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科学建构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中国式管理科学的迫切性，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学界早就提出我国管理科学建构的指导思想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但是，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却未能深入。本文从社会经济的现实活动、制度基础和传统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建构作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管理科学建构不能仅靠学者的设计，而是需要一种建构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结构对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扬弃、筛选取舍和重构的功能。
一、西方管理科学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西方管理科学的形成有三个主要条件：与市场经济体系发育相生相辅的产权制度的变迁，与之相应的法制及其执行系统，西方文明、特别是以新教伦理为重要内容的文化背景。而在我国不仅基本不具备上述背景条件，而且还有着自身独特的悠久厚重的文化积累。从现实来看，我国整个社会处于转轨之中。社会转轨的主要层次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全能控制型的政府向市场导控式的政府转变，传统文化价值观向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转变。由于处于转轨过程之中，各类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完善的市场运作系统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及其执行系统尚未建立健全，因而企业经营行为极不规范。这使得规范化的西方管理科学在我国的应用存在不适或失效现象。
在改革前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但却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与方法。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谁来决策等等都是由中央政府来决定的。企业并不具备现代经济的含义，它只是国家大工厂中的一个车间，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派生物和衍生体，企业中的众多机构是政府机构的延伸，企业领导是由政府派来的官员担任的。企业是政治组织及其功能、生产组织及其功能与社会组织及其功能组合起来的“三位一体”的机构。在这种机构中并非完全没有一些有效率的管理措施，如鞍钢宪法等。但这种管理是以行政指令、纪律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员来运作的。它的有效性完全受政治气候变化的支配。政府对经济生活是全能式的支配控制，同时也将社会与政治生活纳入到官方的轨道之中。个人甚至企业所能支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的空间很小，几至于不能存立。私人利益及其逐利行为不仅完全失去正当性与合理性，甚至被当作万恶之源而反复遭受批判与打击。
改革使我国社会处在迅速的转轨过程之中。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迅速，设租、寻租活动盛行，各类企业与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扭结，企业经营环境远未达到公平竞争的状态。于是，不仅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无法或难以内生出长期经营行为，而且，其他类型的企业也难以实行长期的经营战略。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并非是一种制度性的长期稳定的安排。因而，短期行为收益大，长期经营行为成本高、风险大，预期收益极不确定。企业外部环境不是一种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相当多的企业经营效益与其说取决于加强科学的管理，不如说取决于它所享有的政策待遇和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官员的关系。于是，“加强管理不如搞好关系”、“跑‘部’‘钱’进”、“企业管理＝面子+条子+票子”等就成了转轨状态中相当多的企业的经营秘诀。这些经营秘诀实质上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展开的双向寻租行为，政府对企业内部经营的监控虽然已大大削弱，但有些部门依然掌握很大的资源支配权和政策干预权。寻租理论认为，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财力、人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比如获取政府的平价物资、低息贷款、划拨地价、出口配额和优惠政策等。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也有其背后的利益动机，一些政策不是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企业的规范经营，而是成了政府寻租、设租的手段。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近一两百年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因为管理科学是规范的系统的经营规则，它基于企业内部有效的产权制度、经营环境的公平竞争性、相对稳定性和经营收益的可预期性而发挥效用。而这一切恰恰就是当代中国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当前，全面性的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在渐渐形成，企业行为也将从失范、紊乱向规范化的方向演变。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建构是一项急迫的研究课题，它应对社会的全面转轨、特别是企业与市场行为的规范化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管理科学建构的制度基础
企业内部产权制度的重构和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的塑造将是规范企业行为、健全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的两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现代企业产权的界定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因为这种界定使得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并按“理性—经济人”的准则来开展交易活动，于是超越经济因素以外的强权因素被排除，产权收益的被侵蚀或无偿划拨会立即引起产权所有者的抵制，而且在法律上也是不许可的。政府的行为主要不是制定经济发展的数量目标和远大的口号，不是通过行政指令的发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员来管理企业行为，而主要是制定产权交易和市场行为的规则，并且这些规则是以法律强制实施与全体公民的共识为基础来发挥效用的。对企业而言，加强管理的要求不是外在的，不是“要我管理好”，而是“我要管理好”；不是从外部要求防止资产流失或保证资产保值增殖，而是内生有防卫与约束机制；不是接受行政指令和政治动员才重视技术改造与革新，而是内在地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命的动力源；不是响应外部的号召来提高经营效益，而是把提高效益作为企业行为的本性使然；不是企图以坑蒙诈骗损害消费者，而是以诚信为立业富达之本；不是将精力、财力消耗在买通、打通政府官员的关系上来获得收益，而是真正靠经营才能的竞争、靠善捕市场机遇来成为竞争的赢家；是能力的竞争和普遍能力的增长，而非交易成本高昂的恶性关系的竞争与人的恶欲的膨胀。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建设是完善健全管理的核心与前提，它使科学管理与苦练内功成为企业的内部自律。同时，既然产权是各自独立的，各产权主体是相互平等的，企业之间的交换是根据自愿以契约方式达成的，谁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来寻求行政权力的恩惠、保护、强制以达成交易活动。因此，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也是市场活动主体的内在要求。
理解产权制度与规范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近几年，我国政府领导人一直在扭转国有企业“重改革、轻管理”的倾向。最近中央政府对经营管理不善的大型国有企业领导进行大换班。从进一步的分析看，国有企业之所以会“轻管理”，一是因为行政式监控督促机制的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动员的功能降低，二是因为企业产权改革不到位，因而，企业内部缺乏“重管理”的动力。而“重改革”并不一定表明企业、尤其是企业经营者有内在的动力要求，而更多地是想通过改革来寻求享受政策优惠和额外收益。当改革过程使得股份制企业监控规范化、预算约束硬化、收益分配透明化时，那种在转轨状态中相机谋利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于是人们对企业改革的热度就会减低。这样，规范化的管理及其管理科学的建构依然是为期遥远的。
将产权改革与加强管理看成割裂的、并列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到位，加强管理的要求可能由于少数企业领导的个人特质与特定的政策环境而奏效，但却难以收到持久性、规范性和普遍性的成效。同时，由于经营者的择优机制尚未形成，所以企业领导的更换常导致经营效果的迥然不同。解决经营者择优机制这个重大问题必须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到位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才能达到。经营者择优机制的形成也是有效移植西方管理科学、融合东西文化、创新出中国管理科学的重要条件。因为，管理科学的创新并非是学者在书斋中所能完成的事业，它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这是规范性管理及其科学产生发展的真正根基。而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
总之，通过政府的力量加速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建设和公平竞争的经营制度环境塑造是实现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的制度基础。一方面，这种制度基础使得中国移植西方管理科学有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基础对中国各种传统的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扬弃和重构的功能。
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建构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尽管近现代以来，这种文明受到一次又一次严重的挑战，面临众多的危机，有识之士也一次又一次地对落伍的传统文化发起抨击。特别是1949年以后，传统文化的教育已被抛弃，导致现今中青年一代中的很多人在传统文化素养方面似乎到了数典忘祖的地步。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凡圣合一的世俗性文化，她不仅存留在圣贤们的经典书籍之中，更重要的是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伦理行为规范之中。人生之初，以家庭本位、延至亲友等伦理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在教人洒扫应对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是“习与智长、化于心成”的教化功能。因此，中国文化血脉代代相传，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一些演变与新的组合。
人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新的发掘，以择其优者来建构现代管理科学，促进工业化的进程；也可列出劣者予以抛弃来扫除工业化进程中的文化心理障碍，同时还可对一些原有的文化因素进行一番扬弃，赋予新的内涵，使人们在心理上能更好地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这种文化的筛选、扬弃与重构并非学者的理论研究所能完成的，它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与经济运行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
剖析东亚经济（本文主要以日本为例）的发展对理解西方管理科学与东方文化是如何在制度基础上融合是十分有价值的。
近二十多年来，东亚经济（日本与“四小龙”）的发展使得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一个命题——儒教文化阻滞资本主义的自动兴起——受到怀疑。众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经济中的企业管理的效率有促进作用，并且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被称为“文化论派”。第二派认为东亚经济起飞的动因是社会制度结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这种观点被称为“制度论派”。第三派认为：能够自由调节的市场和正确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东亚的经济成功，这是新古典主义派的观点。近几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人们对日本的管理模式、对东方管理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其效用提出了新的疑问，但是若由此对其提出失败终结的结论也失之深察。笔者认为，孤立地用一种见解解释东亚经济的奇迹都是不完整的，现在需要的是从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的分析。不过，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管理科学的建构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中叶，重义轻利、重农贱商的儒教是中日两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此后，中日两国同时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样都是一个救亡图存的历史难题，都在努力向西方学习以寻求富国强兵的方策。然而，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及其效果却大相径庭。中国始终在“中体西用”的框框里学习西方的器用之学，而拒绝接受西方的各种制度。在日本，当时虽然也有人提出“和魂洋才”的观点，但实际上一开始日本就注重吸收、移植西方的教育、法律、军事、政治等制度以及按英美方式经营企业。尽管日本的资本主义一开始是以按照儒教的意识形态来管理的模范工厂为核心，但制度的移植迫使儒教价值伦理观实行了核心转换。明治政府废除了身份等级制度，停止了武士的俸禄，使其必须依靠职业如官吏、教员或产业家来维持生活；给国民平等教育机会；解除了农民对土地的隶属关系，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引导扶持民间兴办企业等等。这些政策所引起的制度变迁促进了现代化所必需的思想方法的转变，特别是从鄙视赚取金钱的儒教道德向奖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明治时代的企业家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指导者，”这不仅因为他是“企业之父”，参与建立了500 余家企业，还因为他提倡“论语加算盘”说，培植了颇具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涩泽荣一一方面对儒教价值观进行改造，使其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为人们的逐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行价值观上的论证；另一方面，他又用儒教的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如用能否带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公益）来判定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尽管日本从现代化一开始，就注重移植西方的一系列制度，并在文化价值观上实行了根本的改造，但日本并没有全盘西化。日本管理科学的建构也不是西方的摹本。如日本企业的产权结构和公司的结构形式与欧美就有很大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被称为法人资本主义，即在日本，股份公司形态的大企业作为法人相互持有股份，以此为基础，经营者得以相互支配。这样，日本大型股份公司股份的大多数是由稳定股东的法人所持有，经营者以及职工都成为“公司人”，为了公司的利益尽忠尽力、拼命地工作。这种法人资本主义否定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股份公司原理。同时似乎也否定了企业及其内部职员的“经济人”性质。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观就与西方市场经济价值观完全不同了。但是，实际上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日本法人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个人为公司贡献一切的精神，西方个人资本主义的原理是个人为发财而工作和追求利润。但是，在日本公司，人们之所以能为公司卖命，是想在公司中得到提升，“人们是根据寻求提拔的原理而为公司增加利益的”。人们称道的日本大公司终身雇佣制与资历工资制是具有东方文化的管理方式。实质上，“在大企业中，公司通过资历工资制来购买忠诚”，而中小企业主不具有收买忠诚精神的财力，因此，资历工资制和终身雇佣制并未引入这类企业，可见忠诚的实质仍然是金钱利益关系，“理性—经济人”的准则在这里依然适应。
上述分析表明，日本在移植西方制度因素的过程中，使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朝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方向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价值观是文化中的核心因素，它的转变使得其它文化因素也随之演变，如以家庭为本位变成以公司为本位，对家庭和皇帝的“忠”演变为对企业的“忠”，人身依附型的“忠”演变成利益服从型的“忠”；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信用”演变成产权独立的交换主体之间的“信用”。因此，日本管理科学与美欧管理科学在核心价值观上是同质的，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的色彩。在管理科学其它要素方面以及管理科学的运用形式上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日本管理更重视软性因素等。这对中国管理科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综上所述，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中国式管理科学建构的关键，也是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基础。因为这种制度基础对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扬弃、筛选和重构的功能。肯定“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将是中西管理科学共有的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因为这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共性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要素将在适应这种制度要求的基础上转换功能，而在企业人际关系、协调机制、劳动关系、经营决策行为、企业文化等管理要素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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