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教育的泛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素质教育这一时髦的词汇被引入教育以来，在各种教育研究的论述中如果没有素质一词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观念。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研究中，素质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刚引入且得到推广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不对学生开出了庞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内容清单，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描述、解释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标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胀起来。职业教育似乎对这一问题更为显著，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所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与境界。然而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教育，学生的学习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三年，这既有时间的约束，还有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约束，在三年之中我们要培养一个理论知识上似乎可以赶上专科或普高，在实践能力上可以达到高级工或中级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是天方夜谭，通识教育已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列。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实际上把职业教育进到了泛化，之所以称为泛化，是因为任何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职业教育，好像这样的教学目标追求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强的能力，能够更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现实的实际却是学生就业难，企业更不满意。职业教育追求教育内容远离具体的岗位知识和能力的这种泛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呢？这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涉及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之所以提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或者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是因为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且职业能力中的职业是具有某特定范围的，它应直接对应于社会生产（广义的生产）相关的岗位或某类岗位。因为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培养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职业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标志：完成初始职业化，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既然是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中，就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至少是在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态度等进行整合并内化为某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泛化，使职业教育本应追求的教育过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未来学习能力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观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识教育的泛职业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通识教育最早是由纽曼提出的，通识教育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公民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这种广泛知识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种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呢，徐国庆在其《试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展开顺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否定。反过来讲，即使我们把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针对某岗位群，而不是某具体的岗位，职业教育应追求的是什么，知识在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个体的职业能力，因为在职业教育不断泛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向了知识化，而非职业能力的养成上。我们说转岗能力也好，进一步学习能力也好，适应能力也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在狭窄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即以某岗位的岗位职业能力为具体培养目标，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下，学生就难以具备这些发展能力呢？其实，即使从一种狭义的职业教育作为出发点，或课程的组织方式，其转岗适应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机械维修工，如果某个体精通于维修机床，当他转岗到汽车、纺织、食品等行业来做维修工是极其容易的，因为机械维修的故障判断、修理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操作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再比如一个精通车床操作的车工，他若转为一个铣床操作工，或一个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机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是在对设备的具体熟悉过程中，就基本可以胜任。如果说当个体不能进行转换，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础能力太弱，如计算能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所设计的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太低，它不能达到这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时就应当提升这类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也应当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期间不断地强化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也是职业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职业教育基础层次设置得很高，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能完成个体一生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它更需要个体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而另一方面总是在试图努力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把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培养出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养成过程中，把这种学习过程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思维过程，在今后的转岗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可迁移的学习能力，这是职业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职业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职业教育既然是针对某岗位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泛化在各种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其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从职业学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职学院、普通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所组成。高职学院大多是过去的普通中专所改建，与普通中专的教学模式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而过去的普通中专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它的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的教学设施，离能真正地开展职业教育相距甚远。职业高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大跃进方式形成的，其教学设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校就不具备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最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学校，但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技工学校）由于企业转制等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的经费短缺，设备更新缓慢。同时，近十年之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强，就业弹性就全国而言在某些年还是负数，学生就业难的客观现实使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不得不放弃这种传统的领域，向第三产业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技工学校的职业教育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其次，从职业学校的师资看，进行以岗位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培养也难以达到要求，对“双师型”教师的大力呼唤就是师资状况的一个确切的反映。第三是职业学校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收费上学，学生分摊教育成本后，学生规模的扩大无疑成为职业学校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学生规模的扩张所得到的收费难以弥补真正开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缺额。在这种背景下，以基础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思潮无疑为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出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成了必然。
职业学校的泛化虽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如不具备基本的上岗能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教育适龄人口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在学适龄人口庞大而教育经费不可能无限增长，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说哪怕是一种基础的专业教育，或是一种职业引导教育，也是对我国人力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渠道。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但也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大力发展真正的职业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下，只有少数人得到专业教育。或者大力开展基础专业教育，在经济支撑能力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到基础的专业教育。这种选择是不依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想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企业、个人和学校的决策。
目前，虽然职业教育泛化的问题是广泛的，但在不同地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学校自主办学面临社会经济状况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才满足了社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脆弱，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职业教育的泛化就相对具有市场。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舒尔茨和韦尔奈的实证检验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养个体农场主的适应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关于学校教育是否可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至今尚未有严格的证明，目前只有证据显示，更多的学校教育与较高的收入相关联。这说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泛化，我们无须更多的担心。
三、学校职业教育的延伸
虽然我们无须担心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与企业的具体岗位职业能力协调起来，或者说衔接起来。因为，只有在对口就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应用，才能显著提高生产率，在对口就业不畅的情况下，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非对口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长为岗位合格人员，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是不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途径是广泛地开展企业的岗前或在岗培训。然而对企业来说它们更注重追求利润，只有当他们觉得培训投资有利可图时，或者当他们的培训投资不需太多的投资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投资于员工培训。因为，企业投资培训也面临着风险，对员工过多地提供培训，当受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对其很好工作就离开企业时，企业就会损失投资。关于受培训员工跳槽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从目前看，实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对员工吸引力强，对员工的职前和在岗培训已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弱，对员工的培训还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增加就业人员的快速流动性，人员流动得过快，延长了就业人员成为岗位熟练者的时间，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出口问题也影响极大。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的延伸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强制所有的学校都面向更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教育，也不应对企业采取严厉的培训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独立的培训机构。从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训的不仅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我国存在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需转岗和再就业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定区域的技能培训中心，这一技能培训中心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通过短期培训来缩短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适应过程。引入培训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有以下几点好处：(1)独立培训机构的专业化和针对性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适需的劳动者。(2)学校主要从事专业基础教育更易发挥其规模效益。(3)可以减少学校设备投资的浪费，因为，学校设备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数学生，中间培训机构可以更广泛地用于社会失业、转岗的人员再培训。(4)有利于缓解企业与就业人员在培训问题上的纠纷，尽管在培训中，个体负担了更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能够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其熟练程度高而增加收益来得到弥补，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最易接受的雇佣形式。(5)由于独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可以给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一个明显标识，比企业培训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对企业没有损失，但是企业所能支付的较高工资实际上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这种中间独立培训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的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二，发展规范的学徒制。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在我们高喊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经验之时，却把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学徒制扔在了一边，基本上废除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的学徒制。当然，我国那时的学徒制是存在缺陷的，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学徒制主要是工人子弟接班和计划安排的新增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由于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过低的文化基础，如有的小学不毕业就当上了学徒，使学徒制培养的工人适应能力差。实际上，在那时学徒制只是社会用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二是没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和标准，尤其是专业基础理论。三是对于指导学徒的师傅没有筛选机制，师傅本身的操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对学徒工的学习成效影响甚大。但这并不是学徒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不规范问题。学徒制的取消对我国产业工人的培养，损失是巨大的。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显现，上海已实施了庞大的职业见习计划，在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也正在发展，这说明学徒制有其自身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学徒制更易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在学徒期间无论是否得到工资，它都远比学校教育成本低。在社会的现实中，多数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徒制来完成的。由于我们没有学徒制度，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即使有学徒的需要，但学徒在企业的存在可能将会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用工，尤其是在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无职业技能的人员进入企业带来了困难，企业接受愿意学徒的人员对企业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做的。如果把它进行规范，使之合法化，也是对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我们不能只强调企业把大量的资金给学校，学徒制可能是企业更容易接受的投资职业教育方式。这对解决我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和满足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工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