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何选择绿色生活——江晓原教授在少林寺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林寺论文,如何选择论文,教授论文,中国人论文,江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绿色生活”，往往是指一种尽量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生活。但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我们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人”，所面临的处境其实是两难的。一方面，过度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会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另一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追求绿色生活方式，但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并非是由我们自己定义的，而是由发达国家的先行人士定义的。对于以上这一“被定义的”基本事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吗
现代化生活首先要高度消耗物资和能源，更严重的是，现代化生活高度污染环境。在以前的农耕文明中，生活中产生的垃圾绝大部分都是可降解的，但现在由我们的城市生活产生的巨量垃圾，很多都是不可降解的。每一个大城市周围都有一些巨大的垃圾填埋场。这个状态就好比你住一间屋子，但你每天产生的垃圾不能丢到屋子外面去。于是，你不得不在屋子旁边放一个垃圾箱，把垃圾装在里面。你觉得只要把垃圾箱的盖子盖起来就可以了，反正屋子里的其余部分是干净的。但是，如果你的垃圾永远不能扔出去的话，必然有一天，你所制造的垃圾会占据了你屋子绝大部分的空间。所以有一个极度悲观的说法：“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
最初当发达国家的人过上现代化生活的时候，由于他们在地球上毕竟只占到少数，所以他们的资源消耗和污染造成的问题不大。但等到全世界都想过现代化的生活时，问题就出现了。于是，西方人开始担忧说，我们现在的能源供不起了，我们的物资也不够用了，垃圾也没有地方放了。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所谓“有限地球”的概念。起初因为污染和资源消耗还不严重，少数人过现代化生活，对他们来说，这个地球几乎就是无限的。等到发现污染可能没有地方排放了、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排放了，资源可能不够用的时候，大家才明确意识到地球是有限的。
此外，“有限地球”一方面是说这个地球能提供的物资和能源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有限地球”也意味着这个地球承受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其实较之“资源的极限”，“污染的极限”很可能更早出现。
我们现在很多的“污染治理”实际上就是污染转移。人们往往会把污染从一个发达的地方转移到一个欠发达的地方。而欠发达地方的人们又往往愿意承受污染。因为那些工厂到他们那里去之后，可能给他们带来就业机会，意味着实现经济发展诉求的可能。于是，污染在这个地球上一直积累着。而环境的污染，只要积累到一定程度，对于穷人和富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空气污染，富人再有钱，他住在豪宅里，但每天还是得呼吸同样的空气。当然富人可以说，我不住在这儿了，我要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住。但是，如果污染进一步加重的话，大气是环流的，终将散播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一天，无论你把你的豪宅建在哪儿，都逃不过污染的威胁。
谁该先过绿色生活
美国人戴蒙德写了一部《崩溃》，研究世界文明进程中发生崩溃的例子。书中他表示了他个人的忧虑，因为他发现，中国人民正在奔向现代化，而中国有13亿人，如果这么多人都要过美国人、欧洲人现在过的生活，他担心地球会不会供不起了，更何况还有非洲和印度……他所担心的问题，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如果要让地球上的人类长期生活下去，我们应该过一种绿色的生活，所以绿色生活“很好很应该”。但问题是，到底谁应该先过绿色生活？
于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出现了。那些如今正过着消耗着最多资源、排放着最多污染的现代生活的发达国家人士应该先过绿色生活，因为正是他们最先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崩溃》的作者说，如今如果想要发达国家的人放弃现在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那么，反过来去说服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人，让他们不要去追求现代化生活是否可行呢？显然，他们肯定也不愿意——既然你们过了这么久的现代化生活，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过呢？所以，我也曾经碰到环保组织的人对我说，他们也一直在思考，要说服中国公众崇尚一种绿色生活的方式，他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理由？
已经过上的不肯放弃，没有过上的还要继续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非常麻烦的局面，我们只能博弈、妥协、竞赛、争夺。在这个过程中，谁应对得好一点，谁未来的日子就可能好过一些，谁要是应对得不妥，未来的日子就会很难过。所以，什么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还是环境问题。
那么，现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能做什么呢？我想，我们首先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约束自己的物质欲望。
有一次，我跟一位北京的女出租车司机聊天。她对我说，她已经不愉快好几天了。因为，就在前两天，有个客人在跟她聊天时问了她这样一个问题：你想不想有一天不再开出租车了，而是开一辆豪华的奔驰车？她说，我当时对他说，我不想，我现在的生活蛮好的。结果这个客人就对她说：你是可悲的。正因为这个客人说她是可悲的，她好几天都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伤害。她说，我为什么是可悲的呢？我们夫妻俩工作，我们挣的钱够花了，我们的楼也供完了，我们的孩子也不缺受教育的钱，我们也算过着体面的生活，在亲友中也是得到尊重的。可这个人说我不想开豪华奔驰车就是可悲的。她问我，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对女司机说，你很好，你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我觉得那个人才是可悲的。他说要追求开豪华车什么的，这当然是一个象征，但实际上就是对物质的无限欲望。所以，当他看到有人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感到满足时，他就认为这样的人是可悲的。
后来我和一位环保人士说起刚才这个女司机的故事，那个环保人士感到非常兴奋。她说，这个故事向我们浮现出了在中国推行绿色生活的“最低纲领”。也就是说，我们先要说服大家愿意去约束自己的物质欲望——当我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我们就不要再无限制地追求下去了。
的确，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好了还可以更好。但我觉得，对那些在生活中已经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人，我们再给他讲知足常乐，讲不要无限制地去追求物质享受，是可行的。况且，尽管物质生活应适可而止，但我们还可以在精神生活中有所追求。精神生活的发展空间是无穷无尽的，精神生活中的享受也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他对物质生活也会看得相对淡一些，会懂得经常去约束自己的欲望。这不就跟绿色生活愈发靠近了么？其实对于中国今天的中年人来说，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一个相当绿色的童年，那时的物质远没有今天丰富。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却是很幸福的，让人很怀念。这种怀念值得我们深思。
重新认识现代化
我们今天能做的另外一件事，则是提高我们的认识，重新认识现代化。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有时候都“被迫”在做某件事情。一种状态是认识到这个事情不好，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还有一种是根本没有认识到此事不好，还全心全意地在做着。的确，现代化就是靠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但是“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把科学技术想象成完全美好的，应该认识到科学技术中可能有不好的东西。
那么，科学技术到底有什么不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科学技术有可能失控。而且很多技术失控的后果是不可逆的。有些事情如果搞坏了，我们可以重新来过。但有很多事情是不能重新来过的，这里我们可以举杀虫剂的例子。
最初人们开发出杀虫剂的时候，有非常好的愿望。我们期望能用杀虫剂把害虫都杀掉。但没有想到的是，虫子很快就通过进化获得了抗药性，每一种杀虫剂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杀不死虫子了。于是人们就开发新的杀虫剂，过一段时间虫子又杀不死了，我们就再开发新的杀虫剂……几十年来，我们和虫子之间的斗争就这样反复延续着。我们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杀虫剂，而那些害虫并没有被我们消灭掉，它们仍然伴随着我们。而且，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已完全离不开杀虫剂：我们吃的蔬果、粮食在其种植过程中都需要使用杀虫剂。我们多年来使用的杀虫剂已沉淀在土壤里，残留在水和空气中，不断进入新的生态循环……
对此，我们不妨追问一下：如果最初引进杀虫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后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必要引进它吗？在杀虫剂发明之前，人类不是照样吃粮食、水果、蔬菜吗？那时尽管有虫子，但它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粮食都吃光，让我们吃不到水果和蔬菜啊。可见，本来在整个生态环境中，杀虫剂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它恰恰是对生态环境的干扰，而当这个干扰出现之后，它的后果却不可逆转了，你现在不用杀虫剂都不行了。
这个例子就是不可逆的例子，杀虫剂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控。当然还不是失控得很严重，因为现在整个局面还是可以容忍的，但已经是不可逆的了。
关于现代化，我们可以反思的第二个维度是：在我们以前的观念中，科学技术是那么的美好，我们当然希望它发展得越快越好。但现在我们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科学技术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
到底是太快了还是没有太快，应该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出现在20世纪。这个临界点是这样的：在科学技术只是为了满足人类已有的需求时，可以认为是正常的；等到它开始“开发”人类的需求时，它就越过临界点了。
比如，本来人们一直都认为家里有一台洗衣机就够了，而且，很多家庭主妇也知道，对于她自己的手帕、袜子、内衣之类的东西，用手洗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国内有个知名家电厂家就开发出了一种很小巧的转筒式洗衣机，宣传说这个洗衣机就是适合洗手帕、袜子之类的小东西。这个产品一投放就畅销了，很快就被卖断货了。现在不少城市家庭都有两个洗衣机，大家都觉得我们确实还需要一个小的洗衣机，这样我们更方便了。
如今，这个例子经常被当作厂家成功开发消费者需求的经典案例来说。我承认它是很成功的。但是，这个例子恰恰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越过临界点的例子，它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原先生活中的必要需求。我们的这些新需求都是被“开发”出来的。于是，今天有一个相当激进的说法是，不断被开发的新需求、新技术“已经沦为资本的帮凶”——主要是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了。
本来，科学技术是帮助我们谋求幸福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正在被现代化生活、被技术的不断发展挟持。
这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环保人士也买车。我有个投身于环保活动的朋友，他认为，整个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前不久他对我说，他也打算买车了。此外，现在几乎所有现代化的东西，他没有不用的。于是，我们问他，你整天讲环保，你干什么还买车啊？你难道不应该身体力行，尽量不这么做吗？他的回答是，我买车是被迫的。包括手机、电脑、互联网，他说我都是被迫去用这些东西的。因为，在如今这个现代化的都市里，我如果不用这些东西，我就没办法好好生存下去，于是，我必须用这些东西。那么，他生存在这个都市里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就是要宣传环保，提倡重新认识现代化。这其实就好比得了好处，还要指责好处本身的不是。因为他觉得他过的现代化的生活是被迫的、是被周围的环境设定的，他就有权反思这个现代化。
其实，现在好多现代化的东西，都是类似的。从某种比较极端的意义上来说，就像“毒品”，我们用了以后就离不开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用了它们，就有义务去歌颂它们。我们要改变这个想法。有一些东西虽然你没有明显感觉到被胁迫去使用，你觉得用的时候还是很情愿的，你也要时常保有一种自觉批判的态度。即使你过上了这种生活，你也要认识到这个生活未必是最好、最合理的，只是你现在已不得不过。也许，没有它们的时候，你的生活其实更幸福。
归根结底，人类的幸福比科学技术本身更重要，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