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若干关系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主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多样性、阶级性与普世性、批判性与包容性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几个带全局性、原则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准确把握“统”与“放”，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从古至今，舆论事关天下治乱、社会兴衰、政权安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功能，因此历代执政者都非常重视舆论的掌控。而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执政者掌控舆论的做法大相径庭，其社会政治效果也就迥然相异。纵观历史，秦王朝在扫平诸侯、一统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愚弄黔首，以吏为师，不施仁义，以致二世而亡。环视当代，苏共在相当长时间内实行文化禁锢，强制舆论一律，教条主义盛行，思想保守僵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其后又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放弃舆论控制，致使资产阶级思潮泛滥成灾，马列主义湮没不彰，加之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结果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一个拥有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一朝解散，党亡政息，国家解体。与苏共败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党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解放思想，从而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社会长期稳定。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舆论统之过紧，必然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即使能维持政权于一时，却绝难保江山于久远，其结局不是在沉默中逐渐衰亡，就是在沉默中火山爆发。反之，舆论放之过松，则会邪说蜂起，众口铄金，人心涣散，引发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唯有舆论统放适度，宽严不误，才能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稳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既不能搞思想禁锢，独存马列，拒斥百家，也不能摘自由泛滥，放任异端，贬损马列；而是要坚持马列主导与百家争鸣相结合，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实行这一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需要，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毋庸置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 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它是引导人们行动的风标，是支撑社会的稳定器。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同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并且这种指导地位是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具有双重涵义：其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主流意识形态就不再姓“社”；其二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也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整个意识形态就会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科学性、革命性和影响力的伟大学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导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坍塌和整个意识形态失序，就会引起人心混乱和社会动荡，就会断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丧失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不含糊，毫不动摇。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键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要靠行政组织来支持，靠新闻媒体来帮衬，更重要的是靠自身的理论魅力。思想的地位最终取决于思想本身的力量。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起于青萍之末，被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终成巨响雄风，震撼世界，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真理，总是能够追随历史的足迹，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召力、凝聚力和穿透力，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
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理论创新为动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理论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永葆蓬勃生机、无穷魅力的源头活水。我们要树立超越意识，勇于放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让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的洪流中不断自我修正和自我发展。要树立开放意识，让马克思主义在与世界上各种重要思潮的对话竞争中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补充和丰富自己。要树立时代意识，立足中国国情，紧跟世界进步潮流，把握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创建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研究问题为契机。问题是理论发展的起点，理论在科学地研究和解答问题中前进。问题有意义，答案才重要；问题具有根本性，理论才有彻底性；问题富有挑战性，理论才有突破性。我们要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树立问题意识，勇敢地面对和科学地解答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要注重研究和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挑战性的重大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传播艺术为支撑。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凝聚力、影响力和穿透力，必须注意宣传教育方式，讲究传播艺术，重塑马克思主义真切、亲切、平凡、伟大的形象。我们要以具体充实、丰富多彩的内容真实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摈弃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要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民间话语宣传马克思主义，摈弃生硬呆板、枯燥乏味的党八股；要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摈弃盛气凌人的说教和居高临下的灌输。
不言而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恰巧相反，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承认、尊重社会意识的多样化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辩证统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由此导致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和趋势。这种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具体表现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辩证地看，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对于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具有促进、补充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就其主体而言，是社会开放和文明进步的产物，它标志着人们个性的张扬、思想的活跃和创造力的释放，推动着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在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上与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其次，多样化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了大众的声音，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只有倾听来自实践的大众的呼声，才能不断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避免思想的停滞和观念的僵化，保持蓬勃的生机和青春的活力。再次，多样化的社会意识显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精神世界的绚丽多彩，满足了人们日益丰富充实的精神需求。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只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而没有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就会声音单调、色彩灰暗、精神贫乏。正如一首交响乐不能只有主旋律而没有其他旋律的配合，一元化指导思想的红花还须多样化社会意识的绿叶扶持。而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对于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则具有引领、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具有高度的科学性、革命性的理论学说，它能大大提升多样化社会意识的品质。第二，一元化的指导思想能消解伴随着多样化社会意识大潮出现的某些落后腐朽的思想残渣，避免它横行泛滥，造成社会污染。第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能有效地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使之形成一种有序的协调的精神现象。正如没有主旋律的音乐绝非美妙动听的乐章，缺乏一元化指导思想主心骨的多样化社会意识，只是一片混乱无序的杂音。同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也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只有贯彻“双百”方针，保证各种学术观点、学术流派平等地自由地展开争鸣交锋，才能激发创造精神，拓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发展和繁荣学术。另一方面，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学术研究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避免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综上所述，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我们要按照舆论统放适度的原则，坚持以“一”导“多”、以“一”带“多”；以“多”促“一”，以“多”补“一”；“一”“多”共生，“一”“多”共荣。
二、科学认识“异”与“同”，坚持阶级性和普世性相统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看待意识形态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既具有个性(“异”)，又具有共性(“同”)，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对立，是辩证统一的。意识形态个性最重要的表现是阶级性，意识形态共性最核心的要素是价值的普世性。
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由社会存在产生并受它制约的。社会意识依赖和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特点，决定了社会意识尤其是其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一定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一定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由于存在不同的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对立，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而阶级之间发生的阶级斗争，又导致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一定的阶级总是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反对和消解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构成了阶级斗争史上一道惊心动魄、纷繁复杂、色彩斑斓、别有韵味的风景线。
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挑战：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各种手段向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扩张，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实施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二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和传播日益频繁，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乘机而入，侵蚀和毒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是在思想文化界，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等噪音、杂音时有出现，影响和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等等。上述情况表明，在当前各种文化互相碰撞、互相竞争、互相交融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因此，我们务必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切实筑牢思想政治防线，坚守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矛盾、利益关系和党的历史方位同以前相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状况、斗争方式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更是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尽管敌我矛盾仍然长期存在，但突出的、大量的、经常表现出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阶层和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利益对立和利益冲突经常发生，但它们本质上仍然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对立和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由此决定了它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确有少量是对抗性的，但主要是非对抗性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在意识形态领域重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覆辙，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人为地夸大敌我矛盾，任意地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就会形成意识形态的零和博弈状态，就会堕入无休止无边界的内斗内耗内乱的陷阱之中，以致威胁国家稳定，破坏社会和谐。
第二，民主的方法成为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的主要方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是一门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意识形态是特殊领域，归属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问题宜于用精神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在思想意识上的矛盾属于是非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得对：“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 他把这一民主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3] 公式。由于现阶段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主要方法只能是民主的方法。依照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观点，总结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实行“三个坚持”，即坚持正面疏导，坚持说服教育，坚持和风细雨。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少量对抗性矛盾，则要注意划清思想与行为、守法与违法的界限，除极少数必须依法处理者外，其余的要尽可能用非对抗性方式来解决，坚持攻心为上，力促反侧自消，切忌激化矛盾，扩大事态，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凝聚一切力量，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万众一心，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以人为本”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革命党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大异其趣的。革命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旧有的阶级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因此意识形态突出阶级属性，奉行“斗争哲学”。执政党的基本任务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国家稳定，促进各社会阶层的协调合作，因此意识形态突出民众利益，主张社会和谐。正是基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十六大将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三个代表”的系统中，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归宿。十六大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明确地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逻辑上的延伸和发展。随后我们党又一反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理论，勇敢地创造性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党这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民性或“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
总之，如果取消意识形态斗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就会犯右的错误；相反，如果人为地夸大阶级斗争，重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悲剧，就会犯“左”的错误。右倾搞垮中国，左倾搞死中国；右倾左倾，皆为党国之祸。我们要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不能以“左”反右，也不能以右反“左”；在反右时注意防“左”，在反“左”时注意防右，努力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
承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意识形态的普世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普世性，是个性和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二者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意识形态的普世性来源于人类在基本特性和基本需求上的共同性，来源于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共同性，来源于人类对超越自然、实现人性的追求，也来源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和交融。意识形态的普世性首先表现在那些作为底线的最基本的价值上，例如“摩西十戒”中的“不许杀人”、“不许偷盗”、“不许奸淫”等戒律，儒家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黄金律等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普世性还表现在那些兼有普遍性和差异性的价值上，譬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等，这些价值既是当代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共同确认和追求的，同时又被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用不同的话语观念作出不同的诠释。
大凡意识形态体系，都具有阶级性和普世性双重属性。例如，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提出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而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律令，则是一种普世价值。用唯物辩证法观照整个意识形态，其阶级性和普世性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一方面，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普世价值的载体，离开了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便不存在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个性中具有共性，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或多或少含有普世价值，并共同构成人类普世价值的丰富内涵。一般说来，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含量，不能等量齐观，但它们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缺陷，因此具有互补性。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对各方都是一种自我修正、自我更新和自我丰富，从而推动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向前发展。正如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4] 同时历史还表明，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碰撞和交融的过程，也是普世价值被不断发现、传播和扩大的过程。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和交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广泛和深刻，从而导致普世价值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由于能源、环境、反恐等问题本身带有全球性，促使人们开始从人类整体思考问题，于是产生了“全球伦理”、“全球意识”等新的普世价值。
现时代，如何认识和对待普世价值是一个事关中国和世界命运的重要问题。固然，在两种制度、两大阵营根本对峙的“冷战”年代，在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时期，突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当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题，发展与和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目标，我们理应将另一只眼睛投向普世价值。因为，在承认、尊重多元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不断发现和扩大普世价值，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社会和谐，这对当代人类肯定是一种福音而不是祸害。纵观人类历史，普世价值的认同越多，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就越少；普世价值的认同越少，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就越多。无论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普世价值的缺位，常常成为国家内斗、内乱和世界冲突甚至世界战争的根源之一。因此，在坚持我国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和努力扩大普世价值，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谐与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三、正确对待“战”与“和”，坚持批判性和包容性相统一
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意识形态批判。在哲学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否定，没有否定，就不可能有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意识形态批判正是先进意识形态诞生的助产婆，也是先进意识形态不断开辟发展道路的清道夫。但是否定如果不包含着肯定，事物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新事物只有吸取、保留和改造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才能获得自己生存发展的基础。因此，先进意识形态的批判，要摈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摈弃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坚持否定与肯定、批判(“战”)与包容(“和”)、继承与创新相统一。
意识形态批判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尤其在风雷激荡、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批判更是非常激烈尖锐。而历史上进步的意识形态对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曾经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成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中国，先秦时期“尊人”观念对“尊神”观念的批判，孕育了朴素唯物主义。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抨击，把中国古代思想推向启蒙的高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猛烈地冲决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千年罗网，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反对神性，提倡理性；反对神本，提倡人本；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自由民主，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主义更是具有批判性。马克思宣称：“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先是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等各种理论，后来又批判了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批判是贯穿马克思著作的一根基线，就连马克思许多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冠有“批判”的字眼，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其中《资本论》对资本主义作了科学的全面的彻底的批判，堪称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不朽著作之一。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仅震撼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深远地影响着后世，以至当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都把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遗产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具有恒久强大的生命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一般意义的批判，而是一种辩证的批判，即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批判中有包容，在变革中有继承，按照列宁的那句名言，就是在泼脏水时不要将婴儿也倒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其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历史。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地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地继承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也正是因为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将自己纳入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坚持与时俱进，保持开放性，所以才能不断丰富发展，迄今生机勃勃，魅力无穷。
考察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愈是具有包容性和整合力，它就愈是丰富博大，历久弥新；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愈是缺乏包容性和整合力，它就愈是苍白贫乏，衰朽无力以至渐行消亡。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光华璀璨的文明，然而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历经千年风雨，大多数文明盛极而亡，消失在历史的天空。惟有中华文明如九曲黄河，奔腾不息，递生代长，从未间断，迄今具有生命力，就在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熔铸各家，兼收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整合力。如作为中华文明主干的儒家，倡导和而不同，以儒为主，杂糅佛老，于是自隋唐至两宋，儒释道渐行合流。特别是两宋不少著名儒家代表人物，既以孔孟为宗，而又出入佛老，及至朱熹，更是纵横千古，会通百家，集理学之大成，将儒家推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浪潮，面对各国跨文化对话和交融的格局，面对当今世界各国政党意识形态由互相排斥、互相冲突转向互相借鉴、互相包容的“中间化”趋势，我们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其主体)，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意识，弘扬中华文明的开放传统，以海纳百川、熔铸万物的广阔胸襟和恢弘气度，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广纳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以及各政党意识形态的长处和合理因素，以丰富和繁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如列宁所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6] 因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7]。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遵循这一方针，我们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根，以西方文化为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路径。
民族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之根。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现代是传统的继续，立足传统才能面向现代。民族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根基，脱离了这个根基，先进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科学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铸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建设先进文化必须弘扬这种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蕴涵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君轻民贵的民本主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等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不仅是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必须合理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而且其中一些思想观念还是医治西方社会弊病的良方妙药，对当代人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全是金子，它也含有垃圾，比如朕即天下的专制主义、内圣外王的人治思想、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存理灭欲的整体主义、重农抑商的治国主张、尚文轻技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是先进文化应该抛弃的思想糟粕。
面向现代化的先进文化需要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同样需要现代化。文化不是一潭静止不动的死水，而是一条日夜奔腾生生不息的河流，它永远向着未来开放。民族传统文化要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就必须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更新，就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民族传统文化要与现代生活契合，要与现代精神接轨，要与现代文明交融，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是建设先进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
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之用。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西方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在思维方式、人文旨趣、治国方略等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恰成鲜明对照，因而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罗素曾经说过：“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8]。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治观念、人权理论，以及自由意识、公共意识、市场意识等等，既是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也是人类共有共享的积极成果，它们所蕴涵的“现代性”，不仅推动着当代西方社会向前发展，而且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 毫无疑义，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否则，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大打折扣。但是，对西方文化实行“拿来主义”，决不是照抄照搬，更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为我所用，使之适合中国国情，适合社会主义需要，即使之本土化。本土化是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前提和基础，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基因只有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不然的话，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对于中国就是一种有弊而无利的精神舶来品，充其量不过是少数文人把玩的无生命的塑料花。至于西方文化中落后腐朽的东西，我们理所当然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这里不再赘述。
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之体。文化整合是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对其他不同性质、不同形态、不同形式的文化进行规范、吸纳和改造，从而在主体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补互动中实现文化整体的创造和发展，而不是无主从无规律的文化混合。[10] 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科学的整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体。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具科学性、革命性、开放性和整合力的思想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体，才能真正实现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继承、超越和辩证综合。中国自近代以来，中西体用之争一直是思想文化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问题，然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坚持“以‘马’为体，兼容中西”，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答案。
所谓“以‘马’为体”，当然是指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体。显然，在当代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整合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为此，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简言之，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当代内涵和当代特征。其中，发掘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并通过社会变革、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下了这样一段激昂有力、震撼世界的至理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确认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穿越时空的隧道，为解决当代人类的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指明了根本方向，它不仅对批判当今资本主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分裂的异化现象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反映了当代人类普遍的迫切的需求，而且代表了当代人类的最高理想；不仅是照亮当代社会的光芒四射的灯塔，而且是引领未来社会的永不消失的航标。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最富有当代内涵和当代特征，而且是一种终极文明。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为内核，辩证综合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就能构建出一种熔传统与现代于一炉、集中西文化之长于一身、连现实与未来于一体的新的先进文化。这种新的先进文化，无疑是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成果，它在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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