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说到底是解放人——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到底论文,而作论文,周年论文,为纪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新的人的解放运动，它深化了本世纪初提出的思想解放的主题，并为今后思想解放做出了方向性规定。
一、解放思想与解放人
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根源于开创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时，整个社会百业俱废，要解决这成堆的问题，从何处下手？邓小平以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特有的敏锐眼光深刻认识到，在这成难的问题背后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最根本的一点是，人被沉重的精神枷锁所束缚；而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人不可能去开创新的历史时代。因此，“解放思想”吹响了向新时期进军的号角。“解放思想”就是号召人们打碎原有的精神枷锁，以全新的姿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束缚人们的各种精神枷锁。
首先是被教条化、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所束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中央文件是根据当时工作的要求而就要解决的问题所做的规定。但长期以来，却有一股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文件简单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其理论实质，用以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是热心于背诵某些章节，拘泥于某些结论；特别是后来所盛行的“两个凡是”，把这种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推向了极端。这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精神枷锁。
其次是被僵化的、模式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研究而提出的一种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伟大胜利。然而我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实际工作中注重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定性，而忽视了实现这些原则的灵活性；注重于社会主义基本结论的本质，而忽视了表现本质的形式；注重于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般，而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特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固定的、僵化的模式。这是一种自己创造出来的精神枷锁。
再次，自己固有的认识和习惯势力。人的头脑不是一块白板。人每时每刻都处于认识事物的过程之中，人们对自己以往取得的认识，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认识，很容易作为“模式”固定下来，成为一种不变的“真理”；而这个认识又被作为以后认识的出发点，甚至作为检验以后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加上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小生产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页。）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枷锁。
正是这种种精神枷锁使人成为“懒汉”。邓小平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绘声绘色地刻画出这种“懒汉”的形象。其一，“懒汉”没有自主性，“本本”和红头文件替代了人所应该做的一切。其二，“懒汉”没有选择性，一切听由“本本”和红头文件定夺。其三，“懒汉”没有创造性，一切有创造性的行为都会因与“本本”和红头文件不“一致”而被视为异端邪说，那么，就只能“照搬照转”。依靠这些“懒汉”不可能干成新的事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对“人”的重视，基于对“人”的科学理解和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把握。邓小平所说的“人”，决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邓小平说：“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很显然，邓小平是把作为“思想”承担者的“人”看作是社会的主体。人作为社会主体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承担者，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历史实践是历史规律的体现者，这就使社会历史过程并不简单地表现为一个仅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死板进程，而常常表现为一个处处体现着主体意志活动的过程；主体的实践活动直接影响到社会历史的具体状况，有时还会造成重大的历史差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体的状况如何会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就使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在领导人民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运动时，就必须研究社会主体的特性，关注社会主体的状况。
二、解放思想与发挥人的聪明才智
邓小平提倡的“解放思想”，其实质就在于恢复人的自由本性，以便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马克思说：“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自由”“自觉”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也是人作为社会主体能够发挥作用的根据。对于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社会主体就要进行“解放”，否则，他们就不能够完成作为社会主体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解除各种条条框框对人的束缚，就是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使人能够认识和发挥自己所特有的主体性，从而能够自觉地按照主体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以主体的姿态去面对外部世界，并以主体所特有的自觉能动性与客体发生关系，进而承担起新时期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人的自主性。自主性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表明人对于影响和制约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具有独立、自决、自控的意识、能力和权力。任何主体只有切实感到自己是活动的主人，才能产生活动的热情，关心活动的结果，从而迸发出想像力和创造力；如果主体的自主性被束缚，就会失去工作的热情。然而，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各种条条框框使人们养成一种依赖性，什么都要依赖于组织、依赖于制度等，久而久之，就丧失了自主性，成为一切都以依赖为是的依赖型人格。邓小平认为，必须确立人的自主性，使人格由依赖型向独立型转变，这是能否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关键。他总结改革的经验说，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然而，中国人民最大的自主性是要破除对“本本”、“模式”的依赖，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解放思想就是要给人以自由的选择性。选择性是人的活动的内在环节和构成因素。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可以说是一个立体交叉的选择之网，人们选择的正确与否以及正确性的程度直接关系到人们认识和实践的成败。在现实生活中制约人们能否实现正确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体是否能够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则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然而，长期以来的各种束缚，使人们只能唯本本、红头文件、模式是尊，不能有任何自己的选择。邓小平响亮地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要给人民充分的选择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有选择，对待别国的经验要有选择，对于闭关锁国还是改革开放要有所选择，对于先争论还是先干也要有所选择。但是，在各种选择中，最大的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找出”就是“选择”。
解放思想就是要发挥人的创造性。主体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改变客体原有状态、创造新的客体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人类正是通过创造活动，使自然界日益深刻地打上人的意志和人的活动的烙印，变成一个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属人世界，与此同时，主体自身也不断得到发展。但是，在过去动乱的年代里，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动辄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随风倒”的现象多起来了，人们明哲保身以求得生命的存在，只注重于生命价值而轻视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的价值，特别是抑制自身的能力价值。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44页。）要发挥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其最大的创造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邓小平所说的“人”是指人民。只有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保证人民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保证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使整个社会得到协调而有序的进步。
由此可见，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实质在于对“人”的重新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改革是从改造人开始的。只有当每个人作为主体的人发挥作用时，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动力。正是基于对人的科学认识和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把握，邓小平以“解放思想”为号角，拉开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军的大幕。而“解放思想”则成为划分两个时期的显著标志。
三、解放思想的途径
一般说来，实现人的“解放”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求诸于社会，即通过对社会的改造，减少或消除社会环境对人的束缚和压抑，使人获得解放。这是一种外在的被动的解放。另一种是求诸于自我，即通过自我觉悟，自我否定，冲破外在的束缚或内外的束缚，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种内在的主动的解放。
邓小平从两种意义上来论证了“解放思想”的途径。
首先，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思想解放的“精神动力”。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各种精神枷锁对人的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丢掉“老祖宗”，而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了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必须重新学习。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呢？“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顾我党的历史，我们一直强调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还是犯过数次严重的错误。究其主观原因，问题不在于学习，而在于怎样学习，在于以什么态度学习。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把握其在揭示一般结论时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实现“相结合”的根本前提。这就要求全面认识、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既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又要了解中国的实际，这是实现“相结合”的根本条件，也是实现“相结合”的出发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入落后不行。”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去分析和解决实际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对理论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所以，邓小平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把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当作是一种“精神动力”。正是这种“精神动力”推动着人们从种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推动着人们克服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经验不足等困难，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其次，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实现思想解放的物质动力。“解放思想”的提出是根源于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邓小平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就实践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从多个层次进行论述。
实践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所谓“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而在规律的指导下去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在思想不解放的情况下，“思想懒汉不少，讲套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的人不多。所以，“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够积极地去“解决问题”。这样就把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指向由注重于应用“本本”转向注重于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这是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面实现的根本变革。
实践是把握解放思想的“度”的根本标准。解放思想并不是说人就可以无所限制地随意发挥主体能动性。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践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实践是衡量“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客观尺度。带着精神枷锁的人，是不可能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是不可能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而去掉精神枷锁的人，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又必须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解放思想的“度”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衡量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否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根本标准是实践。所以，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实践是破除固有认识而不断实现内在超越的根本动力。邓小平说：“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这里指的不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所以，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邓小平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156页。）这实际上就是要用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来证明一种思想是全面的、崭新的，从而使人们能够自觉地接受这种新的理论，并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从而达到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目的。
实践是实现主体性的唯一途径。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性活动，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性、选择性、创造性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表现出来。邓小平认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在“对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注：转引自《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4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再次，民主是实现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只有真正实现民主，才能真正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是一种外在的解放。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所谓给人民群众以民主，就是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还权于民；就是解除各个方面强加给人民群众的各种束缚和限制，让人民群众拥有自主权；人民群众真正拥有了自主权，才能够拥有真正的选择权；人民群众只有拥有了自主权和选择权，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创造性，创造出人间奇迹。
正是从民主是实现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的角度，邓小平把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2-273页。）
正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就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就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邓小平说：“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没有充分的民主作条件，就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那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这是逻辑的必然。
四、解放思想任重而道远
回顾历史，每一次社会大变动都必然伴随着一次人学大讨论，而每一次人学大讨论都带来一次人的大解放。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通过对天人关系、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性假设等问题的讨论，把人从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天道观中解放出来，为实现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轨奠定了人的基础。发生在世界之初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则通过对封建人学的批判和国民性的分析，把人从传统的儒家人学枷锁中解放出来，为实现中国社会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奠定了人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给人留下了许多遗憾。
邓小平领导的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实践标准、人道主义、人的现代化、国民素质等问题的讨论，把人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中、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从自我固有的认识和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奠定了人的基础。邓小平作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设计师，由于对人的科学理解，对中国国情的精辟分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使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比起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更彻底，作用更伟大，意义更深远，从而把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向新阶段。但是，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到此就终结了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因此，必须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而能否抓住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关键在于能否把思想解放运动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
我们必须看到，思想解放是一个步步深入、层层推进的过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推进，人们进行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解放也会越来越难。十五大报告指出：“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也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这是深入坚持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要求。不坚持思想解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解放思想所触及的问题会越来越深，解放思想所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大胆创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不能把“初级阶段”当作标签，而要真正当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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