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鲁门政府的越南政策_军事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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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2)02-0096-06

关于越南战争(1954~1968年),国内外已有比较广泛的研究,但对其起源的研究则显 得相对薄弱,由于资料的缘故,尚有许多空白。本文拟就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越南政 策试作论述,以就教于读者。

19世纪印度支那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一直关注日本对亚 洲的侵略。1940年9月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北部,1941年7月占领整个印度支那,美国对此 作出强烈反应,但并没有改变其“不介入”的基本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视印 度支那为其太平洋战略的组成部分,战争后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直接 在军事上支持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独立同盟的抗日活动,帮助训练游击队并向其提供武 器。美国军方和战略情报局的官员把越南独立同盟看作是越南唯一真正抗日的力量,双 方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这是美国介入印度支那的开端[1](p.9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支持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包括结束欧洲殖民统 治和打败日本的双重目的[2](p.3)。罗斯福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法国继续统治印度 支那,主张使印度支那战后脱离法国,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这是因为:1.印度支那作为 粮食、原料产地和保卫通往南亚水道的战略前哨而备受美国人关注。法国再度控制印度 支那会使美国丧失这个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地位的地区[3](p.7)。2.罗斯福政府认为, 1940至1941年印度支那的维希政府官员屈从于日本人的要求,与其合作,对菲律宾和新 加坡的陷落负有责任[4](p.3)。3.罗斯福认为,法国这个贫穷的殖民者对印度支那剥削 太重。1944年1月24日罗斯福在致赫尔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指出,“法国统治这个3,000 万居民的国家已近100年了,而那里的人民比开始受统治时更困苦了”,他认为印度支 那人民有权利得到比这更好的命运[5](p.1579)。4.罗斯福“希望托管制将让美国在太 平洋和其他地方的战略据点设立长期的海空军基地”,“从而确立一个能维持二十年的 、有效的太平洋安全体系”[6](pp.611~612)。

但罗斯福去世前放弃了战后印度支那非殖民化的设想。究其原因:1.罗斯福的印度支 那政策遭到在世界各地拥有广阔殖民地的法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它们担心印度支那非 殖民化会引起连锁反应,危害它们的殖民利益。2.出于“欧洲第一”的战略构想,战时 美国在北非战场上迫切需要法国支持,以共同对付轴心国;战后美国也需要与法国合作 ,参与西欧的经济重建及共同抗衡苏联(注:托管制是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的一个具体 构想,但在战争后期,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在处理德国、成立联合国以及对付苏 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国不得不借重英法。罗斯福的后继者杜鲁门也面临着同样的 情况)。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占领了太平洋上一些岛屿,这些岛屿的重要战略地位 使得美国军方力主在战后保有这些岛屿,如果美国坚持改由联合国战后托管印度支那, 则美国对这些岛屿的占有也会受到影响。出于这些考虑,罗斯福在去世前一个月同意法 国继续保有印度支那,“承担托管的责任”,但以使其“最终独立”为附加条件[4](p.4)。此时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主要服务和服从于战争的需要。

1945年4月杜鲁门上台执政。此时在联合国问题上美国迫切需要法国的支持,更为主要 的是,建立抵抗苏联的西欧防御组织也需要法国的合作。战后法国共产党成为左派第一 大党,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杜鲁门政府担心,如果给予印度支那真正的独立, 法国共产党就会从中渔利,从而取得政治优势,甚至上台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 政府开始迎合法国的需要。1945年5月,在联合国成立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国务卿爱 德华·斯退丁纽斯对法国外交部长明确表示,美国从不怀疑“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 [7](p.15)。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在重大公开场合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1945年 夏,杜鲁门在与戴高乐会谈时表示,美国不反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并保证以后不会给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事务制造障碍。8月30日,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重申美国承认法 国对印度支那享有主权的立场,并告诫美国外交官员:“美国无意反对在印度支那重建 法国人的统治。”[4](p.6)美国由反对法国战后在印度支那再建殖民统治转变为彻底承 认法国对印度支那享有主权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印度支那政策必须服从于战后确保欧洲 ,抗衡苏联,建立世界霸权的需要。这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先欧后亚”方针的体现。

波茨坦会议划分了盟军占领印度支那的职责范围,规定北纬16度以北属中国战区,以 南归英军管辖。但是美国以各种方式帮助法国在印度支那重新立足。日本投降两个月后 ,大批法军乘坐美国舰只尾随英军而来,美国还贷款给法国购买75艘运输舰只,并默许 法国人无代价地使用按“租借法案”租借给法军进攻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和英军移交给法 军的美国武器装备;美国还直接提供给法国大量现代化武器,名义上是增强法国和西欧 的防御,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法国用于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尽管美国政府曾规定: “在与印度支那相关的情况下,美国军火不得卖与法国”,以避支持殖民主义之嫌,但 实际上美国并未执行这个规定。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27日一项非公开的政策声明中 坦白地承认这一点:“美国出口到法国的军火被转运至印度支那。”马歇尔计划对法援 助负责人、后来担任美国驻越使团负责人的罗伯特·布拉姆说,二战以后美国提供给法 国的军事装备被“间接地通过巴黎用于(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4](p.8)。美国还 给予法国大量财政援助,这些资金也被用于印支战争。美国政府同样知道法国的这个举 动,但为实现其欧洲战略目标而予以默认。

为使中国占领军撤出印度支那,法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美国则从1945年9月 底就不断要求中国政府支持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并指示美国顾问菲利普·加拉 赫尽力敦促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占领军长官卢汉将军早日撤军。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军 队从1946年3月开始撤出越南北部,由法军接替“防务”。这样,继英军于1945年底陆 续撤离越南南部之后,法国占领了整个越南。

法国虽然接受了美国的军事及财政援助,但还是拒绝美国关于在越南建立自治政府的 建议。法国为了洗刷它在二战中受到的耻辱,重塑其大国形象,欲在二战后全面维护其 对殖民地的统治,为此提出了针对越南的“十柱戏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一个殖 民地独立,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就会受到鼓舞,从而导致其他殖民地丧失。1947年 ,法国富饶的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爆发反法武装起义,“十柱戏理论”在法国一时甚嚣尘 上[4](p.9)。这个理论与日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如出一辙。法国坚持殖民政策 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了冲突。1946年11月,法军违背《法越初步协定 》(注:1946年3月6日,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于河内签订协定,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 邦的一分子”,并规定双方“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炮击越南北部城市海防,12月1 9日对河内发动总攻击,挑起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正式形成。从此美国以“世界警察” 的身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持亲美政权,大规模插手地区冲突,在全世界反对共产主 义运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视法国为欧洲的“支柱”,加强了对法国的支持,而对胡 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充满敌意。于是,两极体制下的竞技场由欧洲扩展到其他 地区,越南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最终在这里形成了一场“热战”。

在杜鲁门提出冷战政策以后的两年中,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解决经济萧条和防止共产 党可能执政的法国身上(注:1945年10月,法国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制宪会议选举,共产 党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法国“温和派”政治家警告说,干涉法国殖民事务会对法 共有利,因此美国听任法国自行处理印度支那问题。美国国务院得出结论:美国最为关 心的是使法国“在欧洲成为帮助我们实现远景目标的友好政权,这优先于我们在印度支 那的目标”[8](1948,vol.6,p.48)。尽管1945至1949年,胡志明多次给美国总统和国务 卿写信,要求美国支持越南独立,支持越南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甚至表示印度支那“对 美国资本和企业来说是一片沃土”,并提出可以提供金兰湾作为美国海军基地[3](p.10 ),但均未得到答复。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强调,胡志明在他的整个生涯中一直保持 对莫斯科的忠诚。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已被“可能与苏 联保持间接联系和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保持直接联系的共产党所控制”[9](p.170)。 接替伯恩斯的乔治·C.马歇尔指出,美国不愿看到法国“殖民帝国及其政权被源于克里 姆林宫的哲学及其政治组织所取代”,美国政府要尽力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取胜 ”[8](1947,vol.6,pp.67~68)。

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美国的越南政策尚处于酝酿时期,还缺乏明确的目标。这主要 是因为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方面,政府内部存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情绪 ,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以阿博特·洛·莫法特为首的东南亚司认为,法国回返印度支那 必须以加速印度支那自治,最后予其建立自治政府为条件。这个建议得到远东事务科科 长约翰·卡特·文森特的同意。另一方面,一些官员认为,胡志明同共产党有直接联系 ,不愿看到越南为共产主义势力所控制。还有一些“欧洲派”官员担心,如不支持法国 ,法国在欧洲及联合国问题上就会不支持美国,所以不愿利用美国的影响迫使法国人做 出让步。因此从1945年至1950年,美国政府在制订对越南政策时犹豫不决。但是,正如 五角大楼文件所指出的:“美国不为越南人进行干预就等于赞同法国人。”[10](p.9) 从1945年至1950年,美国虽然宣布中立,实际上实行了明显倾向法国的政策[11](p.1) 。这等于纵容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加快了法国殖民主义在印度支那复活的速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影响美国对越南政策的 分水岭。杜鲁门政府支持保大政权(注:1949年6月,为孤立越盟和欺骗世界舆论,法国 炮制了“越南国”,以日军占领时期当过傀儡皇帝、当时流亡香港的前阮朝皇帝保大为 “政府首脑”。越南南北方正式分裂。)并向法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以对付共产党 领导的越盟。

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乱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美国政府得出了东南亚对美国国家安 全至关重要的结论。国家安全委员会48/1号文件指出: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对美 国来说是“严重的政治溃败”,并预测“如果共产主义势力席卷东南亚”,美国“将遭 受更大的政治上的失败,并殃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及到那时暴露无遗的澳大利 亚”[7](p.82)。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东南亚落入共产党之手,两极世界的战略力量对 比就会发生变化,苏维埃集团的力量就会得到极大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引起欧洲 不安,美国担心,如果共产党在东南亚再度取得胜利,西欧各国或许被迫与苏联议和。 美国政府还认为,东南亚的丧失会给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从日 本到菲律宾的太平洋近海岛屿防护链会受到威胁,澳大利亚、中东、美国和印度之间的 海空航线会被切断,从而严重阻碍战时的军事行动[3](p.13)。1950年2月27日国家安全 委员会第64号文件指出:“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以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进一步 扩张,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东南亚的关键地区印度支那正面临着直接的威 胁,一旦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政权所控制,其相邻国家泰国和缅甸就会落入共产党之手,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将处于极大危险之中。”[7](p.76)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愿同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主义牵连在一起的 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政府内部强调欧洲第一与强调反对殖民主义这两种不同政策得到 协调:美国既要在欧洲支持盟国抵抗苏联威胁,又要在东南亚支持法国遏制共产主义“ 扩张”。因此,印度支那便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使美国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日益增大 。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指出:“克里姆林宫统治区域的扩大,提高了 美国不能以强有力的联盟、以更大的力量有效地抵抗克里姆林宫的可能性。”面对两大 敌对阵营实力的消长,杜鲁门政府认为美国面临全球战争的危险,因此必须立即提高军 事实力,增强欧洲防务,加强对远东的遏制。特别是,美国政府认为,在印度支那问题 上支持法国对维护西欧安全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可以换取法国同意重新武装西德并为“ 欧洲防务集团”提供军队[3](p.12)。于是,美国的越南政策成为美国的欧洲政策的“ 抵押品”。

从1949年开始,苏联和中国向越盟提供武器[12](p.14),中国还向越南派遣顾问。195 0年1月18日和31日,苏联和中国先后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越南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切 使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认为,胡志明“作为印度支那独立的主要敌人的真正立场” 得到了证明,而且是斯大林在东南亚“加快革命步伐”的象征[8](1950,vol.6,pp.710 ~711)。美国政府加深了对胡志明的敌意。艾奇逊认为:“与其由共产党统治印度支那 ,不如承认保大政权。美国的帮助虽然不能保证保大的胜利,但缺少美国的支持却的确 会使其失败。”[8](1950,vol.6,p.692)于是,1950年2月7日美国正式承认保大政权, 5月1日杜鲁门签署文件,给予保大政权1,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1951年9月7日,美国 与保大政权达成协议,美国向南越提供直接受援助,同时着手在西贡建筑使馆。1952年 7月,杜鲁门把美国驻越使节升为大使级,俨然把越南南方作为主权国家[13](p.30)。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加强了美国的冷战意识,坚定了美国政府“保卫”印度 支那的决心。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及其成员 国部队,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这些部队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13](pp.35~36)为 防止中国军队卷入越南战争以及法国内部日益增长的失败主义情绪会导致其从印度支那 撤退,杜鲁门政府认为,必须增加对法国的支持。因此,对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仅次于 对朝鲜战争的物资配给,获得了第二位的优先权[7](p.83)。1950年6月29日,美国在越 南进行了第一次直接的军事援助,八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越南,向被围法军空投武器[12] (p.14)。7月2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文件,决定给予法国1,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印 度支那战争。1950年9月,美国正式向越南派驻35人的“军事援助顾问团”(注:这个顾 问团人数不断增多,职权不断扩大,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成为美国侵越的准战区司令部。 ),帮助法军训练越南军队,充当战略顾问[3](p.20)。这是美国插入越南的一个楔子, 为其以后全面卷入准备了条件。12月23日,美国与法国及所谓法兰西联邦成员国——越 南、老挝和柬埔寨签订《相互防卫协定》[13](p.30),这是美国对这场战争进行正式干 涉的标志。通过这个协定,美国把自己紧紧地绑在了越南战争的战车上。1950年后期, 美国政府决定提供给法国1.13亿美元用于印度支那事务,并向印度支那运送大量的武器 弹药、海军舰只和其他军事车辆[3](p.18)。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东南亚威胁的主要根源。1952年6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美 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即NSC124/2号文件),指出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东南亚, 就会严重危及美国的安全和欧洲的稳定,危及美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法国的持续存在 对防卫这个关键地区至为重要。在具体做法上,美国要促使法国和法兰西联邦成员国“ 奉行积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政策”,“增加对法兰西联邦部队的援助”。如果 中国军队直接介入战争,美国将派海空军力量保卫印度支那并将考虑对中国的海空行动 。文件指出了行动方式,即“在联合国主持下,或者协同法国和联合王国以及任何其他 友好国家政府”,“万一联合王国和法国不同意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扩大的军事行为,美 国则考虑单方面采取行动”。文件认为,“保卫东京地区,是把东南亚地区保持在非共 产党手中的关键所在”[7](pp.385~390)。这个文件的观点影响了法国战败后美国制订 的越南政策,促使美国不断加强在越南的义务,其后果是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 。

美国政府还将东南亚其他各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国)共产党频频 发动的起义也视为苏联和中国鼓动的结果,并促使美国进一步加强对法国的支持,以扑 灭东南亚的革命烈火[14](pp.11~13)。

美国认为日本是其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支柱,是抗衡中国的砝码,因此需要迅速加强日 本的经济实力,而东南亚则能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减少日本经济对 美国的过分依赖。因此美国尽力推动日本和东南亚的联合,五角大楼提出以“日本—— 东南亚——美国”模式来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参战以后,这一模式 成为美国政府处理日本经济复兴问题的基本国策,即通过日美经济合作,开辟东南亚市 场,实现日本的经济复兴[15](pp.367~369)。为此,美国政府也必须不遗余力地保卫 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的要害部位——越南。

但是,杜鲁门政府认为,单靠军事援助不能解决越南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法 国应当作出采取更大行动,包括给予印度支那独立的承诺[3](p.18),目的在于通过以 保大为首的傀儡政权,以“独立”的口号吸引其他民族主义派别,从而进一步瓦解越盟 。

为此,美国政府在1950年制定了新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计划在以后两年中给予保 大政府5,000多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各种项目建设,包括提供化肥和种子,组建医疗队 ,控制疟疾,提供食品和衣物给难民等。为了使这项计划真正达到目的,美国政府力图 把这些援助直接提供给“越南政府”,而不通过法国之手。美国在越官员在寺塔墙上张 贴海报并向各个村庄空投传单,昭示这些计划是美国政府送予越南人的礼物,而非像共 产党那样空口许诺[3](p.19)。

但是杜鲁门政府的援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法国也只是含糊地答应给予印度支那联 邦以“完全”独立,而在1950年12月让·德拉特尔·塔西尼出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印 度支那高级专员后,他指挥法军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法国仍是缺少实际权力和公众 支持的保大政权的实际操纵者。

从1951年春季起,越盟武装给予法军重大打击,使其面临军事和政治溃败的威胁。美 国力图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也使法国担心中国军队会借机开进越南。于是法国坚决 要求美国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并为保卫东南亚作出集体安全的安排,还要求美国在中 国军队进入越南时提供作战部队。杜鲁门政府拒绝了法国建立集体安全的要求,并且决 定任何情况下也不派地面部队去印度支那,因为朝鲜战争已经使美国感到力不从心。艾 奇逊指出:“我们绝不能再有一个朝鲜,我们不能把部队投入印度支那。”“在印度支 那保卫印度支那将是无益的、错误的。”[7](p.381)

法国拒绝给予印度支那独立和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深深介入,使美国在越南问题上 上处于困境。国务院担心,如果对法国施压太大,法国就会从印度支那撤走,从而把责 任推给美国。而且法国一再警告美国,如不扩大对印度支那的援助,法国将不为欧洲防 御提供军队,并且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只有不断扩大对法 军事援助。1950年美国对法援助额只有1,000万美元,1954财政年度猛增到1.063亿美 元。1952年美国大约承担印度支那战争三分之一的消耗[3](p.20),1953年初这个数字 达到50%多[1](p.104),1954年美国承担了法国战争费用的78%[7](p.77)。

在美国支持下,1952年12月17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体通过决议,认为法国抵抗由中 国支持的“越盟武装”对保卫自由是必要的,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和理想相符 的,因此同意法兰西联邦军队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应该继续得到北约组织各国的支持。第 二天,共同安全署(注: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实行对外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的 主要机构,其前身是“经济合作署”。)经过杜鲁门总统批准,宣布了一项对印度支那 联邦三个成员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给予3,050万美元防务援助的计划,同时指定 另一笔金额相仿的款项作为对越南经济援助和安置战争难民之用。于是,随着以美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法国和越南南部保大政权的支持以及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 国家对北部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力支援,越南战争成了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垒,真正 具有了国际性质。

综上所述,杜鲁门政府的越南政策经历了从支持越南人民抗击日本和反抗法国殖民统 治,到转而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并不断扩大对法国和南越保大政权的援助,最终使 美国本身日益卷入越南战争的过程。美国的越南政策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在于杜 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以及在这一政策下出笼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个理论增强了 美国在越南政策上的盲目性,促使美国不断地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可以说,正是在这 一时期,美国向越南、也是向着失败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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