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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辨伪学在20世纪走过了一条由构建学科体系到多元发展的道路。
文献辨伪在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学术成果，但真正构建成一门学科却是本世纪的事。其主要标志是：在辨伪理论上，由过去传统的、较为零散的归纳总结逐渐形成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辨伪方法上，由过去主要是乾嘉考据辨伪方法，逐渐加入了现代科学方法，包括考古学、社会学、逻辑学、计算机等等；在学科体系上，由过去附庸于其他学科之中而逐渐构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回顾本世纪中国文献辨伪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本世纪初至30年代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的构建时期；第二个时期，从4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献辨伪学缓慢发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7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多元发展，成就突出的时期。回顾和反思中国文献辨伪学在本世纪的历史轨迹，对文献辨伪学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文献辨伪学的构建
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的构建时期。
首先应该明确，辨伪与辨伪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伪是指对有真伪问题的事和物（在此主要是指有真伪问题的典籍文献）进行考察鉴别。而辨伪学则是对辨伪的研究，包括对辨伪理论、辨伪方法、辨伪历史、辨伪成果等的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辨伪学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初步形成时期。
（一）辨伪理论的构建
辨伪理论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于20年代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建了新史学理论，也以求实求真的理性眼光，运用近代科学演绎、归纳等方法，构建了辨伪学理论。在这三部书中，他对伪书的种类、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意义、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做了系统的阐述，进行了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总结。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提出了辨伪书的12条标准，证真书的6条标准及辨伪事的7条标准。这些标准既有对前人如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关于辨伪方法的总结，也有他自己的创新。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中》一书中，他专设“辨伪书”一节，对“中国伪书何以如此其多”，“伪书种类和作伪动机到底有多少种”等问题逐一作了详细阐述。他把古今伪书依其性质分为10类，每类都附例证说明。对辨伪方法，他在总结清儒辨伪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从著录传授上”，“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从文体及文句上”，“从思想渊源上”，“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等6种方法来检查古书真伪。 他对比了“清儒”和“宋儒”的辨伪，认为“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辨伪，他有自己独到之见：“《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且成书在乾隆中叶，许多问题或未发生或未解决。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不一定是伪，我敢断言。”其论精辟而有创见。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则是梁启超的辨伪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为总论，下分5章，是从理论上对辨伪的意义，伪书的来历，辨伪的历史，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做了系统总结；第2 部分为分论，分别考辨了两汉以前的14部经书如《易》、《尚书》等的真伪问题。
之所以说这三部书构建了辨伪学的理论体系，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系统性。三书不仅系统概述了自古至今的辨伪历史，系统评述了自司马迁至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吴棫、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胡渭、崔述、康有为等人的辨伪功绩，而且系统阐明和归纳了辨伪的意义、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方法、伪书的种类和价值等等。其论述贯穿古今，阶段分明，脉络清晰。二是科学性。三书所论述都贯穿着时代特点，即在乾嘉考据的基础上注入了近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辨伪理论和方法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较严密的科学性。三是开创性。三书不仅在辨伪思想理论上有开创性，在辨伪方法上也有创新。梁启超的这些辨伪理论，至今还闪烁着光芒。如1996年在西安冒出的所谓“家传”简牍《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些学者就是“按照梁启超‘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思想”来考辨其真伪的（吴九龙：《〈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7日）。
（二）近代辨伪方法的产生
20世纪初辨伪方法的最大突破，就是王国维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把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强调运用传世的“纸上材料”与出土的文献文物相互印证来考辨古书古史的真伪。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学者辨伪时或“以经证经”，或在注疏传笺上兜圈子的传统方法，第一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文献相印证来辨伪，从而推进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首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文献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的发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极大开阔了学者的眼界，为王国维创造新的治学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思维模式，诚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二是他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扎实的国学功底，自然不甘拘泥以往传统的考据方法。因此，可以说“二重证据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本人所说：“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
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考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和殷商历史，运用简牍考辨汉代历史和西北地理，利用敦煌遗书考辨唐史，利用金文、铭刻研究民族历史，均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为以后的辨伪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二重证据法”的创立，是辨伪方法由传统走向科学的标志。
“二重证据法”至今仍被学者奉为圭臬，70年代大量文献出土，掀起了80年代辨伪热潮，更加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强大生命力。
（三）辨伪思潮的兴起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辨伪浪潮，不仅出现“古史辨”派，而且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从而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精于国学，又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他们以“疑古”、“求真”相标榜，主张“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第2集）， 冲破了“经书即信史”的传统观念，对儒家经典，对古书古史都持有怀疑态度和重新认识考辨的决心。在他们的倡导下，历史上的疑辨运动又在近代复兴起来。其中最突出的，则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崛起。
胡适精通国学，深受清代辨伪大学崔述、姚际恒疑古辨伪精神影响。留美期间，又受赫胥黎“拿证据来”和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存疑主义作为自己的一种哲学信仰，强调疑古和考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而早在1918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导言》中，就提出了应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即从别书中取证辨伪）等5种取证方法辨伪。对每种辨伪方法， 他都予以充分说理。如从思想上取证辨伪，胡适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每个著书立说的人总有一个思想体系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的冲突。“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
钱玄同更把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偶像人物，宣称“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认为“经”不过是古代留下的“断烂朝报”而已（《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242页）。他主张不仅要辨伪书，还要辨伪事，提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要以辨伪为第一步”（《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
顾颉刚则在姚际恒、崔述、康有为的影响下，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疑辨精神激励下，于1923年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论断：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中心人物材料越多，形象越大。这样作成的古史，自然包含了大量虚假的成分，必须考辨其真伪。此说一出，惊世骇俗，反响极大。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著名学者都支持顾颉刚的这一论点，而反对者也不少，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并形成了一个“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把过去儒家的辨伪变成历史学家的辨伪，把只考辨伪书发展到还要考辨伪史，使中国辨伪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不能不说，“‘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仍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 期）顾颉刚等人也认为：“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古史辨》第3 册“自序”）所以，《古史辨》与其说是辨伪史，不如说是辨伪书。顾颉刚也说过，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同前）。
“古史辨”派的崛起，致使怀疑、考辨古书古史真伪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并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廓清了有关中国古书古史的荒谬传说，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预先在史料方面做了清扫尘障的工作。胡绳说：“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把有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正视它、重视它。”（《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四）辨伪成果的激增
这一时期，疑古辨伪已成为时尚。至30年代末，用新观点、新方法投入到古书古史论辨中的学者之众，疑古辨伪的名文卓论之多，都是空前的。仅7册《古史辨》，就收入了从1926年至1941 年国内考辨古书古史的论文多达350篇，共325万字，令人叹为观止。可见当时学者参与古书古史考辨是多么积极踊跃。
在此期间，辨伪专著也不断问世，较著名的有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齐鲁书社1980年重排），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30年代末，张心澂《伪书通考》一书问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辨伪论著。它以书名为纲，将诸儒辨伪该书之说列其下，引文均注明出处，编者案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也颇便查阅。初版时，全书收录考辨之书1059种，50年代修订再版，又增加45种，共1104种，是目前所见包罗最丰富，也是最完备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
在辨伪论文方面，《古史辨》中收录的350 篇文章不少是有创见的高论，如第1册中收录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论伪史例书》、 《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论伪史及〈辨伪丛刊〉》等；还有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等。其他有杨鸿烈《中国伪书的研究》（《史地新论》第25—42页，又见《晨报》1924年7月16、17、18日）， 高本汉（瑞典）《中国古书的真伪》（《左传真伪考及其他》）、《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3期，1931年4月）， 普暄《古书多伪之原因》（《女师学院期刊》4卷1—2期合刊，1937年6月），卫聚贤《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跋〉》（北大《国学月刊》1卷7期，1927年10月）、《金縢辨伪》（北大《国学月报》2卷2期，1929年12月）；献玖《〈竹书纪年〉真伪辨》（《史地丛刊》2卷2期，1923年4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蒋善国《〈尚书〉的真伪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7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续考》（《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等等。
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对古书古史进行考辨，对近代一些史料也注意考辨其真伪。如罗尔纲于1934年秋在《大公报》上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对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中伪诗文进行了考辨，提出了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后柳亚子承认“世所传石达开诗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以供激发民气之用的”。胡怀琛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承认自己为了反对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个太平天国叫黄公俊的人写的诗文，证实了“太平天国文献赝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伪托太平天国文献来鼓吹革命之用”（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6 页）。这种作伪动机虽不坏，但如不弄清，则会造成史料史实的更大混乱。
二、中国文献辨伪学的缓慢发展
3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献辨伪学步履维艰、进展缓慢时期。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大片领土沦丧，学者相对集中的院校、研究所、图书馆搬迁流离，典籍文献或遭损失，或被封存，战乱中学者们也难以安下心来考辨古书古史真伪。而自50年代起，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被批判为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是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服务，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古史辨”派虽与之“划清界线”，但仍不免受到牵连，遭到批判。且辨伪又易涉嫌“影射”、“恶攻”，学者们视辨伪为畏途。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批判胡适、傅斯年等人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错误观点”中，“未能正确阐明史料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产生了轻视史料整理和历史考据的倾向”（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一时期， 考据辨伪几乎成了一项无人问津的工作，辨伪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到了“文革”时期，学者动辄得咎，更不敢涉足辨伪，文献辨伪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在这一时期辨伪学也并非完全没有发展，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对《李秀成自述》和60年代对《兰亭序》的辨伪。
（一）《李秀成自述》辨伪
自50年代起，《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再次热闹起来，因为它牵涉到李秀成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无耻叛徒，牵涉太平天国起义的声誉问题。而50年代，正是把农民起义作为印证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历史发展动力而格外受到史学界重视之时，因而《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也就自然受到了注目。
早在40年代，罗尔纲得到广西通志馆从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和其部分照片之后，就着手对它进行考辨。他从《自述原稿》的笔迹、词汇、用词、语气和内容等诸方面进行了长期认真考辨，确认它是李秀成被俘后的亲笔供词。195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辨伪专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他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故意“谀敌伪降”，是李秀成设下的“缓兵苦肉计”，因此丝毫无损李秀成的光辉形象。在5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47年第1版至1962年第9版）都仍把李秀成誉为“民族英雄”、“伟大的英雄”（第425、424页）。他认为“李秀成表示向曾国藩投降，自然不是像反动统治者所说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而是想争取曾国藩的庇护，保存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革命力量，逐渐分化曾国藩与满清的关系，等待时机到来，再度进行反满反外国侵略”（第150页）， 因而书中盛赞李秀成“对太平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贞和高度的勇敢”，“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第150页）。
但到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年子敏、 束世澂的文章《关于忠王自供原稿真伪问题商榷》，称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研究专家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非李秀成的笔迹，从而作出了《自述原稿》乃曾国藩伪造的论断。此说一出，就引发了一场关于《自述》真伪的大论战。其中有金毓黻《关于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再商榷》（《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景珩《关于李秀成自传真伪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0日），丁云青《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文史哲》1957年第3、4期），孙观圻《关于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郑鹤声《忠王李秀成自传真伪问题商榷》（《文史哲》1957年第4 期）等。罗尔纲又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两文，收入他编写的《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中。对这场争论，《人民日报》1957年2 月以《对“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争论》为题作了介绍。罗尔纲还就流传的太平天国的一些史料进行了考辨，并汇编成《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
然而到了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将《李秀成自述原稿》全部影印公布，《自述原稿》为李秀成亲笔似已不容置疑。就在这一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 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提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不应当作英雄歌颂。此文获得毛泽东赞赏。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戚文， 不久又转载了罗尔纲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一文， 从而再次引发了对李秀成评论的争议。戚本禹提出“忠王”不忠，李秀成是叛徒；罗尔纲则认为戚文“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认为“李秀成没有投降”，《自述》是李秀成设计的“一条苦肉缓兵计”。史学界为此展开争论。由于政治原因，李秀成是叛徒的观点占压倒多数，自1964年下半年至“文革”前，各大报刊先后发表近300篇文章。“文革”中， 李秀成被打翻在地，斥之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败类，持异议的学者则被扣上“为叛徒开脱罪责”，“美化叛徒”，“为叛徒辩护”的帽子，遭到了残酷迫害。
（二）《兰亭序》辨伪
《兰亭序》历来被认为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和字，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1965年在南京郊外出土的两座东晋墓志铭，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1965年6月10日、11日， 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书，而是王羲之后人的伪作。此说一出，反响极大。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出《〈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对郭文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但报纸不敢发表。高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将高文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为此给郭沫若写信，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郭才同意《光明日报》刊登高文。随即郭沫若又写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文物》1965 年第9期），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战。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文汇报》1965年8月9日），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学术月刊》1965年第8期）等； 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有张德钧《申论〈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1965年9月25 日）及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光明日报》1965年9月26日）， 龙潜《揭开〈兰亭序贴〉迷信的外衣》（《文物》1965年第10期）， 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文物》1965 年第10 期）， 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2日），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2日），张德钧《〈兰亭序〉依托说的补充论辩》（《学术月刊》1965 年第11 期）， 伯炎甫《〈兰亭〉辩伪一得》（《文物》1965年第12期），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文物》1965年第12期），甄予《〈兰亭序贴〉辩妄举例》（《文物》1965年第12期）等。虽然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定论，但确实给沉寂的辨伪学带来一些生气。可惜的是，这场学术论争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文革”所斩断。
五六十年代的这两场辨伪之争，虽然是学术问题，但由于或多或少渗入了政治因素和压力，因而难以畅所欲言，实话实说。
三、新时期中国文献辨伪学的多元发展
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到本世纪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多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辨伪理论进一步深化，方法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宽广，成果空前增多。文献辨伪学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仅在学科体系上基本定位，而且走上了大学和研究生课堂。可以说，文献辨伪学已进入了繁荣阶段。
文献辨伪学的繁荣来之不易。一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举国上下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分子地位提高，使辨伪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二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学者们敢于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以求实求真的态度考辨典籍文献和史实；三是对于多年来在“左”的路线下，特别是在“文革”中随意歪曲历史、歪曲史料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加重了辨伪学的责任和任务；四是70年代几次重大古文献出土造成的冲击波，使人们不得不对前人的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也为80年代文献辨伪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一）出土文献的冲击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出土文献促进了本世纪初文献辨伪学的发展；那么，70年代几次重大古代文献的出土，又成了80年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契机。
1971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有《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0多种12余万字；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8种残简；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编年纪》、《日书》等10种秦简；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与《孙子》有关的竹简文献等等。
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之所以震动了学术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历来被怀疑或断言是伪书的《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等。这就促使学术界感到有对前人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考辨的必要。自70年代末以来，这类辨伪成果很多，主要有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常征《〈穆天子传〉是伪书吗？》（《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 期），吴光《〈鹖冠子〉非伪书考辨》（《浙江学刊》1983年第4期），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周山《〈尹文子〉非伪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曾旅文《〈鹖冠子〉的真伪及时代》（《青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杜宝元《〈鹖冠子〉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 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陈克明《略论〈孙膑兵法〉》（《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 吴九龙《〈晏子春秋〉考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郑良树在《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文献》1990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七十年代竹简帛书的出土， 无疑的是辨伪这门学问的试金石……为古籍真伪研究最上乘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竹简帛书的出土……同时也将检验千多年古籍真伪研究的成果。”他在对70年代出土的“竹简帛书的检验之后，即知先贤在古籍辨伪的研究上，确实犯有值得重视的缺点”；“在态度上，有些学者感情用事，成见太深，主观太强，以‘每辨必伪’，‘逢书必假’为一逞快之事；在方法上，有些学者过分‘粗心大意’、‘跳级论证’，强不知以为知。”为此，他提出了古籍辨伪应该“在态度上要平实”，“在方法上要严密”，“在论证上要周备”，“在论断上要谨慎”的观点，不失为卓识高论。
由此可知，70年代这几次重大的古文献出土，不仅使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再显身手，而且给今后的辨伪以诸多启示和反思。
（二）辨伪的总结与深入
这一时期不少辨伪成果是对前人辨伪工作的系统总结和研究。孙钦善的《古代辨伪学概述》（《文献》1982年第14—16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篇。该文认为中国古代辨伪历史是“分两条线交错发展的：一条是关于书籍的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辨；一条是关于书籍的内容诸如事实、论说真伪的考辨”。该文还分析了先秦两汉至明清辨伪的分期和特点，总结和评价了中国古代辨伪的成就，创见颇多。以后，他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又有更系统、更详细的阐述。
90年代，对历代某个时期或某位学者辨伪成就的研究成果就更多了。主要有胡可先《汉代辨伪略说》（《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 期），赵光贤《崔述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和局限》（《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邵东方《崔述的疑古考信与史学研究》（《学术月刊》1992年第10期）， 耿天勤《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曾贻芬《朱熹的注释和辨伪》（《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邓瑞《试论阎若璩的治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述》（《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 麻天祥《清代学者对〈鬼谷子〉研究的贡献》（《文献》1996年第3期）， 周明武《顾颉刚疑古辨伪所体现的学格人格略论》（《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6期）， 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叶树声《四库馆臣辑佚、辨伪、校勘及其影响》（《古籍研究》1997年第3期），等等。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是针对历史上曾有真伪争议的典籍文献进行重新审视或深入考辨的成果。主要有洪成玉《〈左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刘歆》（《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刘禾《从语言的运用上看〈列子〉是伪书的补正》（《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徐仁甫《论刘歆作〈左传〉》（《文史》1981年第11辑），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1982年第11辑），詹剑峰《〈商君书〉辨伪》（《争鸣》1982年第3期）， 卢苇菁《〈新修南唐书〉作者考辨》（《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 庞怀靖《论〈后出师表〉非伪作》（《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 刘重来《关于〈逸周书〉的一桩悬案》（《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骆宾基《〈左传〉为伪笔所篡改的例证》（《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1 期），刘永翔《〈新修南唐书〉陆游著祛疑》（《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 刘重来《一桩学术史上的大疑案——伪〈尚书〉现形始末》（《书林》1985年第6期），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 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年第3期）， 赵光贤《〈逸周书·作
〉篇辨伪》（《文献》1994年第2期）， 吴晋生等《〈竹书纪年〉非伪书辨》（《文史哲》1996年第2期）， 谢金良《〈驭谷梁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福建论坛》1996年第2期），等等。
（三）思想解放后的再考辨
这一时期的不少辨伪成果，是对五六十年代在“左”的路线下辨伪成果的重新审视和深入考辨。其中对《李秀成自述原稿》真伪的考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五六十年代对《自述原稿》真伪的考辨夹杂着政治压力，特别是“文革”中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并残酷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因此，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80年代，学术界又掀起了对《自述原稿》的考辨，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重要的有陈旭麓《〈李秀成供〉原稿释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荣孟源《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 辑），钱远镕《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庾裕良《忠王李秀成自述考》（《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 倪墨炎《〈李秀成自述〉真伪辨》（《南开学报》1980年第5期）， 黄永年《〈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 钱远镕《〈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武汉师院学报》1982年第6 期）及《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年子敏《李秀成供词真伪辨》（《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张叶舟《赝品怎可据为罪证》（《人文杂志》1980年第5 期），〔日本〕小岛晋治《〈李秀成亲供手迹〉考》（《扬州师院学报》1980 年第2期），等等。其中较重要的则是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1995年又出增补本）一书。该书由《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证》和《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罗尔纲通过对《自述原稿》的内容、笔迹，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进行精心考辨和分析，再次确认是李秀成的亲笔，而非曾国藩的伪造，并认为曾国藩对《自述原稿》有过撕毁、删削行为。后一部分，罗尔纲对《自述原稿》作了翔实的注释，引用材料十分丰富，分析也十分精辟，证明了非李秀成，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这篇《自述》来。
总结80年代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考辨，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学习三国时期蜀将姜维的伪降，目的是等待时机以恢复革命事业，因此他没有投降，也不是叛徒。二是伪造说。认为《自述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李秀成被捕后身受酷刑，又囚于木笼之中，时值炎夏暑热，李秀成不可能以日书七千言的进度写《自述》。三是半真说。认为《自述原稿》固然是真本，但曾国藩为了邀功请赏或掩饰不可告人之隐，不仅撕毁了部分原稿，并且对其余部分作了删修。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只作了删改，并未撕毁。总之，《自述原稿》并不全真。
（四）辨伪理论研究的深化
辨伪理论是辨伪学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促进辨伪学发展提高的催化剂。这一时期辨伪理论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这一时期辨伪理论研究涉及面广，包括对辨伪学的概念，辨伪的范围、意义、任务、方法，作伪的原因及伪书的价值，甚至辨伪的心态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出了不少高质量成果。如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就有相当多的篇幅探讨史料辨伪问题。作者认为不仅文字史料，而且实物史料、口碑史料都有作伪问题。鉴别史料真伪要继承前人的传统，汲取其精华，提高辨伪能力。鉴别史料真伪首先要考察其来源，即考察其原始出处和保存、流传过程；其次要考察史料的制作原料和技术。因为在原料和技术上，一时一地各有特点，许多伪品都有可能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露出马脚来。他还提出可以从史料装帧和外观形式上去考察是否合乎当时的制度、印章、字体、文体等情况。对于一时难以辨明真伪的史料，他提出采取“多闻阙疑”的态度，不要遽下结论。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史料有“真却是伪”、“伪反是真”、“真伪杂糅”三种特殊情况。如“真却是伪”，是指一些以虚伪态度炮制出来的官样文章。如魏晋南北朝历次禅让的书、表，一些不学无术的君主由文人代笔写成的诏诰，袁世凯准备称帝时“公民团”的上书“请愿”等等。从文献上看是真的，但实质上是假的，不能用作真实史料。再如“伪反是真”，是指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伪文献，但在历史上却起到真作用或记载事实却是真的。如武昌起义时有托名孙中山的布告，虽属伪托，却能达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作为革命文献则是真实的。这种充满辩证法的分析，给辨伪很大启示。
有关辨伪理论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姜亮夫《古籍辨伪私议》（《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杜凯、 佟镇恺《古籍中伪书的辨识》（《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洪湛侯《古籍的考辨》（《文献》1982 年第12辑），施天侔《论辨伪》（《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陈漱渝《作伪和辨伪》（《求是》1988年第5期）， 崔文印《伪书与伪本》（《书品》1989年第4期）， 牟玉亭《古书作伪原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 汤志钧《经史纠误和辩明真伪》（《史林》1996年第3期），等等。
（五）辨伪手段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辨伪方法的最大进步是开始运用一些现代科技手段，且效果明显。以90年代初对《坎曼尔诗笺》的辨伪为例。《坎曼尔诗笺》在70年代曾轰动一时，据称出土于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遗址，署名“回纥·坎曼尔”，有唐元和十年（815 年）自作诗三首及他在元和十五年（820年）抄的唐代名诗《卖炭翁》等。 由于这些诗作是唐诗最早的手迹，其内容又具有浓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因而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特别是史学大师郭沫若发表了《〈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一文，不仅肯定它为唐代文物，而且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是一件古今罕有的“无价之宝”。大师一锤定音，《诗笺》身价百倍，举凡涉及唐诗、民族文学的书籍、辞典，几乎无一不拨出篇幅予以宣传，甚至还曾入选中小学课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90年代初，杨镰发表《〈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一文。 他通过精心考辨，艰苦调查，反复取证，终于戳穿了其作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郭沫若文章发表之时，有学者如张政烺就曾对郭文提出异议。其中一个理由是《诗笺》中的一些词语如“东家”等是否在唐代已有，如有，是否是“财主”之意。但那时要用人工查询《全唐诗》谈何容易。而当杨镰辨伪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早已将《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输入了计算机。因此，杨镰将有疑问的词语“李杜”、“诗坛”、“欣赏”、“东家”等在计算机中进行检索，为《诗笺》真相大白提供了有力证据。
（六）找准学科体系的位置
中国文献辨伪学自本世纪初虽然已基本构建起来，但真正找准自己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还是80年代的事。杨昶在《张舜徽先生辨伪学成就述略》（《华中师大学报》1997年专刊）中认为，这一功劳当属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该文说，梁启超虽然“归纳了辨伪工作的一些理论问题，但在学科上不曾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归属于某一学问范畴”，而“八十年代初，舜徽先生撰成文献学开山之作《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首次拟定了中国文献学理论的基本构架。书中辟专章研讨辨伪学的诸问题，正式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文献学体系。自此以后，不断有多种名称的文献学著作问世，诸书虽在体例、章节上各有异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设有‘辨伪’一目，可见舜徽先生有登高一呼，学者认同的魅力”。
查近年出版的各类文献学专著、教材，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7年版），张家潘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燕起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版）， 洪湛侯著《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都设有“辨伪”或“辨伪学”一目。孙钦善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也指出：“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解、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他也是把辨伪作为文献学分支学科来对待。在此书中，孙钦善系统论述了著名辨伪学家如刘知几、欧阳修、朱熹、胡应麟、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成就，对各代辨伪特点作了精辟分析。如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伪甚于辨伪。至隋及初唐，则信伪甚于辨伪”，“时至中唐，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才逐步展开”，“唐代中后期的辨伪，揭开了文献辨伪学在宋代更加广泛、深入发展的序幕”。这些看法，都很有见地。最近，又出了辨伪类新著。如邓瑞全等主编的《中国伪书综考》（黄山出版社1998年版）、杨绪敏著的《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文献辨伪学已成为全国不少高校中文、历史、图书情报等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文献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的重要课程。有的高校，如西南师大就为中国古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古籍辨伪”课程多年。有的高校，如华中师大还编写了《辨伪学讲义》（杨昶编写，收入《国学知识指要》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说明在培养辨伪人才上已开始重视学科建设。
四、自成系统的台港文献辨伪
自50年代以来，台、港的典籍文献辨伪，因历史的原因而自成系统地发展着，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辨伪成果。
纵观台湾的文献辨伪研究成果，不少是围绕历史上有真伪争议的典籍进行深入的辨伪考证。如对《尚书》，特别是《古文尚书》的辨伪，自50年代起持久不衰，不仅有对全书的辨伪，也有对某些篇章的辨伪。如罗锦堂《尚书伪孔传辨》（《大陆杂志》17卷12期，1958年12月），屈万里《〈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台湾《新时代》1 卷3 期， 1961年3月），尚逵斋《尚书金縢之谜》（《建设》10卷3期，1961年8月），毛宽伟《尚书金縢疑辨》（《达德学刊》2期，1964年1月），于大成《谈伪古文尚书》（台湾《新生报》1968年7月30日），朱门《古文尚书真伪之辨》（《台湾日报》1971年2月28 日），周凤五《伪古文尚书问题重探》（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年，屈万里指导），庄雅州《大禹谟辨伪》（《孔孟月刊》17 卷2期，1978 年10 月）， 许锬辉《伪古文泰誓疏证》（《木铎》8 期， 1979年12月），朱廷献《泰誓真伪辨》（《孔孟月刊》19卷4期， 1980年12月），饶宗颐《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选堂集林》上册，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版），钟克豪《尚书伪文丛考》（台北， 1983年撰者印行），朱廷献《尚书金縢 篇考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8卷4期，1985年4月）和《今古文尚书之传授及其伪篇考》（《尚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对历代学者都认为是伪作的《古文尚书》，也出现了新的观点。如王保德《〈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文坛》124—129 期， 1970 年10 月—1971年3月）及《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建设》26 卷8期—27卷3期，1978年1月—8月）。其他典籍辨伪或研究辨伪学家的论文也见于众多学术刊物之中。如张严《孝经郑注真伪辨疑》（《孝经通识》，台北商务印务馆1970年版），方炫琛《春秋左传刘歆伪作窜乱辨疑》（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周何指导），吴铭能《梁启超的古书辨伪学》（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刘纪曜指导）等。
香港的典籍辨伪成果，最令人瞩目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郑良树编著的《续伪书通考》三巨册（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这是继40年代张心澂《伪书通考》之后又一部集典籍辨伪大成的著作。按该书“凡例”所言，全书搜录的辨伪成果主要有以下4种：1.“散见学报、 学术期刊之辨伪论文”；2.“新刊之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辨伪之序、跋”；3.“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结论”；4.“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书通考》所未搜及者”。全书编排有序，将辨伪之典籍分为经、史、子、集4部分，每部分又再分类。 如经部又分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经总类、四书类、小学类等9类；而史部则分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 地理类、史评类等6类。所收辨伪成果，古今、两岸学者的皆有。 如郑樵、朱熹、欧阳修、王应麟、钱大昕、方孝儒、梁启超、余嘉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冯友兰、岑仲勉、马叙伦、杨伯峻、屈万里、张岱年等。可以说，是《伪书通考》之后又一次典籍辨伪成果大荟萃、大检阅。该书以编著者的论文《论古籍辨伪学的新趋势》代序，开宗明义就从古籍辨伪与古史辨伪的关系上阐明典籍辨伪的意义。他说：“古籍辨伪学和古史辨伪似乎是双胞胎的孪兄弟。古籍如果是伪造的，书内所载的古史恐怕就有问题；研究古史的虽然未必一定要同时研究古籍。不过，他却不可轻易忽视古籍真伪的问题。所以，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从事古史研究的人，固然不可忽视古籍的真伪；从事古籍辨伪的人，也应知其对古史的影响和震撼力量。”为了方便查阅，该书还附有《〈伪书通考〉正续编考订古籍索引》及《〈伪书通考〉正续编资料索引》。郑良树先生还著有《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是近些年典籍文献辨伪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他的论文《疑古与复古——论古籍辨伪的方向》（《书目季刊》29卷1期），认为70 年代末期以后，在“古史辨”派学说因大量竹简帛书出土而受到“震撼”时，学术界又存在着“复古”、“回头走”的现象，从而指出：“今天，我们走出‘疑古’的限囿时，更应该讲证据、讲方法、讲理论，在检验及反思‘古史辨’学派诸多说法时，才不会盲目地、情感地回头走。”这种观点无疑对文献辨伪学界是有启迪意义的。
中国文献辨伪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说它年轻，一是因为它作为学科体系，其构建时间并不长；二是随着新资料新方法的问世，还有大量长期悬而未决的真伪问题等待去鉴别；三是伪书伪文还在不断出现，且以更隐蔽、更狡猾的手法欺骗世人。
最后，我想引用《吕氏春秋·慎行·疑似》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以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只要有“疑似之迹”，就“不可不察”，中国文献辨伪学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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