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昭示了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工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招雇农民工的困难，这个季节出现这样的困难在过去还未曾有过。
喜耶，悲耶？
突然出现农民工招雇困难这种局部现象，总的评价应该是喜忧参半。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国民经济整体发生变化的一个反映。农民工不能足额招募到，说明一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供应小于需求。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结构分析从来要比总量分析更有意义。农民工荒的出现，决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总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种现象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是资源价格和市场结构变化的结果。
今年我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粮食价格上升，农业收益有了显著提高。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看，农民上半年现金收入134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超过城市居民的同一指标2.2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8.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16.1％增长中，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13.9％，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增长18.9％，家庭经营收入增长15.4％。这说明，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收入比重是相对下降的，而农民的种植业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则是显著提高的。同期，农民人均税费负担11.5元，同比下降27.2％，其中农业税减少11.3％。比较之下，农民有可能选择回家务农。前半年农民出售的主要是去年的余粮和今年的夏粮，更多的农产品销售在后半年。农民回家，自然是要增加对后半年生产的投入，预期得到更多的收入。在经济利益面前，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选择一样理性。
民工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成本和收益的一个机会。
我们至今没有官方的关于城市工人工作条件的统计，实际上，即使有这样的统计，其可信度也令人怀疑，因为这种统计的难度很大，信息失真很容易发生。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最基本的可观察的事实。从基本面上看，近十年之内，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化。从典型调查看，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一般每日在10小时以上，且一般没有双休日。农民工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工资支付状况等等，要比农业生产领域差了许多。农民工在城市的平均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扣除食物、住房、通讯和其他各项必要开支，所剩不多。我的调查发现，一些年轻的男性农民工甚至无多余收入汇回家里。
按照今年的农产品价格，种植业劳动的日工资可达到50元（农业雇佣工的最高日工资已经达到30元之上）。在农闲时间，农民还可以从事家庭经营活动，虽然日工资会明显降低，但劳动生活条件要比工厂做工好许多。现在中国的农业劳动条件早已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那个样子了。农民工回流的事实告诉我们，在目前的特殊条件下，某些农地相对较多的地区，从事农业的净收益要大于到城市务工。
回顾早期工业化革命的国家，那里也曾长期出现农民不愿意到工厂做工的情形，以至政府通过严酷的法律迫使农民进工厂。中国为什么长期出现农民背井离乡踊跃进城做工的情形？不难理解，这是中国农业生产净收益极端低下（甚至是负数）的结果。一旦农业净收益发生变化，劳动力的流向立即发生变化。
关于农民工回流是喜是忧的判断，只能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前景中得出。今年农业收益的变化主要是农产品市场变化的结果，税费改革也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市场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得到改善，也不意味着这种变化不会发生逆转。事实上，在农产品市场波动的大周期中，今年可能是一个高点，农产品价格很难在这个高点上长期运行；考虑到国际粮食市场的因素和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因素，这个高点更不容易维持。农业比较收益下降以后，农民工又可能重新大规模流向城市。显然，这种波动的反复发生，并不利于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农业经济的根本改善。这是忧之所在。
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目前这个变化有可能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条件，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发生调整，资本做出某种让步。同时，这种压力还可能会促使政府加强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出台有利于劳动的政策。这是喜之所在。
民工荒是中国城乡经济结构的一个转折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刘易斯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说的是不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这个理论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如果有足够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资本积累的规模不能吸收这个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报酬将维持某种较低的水平（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零），劳动市场也将不会是一个结构完善的市场，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难以实现权利平等。这个理论当然不意味着只要资本一方提供的劳动报酬大于零，就有劳动力的供应。实际上，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必须大于农户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平均收益，才会有劳动力的供应。
被刘易斯模型化的过程，应该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痛苦的过程。直到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劳动力被充分吸收，一举结束“资本短缺、劳动过剩”这种市场结构，这个痛苦过程才会结束。
当然不应该简单地套用刘易斯模型来描述中国的经济现状，例如，中国目前似乎是资本也在“过剩”；中国的问题从来就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只是宏观总量方面的问题。但是，从大跨度的历史现象上说，刘易斯的道理还是对的。
现在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民工荒”现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要结束刘易斯的“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零”的时代了吗？我以为要得出这个判断还为时尚早。
按我的匡算，中国农村家庭要过上像样的生活，并维持一定的规模经济，每个农户应该有50亩土地。这样，中国农村劳动力至少要有80％必须转移出来，就是说，现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有4亿要在城市经济部门就业，去掉已经在城市经济部门就业的约1.8亿，还有2.2亿需要转移。按近年的数据推算，不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以4％的转移速度计算，那么，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农村户均50亩土地。显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在以后的时间里，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大于农户在农业中的平均收益，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务农收入将会逐步提高，但这种提高将是极为缓慢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农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主要依靠农业本身，而必须依靠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提供的收入。像今年这样粮食价格提高超过40％左右的情形，不可能经常发生。所以，只要资本提供给劳动的报酬有一个适当的提高，农民工一定会返回城市。
一定要在结构改革上做大文章
如果能在2030年左右实现中国农村户均50亩耕地的农业经营规模，那不仅意味着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有了比较巩固的政治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但是，我又担心20几年的时间一晃就过，我们没有做成什么事情。
中国的改革未能在结构改革方面下大工夫，我们的担心就在这里。宏观形势稍一紧张，结构改革的环境就不好了，只顾得上调整总量关系，结构改革不能全面展开。宏观形势稍一宽松，结构方面的问题又似乎压力不大了，也就不去管它了。
“民工荒”正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数其大端，可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个国家的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真是举世罕见。这一定会给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当然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去甚远。
农民工进城就业，他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又在乡里扮演消费者角色。这既产生了宏观上低效率，又产生了微观上的福利损失。
目前的制度还加深了城乡经济的分割。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不是“契约化”的就业，他的利益难以提升农村集体制度使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得不到放弃土地财产权的任何补偿，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土地。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于城市的生活，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速度。
目前的制度还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极高的“外贸依存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因为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的困难，使得中国廉价加工业品包含了制度性因素产生的成本“节约”，为国外市场保护主义者所诟病。同时，因为我们并不熟悉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在低工资之下变得狭小，这就造成了“资本过剩”（表现为利率低）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结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有教无类”传统的国家，基础社会的百姓曾经享有高于欧洲国家的教育水平，可是现在竟然成了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想来让我们羞愧。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素质”低下的结果。
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虽然复杂，但大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这就是坚决地打通农民进入城市的管道，使农民从农村能出得去，在城市能住得下，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