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社会学解读_社会结构论文

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社会学解读_社会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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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充满活力,对我国的国策制定和战略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是与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及其对实践的指导密不可分的。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集中代表了我国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凝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要,是整个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学科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发掘、理解和阐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仅是一种初步尝试。

一、理解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重要前提

在一种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中,其深层预设往往蕴含了对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理解的先决条件。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始终贯穿了社会有机体和整体发展思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全球化趋势等重大内容,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前提。

(一)社会有机体和整体发展思想——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深层预设

邓小平的社会观和发展观是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预设。邓小平社会观的最基本内容是社会有机体思想。从他的思想脉络看,社会是一种有机系统,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种社会观决定了他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观,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的整体进步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的协调运行与全面发展。[1]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基本特征。他的区域发展的基本思想正是这种社会观和发展观在区域发展领域的运用。

首先,“区域”是有地域界限的社会系统,即“区域社会”。区域社会系统由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子系统及其要素构成,它保持了整体社会的系统连续性和有机体基本特征,是区域性的社会有机体。正是在这一理论预设下,邓小平反复论述了区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联系。

其次,区域发展是区域社会的全面进步过程。邓小平认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决定了经济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没有经济的高度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区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些子系统的发展既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区域发展是两个文明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是区域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这一思想是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与其他许多区域发展理论的明显区别。

其三,区域发展对于国家整体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区域在自然禀赋和社会人文方面均呈现出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邓小平看来,这一国情具有深远的宏观战略意义。一方面,区域发展是国家的整体社会发展的重大内容和有机构成,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与基础。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与国家的整体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的一体性,社会发展是区域发展的理论构想与实际运作的前提。以国家共同体为着眼点,区域发展的更高价值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这种发展能够不断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中国社会转型——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重要历史逻辑

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理论本身往往就是历史变迁的记述,对这种理论的理解必须有强烈的历史感。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记述,他的区域发展理论则是我国区域发展领域的历史策划与纪实。因此,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可以获得理解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范式和方法。

我国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进程”,[2]“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社会类型过渡,包括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是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进行,并交织一起”,“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3]并认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社会转型,整个社会进入了急剧转换与变迁时期。[4]

这一总体性社会背景决定了我国区域发展重大转折的到来:区域的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型向社会主义市场型的转轨,区域的社会资源配置由政府行政指令的单一机制转变为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混合机制,区域社会结构的同质特征弱化、异质特征增强;区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发展主体,利益结构迅速分化和多元化,并由内向型发展变为外向型发展,发展模式趋于多样化和特色化;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均衡推进的格局不复存在。正是针对我国社会与我国区域的发展与转型的具体现实,邓小平论述了我国以及区域的经济体制转轨、利益结构调整、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文化和价值观念变革,以及区域的特色发展、区域发展差距的意义、区域的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等等。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线索及其社会学研究,能够呈现出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基本脉络和学理内涵。

(三)全球化趋势——邓小平区域社会发展理论的宽阔视域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渐融合为全球市场,一切阻碍全球生产关系和市场体系的社会结构、制度、法规、政策、习俗面临变更甚至瓦解。在此形势下,国内区域发展不再是纯粹的国家内部事务,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区域开放程度的影响。所以,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是邓小平对我国区域发展的理论思考和战略决策的又一现实基点。

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超强跨国资本和强权政治集团主导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现实,及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和巨大挑战,精辟地概括了全球利益格局,分析了发展的可能性、紧迫性与时机性,明确了我国以及各区域快速发展的战略条件。他反复告诫,各区域必须认清自己在全球竞争条件下的处境,采取有效方式加速自身发展。从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决定,到“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如何自力更生、自主发展、避免边缘化、提高竞争力、跻身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潮,都是他对区域发展的构想。

二、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重要内容的社会学理解

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包括现实视角、战略核心、战略构想及其宏观效应。

(一)现实视角

如何加速国家的整体社会转型,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邓小平所关注的中心向题,由此也决定了其区域发展理论的现实视角,即加速区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以推进国家的整体社会转型和现代化。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探索出了一条在初期阶段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加速区域的社会转型与发展来推进国家的整体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道路。

(二)战略核心

邓小平区域发展的现实视角的逻辑展开和战略化,形成了他的区域发展战略。其中,如何加速区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以推进国家整体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战略问题。由这一问题可以分解出两个战略基点,其一是区域发展的战略构想,其二是区域社会发展战略的宏观效应。邓小平有关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思考和论述基本都可纳入这两大战略基点。因此,战略核心与上述两个战略基点构成了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

(三)战略构想

在邓小平的区域发展与国家整体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区域发展战略具有基础性意义,目标主要在于增强各区域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创新能力,加速区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其内容主要是:

区域的特性。从发展的意义上说,区域可以被视为一种行为体。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区域行为体的特性的认识会有极大的差异,区域可以被视为主动的行为体,也可以被视为被动的行为体。对区域特性的认识,反映了人们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理念。邓小平对区域特性的理解是区域观念的一次深刻变革。从他的思想可以看出,区域行为体的主体特性得到了肯定,区域发展被视为受其内在动力驱动,对发展取向和目标进行理性权衡,并使之现实化的行动过程。

发展时机。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区域要“争取时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他充分意识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各区域如果抓住有利时机,就能加速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有以弱胜强、以弱超强、后来居上的希望。邓小平有关发展时机的论述说明,对于后发国家或地区,发展时机即意味着现代化的机会,善握机缘则能迅速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反之则将与现代化无缘、陷入边缘化的危境。

发展道路。邓小平倡导区域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走有特色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区域特色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以他对区域社会的差异分析和认识为依据的。他根据区域的不同结构要素和发展条件、机制、态势,指出了沿海城市和内陆地区各具优势,必须采取与自身特点相宜的方式,特色发展才是成功的发展道路。

发展模式。邓小平关于特色发展和优势发展的思想,涉及了特色与优势之间的结构关系。从邓小平的思路来看,区域发展既是特色发展也是优势发展,是这两者的整合和一体化。这也意味着区域发展必然是异彩纷呈、各显其能、独具特色的过程。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极富深意和启发。特色不等于优势,但可以成为构成优势的要件。特色来自于区域的原生条件,表现了区域结构要素的原生性的自然和社会特征。区域的原生特色经过洗练,可以转化为区域的继生特色,并进一步升华为区域优势。区域通过特色优势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自己的势位,从而增强竞争力、扩张发展空间、推动区域的全面进步。这实际上是我国区域加速发展的普遍过程,因而具有最一般的模式意义。

(四)战略的宏观效应

区域发展战略的宏观效应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延伸,其思考着眼于区域发展对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价值或意义。如何形成这一宏观效应,是区域发展战略构想的更高目标,也是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根本所在。

在邓小平区域发展战略的宏观效应的思想中,蕴涵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预设及其理论方法。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流派——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虽然存在没有国家的社会,但是,在复杂的社会里都有国家存在”。[5]事实上,自民族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以来,它也成为了人们认识、描述和谈论重大社会现象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常常成为了涵盖“社会”的概念,正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6]即使在当今,国家权威受到了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挑战,这一点仍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一国的社会发展及其区域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当然也难以脱离与国家有关的概念与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到邓小平区域发展战略宏观效应的学理内涵。

与上述逻辑相一致,国家是一种共同体和社会结构体系,具有一切结构体系所必有的复杂互动关系。区域发展战略宏观效应的构想正是以区域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为前提的。其中,区域作为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结构单位,其运作一方面构成了国家体系的连续、一致与整合的重大内容;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表达国家体系本身存在的差异、矛盾甚至冲突。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大量内容,广泛地涉及了区域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关于国家社会系统的区域化建设、各区域发展过程的互动、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互构等论述中,展现了我国区域发展应有的宏观效应。

1.国家的社会系统的区域化建设。由于国家内部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行政系统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即所谓“域化”(regionalization)现象。通过域化过程,国家系统在区域中延伸和运作,从而使国家共同体在辽阔疆域上的构成成为可能。正因如此,邓小平对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做了大量的阐述:

区域经济系统。邓小平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改变区域的物质条件、推进物质文明,从而为区域的精神文明、乃至国家的整体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邓小平根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强调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在邓小平的发展思路中,区域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区域政治系统。邓小平对区域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决策机制科学化,做了许多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述。这些论述深刻说明了,在实现国家的整体社会调控、加强社会整合、进行社会动员、达成发展目标等方面,区域政治系统的重要功能。

区域文化系统。文化是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符号和知识系统,它提供了社会的共享价值观。文化也是社会建构其制度和法律、形成规范和习俗的基础,是社会关系模式和互动模式的维续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既建构了人,也建构了社会。正是出于对文化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及区域的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深入思考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反复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

地方政府及行政系统。国家权力和行政设置通过域化过程“嵌入”到区域之中,成为地方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的一种重要构成方式。现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同构关系决定了区域兼有社会实体和行政实体的双重属性,因而在实践中,区域发展大量地表现为地方政府及其行政系统的运作过程。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是由国家及政府积极推动的,地方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的运作在实现区域发展战略的宏观效应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邓小平关于区域发展的许多论述是在对区域政府行政领导的谈话中展开的,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区域政府和行政系统的高度重视。

2.区域发展过程的互动。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发展思路和战略的根本性的变化,打破了区域原有的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尤其是随着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迅速扩大,我国区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对国家的整体社会稳定、转型与持续发展形成挑战。反之,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则可使之对国家的整体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效应。邓小平关于各区域发展过程的互动思想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在邓小平对我国区域发展的论述中,尤其是从他的“两个大局”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中,可以概括出区域互动的主要原则和基本内容:(1)强势区域的优先发展。让一部分有条件、有优势的地区先发展和先富,体现了邓小平的强势区域优先发展的原则。这些地区能否先发展和先富起来,关系到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其宏观战略效应的实现。所以,邓小平也将这步战略称为“第一个大局”。(2)强势区域支援弱势区域的发展。邓小平设想,随着先发展和先富起来的地区的实力积累和辐射力增强,将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国家可运用宏观调控和政策倾斜等措施,促使资金、人才、技术等稀缺资源和要素流向后发地区,从而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区域发展战略的另一个大局。(3)建立和加强两类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由于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的带动和支援,推进了后发地区的进步,后发地区反过来又支持了先发地区的更快发展,两类区域因而形成了互补和良性互动的关系,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为达到区域的共同富裕奠定现实基础。在邓小平看来,由于区域间的这种互补和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我国区域的共同富裕是能够实现、而且必须实现的目标。[7]

3.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互构。国家与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发展理念与行动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首要因素,区域的社会结构、区域的发展地位和利益、前景等,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整体社会发展目标与战略,甚至服从于国家对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自我利益的理解和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的发展过程,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国内区域是构成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结构要素,区域的发展水平也影响着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制度模式、政策选择、管理方式、权力运作效率等等,对国家整体的经济和社会运行产生深刻的型构作用。在此意义上说,没有区域的现代化,国家的整体社会现代化是无法想象的。

在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中,许多内容和论述都贯穿了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互构关系,如经济特区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区域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世纪的区域发展与我国社会的发展远景,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加速区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来推进国家整体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是邓小平对国家与区域之间互构关系的创造性运用,高度体现了他在国内区域发展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的不凡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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