被今人贴上伪科学的标签后就将其打入冷宫。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从理性的一极跳到非理性和相对主义的极端，用短时段的案例否定人类理性的长时段作用，甚至彻底否定逻辑经验主义所描述的科学图景，否认实验和经验对于人类科学探索(包括科学理论选择)的积极作用。而且，就科学史研究本身而言，理性是科学史认知活动的好助手。科学史的认知系统，如同历史认知系统一样，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灰色系统，只有在有充足历史材料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较明确、可靠的认知结果。但由于有科学逻辑的帮助，科学史认知的成功率可能会稍稍高于一般的历史研究。柯林武德曾说过，只有可以在思想中重演的东西才是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这样或许极大地缩小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但从中可以看到，理性的因素恰恰是他所说的是可以在思想中明确重演的东西。
2.在史学实践中构建新型综合科学史的编史纲领
综合科学史维系着科学史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命脉。那么，什么是综合科学史？萨顿、柯瓦雷、库恩等人的科学史工作均可以视为综合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案例，但综合科学史并不限于萨顿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大综合，不限于柯瓦雷式的科学思想史的宏大叙事，不限于科学革命史，也不限克龙比(A.C.Crombie)基于其“科学样式”(styles of science)概念对欧洲科学思想连续发展而进行的分析和解说[17]。可以认为，在每一研究层次，都存在着综合科学史。譬如，就牛顿研究而言，当试图将牛顿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英国科学史家佩格尔语)来加以理解时，就是在进行了颇具综合性的科学史人物研究。再如，描述各种小写的科学生长、发展、互动的世界科学史，则更是一种至大无外的综合科学史研究。当然，在目前条件下，撰写这样一部科学史还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
如丹麦科学史家海克夫特(C.Hakfoort)所言，旧的综合——20世纪中期不断涌现的各种类型的科学思想史、学科通史，主要是依据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来撰写的，现在需要的是新的综合，然而这种新的综合科学史著作至今仍十分少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期待之中的新综合至今还缺乏一套内在的学术基础，科学史家们还需要寻找一种能够替代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且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新观念[8]。新的综合须以新的科学史观(而非新的科学观)为其理论基础。沿着前文探讨过的第二条道路，以“科学史是历史”为基本的编史理念，那么还是有可能有探讨新综合的出发点。
发展新型综合科学史，首先要在科学史理论思考上取得突破，科学史家应该放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心态，勇于基于史学实践展开史学哲学的思考，才有可能完成科学史观的更新以及科学编史方法和方法论的更新。为此，科学史家还是要到丰富的科学史学史中去寻找养料。
在此，笔者不揣冒昧简单介绍一种可称之为“新柯瓦雷进路”(the neo-Koyréan approach)的科学史研究视角，尽管现在还只是一种具有高度个人色彩的编史构想。这种视角亦可以表示为“SMV分析”，它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柯瓦雷人类思想的统一以及文德尔班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史研究。
S：指种种小写的科学(可指古代或近代、个人或学派的自然哲学)；
M：指形而上学、自然神学、科学认识论、科学哲学(如实证主义)等；
V：指价值论(如认知价值、信念、道德判断等)与个人、集体、社会—文化体或文明之深层意识域或心态，在古代、近代主要表现为种种(个人或教派的)神学或上帝观。
SMV分析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模型(如库恩科学革命模型)，以覆盖的方式解释历史案例，演绎历史，而意在提供一种研究视角，一个历史分析的变焦镜头，既可适用于短时段研究，也可适于长时段研究；既适于人物研究，也适于群体志分析。
当考虑两种不同类型的小科学相互作用时，可用
来表示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历史互动过程及可能的机制。这样的案例很多，对于国人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明末清初以来西方科学三次登陆中国而引发的不同思想体系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其中的杨光先教案、西学中源说、月蚀检验等重要事件无不可放在这种进路下理解。无疑，真正的冲突不在S层面，而在M层面和V层面，尤其是后者。再如，在SMV的分析视角下，泛神论的古希腊文明与后来的基督教文明之间在思想体系的主要差别就在于诸神与上帝之间的区别，古希腊思想要在中世纪后期在基督教世界复活，须经数百年的“基督教化”的思想转型过程，而且这种转型是通过自然神学的努力来完成的。从动力学上看，它曾经极大地促进基督教世界科学的发展，但随着现代科学日益趋于强大，最终它在价值论方面还是复归于泛神论或无神论。譬如，在17世纪英国，牛顿可以虔诚地宣称“为了更好地侍奉上帝，我将研究自然哲学”，但到了18世纪40年代，如果还有谁在皇家学会的讲坛上讲这类话，就只会引起一片嘘声。这时，传统的自然神学让位于形而上学、科学方法论乃至科学哲学研究，而SMV体系中的神学分析也为现代价值论分析所替代。
同样地，对于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的每一位科学大师，均可将之置于SMV分析视角下理解、分析、比较。笛卡儿(R.Descartes)、牛顿、波义耳(R.Boyle)、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等等，莫不如此，鲜有例外。
3.在多维向度空间中对话、行动
当代职业科学史家的重任并非是要重新夺回科学史话语的主导权，而是要系统重建适宜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纲领，进而在此基础上重建科学史的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如果说罗森伯格的安慰词太过于消极的话，那么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积极的态度。然而，对于许多一线科学史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有必要暂放下手中的工作，做有深度的、系统的历史反思。事实上，这种对史学理论的漠视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视觉上的“短视”，已然导致科学史家在现代思想与后现代思想或者说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全方位与深层次对话中、在史学理论重建方面，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状态。
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并不像哲学家那样有着极其坚定的预想或预设，他们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历史预想。科学史家一旦进入历史研究，一旦试图理解意义饱满、生动具体且千变万化的历史，便下意识地对不无唯理性主义特征的先验哲学“说教”——如20世纪科学哲学家所给出的关于科学发展的种种模型——产生反感。是以20世纪70年代因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而引起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对话最终以不欢而散而收场，建设科学史—科学哲学混成学科的想法也归于空想。当然这场合作的终止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科学哲学理论与科学史探索之间并不存在着“理论—实践”的对应关系。即使是在科学技术史界内部，排他主义、霸权主义的话语方式也曾导致美国科学史家与技术史家分道扬镳。直到最近十年，国际科学史—科学哲学年会才重新以联合召开的形式举办。
后现代意识笼罩下的诸种学问兴起以后，在SSK学者以及后现代科学论者与科学家以及部分科学哲学家中也曾爆发过激烈的论战。当论战双方围绕科学合理性、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及迪昂—奎因论题、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关系问题展开论战时，科学史家大多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是默默地站在了SSK学者的一边，尽管他们在内心里很可能并不真正认同SSK式的历史理论与历史解释。
总之，当代职业科学史家必须完成这些未完成的对话，要通过与多种类型的学者乃至政府官员展开有深度的对话和共同行动，促进科学史学科发展。完成对话的基本条件不外两个：有坚持对话的意愿和不断提升对话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做科学史研究所需要的背景信息几近无穷大。
四、结语
学术自主不是先天给定的前提，而是学者们不断奋斗以希冀到达的一种学术境界，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文化和学术文化的发育。今天，跨学科探索、交叉研究日渐增强，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日趋重要，此时，需要用开放的、非霸权的学术自主概念替代传统的有着显著排他色彩的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这样一种信念，不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科学史家们在史学实践中是值得奉行和追求的。多一份宽容、多一份谦恭、多一份思考、多一份行动，将有助于职业科学史家们维护科学史的独立学科地位，有助于追求并实现学术自主。
注释：
①为方便理解，采用英文对照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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