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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过程的利与弊
在中国，全球化研究始于90年代初。开始时，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尤其是经济的彼此依赖给各国各民族带来的好处。随着近几年问题一面的凸显，特别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的加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全球化的定义应当有更加全面深入、不止是经济层面的分析。
现在，已经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做了这样那样的概括，经济学家多半指全球市场化、区域集团化、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彼此依存、跨国公司日益具有支配性影响等现象。社会学家讲的是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各国社会结构的“同构”趋势。文化学家用这一词汇描述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排斥传统艺术的过程。政治学家试图用它分析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浪潮或者国际道义和国际干涉的增强趋势。军事学家的所谓“全球战略”，强调的是各国对高科技的重视、更开阔的决策视野和地缘军事观的扩展，等等。有人看重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人说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也有人想要揭示世界的总体前景；一些定义重点放在全球化的“全球性”上，另一些定义锁定全球化的“化”字上。有人说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在目前阶段上实际上是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所有这些定义和说法，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但单个地讲，又都无法襄括所有要素。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相信：全球化是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新意”不光是时间意义上的超越，更是内涵方面的更新。它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国际安全的新特点；它既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即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化进程，又是一个涉及当代国际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结构变革和剧烈震荡；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财富、机会、发展与和平，也可能扩大矛盾、差距、冲突和斗争。全球化的端倪现在刚刚展露，任何评说都不会、也不可能一览无遗地涵盖它的所有侧面和前景，因此，研究者不能不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包容的心态看待全球化问题。
历史地看，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尽管它确实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之一，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市场的进程，而是包含着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种成分，近年来它向世人更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织作用后的复杂后果。尤其是，各国发展的经济起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时，不能不有非常不同的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
近一时期关于中国“入世”的热烈讨论及大相径庭的各种观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哪怕单单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人口及幅员大国，中国都不可能简单地在全球化过程中与欧美一些强国“完全趋同”，而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挑战应运而生：为什么说全球化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不介入行不行？面对全球化的所谓“大势”，我们怎样选择、又何以“创造性”地进入？什么样的“进入”才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这种“创造性”如何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节？再有，人们常说的所谓“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等现象，究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有哪些好处和潜在的麻烦？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集团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复杂联系？地区化能否视为全球化的必要阶段？中国如何建立自己在本地区的战略疆域，又如何发展自己的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理论？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绝不仅仅是澄清概念或纯学理的探讨，它们确确实实关系到亿万人的发展前途，我们国际问题研究者不能不用心对待。
二、复杂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
冷战结束以来的近十年里，国际事务中一个愈来愈明显的现象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国际规范对于约束各国行为变得更加有力，国家关系及国际交往中更多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针。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的国际关系的使然。
这里谈论的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其实是一些相当宽泛的概念，覆盖着众多的领域和问题。比如，它们不仅包含经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行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运动和各种人权组织），还有许多以各种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出现的形式，甚至涉及到一些不成文的国际惯例和行为方式等等。如果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在后冷战时期的增强，只不过是旧的两极体制瓦解的一种反映，那这种趋势当然值得欢迎、值得推动，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它同时也给新局面下的各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就那些成文的公约或多边协议而言，人们会问：“是谁制订了这些制度、规范与合作方式？其间是否包含着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国际力量格局的旧的特征？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仍然符合及适应新世纪到来时的时代变化？”
当现实中国际制度与规范出现问题时，譬如，某些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干涉超越了一定限度，或者，某些国际约束严重妨碍了各国政府行使主权的权利，自然会有更多的疑问与反诘出现。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维护主权、捍卫发展权的重大利害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增加，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有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就是一突出事例。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如何思考新形势下主权的实现形式和各种途径？进入国际规制的过程中如何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必要的平衡？哪些国际规则仍有进步意义，哪些不够合理、公正？哪些属于我们暂时无法加入、但长远角度讲必须进入，哪些属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但今后要逐渐加以改造的对象？
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时，我认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观察所谓“制度”、“系统”、“格局”和“规则”等似乎只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硬指标”时，不要忘记它们背后的社会因素、人的因素（经常表现为民族集团）、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因素等“软因素”。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权力均衡观”或者纯粹系统论的研究领地，用文化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工具”度量两极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用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观重新界定新的、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
一个悬而未决、需要更长期研讨的问题，是由科索沃危机引起的对现今国际体制的批评。它涉及旧的冷战结束后和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看待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和人权问题，如何处理新型的国际危机，如何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如何约束某些国际干涉的方式和限度等一系列严肃重大却极有争议的课题。比如，北约空袭后，我国不少人撰文认为，由于北约尤其是美国在对待前南地区遗留的问题我行我素、肆无忌惮，蔑视安理会的权威和某些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致使联合国威信扫地；有的专家甚至预测了联合国的消亡前景。然而，从多方面情况分析，联合国的未来并不如此简单，安理会的道义权威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近一段时期以来，联合国内部也出现了强化这一国际组织的干涉力度，重新思考和制订联合国指导下的国际干涉之指导原则的趋势。对此，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不能简单地嗤之以鼻和弃之不顾。如何使联合国不再被弃之一旁，如何使大国关系在其间“斗而不破”、如何使这一重大国际组织主持或认可下的维持和平行动（而非北约在科索沃那种的单方面行动）更加谨慎和有合理的尺度，仍是有待研究的“复杂艺术”。
再如，绝大多数中国分析家相信，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也可叫“新干涉主义”），不过是霸权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幌子，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离开了主权的架构及其国际法保护，是不可能实现独立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现代意义上的人权的；即便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这种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也符合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同时证明，当代主权的实现与民众权利的保障之间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忽略了后者的存在，譬如讲无视政治民主的推进、公民权利的改善、国家内部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和睦共处，就会给外部干涉势力可趁之机，进而使政府维护主权的能力遭到削弱，使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下降。归根结底，国家主权的国际保障与国家内部的团结进步是不可脱节的。南联盟和一些受“新干涉主义”严重危害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便存在着深刻教训。
三、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
国际社会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或者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与价值，有独特的利益与追求，有不同的成员与小集团，有相应的偏好与弱点，既有霸道的、不讲理的言行，也有永远无法排斥的公理人心；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的各个国家，也像各国内部社会的人一样，在处理与整体的关系时存在多方面的考虑与制约因素，反过来国际社会在以整体名义发言或行动时也是一样面临许多矛盾。
比如，在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时，我们看到，国际共同体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联合国安理会日益增多的维和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强化的干涉措施，全球范围的生态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和各种国际范围的“新社会运动”，加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工具的作用，都一再提醒世人，国际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已越来越不容忽视，各国不得不重视（可能还不得不认同）某些共同的道义尺度。然而，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相反，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它们仍然无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或者改头换面地存在于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背后名下，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衡量，中国的国际事务研究者都有理由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的内涵，尽自己的努力作出回答；这方面，要承认我们以往的重视和研究都不太够。
依笔者管见，有三个一般性的问题需要研讨：第一，所谓的“霸道”与“王道”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霸道”之后才有“王道”，还是“霸道”混杂于“王道”之间，甚或说“王道”只有通过“霸道”方能体现？第二，国际道义的源泉来自何处？是源于某些哲学家所说的“人类向善的本能”，还是国际上无数历史经验教训的积淀？第三，国际社会的实质何在、发展趋势又如何，其价值观靠什么建立？它是一个既定的东西，还是表现为演进、变化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还需要联系我们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探讨与国际社会及其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国际社会及其道义在“战争与革命”与“和平与发展”的不同年代的各自性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自身实力不断壮大的国家，对于建设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人类新世纪，应当有什么样的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可能有什么的取舍余地？在新的纪元里，占当今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如何使中国的伟大先哲留下的宝贵思想更加充实和发扬光大？如何努力使人类各民族的不同的文明智慧更好调动起来，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地球的可持续存在发挥更大作用？
讲到这里，不能不探究另一个层面即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纵观当今世界，变革与发展绝不只是所谓“转型中国家”的事务，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在冷战结束之后，无不在根据变化的环境和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同时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无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就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而言，进行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并从中获得借鉴启示，无疑是当务之急之一。理论上讲，外交的转型并不是当代独有的现象，它发生在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所有阶段上；每当旧的时期结束、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政策体现的外交工作，必然形成从指导思想、交往原则到敌我友关系构思和战略策略的一系列相应改变。然而，在当代条件下，确有一些独特的新内容新趋势，值得跟踪研究；例如，人们不仅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观察到了世界由“战争与革命”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由粗放式扩张朝集约式增长的技术变化，由所谓“经济发展第一”朝注意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变化，而且，更在最近的几年内，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及科技的一体化趋势、全球政治与理念的多极化趋势等历史性事态，所有这些当代史实都不可避免地将给各国新时期的外交留下深刻的印记，并且对于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发生久远的影响。
因此，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要客观而充分地记录历史，它必须认真汲取正在流逝中的经验和教训，它还应当提供一定的战略思考和前瞻性说明，它将揭示外交与内政之间实际存在的、却奇怪地受到长期忽略的丰富联系。比如，它可以告诉人们，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为什么更加专业化、“与国际接轨”的外交是必需的，为什么外交人员要不断更新观念和自我充实，为什么外交工作不能不变得更加多层次多渠道，为什么外交决策过程有可能更加立体化和科学化，为什么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既服务于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又同时受制于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贸易的或其它经济技术的手段比传统的武力方式更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国际间的利益和矛盾很难用一个尺度权衡及应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研究人员能够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能够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才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四、国际安全的新形势和相应产生的新安全观念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禧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
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此外，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块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
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当然，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少数年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有可能加剧全球范围的军备竞赛，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警惕和防范。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尤其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消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难民救助、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因素新趋势。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的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概括地讲，它的主要思想是，随着边界作用的相对下降和主权意识的某种变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国内的一些矛盾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治理办法和思路加以解决。
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应当分析和回答的，不止是与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而且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如贩卖毒品）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包括难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
总之，新的安全观要“综合”的，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