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模式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2）03－0009－05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模式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只有选择适当的增长模式才能够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经济增长模式类型很多，本文主要对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和谐式增长与突进式增长、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外生型增长与内生型增长以及封闭型增长与开放型增长这几种模式进行讨论。
一、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是依据一般均衡理论和资源优化配置原理，全面地推动经济沿着最优路径增长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平衡增长的基本特点是增长路径的唯一性和最优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唯一性和最优性并不意味着，从经济系统的任一初始状态出发经济总是沿着最优路径增长，实际过程中经济运行可能会脱离最优路径，但是这是暂时的和偶然的，经济运行最终会逐步收敛到最优路径上。也就是说，增长路径的唯一性和最优性是必然的，而非唯一性和非最优性是偶然的。与平衡增长相反，不平衡增长的路径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优的。更经常的情况是，不平衡增长路径通常是多维的和次优的。按照朱嘉明［1］的观点，不平衡增长建立在以下假定前提下：（1）对于任何经济系统来说， 经济增长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在任何时间区间内，或者说从任一初始状态出发，都有大于一的经济增长轨道；（2 ）在任何经济轨道上的经济增长都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地处于波动状态，尽管这种波动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不是无穷大的；（3 ）经济增长率不以实际产量的增量等于同期生产能力产量的增量为目标，也不排除通货膨胀和非充分就业的可能性；（4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很难实现最优投入组合和最适度资源配置，技术进步的作用主要不是中性的，而是非中性的；（5）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6）经济增长是一种完全开放经济的增长；（7）存在着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性干预。
平衡增长理论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其中主要有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R.Nurkse）的“贫穷恶性循环论”等。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推动工业化实现。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为贫困所困扰，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较低，因而市场容量有限。同时就经济发展本身来看，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社会固定资本（如基础设施产业）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投资需求的不可分性和产业相互关联性等方面的矛盾。所有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和所有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投资，使各个部门协调、均衡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纳克斯根据各部门产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不同，说明加强“瓶颈”部门发展，进而实现各部门平衡发展的必要性。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陷入了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收入的贫穷恶性循环的怪圈，正是这些矛盾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鉴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始条件落后的现实，纳克斯提出选择平衡增长路径的主张。纳克斯认为选择平衡增长路径的意义在于，可以使各部门之间相互提供生产条件，从而获得内在的经济效益和外在的经济效益。同时，由于平衡增长所产生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可以避免多余生产能力的形成。斯特里顿（P.Streeten）主张由短期的不平衡增长到达长期平衡增长，也就是对一些部门、产业和地区优先投资、优先发展，然后带动其他部门、产业和地区发展；或者在一段时间内让一些部门、产业和地区重点发展，在另一段时间内再让另一些部门、产业和地区重点发展，最后实现均衡增长。斯特里顿的主张更具有可操作性。
赫希曼（A.O.Hirschman ）根据自己的“联系效应理论”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主张。赫希曼认为，不同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效应是不一样的，有的前向联系强，有的后向联系强，有的前向和后向联系都强或都弱。而不发达国家资金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必须集中力量把资源投入到联系效应较强的部门，由此来带动其他部门共同成长。当然赫希曼也认为，某些部门的优先增长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其他部门的发展。尽管如此，赫希曼仍然认为通过优先发展主导部门和主导产业来带动其他部门和其他产业共同发展，是不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条可行之路。为此，赫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两条路径：其一，“短缺发展”。也就是，先对直接生产资本投资，随着直接生产资本投资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资本短缺，从而提高直接生产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这样就迫使投资向社会资本转移，直至两者达到平衡，然后又出现新一轮的不平衡发展。其二，“过剩发展”。也就是，先对社会资本投资，随着社会资本投资不断增加其机会成本也会增加，从而相对地降低直接生产活动的成本，这就促使人们增加对直接生产资本投资，直至两者达到平衡，然后又出现新一轮的不平衡发展。
二、和谐式增长与突进式增长
和谐式增长与突进式增长是科尔内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问题所提出来的一对概念。科尔内在《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一书中，具体列出了所谓“12条要求”来说明和谐式增长的内涵：（1）不断地提高人均消费水平；（2）按比例满足消费者需求；（3）有刺激力的和平等的收入分配；（4）就业、保健、养老和公共安全方面的保障制度；（5）每个社会成员有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6）教育的迅速发展；（7）非竞争性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有合理的比例；（8）技术、产品质量和科研的发展；（9）外贸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平衡发展；（10）对可以再生的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11）对环境和自然的保护；（12）永远留有储备。科尔内认为，和谐式增长既不同于最优增长，也有别于平衡增长。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中央计划当局不可能规划出最优化序列，同时各生产部门平行发展也不切实际，所以只有和谐式增长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目标。
与和谐式增长相反，突进式增长是一种以大起大落和跳跃式发展为特征的强制性增长方式。科尔内认为，突进式增长至少会产生以下恶果：（1）突进式增长必须以高积累和高储蓄为基础， 这必须会极大地降低消费率，牺牲正在工作一代人的利益。（2 ）突进式增长往往表现在产品数量增长上，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常常落后于产品数量增长。（3）突进式增长通常会耗竭储备，造成原材料、能源、零配件、 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等方面的短缺，使经济失去了持续增长的条件。因此，科尔内进一步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引发“突进”的冲动，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不能选择“突进”的模式，即使因追求增长速度而造成了“突进”现象，也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使之转变到“和谐”增长轨道上来。
过去中国和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赶超战略，实际上就是科尔内所说的突进式增长。这种战略过分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实践证明，它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许多遗患。所以，科尔内关于和谐式增长与突进式增长方面的论述和主张，对于当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注：与此相关的另一对概念是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这是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扩大再生产时所使用的概念，这两对概念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一般地说，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属于集约型增长的范畴，但并非所有的集约型增长都是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有的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是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粗放型增长也不同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它们的区别与集约型增长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区别类似。）
经济增长是以一定量的资源投入和转化为基础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源投入的单纯扩张推动起来的，而投入产出效益仍基本保持在原有的水平，那么我们就将这种增长方式称之为粗放型增长。相反，如果经济增长是在资源投入适度增加的情况下，主要是由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推动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将这种增长方式称之为集约型增长。
粗放型增长的基本特征是追求单纯的量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能够取得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同时却常常会忽视经济增长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因此增长的速度越快，投入的代价越大，增长的成本也越高。粗放型增长在短期内可以加快经济规模扩张，但是从长期看，由于要以大量的投入为代价，所以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必然会造成资源短缺的矛盾。这时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下来，甚至会出现衰退。粗放型增长不仅会大量地耗竭资源，造成资源供给紧张的矛盾，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经济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与粗放型增长相反，集约型增长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益为特征，这样可以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产出，因而是一种效益型和质量型增长方式。实现经济集约型增长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节约使用资源，克服资源短缺和资源约束的矛盾，而且还可以减少因粗放式经营而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有利于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条件。当然，集约型增长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技术装备条件、人力资源条件、技术创新条件、科学的生产组织条件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条件为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不具备这些初始条件，那么就不可能实现集约型增长。即使是一个发达的经济系统，由于存在产业、部门和地区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体上集约型增长所需要的条件具备了，但是还可能存在某些产业、部门和地区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它都不可能完全地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看，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都经历了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过程，当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具体转变的时间长短和过程各有差异，但是这一趋势是必然的。对于正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目前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过程之中。在某些产业、行业和部门已经实现了集约型增长，但是在其他产业、行业和部门仍然属于粗放型增长。对此有人提出，必须尽快地采取措施消除粗放型增长现象，全面地实现集约型增长。这种思想是好的，但是鉴于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之中，许多工业部门还相对比较落后，农业部门的技术装备条件更是十分落后等现实状况，笔者认为现阶段还不能完全排除粗放型增长方式。现实的做法应当是，积极地创造条件全面地推动经济集约型增长，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条件地适当地允许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最终实现经济的全面的集约型增长。
四、外生型增长与内生型增长
这里所说的外生型增长，指的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外部的力量，如外生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因素来推动；而内生型增长，指的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由内在的力量，如内生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因素来推动。外生型增长与内生型增长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此处提出这对概念主要是想说明，如何正确地处理好资源、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经济增长因素与经济增长本身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一般地说资源、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出外生的特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原始资源的投入，社会再生产只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过程。这时开发性资源、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经济因素的注入，主要依靠经济体系以外的力量，所以表现出鲜明的外生型增长特征。以中国的农业发展为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经济因素的供给以及相应的边际产品的分配，都要由行政机构决定，农业经济体系本身对这些因素似乎没有多少影响。这时不但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会发生作用，而且诸如浮夸风、瞎指挥等非经济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也会产生随机性冲击。改革开放后，国家首先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同时又积极地推广适用农业技术，并适当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通过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可见，外生型增长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内生型增长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因为这时，一方面，如果一味地由外生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势必要有源源不断地且持续增加的外生因素源，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不断地增长，显然外在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经济体系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机制和内在力量，来驱动和决定各种经济因素的投入和配置，形成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序贯增长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累—增长—再积累—再增长”的自然增长机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似乎验证了这一思想。改革开放后，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市场体系建设、企业制度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和全方位地实行对外开放，一旦赋予经济体系这些必要的初始条件之后，经济体系就会按照其固有的规律不断地发展自己。
当然，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经济增长都是外生型增长与内生型增长的某种结合。因为正像任何其他的系统一样，经济系统既具有自耦结构特性又具有耗散结构特性。所以，内生增长力量仍然是有限的，在某种情况下还需要外生增长力量的协同作用。只不过内生型增长是内因，外生型增长是外因，外生型增长通过内生型增长而起作用。这一经济增长逻辑，对于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为经济增长赋予必要的初始条件，如初始的物质资本条件、人力资本条件、技术条件、信息条件、制度条件和政策条件等，通过赋予这些必要的初始条件，来保证经济按其固有的规律良性互动地发展。同时还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积极地发挥经济增长中的有利的外部效应。比如，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增加科研投入，迅速提高研究与开发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公共产品建设；加快经济信息化建设；积极地创造宽松的制度与政策环境，等等。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有利的外部效应，使规模收益始终保持正值，从而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五、封闭型增长与开放型增长
封闭型增长与开放型增长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果经济增长只是由于一个经济区域内的各种经济增长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与经济区域外的经济增长因素无关，那么这种增长就是封闭型增长。相反，如果经济增长是由于经济区域内外各种经济增长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种增长就是开放型增长。这里有必要对“经济区域”一词作进一步的说明。“经济区域”可大可小，小到一个社区经济体，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国际经济合作区域。我们这里所讲的“经济区域”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当我们谈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时，“经济区域”指的是国家；其二，当我们谈到某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时，“经济区域”指的是该地区。
封闭型增长强调经济区域内部增长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外部因素的作用，显然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增长方式。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封闭型增长的色彩比较浓厚。封闭型增长的明显缺陷是，很容易使经济增长陷入低水平的重复，甚至出现贫穷累积恶性循环的状况。与封闭型增长不同，开放型增长则既强调经济区域内部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又重视经济区域外部因素的作用，根据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的运行规律，实行互通有无式的增长，所以这种增长方式更具有活力和效率。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来说，各种经济增长要素之所以会流入或流出经济区域，是由要素的供求关系和要素配置的效率决定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仅流入的要素会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还会通过组合效应全面地推动区域内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实行开放型增长，从外部注入一些关键性生产要素，如资本、先进设备、先进技术、高级专门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是改变经济低水平重复增长和贫穷累积恶性循环局面的一项基本措施。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型增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然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是总体上说仍然十分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力引进外资，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从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开放程度越低的地区，经济发展越慢。当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这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中国应当利用这一契机全面地实施开放型增长战略，积极地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来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对于一个地区经济来说，对外开放有两层含义：一是向国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二是向国内的其他经济地区开放，积极引进“内资”。这两个方面都是一个地区实行开放型增长战略所不可缺少的举措。对于某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引进“内资”可能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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