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文化市场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海派”文学的研究，学术界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小说。自古以来，人们提起小说往往与闲书相连在一起，因它具有娱乐本性，这恰好与注重娱乐的“海派”文艺相契合，因而也成为“海派”文学的重镇。而散文，从来是以“正宗”文学的姿态，严肃的面孔出现，自然与“海派”文化不相协调。但偏偏又恰逢“海派”文化——这现代社会必然派生物的崛起，因而在文体的固有本性与文化的必然性展开之间的冲突、对流与调和过程，也构成了“海派”散文作为散文现代品貌建构的途径与特色之一。
研究者对“海派”文学概念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把它看作新式文人走向商品化写作之途的一群则较为明了简洁。如此界说，自然不能将“鸳鸯蝴蝶派”等通俗作家圈入其内，也不能将寄居于商气十足的上海的所有作家全都囊括，鲁迅、茅盾等作家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海派”。但是，把“海派”文人全视为“上海新文学界的一些败类”〔1〕却是苛刻。如果这样， 那么“海派”就成为商品化文学倾向中媚俗者的代称，显然失去了“海派”特定的宽泛内涵。事实上，当我们将“海派”文学与浓郁的商品化倾向相联系时，不仅针对其根本特征——即鲁迅所说的“没海者近商”，是“商的帮忙”〔2〕， 也着眼于其历史源流。“海派”究竟是由开放社会与商品文化市场的发展促成的。没有近代上海的开埠，没有工商业的快速发达，不可能有文化上的“海派”。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海派文化的萌芽与初创期。从“海派”散文角度看，它究竟是梁启超时代“报章文体”的延续。表面上，当时梁启超等人的“报章文体”散文，较多的是鼓吹“改良”与“革命”的严肃一面，但因报纸作为大众化传播媒介的特点，它的文体特征势必更多考虑大众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当然，此处的“大众”读者，与向来所谓的“民众”有所区别，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他们卷入都市工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与生活节奏之中，既须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刺激，承受新旧文化变迁的心理调节压力，也须在紧张的工业化节奏之余消闲娱乐，松弛紧张工作与生活引起的身心疲惫与劳顿。随着工商业进程的快速运转，这种单纯适应“大众读者”的报刊杂志与鼓吹“革命”旨在“启蒙”的文化刊物日益分道扬镳，不但专门造就了一批通俗作家，更吸引部分严肃写作者下“海”，“海派”文人至此才异军突起。不过，这已是五四文化运动后期的事了。其中，“语丝社”成员章依萍写作《情书一束》、“创造社”成员张资平等写作俗化文章，堪称典型例子。
二
自“五四”后期开始发达的“海派”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道耀眼的都市风景线。尽管这一“风景”“开放”到四十年代末，但其景观却具有独特的现代意味。它是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中的散文创作。在二十世纪中国，再也没有像那时的散文创作一样，将生产、流通与消费紧密相连，首尾一贯。作家可以为自己的写作专门“开发”一块阵地，自创刊物，自办出版社，自办发行，自我推销。只要所写能为大众接受，所出的杂志与刊物，能立足文化市场。这种空前绝后的机遇造就“海派”散文与众不同的发展历程与形态风貌。严格地说，“海派”散文只是一种文学写作倾向，既非“思潮”，也非“社团”，更非“流派”，甚至也难称得上是一个作家圈子的创作，因而，只能以“现象”名之。大体而言，这一现象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其一，转型期。这是由原来的“五四”式坚持严肃雅致的作家散文写作分化的结果。“五四”文化启蒙的退潮，文化阵营的分裂，使散文创作也趋向分流。有的开始“方向转换”，日益“左”转，散文创作的文体作风严肃而激烈；有的滞流着“五四”余风，作品虽较雅致，但因常失去文化启蒙时代的“锋芒”，而走进散文领域的“象牙之塔”；还有的既无意激烈鼓动，也无意精致把玩，却以哗众取宠的新奇文风，迎合文化市场追新趋时的行情，既谋利自己，也娱乐他人。章依萍的《情书一束》，有意迎合市民的奇、俗、趣的阅读需求，颇得少男少女们的欢心〔3〕；章克标的《风凉话》， 以半冷半热的反讽口吻调笑人生与社会，那介于幽默与讽刺之间的奇异作用同样吸引好奇的读者；而张资平、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等“创造社”的“遗老遗少”则发表大胆“激进”的恋爱与性学文字，也不乏惊世骇俗的引诱力〔4〕。 他们的文字常见于《幻洲》、《真善美》、《良友（画报）》等杂志上，并初露“海派”锋芒。这已为时人所证实。“五四”后期的周作人就曾以敏锐的嗅觉，察觉到了这一对“京派”散文构成潜在威胁的另一类散文风气，并猛烈加以抨击：“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都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5〕。当时“京派”与“海派”之争的战火尚未燃起，周作人把“海派”散文的特征称之为“过了度”的“上海气”，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其二，追新期。“海派”散文的发达当在30年代的追新期。谈到“海派”文学的追新期，自然不能不提及施蛰存等主编的《现代》杂志”。但这个杂志重在小说和诗歌，散文成就就相形见绌。与小说不同，“海派”散文的追新表现，却主要集中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谈风》等杂志上。林语堂曾说，“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6〕。邵洵美、章克标及徐訏等“海派”文人参预发起、 编辑及经常撰稿，使“海派”散文创作一时乘“论语”之风也显得别致新颖。如果说林语堂从《语丝》到《论语》的文风转变，一定程度上不能说没有“京派”“海派”化的趋向，那么，“海派”文人加盟《论语》等杂志，则也有“海派”“京派”化的追求。还是鲁迅观察锐利：“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7 〕不过，老京派的名声常常先声夺人，并左右写作风气，因此，《论语》等杂志上的散文小品总被视为“老京派”作风之延续，其中的“小海派”意味却常被人忽略。《论语》上的“幽默风”与《人间世》上的“小品文”风气，多少改变了早期“海派”散文“过了度”的“上海气”，变偏激为适度，变消闲为闲适，变逗趣为幽默。
其三，当“海派”散文家面对破碎的山河，终于幽默不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又转换了作风。即到了第三阶段的由俗写雅期，以张爱玲、苏青、丁谛、予且等作家为代表，他们在《杂志》、《万象》、《天地》、《大众》、《春秋》等刊物上，不仅写小说，也写散文，其中，张爱玲的《流言》、苏青的《浣锦集》，还流行一时。与追新期“海派”不同，他们的写作开始转向实实在在的大众生活。如果说追新期“海派”散文，注重个人笔调，注重自己的闲言碎思，那么此时的“海派”散文写作却注重大众的阅读嗜好，倾向于“生活流”。不过，与老“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文章作风也并不相同，除了“生活流”写实以外，他们还常谈出一点生活见智，不乏新颖与大胆，偶而颇能参悟到人生荒凉。苏青在《〈浣锦集〉后记》云：“我写文章的动机往往是为了发泄；在某一时期，则是为了穷。穷了的时候当然常会受到闲气，于是一愤而写文章，文章写出来后气恼就减去其大半了。其他的时候虽不很穷，但却有闲，有闲的时候便常有所谓感触之类，因此也思发而为文。除了上述两原因以外，出风头的意思当然也有，其中有两篇走偏锋的文章，即此之故。”这真率的表白大致反映了当时“海派”散文面貌之一斑。
三
“海派”散文的变迁，集中体现了“海派”散文家面对商品化文化市场的介入冲击，创作态度发生由迷茫到挣扎再到顺应的变化发展过程。严格地说，文学的商品化对新文学的冲击，几乎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已呈露端倪。据经济史资料表明，“五四”时期正是城市资本商业文明的较迅速的发展期，许多大型报纸刊物，在此期间纷纷积聚资本，并开设各种通俗文化窗口，以消费型文化吸引读者。这种资本商业文明的崛起与发展，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进程中人文主义等思想产生流传的有力背景与基础。也正因如此，新文学先驱们为发展新式的文化，有感于通俗文化的包围，才对通俗文化予以最先最激烈的批评。但是，商品化文化市场毕竟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彻底超越它，谈何容易。在文化启蒙高涨过后，难免会有新文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商业化写作之途。只是这种写作方式，自古以来并不多见，尤其作为“正宗”诗文，一般总以“言志”、“载道”、“缘情”为写作动机，因此，自然需要一个探索过程。
转型期“海派”散文写作者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表现得淋漓尽致。曾因经济苦恼并竭力抨击出版业商业化倾向的周全平等“创造社”小伙计们，在脱离“创造社”出版部之后，自己开始独立经营刊物与书店，终于无法拒绝商品化巨大压力的冲击，在写作态度上，染上浓郁的“上海气”。男女问题、性问题成为创作中心。很难说，他们这样的散文趋向是专门有意为小市民阶层而写的。比如，市民阶层喜欢看含而不露的、认同于一般道德倾向的男女故事，但他们所写，却是“过了度”的，专谈女人野鸡化、性是一切趣味的焦点之类。比如醉心于官能刺激的邵洵美直接宣称：“我们这世界是要求肉的。”〔8 〕这种偏激反映了他们在商品文化市场写作中自我的迷失与茫然。在一时无法超越商品文化市场的铁律之时，他们有意无意地反而以夸张的形式投合了文化市场，其结果，一时虽暂能立足文坛，却迎来了媚俗的批评。如郑伯奇对叶灵凤某些半遮半露具有官能诱感创作倾向的作品就进行了明确的批评〔9 〕。其实在迎合文化市场这一点上，他们本身缺乏地道的通俗作家善于把握市民趣味的能力，因而写作时难免会走火，加上他们那偏激的年轻盛气更容易走极端。恰巧的是，这种新鲜的超前意识与写作，一时也为文化市场追新猎奇的逻辑所容纳。
承续转型期“海派”散文的追新努力，但又去其猎奇效果的是稍后追新期“海派”散文创作。比起转型期“海派”散文，这时期“海派”散文也因物以稀为贵的文化市场逻辑而得以生存延续，不过，更注意艺术的创新与纯正而已。这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颇有趣的现象。它使我们看到，即使在商品化倾向较为严重的环境中，也可存在较纯艺术性的散文现象。发表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上的不少散文，乍看颇有纯艺术性倾向。他们谈“幽默”、道“闲适”、抒“性灵”、讲“自我”，直承“五四”“个性化”散文创作之风。不同于“五四”散文的是，它失却了“五四”散文的文化思想冲击力，走向了远离历史现实的纯形式追求之路。因此，追新期的“海派”散文，其根本特征就是，以翻新的形式花样博得文化市场的接纳。事实上，《论语》与《现代》杂志具有类似的性质，只不过前者注重散文，后者注重小说和诗歌。两者都是在松沪战争以后不久诞生，且都以追新为特色，政治上标榜中立，艺术上鼓吹纯粹。它们的生存正是与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相联系着的。正如张静庐所回忆的那样：当时“上海方面也没有比较像样的文艺刊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在业务上着想，也应该立刻出版一种纯文艺刊物。’这一建议，很快就得到干部同人的同意。”〔10〕其中的动机确乎具有明显的商业性，但杂志的性质却有颇多的艺术性。这双重性质显然一定程度上规约着其中刊载作品的性质。如果再联系30年代初期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相当频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向外追新，以求艺术纯粹的创作倾向。就小说而言，这种“追新”主要表现为新感觉主义与弗罗依德式心理分析等现代派手法的运用；就散文而言，则表现为对外国现代散文作风的某种承续。所谓“幽默”、“性灵”、“小品文”之类，往往是乔叟、绥夫特、爱迭生等人散文的触动，并融汇古已有之的中国风而成的中西结合的产品。即如发表于《宇宙风》上的施蛰存的《绕室旅行记》，有人认为，“既有外国哲思散文（essay）的色彩，又有《浮生六记》的味道，在30 年代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但施蛰存本人却当即予以否定：“并不特殊，它是其来有自的。……我的《绕室旅行记》也是‘偷’来的。法国有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哲学的散步》，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11〕其实，这一点也是当时“追新期”“海派”散文的共同特征，只不过，对于一些根基不深的作家来说，其散文作品常表现出较多的“西崽相”，而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则“名士风”与“西崽相”融为一体，如此而已。
“海派”散文的追新努力，无疑也显示出对文化市场从挣扎到超越性的适应趋向。比起早期“海派”散文哗众取宠式的媚俗来说，它显然更为聪明。它及时地吸取了中外散文的新鲜艺术因子，迎合了当时文化市场的“追新”本性。不过，这当然掩饰不住其趋俗的特点，其追新不过是为了更能适俗。上海沦陷之后，大批知识分子纷纷离散迁移，读者文化层次下降，文化市场需求更多地驱迫着作家重新为以市民为中心的读者层而写作。张爱玲、苏青等的散文正是在这种文化市场的调节推动下应运而生。不同于以往的“海派”作家，张爱玲与苏青相当坦率地直诉其适俗型写作：“我们自己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12〕
不过，这种适俗追求不等于媚俗。他们一方面不会如追新的“海派”散文家大谈“幽默”与“性灵”，另一方面也不会如转型期“海派”散文家专注于“灵”与“肉”问题愤世疾俗的大胆宣泄。他们的创作相当注意分寸的把握。正如张爱玲所说：“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罢。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错误观念。……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户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13〕
如果说他（她）们的散文写作仅仅停留于这种“小市民道德”生活的描写，那么这与一般的通俗作家创作区别并不太大。他（她）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散文既能写“俗”，但又能“俗”中见雅。在平凡生活的描写中，时时流出一些人生的独到体验与苍凉的生命感受。他们的写作及时地顺应了文化市场的规约，取得了立足生存的资格，且一度流行；但他（她）们又不甘心于此，时时想能写出自己的独到生活与见识。正是这，造成了他们在雅俗之间徘徊游移的独特散文现象。
四
文化市场的规范决定着“海派”散文的美学内蕴与风貌。
转型期“海派”散文，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显示出了惶惑与迷茫的创作色调。反映在审美选择方面，表现出焦灼、激愤、夸张的风格。其作品往往有颓废与反抗双重因素，颇有“现代”艺术色彩，但又容易染上“俗”的趣味。如在描写男女恋爱问题上，他们的创作往往不在“情”上下功夫，而是在“欲”上下功夫，充分体现出急切、浮躁、不安、苦闷的审美心态。
与此稍稍不同，追新期“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的联系相当隐秘。尽管《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曾为创办者带来相当的收入，但人们常常不愿意将它与文化市场的商品化牵连在一起。显然，这也与其散文内蕴的审美追求相关。在远离政治、贴近艺术口号的标榜下，追新期散文专注于写人生趣味，并搬来一套相关的中外理论，在文本形式技巧方面令人耳目一新。但形式之美并不能掩饰其内容的空虚。作品的思想冲力明显比“鲁迅风”散文冲淡薄弱。对现实与时代的若即若离，正昭示了其审美追求最终仍受文化市场趋新即俗逻辑的规范。冲淡也好，闲适也罢，那精致而可把玩的“翡翠”，在获得大众一声惊叹的同时，也证明了它仍有为大众闲适时消遣的意味。
如果说，追新期散文虽不失其受文化市场规范的意味，但多少表现出脱俗求雅的艺术追求，那么，张爱玲、苏青等后期“海派”散文家更多地表现为由俗写雅的审美特质。他们的散文作品首先是写“俗”——诸如“公寓生活记”、“谈女人”、“更衣记”、“谈性”、“生男与育女”、“夏天的吃”、“谈婚姻及其他”之类。相当生活流，相当琐屑化，名副其实是“散文”，而且是“俗众”的散文。它既是大众化的，话题一般是俗众所感兴味的，但也是个性化的——生活的体验却是个人所独有的。因此，它是写俗的，也是写雅的。以雅的眼光写俗，从俗众生活中见雅。这就使得其作品获得广大的读者圈，时而大俗大雅，为上层文人雅士所称道，时而俗中见雅，为一般文人所品尝，时而俗不伤雅，为普通民众所消遣。
总的看来，“海派”散文的审美倾向具有一以贯之的本性。它的一切创作特征、文化内涵、主题取向及审美特色均与商品经济相联：首先，趋俗逐利是其生存之本。“海派”作家的散文写作，纵然不乏成名成家的动机，但“商的帮忙”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另外，他们的写作也常为了生存或生活的缘故，屈就于文化市场的规范。这一点，几为时人所共识。但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类与市场相联系的作品常被视为不健康而一笔抹杀或视而不见，这显然是欠公平的。其次，消闲娱乐是其主要功能。“海派”散文向来不乏为自己有趣而写作的成份，但根本的却是写别人觉得有趣的文章。显然，这是受文化市场吸引读者本性的影响所致。再次，远离政治是其基本趋向。一般而论，自2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可分为三种形态：文化艺术型写作、政治社会型写作及商品市场化写作。对政治社会重大问题的有意回避及消极反应，常常也是“海派”作家走向商品化写作的原因之一。转型期“海派”散文写作就是与日益“左”转的文学主流分道扬镳的结果。追新期“海派”散文创作更是对文化高压空气的躲避，而后期“海派”散文，如张爱玲等人的写作，则是在沦陷区危险空气下，有时不得不淡化政治意识。另外，从作品本身来看，“海派”散文还具有写身边琐事的主题取向，花样翻新的艺术追求，新旧调和的审美取向等特点。应着大众之需，“海派”散文从“五四”时写人生的严肃，走向写生活及食色男女的通俗，主题取向发生了由雅向俗的变迁；艺术上，应着文化市场趋俗追新的本性，也不断变化其手法，以新颖与奇异招徕吸引读者；审美风貌方面，则躲避崇高与严肃，躲避刚毅与悲壮，追求戏谑化、喜剧化、琐屑化，有时尚不乏轻浮与松驰。这一切，构成了散文现代化历程中的特殊“风景线”。其成败得失并存，值得我们借鉴并进行史的研究与总结。
注释：
〔1〕毅君：《怎样清除“海派”》，1934年2月10日《申报·自由谈》。
〔2〕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
〔3 〕章依萍在《情书一束三版序》中直言其写作缘起：“居古庙而想女人，虽理所不容，亦情所难禁。‘女人，女人，女人’想着，想着，写着，写着，这样所以有〈情书一束〉的印行。 ”原载《语丝》1927年1月8日第113期。
〔4 〕如潘汉年在《新流氓主义》中提出：“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起反抗”，即属惊世骇俗之论。
〔5〕周作人：《上海气》，《语丝》1927年1月1日第112期。
〔6〕林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
〔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京派”与“海派”》
〔8〕邵洵美：《近代艺术中的宝贝》，《金屋月刊》第1卷第3 期。
〔9〕见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0〕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再度脱离现代》。
〔11〕施蛰存：《沙上的脚迹·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
〔12〕〔13〕《张爱玲散文全编·论写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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